元代古相博陵第与博陵第青花瓷器文化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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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古相博陵第与博陵第青花瓷器文化研究
元代“古相·博陵第”与“博陵第”青花瓷器文化研究
写在前面的话:
自著名收藏家、鉴赏家、中医专家、国画家赵根山先生《元代“古相·博陵第”与“博陵第”青花瓷器文化研究》一文,刊登在《首届中国“元上都”元青花精品展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之后,已有六十多位各界人士来电询问并表达阅读该文的强烈意愿。
为此,特将根山老师的宏文转发到“中藏网”上,以满足更多同仁们的良好期盼。
这篇文章,是赵根山老师十多年心血的结晶,是他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无比崇敬与虔诚的真情表达,是他为捍卫华夏民族的文明成果、坚决抵制“去中国化”恶劣倾向的生动体现。
正如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古陶瓷专家、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叶文程教授,在为赵根山老师《元朝枢府瓷·戧金五色花》一书撰写的《序》里所说:
“著名鉴藏家赵根山先生多次出席全国性的元瓷研讨会,发表了多篇有关元瓷研究的论文。
他的论文说理充分,内容翔实,学术性高,对元代彩瓷的研究成果显著,有突破性的进展。
他以更新更重要的物证论述他的观点,对未被文献记载的古相博陵第瓷器进行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也许就是那么多有识之士急切盼望拜读、学习赵根山老师《元代“古相·博陵第”与“博陵第”青花瓷器文化研究》一文的原因之所在吧。
——母智德2014年9月16日
元代“古相·博陵第”与“博陵第”青花瓷器文化研究
(云南昆明)赵根山“古相·博陵第”与“博陵第”瓷器,是指在瓷器底部烧结有一块模制戳印阴文“古相·博陵第”款与“博陵第”款的古瓷器,字体近似端庄的楷棣字体,其牌式款是多种型态的,也有手书划刻款。
元代正八年(1348)年后出现了部分阳文款的牌记,这类新发现的元代瓷艺作品有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珐华彩、蓝地白花,卵白釉青花、青花釉里红、青花五彩等。
(注:
对上述牌记款的器物以下简称为“博瓷”)一、博瓷工艺与青花纹饰特征器型有瓶类、盘类、罐类、炉、花觚、八方葫芦瓶罐、碗、捧盒、壶等,工艺规整、形态俊美,大件小件均有。
其器底部多为砂底素胎,有旋坯痕、修胎刮削痕与残留的釉斑、露胎处并有年久形成的土沁包浆,器底有的有火石红,有的没有火石红,圈足边内外斜削,胎质色白而柔,为厚胎重器。
青花瓷的釉面多为典型的青白釉,白中泛青,或是青中泛白,釉质坚实而莹润,也有“卵白釉”青花。
青花发色艳丽、凝重、沉着,呈靛蓝色略带紫,其青花钴料富聚处有大小不一的斑痕即“铁锈斑”现象,而呈晕散的特征;与高铁低猛进口钴料绘制的“馆藏”元青花为同类。
造型工艺为托坯制胎,分段制作,泥接成器;多为外光滑,内粗率不上釉的情况(也有内部上釉的瓶罐)。
“古相·博陵第”博陵第牌式款瓷器为白质胎。
这种胎质是“磁石加高龄土二元配方”配制的,与景德镇窑及其窑系的制瓷工艺特征相类。
博瓷纹饰以密体型多层次的绘画风格为主(也有疏简的)。
在青花绘画的纹饰边沿采用留白边的技法,渲染多用大笔涂抹的皴法,具有中国画与装饰绘画相结合的韵味与艺术性。
这种在白胎上描绘青花,再罩上透明釉经1300多度烧制成的高温瓷,开创了中国陶瓷文化之新纪元。
博瓷所绘的纹饰有龙、凤、花鸟、鱼禽走兽,也有为祭祀天地、日、月、英烈名将的民间故事,历史题材,仙道文化等等,都十分精美而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极具时代性与文化开放性。
由于历史的因素“博瓷”文化缺乏典籍记载,缺乏“馆藏”品的类证,而成了中国文博界认识中“匪夷所思”的东西。
因此,不少“博瓷”在无奈的困境中被迫流出了国门,或流散于民间。
博瓷是否是元代产物,便成了中国陶瓷界研究的一大课题。
二、博瓷考证博瓷早在十年前就已出土现世,是不争的事实。
2002年,我在泰国曼谷的一家华人“古玩行”首次见到有“博瓷”元青花在出售,(其价不菲)。
古玩店老板告诉我是近几年祖国大陆出土的元青花瓷,从香港进来的货。
据说:
那时港、澳、台,日本、韩国、美国已经收藏了该类瓷器。
博瓷的精美性,艳丽如蓝宝的色调,青白如玉的釉质,高雅的绘画,深深地吸引了我。
这种闻所未闻的“古相·博陵第”、“博陵第”牌款的元青花是真的元青花吗?
