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汇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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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汇编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通力协作救助流浪人员

2009年08月04日00:

00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一项善制的良好治理状态应是各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时能够做到和衷共济、通力协作

　　城市街头乞讨人员，特别是流浪未成年人，大多游荡或蜷缩在城市的角落。

我们曾通过媒体的报道，看到他们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遭遇。

日前，民政部、公安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卫生部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解救保护工作的通知》。

新规出台，流浪人员的境遇有望得到改观。

　　这一新规，有诸多“首次”——首次由五部门联合下文管理流浪人员；首次提出“区别对待”的管理手段；首次强调多部门联合执法；首次提出“社会代养”、“家庭寄养”等新救助模式。

每一个“首次”，都是一处亮点。

诸多亮点叠加，我们能从中感受决策部门救助管理城市街头流浪人员和解救保护流浪未成年人的决心。

与之前的办法和意见相比，新规视野更宏阔，分工更明晰，措施更有力，也更彰显人性化。

　　救助管理流浪人员，解救保护流浪未成年人，涉及多个部门，政策性很强。

整治的部门越多，越需警惕“九龙治水”的窠臼；牵扯的部门越庞杂，越需解决部门之间互相扯皮、互相推诿的积弊。

类似的教训，过去有过不少。

具体到救助管理流浪乞讨人员的问题上，就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甲部门不负责对流浪人员的救治，就推给乙部门，而乙部门又不愿意承担责任，于是就对流浪人员不管不问，甚至视其为包袱。

有媒体报道，在一些地方竟然出现了转移现象，甲地悄悄把流浪人员、行乞人员转移到乙地，乙地发现后又悄悄地转移回甲地。

在反复中，有流浪人员死于非命；政府的公信力受到破坏；部门之间互相推诿的“原形”毕露。

　　一项善制的良好治理状态应是各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时能够做到和衷共济、通力协作。

细加审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解救保护工作的通知》，其中突出的亮点亦在于此。

《通知》强调多部门联合执法，明确了民政、公安、城管等多个部门的救助重点，就是要防止各司其职异化为自行其是、各负其责衍化为权责脱节、通力协作变味成互相推诿，理顺部门职责和关系，有效保护流浪乞讨人员权利，力避“七八顶大盖帽管不住一顶小草帽”的尴尬。

　　要切实做好流浪人员的救助工作，在明确各部门职能的同时，还应打造公众监督的制度平台，让各部门行为置放在阳光下、公众的目光下。

同时，设置详实的问责配套措施，使各部门不能也不敢互相推诿。

　　有哲人说：

“世界上本不应该有流浪者。

”就现状而言，虽然这还只是美丽的愿景，但让流浪人员少一些被侮辱和被伤害，让他们多感受到一些温情和阳光，感受到社会和制度的善意，则是我们应当共同努力的方向。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打击暴力与倾听民意

2009年08月03日00:

00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各方不同的利益诉求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如果恣意把一己意愿变成一种暴力表达，社会就不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

　　发生在通钢集团的“7·24”群体性事件，导致控股民营企业建龙集团委派的总经理陈国君被围殴致死。

目前司法机关已经介入事件调查，通钢的生产秩序已经恢复。

不管事情的起因如何，凶手都应受到法律的惩处和道德的谴责。

　　近年来，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社会矛盾呈激化趋势，暴力倾向抬头，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蔑视法制的犯罪行为。

在社会转型期，诸多社会矛盾交叉和凸显，各方不同的利益诉求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如果恣意把一己意愿变成一种暴力表达，社会就不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

　　另一方面，在企业重组过程中，在劳资、医患、城管与摊贩等近年来一些较为紧张的社会关系中，开始出现一些非理性的戾气。

此次通钢事件，一些网友在新闻跟帖中竟然为暴力叫好，对遇害人毫无怜悯之心。

虽然这个现象并不一定说明网友认同暴力，但也警示我们，普通群众对于国企改制过程中职工利益的保障，乃至其他方面的经济改革成果如何真正让百姓分享，心存疑虑。

由于认识的偏差、制度的不完善、操作的不规范等诸多因素，种种传言刺激着人们神经。

　　在通钢改制重组中，职工的某些意见不同于企业管理层与作为国有资产代表的国资委是可以理解的。

企业进行兼并重组的产权改革时，不仅要考虑企业经济效益，考虑为地方政府财政增收减负，而且需要仔细权衡多方利益，特别是要妥善处理好改制过程中广大职工权益问题。

任何简单、粗暴的做法，只会让我们付出惨痛代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指出，国家出资企业的改制，应当听取企业工会的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