也就成了我不能释然的心结。
2003年至2004年,我先后到北京、安徽、广东、上海、浙江等地的古玩市场进行调查,确实有“博陵第”款的瓷器在卖。
当地的一些收藏家也收藏了该类瓷器。
这些瓷器出土特征是很明显的,与曼谷华人“古玩行”出售的同类。
在调查中得知,在各地“旧货市场”上卖货的游商坐贩多来自江西撫州、九江与安徽祁门一带。
所出售的博瓷都称:
“从当地农民家收购来的”,来源地是抚州的临川、金溪、资溪、南城、与安徽祁门一带。
在市场调查中,我也收购了数拾件不同品种的“博瓷”。
2004年下旬,在山东召开的“中国民间元青花研讨会”,我带去一件“博陵第”款的青花瓷,会议中“专家”们都不认知这种带款识的“博瓷”,有一位博物馆的“专家”还讥讽说这是从未听说的“怪瓷”!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博瓷是否是出土器物的真相,2005年4月,我到江西抚州地区进行“博瓷”调研,在抚州金溪县的一杂货市场上见到两位当地的农民商贩在地摊上卖杂货,在一个大纸箱里有不少的瓷器残片,在翻弄瓷片时,偶然发现瓷片中有二块长方型瓷板,土锈斑斑,其图式与文字都是青花绘制;一块绘有“天师神像”,背部刻写“古相·博陵第”题款;另一块绘以宫观阁门,其间书写“钱氐子孙谨记”,落款为“至顺三年秋月吉旦”(公元1332年,参看图证1-1、2、3、4);还有一些残件上带有“古相·博陵第”牌记款的。
当时,我很激动,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博瓷证物啊!
我抑制住内心的惊喜与商贩攀谈起来,从中得知这些瓷器是三年前(2001年)金溪某某乡农民挖蓄水塘时挖出来的。
据说:
其中不少的完整器(瓶、盘、香炉、花觚、罐、碗等),早已被抚州商贩收走了。
他们看我喜欢这些东西,告诉我附近家里还有几件博瓷整器,便骑电动单车取来,我当机立断将瓷片与瓷器全部买下(参看图1-5、6、7、8)。
至此,应该说“博瓷”是出土器物的真实情况已经清楚了。
有了这些可靠的实物,为研究保护博瓷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同时也有多地的藏家提供“博瓷”不仅仅抚州金溪有出土,别的地方如南城、临川、祁门等地也有出土,已被民间抢救性收藏,这更拓宽了对博瓷的研究。
同年十月下旬,我带着不少的“博瓷”残片与一件完整器又到山东参加“第二届中国民间元青花研讨会”,会议由研讨会秘书长张春生主持,在小型会议上,我出示了博瓷证物。
江西考古研究所的余家栋研究员在场,余先生上手仔细地看了博瓷的残片与器物,大声肯定地说:
“好!
元青花,牌记是典型的道文化风格,景德镇窑的瓷器!
”(参看图证4)钱氏金溪故居窖藏出土的“古相·博陵第”系列元青花瓷器,其工艺造型、绘画纹饰、胎釉色相、所用青花钴料极具元代特征,与国内外各大博物馆收藏的精美元青花瓷器特征相符。
特别是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伊朗的许多元青花瓷器与“古相、博陵第”元青花瓷器,其工艺造型、绘画纹饰及釉面都十分相似。
但“博陵第”元青花瓷器的造型及绘画更为丰富多彩,她们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沉睡了六百七十多年,终于结束窖藏,带着悠悠岁月打上的历史烙印——露胎处锈蚀斑斑,土红色的包浆及泥土的清香来到人间。
这种土沁痕迹形成的黄衣子,就是时间和历史的最好见证,也是与传世品的不同之处(参看第十一章《博陵第元青花欣赏》)。
金溪县位于抚州的东南部,抚河中游,东与贵溪、资溪交界,南接南城(有著名的南丰白舍窑),西邻临川,北连东乡(元代即已设县),从古至今都是风水宝地。
金溪县周边地区自唐、宋至元代窑业都相当发达,而且颇具规模。
宋人(一说元代人)蒋祈在他的《陶记》中云“夫何昔之课斯陶者日举,今则州家多褂欠?
原其故有五:
临川、建阳、南丰产有所夺,三也。
”清.郑延桂补辑《景德镇陶录·考窑记》载:
南丰窑“元代烧造,土质细,质稍厚。
器多青花,有如‘土定’等色”,从文献中得知元代临川窑、南丰白舍窑都烧制了青花瓷、白瓷、青白釉瓷,一度能与景德镇窑相抗衡,争夺瓷器市场,可见当时制瓷业的盛况。
由此证实了该地区是元代青花瓷的主要产地之一,其产品与景德镇窑青白釉青花瓷为同类。
三、解读博瓷上“古相”二字之源古瓷器戳印铭款“古相”二字,源于北方磁洲窑,瓷枕上多见,全称为“古相·张家造”。
磁洲位于河北省磁县的观台镇一带,因属古磁州,故名磁州窑,是宋金元时北方著名的民窑。
其烧造时间,始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终于明代。
“古相.张家造”磁洲窑产品,是从磁洲窑“张家造”承继发展而来,应是张氏家族传承的瓷艺家业。
“张家造”主要戳印“阴文款”,“古相.张家造”戳印牌记均为“阳文款”,上边饰覆盖荷叶,下端承托开放的莲花,很有特色。
这种图纹装饰的戳印铭记款极具道教文化的特征。
莲花在道教文化中被称为“仙花”,佛教文化中被寓为“佛花”。
仙花、佛花是美丽、慈善、仁爱的象征。
道文化中的莲花本是“慈航真人”,佛教称为“观音大士”,她是道教“十二金仙”之一,开放的莲花是“慈航真人”的宝座。
宋代真宗、徽宗时,是中国崇尚道文化的又一高峰。
宋徽宗号“长生大帝君”,他托称“天神下降”而兴道,并亲自作《天真降临示现记》颁布天下,授意道院正式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为天下道教之主。
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盛焉”。
磁洲窑瓷艺作品上的牌记文化形式,正是那个时代影响下所产生的文化产物。
甘肃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张家造”牌记的瓷枕,为北宋“明道元年巧月造”(公元1032年)。
式样为上端覆盖荷叶,下端承托开放的莲花,这是传世磁洲窑枕中目前能见到的有确切年代的最早的一例。
“北京大学考古系1987年,在对河北磁县观台窑发掘时,在第四期元代地层中,发现有此类(‘古相.张家造’)瓷枕的残片。
有些瓷枕长达40厘米以上……。
如广东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古相.张家造’款西游记图枕,是典型的元代磁州窑枕.瓷枕还有张、王、李、陈等家造的标记,以‘张家造’、‘古相·张家造’最为常见。
这些作坊可能是宋金时期延续烧制至元代,其标记常采用戳印形式,有的上端覆盖荷叶,下端承托莲花的方框内铭印,很有特色。
”(见叶喆民先生著《隋唐宋元瓷通论》。
从北大的考古发掘证明“古相·张家造”铭记中“古相”二字的形式是在南宋·金至元初形成的。
“古相”何意?