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

职工安置方案必须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企业方可实施改制。

这个要求应该得到贯彻。

　　不论出现什么问题和困难，国企深化改革都要坚持，停滞和后退没有出路。

但我们也要总结经验：

改革既需要勇气和决心，更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稳妥推进。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多元利益主体的出现，已是一个不争的现实。

政府需要切实保障各方利益主体的相对均衡。

如果基层民众能够通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居委会，以及各种社会中介组织，特别是司法、信访等渠道，自由而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呼声，恐怕矛盾就不会那么尖锐。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环保资金挪用背后的隐忧

2009年07月31日00:

00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挪用环保资金”现象屡见不鲜、久治难愈，它所反映出来的，正是环保政策遭遇的严峻挑战和环保执行力的软弱涣散

　　对于当下的“环保困局”，有多种原因可以解释：

环保意识、部门利益、历史旧账……而近日的几则新闻，又为这种“困局”新增了一条注脚。

　　据审计部门报告，2008年，河南省挤占挪用排污费1.37亿元，其中平顶山环保部门用1084.9万元养超编人员，占现有人员的近79.2%；广东省有6个市13个项目环保专项资金2069.6万元被挪用，用于镇政府综合楼建设和其他项目等支出。

　　环保资金本应专款专用，这一点有关部门不会不知道。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使环保资金成了“万能资金”。

这既暴露了一些地方的财政漏洞，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环保执行力”为什么总是执行不下去。

　　不仅如此，我们还有理由进一步追问：

既然环保资金被挪作他用，那么这些资金对应的环保项目是怎么“治理”的？

相应的“环保数据”又是如何上报的？

　　许多环境污染破坏具有不可逆性，其治理成本远远高于预防成本。

环境污染破坏，耽误一天、放任一天，都会给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埋下巨大隐患。

在这个意义上，挪用环保资金，使本该治理的环境问题得不到及时治理，其危害尤为持久。

　　对于环境保护，中央可谓三令五申。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毫不松懈地加强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工作”，国家4万亿投资有3500亿直接投向了环保领域。

这样的投资安排，既是国际金融危机下的应对之举，更是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把应对危机看作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机遇，把加强环境保护、振兴环保产业作为克服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

如果环保资金总是沦为“唐僧肉”，国家发展战略将如何落实？

环境保护又将从何谈起？

　　从世界各国政府治理的经验来看，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取决于各级政府的执行力。

而强化政府执行力，就是要强化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能力，为其提供组织保证和制度保证。

当环境保护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时，“环保执行力”就成为一个重要命题，成为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

近年来，“挪用环保资金”现象屡见不鲜、久治难愈，它所反映出来的，正是环保政策遭遇的严峻挑战和环保执行力的软弱涣散。

　　环保需要投入。

据国家环保部负责人透露，今后3年，中国将从各方筹集1万亿元资金用于环境保护。

如何确保这样的巨额投入落到实处，发挥实效？

环保资金屡遭挪用的现实告诉我们，遏制环境污染，除了资金投入，还需要包括各种监管问责在内的“制度投入”。

只有“制度投入”保障了，包括资金投入在内的各种环保投入才有保障，各项环保指标的实现才不会年年成为问题。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被边缘化的安监机构

2009年07月30日04:

50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提高安监人员待遇、重视安监岗位，只是应急之策。

这场“辞职风波”背后种种关于行政机构设置、机构运行体制的追问，才刚刚开始

　　算起来，这也该是少有的行政高效——不到10天，一场“安监人员集体辞职风波”就渐趋平息。

有消息说，重庆綦江县石壕镇26名安监人员已收回集体辞职报告，部分区县已增加安监人员的津补贴，市里的津补贴也在酝酿中；安监岗位还将作为后备干部挂职锻炼岗位，对安监干部给予重用。