在《中国古代瓷器鉴赏词典》第195页有注云:
“宋代磁洲窑瓷枕上印戳,古相为地名。
”经查:
古代北方地志与河北磁县地志根本没有“古相”这地名,磁县古属“相州”。
相州,古州名,即今安阳。
北魏天兴四年(401年)以邺行台辖郡(魏郡、阳平、广平、汲郡、顿丘、清河)改为相州;隋、唐、宋改为慈州,磁州治滏阳;南宋初年安阳被金兵所据只置彰德府;元明清都称府,不再使用相州此名了。
滏阳今之磁县,古属相州,所以有专家在《宋代陶枕和它的价值》一书中写到:
“古相张家造是指河南安阳一带漳河南北的观台窑和冶子窑而言。
”原属古代相州,所以称为“古相”。
余认为,“古相”在这里只是作为代名词使用,并非是真实的地名。
张家造为何不用真实的地名“相州张家造”而用“古相张家造”?
其中“古相”一词的文化内涵就更为深刻了。
南宋、金、元时磁州窑产品上有“古相张家造”,元代景德镇窑及窖系的瓷器上也出现了“古相博陵第”铭,南北窑业产品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出现了共用“古相”二字并以荷叶、荷花的图纹装饰牌记。
推断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演变、传承与信仰的关系,究其牌记文化之内涵,需要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认识它、破译它,才能解开“古相”之迷。
(请参看2007年《收藏》第二期赵根山撰《元代古相博陵第瓷器》一文)北宋末靖康之乱,两帝被俘,中原与北方落入金人的管控之中,宣告北宋王朝结束。
金人在卞京大肆搜掠官民的财富,国民财富被洗劫一空。
高宗赵构率宋室怆惶南渡(1138年)在临安定都,建立了新的王朝,史称南宋。
南宋建炎初年,安阳又为金兵所据,谁知宋、金之战未熄,突起的蒙古铁骑(从1251—1279)又趁势袭来,先灭金,又南下灭了宋,1279年元蒙统一了中国,称为元朝。
在这漫长的战乱中,国家和人民饱受战争之苦、民族歧视与压迫之难,国破家亡、背井离乡。
在金代磁州窑“张家造”的瓷枕上,工匠们录用了北宋著名才子吴激所作《人月圆》一词:
“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
旧时王榭堂前燕子,飞向谁家?
恍然如梦,仙肌胜雪,云髻堆鸦。
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
”词中所表达的缠绵悱恻、沧桑沧落、思念故国的悲伤之情,也是磁州窑工匠们感怀的写照,并借此悲叹在金人统治下,百姓们的千般疾苦、万般忧伤,尤其是对故国、故土的无限思念之情。
在此种悲惨的历史背景下,磁州窑张家造瓷器上便出现了“古相”二字,成为了“古相张家造”。
另有一件元代“古相博陵第”的瓷器大盘,底部刻有一首唐代诗人韦乘庆的《南中咏雁诗》:
“万里人南去,三秋雁北飞。
未知何岁月,得与尔同归?
”诗中,“博瓷”艺人把心中的伤感记录在瓷器上,读后,使我们仿佛闻到了宋、元之争,战火硝烟四起的味道;听到了秋风劲烈、横扫大地的悲戚之声;看到了无数北方难民骨肉分离、扶老携幼,南下逃亡的凄惨场景;更加体味到他们日日夜夜、岁岁年年期盼着回到自己的故土与家人团聚,过上安宁生活的深切期盼。
但残酷的现实,摧毁了他们的美好愿望,便从内心深处发出了“未知何岁月,得与尔同归”的呼唤。
在等级制度极为森严的蒙古人的残酷统治下,汉族人民受尽了压迫,被歧视为“三等人”、“四等人”,工匠更被视为“匠奴”,文化人成了“臭老九”,迫使人们念旧怀古,怀念汉唐时期国家的包容、兴旺,民族的祥和、团结;也十分向往道教精神所追求的仙境般自由、幸福的生活。
汉朝,高祖刘邦出生于沛县,东汉初年沛县成为沛国。
道教始祖张天师,讳道陵、字辅汉,汉光武帝建武十年(公元35年)降生,亦为沛国人氏。
沛国治所在“相县”,(今安徽省濉溪县西北),当时世人称张道陵为“天师”,道教则奉之为“泰玄上相·降魔护道天尊”。
笔者认为,金、元时北方与南方瓷器上出现“古相”二字,其内涵应该是怀古的、纪念(历史伟人)的代名词,并非是实质性的地名,“古相”即是饱含着对旧时“相县(相州)”的尊崇之情与怀念之意。
钱氏金溪出土的“张天师神牌”,背刻“古相博陵第”题款,真实客观地解开了“古相”二字之谜,古相并非是单纯而浅薄的“故乡”之意了。
四、“博陵”与“博陵第”辩析“博陵”一词,作为地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
在《田敬仲完世家》中有“晋伐我,至博陵”。
“博陵”以陵名而转为郡名,则始于东汉。
据《后汉书桓帝记》:
(和平二年)“五月辛卯,葬孝皇后于博陵”。
由此,“博陵”便成了名扬天下的陵寝之地。
另据《大清一统志》注:
博陵,“今之博野,乃汉之蠡吾,今之蠡县,乃汉之博陵,后魏及唐宋以来之博野…金改蠡洲,并以博野为倚郭,元至元初省博野…由是博野蠡县名称易,皆非故也。
”从史料中博陵称谓有变称。
而今有关典籍与中学课本中注:
博陵在河北定县(而今的蠡县)。
据FINDART搜一搜的网文〈笔者早就说过,崔氏家族是博陵第瓷的最具说服力的拥有者〉中说:
“后汉崔仲牟,居博陵安平(今属河北),后分衍出博陵安平房、博陵大房、博陵第二房、博陵第三房等支派”。
笔者认为:
上述所用“第”字,是表示次序的词头而已,不能把“博陵大房、博陵第二房、博陵第三房”次第关系与元代瓷器上的“博陵第”、“古相·博陵第”相题并论,混为一谈。
其实,二者是不相干的。
(虽然,史料上多称崔氏的后人为“博陵安平人”,仅指崔氏望族生居地而言。
)元代南方景德镇窑及窑系所生产的“古相.博陵第”、“博陵第”牌记款瓷器之内涵,已超脱了地名称谓的局限性。
被赋予了新的更深的人文内涵,寓意美好,充满着中华道祭文化的特征!
五、“古相.博陵第”记事牌文化探析道教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本土宗教文化,源于老子的《道德经》。
以后,张道陵(天师)又传奇般地发展演译了道文化,成为道教。
道教文化中众多的神仙,尤其是历史类的仙人,构成了博大的群仙图,从三皇五帝到后来的帝王、名将英烈都归于其中。
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千姿百态,散发着无尽的魅力。
鲁迅先生曾说:
“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
在道教的精神领域里,“古相·博陵第”是张道陵(天师)成就的广博、盛大、崇高的洞天福第(地),能“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是自由、博爱、平等的仙境。
在现实生活中,奉圣第子,信士们把如此美好的“古相·博陵第”铭作为机构名称或是堂名匾号,并用于品牌标识,是尊道重德、从善如流的象征。
推断元代出现的“古相博陵第”、“博陵第”机构是为“禋享”(禋yin,古代指祭天,也泛指祭祀)祭祀服务的地方性行会。
祭祀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元王朝统治时期,最初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朝廷生产祭祀用的各种礼器,“皆有命则供,否则止,税課而已”(《景德镇陶录》)。
《元史·祭祀》载:
“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诸古”。
元代祭祀制度是由归附的汉族儒臣根据“禋享礼典”先秦、两汉的礼仪制度制定的,“郊之祭也,器用陶匏”(《礼祀·郊祀》)。