　　这场风波并非偶然。

往深里探究，所谓提高安监人员待遇、重视安监岗位，只是应急之策。

这场“辞职风波”背后种种关于行政机构设置、机构运行体制的追问，才刚刚开始。

　　辞职者说，安监人员“待遇低、压力大、养家太难”。

这句话是有复杂的语境的。

比如：

干同一份工作，有公务员身份的可以比非公务员的同事多拿一倍的工资；因为不是公务员编制，干部提拔基本不会考虑安监人员；发生了安全事故，涉案企业责任人可能没什么“事”，安监人员则要受到严肃的纪律处分。

　　总结辞职报告背后这些难以言说的“细节”，我们不难发现，真正导致安监人员“待遇低、压力大”的，不是简单的津补贴问题，而是安监机构的边缘化，是体制的不公。

　　编制多少，往往是衡量机构受重视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重庆綦江石壕镇安监办，除一名公务员外，其余26名员工，14名是事业编制，12名为临时工。

在这样一个以煤炭、水电等能源产业为经济支柱，安全监督尤其重要的地区，如此机构设置，不能不让人感到意外。

编制少，政府投入自然少——以我们一向以人头来计算行政经费的算法，仅有一个公务员编制的石壕镇安监办的捉襟见肘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不独在石壕镇，其实在整个重庆，安监机构都境遇尴尬——据重庆市安监局局长对媒体透露的数据，近3年来，重庆市乡镇（街道）安监员换岗率在2/3以上，最多达到150%，很多人不想做安监员。

　　“很多人不想做安监员”恐怕也不是重庆独有的现象。

一方面，行政机构日益臃肿，行政开支年年增多；另一方面，一些重要的部门如安全监督机构却被边缘化。

　　从这个角度而言，对这场“辞职风波”的追问，不只是重庆綦江安监部门的“家事”，而是整个行政机构改革必须回答的问题。

从目前重庆方面的处理来看，除了让部分安监人员待遇提高外，我们并没有看到更多令人欣喜的信息。

“将安监岗位作为后备干部挂职锻炼的岗位”一说，也不过是拿安监岗位当“临时课堂”，并没有深刻认识到监督机构的重要性，投之以全力加以建设。

这多少让人感到遗憾。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开胸验肺”需要怎样的“督导”

2009年07月28日00:

00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纠正一个错误并不难，难的是从根源上避免错误发生。

公共政策不能只以下层“不出事”为目标，必须俯下身来，直面各种各样的劳资矛盾

　　为证明自己得了职业病，28岁的河南省新密市刘寨镇农民张海超不惜“开胸验肺”，悲怆之举令人心碎。

此事引起卫生部高度重视，日前，卫生部派出专家督导组赶到河南，督导该事件尽快解决。

　　事到如今，相信这一个案的“圆满解决”只是时间问题。

欣慰之余，也深感这并非解决问题的常态之法——综观整个事件的解决过程，仍然是“维权无门—极端举动—舆论激愤—高层介入—得以解决”的逻辑。

　　从早些年的找记者诉苦、写公开信，到后来的以身试药、“开胸验肺”……由于眼球效应对“创新性”要求极高的特性，弱者的维权手段正变得越来越惨烈，甚至开始带有明显“自残”的特征。