既然是祭祀礼器,自然就有特定的炉、觚、瓶、盘、罐、碗、盏等。
元政府在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设立了早期祭祀机构“玉宸院”;后又在天历元年(1328年)设立了掌“禋享礼典”的“太禧宗禋院”为宫廷祭祀服务。
那么,地方性的祭祀就由当地官府来完成了。
在这种背景下,“至顺三年”(1332年)到“至正年期间”,以“古相·博陵第”、“博陵第”为名的地方性祭祀机构,也应时而生。
南迁的“古相·张家造”等北方窑场的工匠艺人成为了“古相·博陵第”的重要组成部份。
道教在元代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元代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元成宗铁穆耳惟受张道陵(天师)的后裔张兴才为“正一教主、广道真人,管领江南道教。
(至明代,其子孙仍世袭“正一真人”)由此,可以推断具有宗教性质的“古相.博陵第”与派生的“博陵第”社会机构在元代有着不平常的政治地位。
1、元代“张天师”神牌青花瓷板画,绘气宇轩昂的“天师”站立在阆苑山石柳荫下,神态祥和,身背灵丹宝葫芦和教权象征的太极宝剑,剑把系蝴蝶结飘带,身穿长袖道袍,系紫腰带,右手法式一指朝天,身躯面向左侧。
四周衬以竹、石、兰、菊、灵芝、莲花。
天上飘来仙芝祥云,玉免、神鹿口衔灵芝侍立张天师旁,清风徐徐来,花草飘香,柳枝起舞,将天地神灵融为一体,更显得仙气盎然。
整幅画面,把张天师的仙风道骨,超凡飘逸的形象描绘得十分传神。
此图将道教精神与吉祥、福、禄、寿、喜融为一体。
绘画在白中闪青的釉质映衬下,“天师”更为神采非凡。
整幅画采用兼工带写的笔法勾绘,用大笔涂抹填彩留白边的技法绘制。
瓷板画的背部(从右向左)阴刻“古相.博陵第”题名,该“题名”为我们解读了“古相·博陵第”与道教的关系。
(参看图证1-1、1-2)2、元代至顺三年青花瓷版“钱氏窖藏记事牌”为长方形(具体尺寸此处从略),用传统的麻布托胎工艺制作;胎体厚重、底面无釉,有麻丝纵横纹及蜂窝状麻布空隙点;胎色白中带青灰;釉为青白釉,莹润坚实,青花呈靛蓝略泛紫色;记事牌记绘元代重叠飞檐宫观阁门图,阁门顶脊的中部绘莲托葫芦纹饰,左右各有一枚莲花瓣托莲子,在上下门檐中部,有丝网状篱笆围屏物,左右立柱盘有相向腾升于云海之中的三爪龙,是元代中期典型的腾龙纹饰;门两侧的门挡上绘有勾云纹,阁门中部书写“钱氏子孙谨记”铭文,其绘画古朴大方,典雅优美。
(参看图1-3、1-4)龙是道教最崇敬的神物,四川成都市道门圣殿青羊宫的八卦亭共雕有八十一条龙,象征老子八十一化。
龙能潜伏深渊、行走陆地、飞腾天空、变化莫测、隐现无常,象征天道变化、阴阳消长,也象征天的无穷潜能。
汉代、隋代、唐代及宋代出现的多为三爪龙,也有四爪龙,元代多为三爪龙和四爪龙,元末明初才出现五爪龙纹饰。
尽管如此,龙仍然是上层建筑与权贵们的标志。
阁门中部空间用行楷书写道:
“钱氏子孙谨记:
人生诸多不测,贫富不过几代,莫道眼前千日好,要知花无百日红;自幼丧父,少年亡母,孤身浮梁当学徒,朝出砍柴暮担水,严寒酷暑不严苦;七年艺满仿佛东方见鱼肚,初涉商徒不知起落有几度,坎坷人生路,梅举不胜数;慈母之叮嘱,时时响耳鼓,人生之短道之长,不留别人数。
蒙天垂爱,暮年得子,望幼儿将能成大器。
日后若遇困境,将金溪故居博陵第东厢房丙墙拆五斗过三,取泥中磁砚废之半块,再加西磨房槛石下。
取泥中磁砚废之半块,方知窖内置瓷瓶、香炉、花觚、盘、碗、盏共计二百一十八件。
至顺三年秋月吉旦”。
(为方便阅读,对原文加了标点,并用简化汉字)钱氏幼年丧父,少年亡母,孤身一人投入浮梁做陶瓷徒工,历尽艰辛,七年艺满,入商徒拼搏,中年发迹,暮年得子,生前不惜重金订置了一批“博陵第”款的精美瓷器,窖藏于“灵仪”之地的“西磨房”下。