基于如此背景，需要追问的是：

这个悲壮的“循环链”真的会因一个人的权益得到“拯救”就消失吗？

　　“开胸验肺”发生之后，各地媒体有很多跟进报道，为我们展示了大量职业病患者维权艰难的现状。

如果不从制度保障上给他们梳理一个出口，张海超“开胸验肺”才得以维权难免给他人这样的示范——只有用极端手法，才能被关注，才能解决问题。

张海超之后，还会有多少个刘海超、王海超以极端方式求助？

那时，我们有多少个督导组可派？

　　所以，“开胸验肺”需要的不只是卫生部的督导，纠正错误也不只是郑州一个城市的事。

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不仅需要“尽快解决”，更需要“全面解决”。

　　纠正一个错误并不难，难的是从根源上避免错误发生。

“开胸验肺”事件，有理由引发全社会对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反思：

对于职业病要求用人单位盖章确定的“自证其罪”，现实中是否可行？

当用人单位不愿配合时，劳动部门怎样快速介入进行“责任倒置”？

对于被指定的职业病诊断机构，又靠什么保证他们的公信、监督他们的偏私……唯有填补制度漏洞，张海超们无奈的自残“自救”，才能成为具有制度性保障的依法“他救”。

　　类似的事件提醒我们：

以往那些为了追求经济发展“迁就资方、将就劳方”的思路已经诱发出诸多社会弊病，体制性纠偏成为当务之急；公共政策不能只以下层“不出事”为目标，必须俯下身来，直面各种各样的劳资矛盾。

　　发展为了人，发展依靠人。

唯有将改善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劳动收入、劳动保障等作为全社会的头等大事，才能形成一种虽然可能比较辛苦，却仍然能够感受尊严、有希望的社会生态。

而这，不但是普通劳动者提升幸福感的希望所寄，也是一个社会继续前行的动力源泉。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上海等地为何频频上演政府危机公关？

2009年07月27日00:

00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及时收集舆情反馈、了解公众利益诉求，切实解决实际问题，为民谋利——比起出事后手忙脚乱地“危机公关”，这大概才是建设政府形象、提高公信力的正道

　　“老龄化严重，上海鼓励生二胎”。

　　“上海否认鼓励生二胎，称不会出台鼓励性措施”。

　　同一件事，三天里读到两条截然相反的消息，像一则故事的开篇和续集，带着点儿峰回路转、一波三折的戏剧性。

　　网络时代的媒体反应速度实在令人叹服。

有关“上海鼓励生二胎”的消息由本地媒体见报，很快就有其他媒体以更突出的标题和位置转载，更有网站第一时间做成专题，分析上海的老龄化状况多么严重、回溯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历史。

上海市计生委官员紧急澄清发言，才避免了误解进一步“发酵”。

　　这并不是上海第一次遭遇有关公共政策变化传闻的困扰。

今年4月，该市就曾传出要放开生二胎政策的消息，其源头，原是一位有公职背景的专家在研讨会上的发言，由媒体和网络一放大，便成了公共政策重大变化的爆炸性新闻。

上海“居转户”新政策发布前后所经历的媒体炒作和信息变形，也与此相近。

　　不止上海一地。

事实上，这也是新的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正在经历的困扰和考验。

　　也是在上周，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出炉的一份有关各地政府应对舆情能力的分析报告显示，在成都“6·5”公交车燃烧案、杭州“5·7”交通肇事案、湖北石首“6·17”事件等近期焦点事件的应对方面，不少地方政府都在经历着从惶然躲闪、被动应付，到积极处理、主动应对的艰难转变。

有些突发公共事件，如“6·5”公交车燃烧案，就因为政府迅速公布权威信息，直面公众疑惑，而保持了社会稳定，也维护了政府的公信力。

另一些，却因为相关部门甚至个别人的轻率、武断言行，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公众质疑和声讨。

　　经历了非典以及近年的众多突发事件，改变以往遇事一律对外“捂盖子”、假装什么也没发生的习惯，尽量做到坦诚、得体地应对媒体和公众质问，是各地方、各部门已在努力学习和实践的一种态度。

有了这样的立场，“危机公关”的技巧和能力，并不难获得。

　　容易忽略的，也许反而是在突发事件之外，政府对于社会公众日常情绪的把握和反应。

如上海的所谓“鼓励生二胎”新闻，事实上不过是政府部门的一段寻常答问和好意提醒，不料经过媒体有意无意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夸张，加上网络平台上五花八门的放大传播，瞬间“壮大”成吸引眼球的大新闻。

如果依照既往的规矩、程式行事，懒于公开回应，很可能会被社会理解为“冷漠”、“迟钝”而招致不满，酿成无端烦恼。

　　遇上颁行新政策、发布新信息，知民所想，应民所呼，主动提前释民所惑，而不是简单刊登一则文书了事，才能及时收集舆情反馈、了解公众利益诉求，切实解决实际问题，为民谋利——比起出事后手忙脚乱地“危机公关”，这大概才是建设政府形象、提高公信力的正道，更日常，却更关键。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解禁“路边摊”还需换理念