以防日后出现不测,留给子孙解救急难之用。
从《钱氏子孙谨记》隐秘的叙事中可以看出,元青花瓷器在当时就很名贵了,是“博陵第”的重要财产。
道教“张天师牌记”和“博陵第”记事牌记《钱氏子孙谨记》的出现,解开了“古相·博陵第”系列元代瓷器多年来未解之谜。
展现了元代瓷器永恒的光辉形象。
多年来在对“博瓷”的研究中,发现不同地区(如:
云南、北京、上海、广东、河北、江苏、安徽、福建、浙江等地)收藏家收藏到的“谨记牌”有多种不同藉地与姓氐的“谨记”(如钱氐、张氐、赵氐、陈氐、刘氐、鲁氐、雷氏、曾氏、梁氏、吴氏等)记事牌,内容、格制与金溪窖藏出土的钱氏《谨记》大同小异,这些“奉圣弟子”与不同姓氐的信士们在记事谨记中都称“古相·博陵第”、“博陵第”为“故居”(言下之意如是自己的老家),并集于其门下,有着广泛的社会性。
各种“谨记”的内容中都在强调:
在浮梁学瓷当徒的艰辛,商徒起落的坎坷。
并告诫后人“人生之短,道之长,不留别人数”。
从这些话语中说明了他们的身份是工匠或是瓷商。
他们所作的“谨记”与窖藏的礼祀物都选在特定的“某某年秋月吉旦”立置,这与地方性道祭文化活动的三会“正月五日上会、七月七日立秋的中会、十月十五日下会”有关。
元代南方地区祭祀与祭窑神的风俗相当盛行,在蒋祈《陶记》中有记载:
“春秋军旅圣节、交祀、赏赉、试围结茸,犹不与此通融,计之月需百五十缗,而权官可遣责,反是,则谴至矣”。
由于官府的征纳,行首的变相摊派,其实每次祭祀的费用都转嫁到窑户与瓷行,成为了官府收刮民财的一种手段和名目。
另《陶录》卷八载:
“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靡不藉瓷资生,窑火得失,皆尚祷祀”。
年年的祭祀,祷窑神所用的器物随后有的供奉于当地的神庙、宗祠,有的被秘藏于“风水陵(灵)地”。
这些大规模的祭祀礼器,最终都被掩埋在历史的长河中,而成了千古之迷,也成了后人探寻、追求的文化现象。
那么,“古相博陵第”、“博陵第”究竟存在与否,又在何方呢?
根据民间收藏到的各姓氏记事“谨记”提示:
有钱氏金溪故居“古相博陵第”;有雷氏、曾氏徽州路丰台县故居“古相博陵第”;赵氏徽州路鑫县故居“古相博陵第”;吴氏湖州乌里县“博陵第”;梁氏徽州路丰城县故居“古相博陵第”等。
陈氏牌记元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孙氏牌记元至顺三年曾氏牌记元至顺三年钱氏牌记元至顺五年1334年《曾氏牌记》元至顺三年
《钱氏牌记》元至顺九年以上所例举的诸姓氏记事“谨记”牌,均用进口钴蓝料书写文字与绘饰图案;制作精美,使用时间(元代至顺三年秋月吉旦)明确。
由此,可以认定精美的元青花瓷始于此时的“博瓷”,它比以后的“至正型”元青花推前了十年,并开创了中国元青花瓷的新纪元。
随着沧海桑田的变迁,历史文献的缺失,元代“博陵第”已经难已寻觅了。
2008年华国良等收藏家在江西九江都昌调研时,找到一座残存的古建筑群深宅大院,在高阁的门头上方书刻着斗大的“某某某·博陵第”牌匾,此牌匾为二台格制,上格“某某某”三个字早年已被膏泥覆盖了,下格“博陵第”三个楷棣体的大字仍清晰可见。
门面及牌匾周围用雕嵌的工艺装饰,有斜方格纹、菊瓣纹、梅花瓣纹、飞鸟瑞兽纹、彩云纹等,建筑风格为徽派式,既庄重古朴,又美观大方,据说此处已多年未有人居了。
从门面的装饰格制来看,具有官府权贵门第的特征,非庶民宅地。
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门头上方天格“某某某”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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