2009年07月24日00:

00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对于“路边摊”的管理，不仅需要制度上规范引导，更需要管理部门转变思维、转换角色，树立为民服务的理念

　　日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

意见稿明确提出：

“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经济的发展。

”相较于此前的《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这部行政法规在观念上有了很大进步和转变。

　　格外引人关注的，是意见稿对“路边摊”的解禁。

根据意见稿，无固定经营场所的摊贩，可以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

这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无疑是促进社会就业的一个积极信号。

当然，在解禁“路边摊”的同时，意见稿也对“马路经济”进行了规范。

　　这主要体现在，意见稿放开了无固定场所摊贩的准入门槛，但也规定了其应在“指定或允许的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

此外，个体工商户应当按规定办理“年检”，缴纳登记费，办理税务登记，并建立会计账簿。

这样的规范有利于维护城市的正常秩序，从长远看，也是“路边摊”发展的重要保障。

另一方面，尽管需要规范，但从意见稿的民生关怀出发，能否依照“路边摊”的实际情况和经营特点，对相应标准做一些适当的调整和降低？

　　解禁“路边摊”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民生关怀，这也是和谐城市的重要保证。

近年来，一些地方市容城管部门和流动摊贩“猫鼠游戏”的背后，就是职能部门的“管制思维”：

片面强调市容整洁，片面重视行使权力，往往忽略了路边摊贩的民生需求。

　　“公共空间是属于全体公民的，不能让给某一特定的阶层、群体。

如果允许流动商贩合法经营，城市的公共空间秩序将会陷入混乱，无法管理。

”征求意见稿公布后，一位城管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这样表示。

如果城市管理者始终抱有这样的认识，“路边摊”即使合法化了，在新条例的实施过程中也依然会遭遇尴尬。

　　事实上，“路边摊”与城市管理并非天然矛盾。

“路边摊”虽是小本生意，却是许多人的谋生手段，对促进社会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这也是此次意见稿的重要立法指向。

因此，城市治理者需要树立这样的观念：

不能简单地封堵驱赶“路边摊”，而应积极疏导做好服务，使之合法有序地经营，成为和谐城市的一部分。

此前，一些地方对“路边摊”的解禁尝试也证明，只要转变思维，“路边摊”完全可以纳入城市常态化管理。

　　这也启示我们，对于“路边摊”的管理，不仅需要制度上规范引导，更需要管理部门转变思维、转换角色，树立为民服务的理念，在与“路边摊”的和谐互动中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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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冕之光穿越心灵

2009年07月23日00:

00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当日冕之光横穿数亿人的心灵，它所带来的震撼，将引领人们迈出庸常的生活，在穿越星空的追问中唤起探索的勇气和科学的力量

　　2009年7月22日，长江南北，数以亿计的人仰望苍穹，见证人类有史以来覆盖人口最多的日全食光顾中国。

这一天，天文发烧友们身披雨衣，手持“长枪短炮”，焦急守候云层后那毕生难逢的天象。

更有人登上跨越日食带的航班，重演“夸父逐日”的浪漫一幕。

这一天，日食的黑色巨影在大地上飞驶，太阳骤然隐身，瑰丽的日冕在暮色苍茫中熊熊燃起，点点星光，俯照东逝的长江……

　　这是科学的星光。

这是照亮人类探索自然征程的希望之光。

　　4000年前，中国人追逐过这星光。

古老的《尚书》留下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

在那个没有钟表的年代，日食的记载在历史的坐标上，刻画下最精确的时间记录。

　　400年前，伽利略追逐过这星光。

1609年，当他第一次将自己发明的望远镜对准天空，天地之间的距离不再迢遥。

中世纪以来视科学探索如异端叛逆的神学统治，大厦将倾，摇摇欲坠。

　　90年前，非洲普林西比岛的日食暗影中，英国皇家天文学会远征队第一次精确地验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那条大胆的推论：

受引力的影响，经过太阳边缘的星光不再是一条直线。

　　40年前，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小心翼翼地迈出登月舱，“1969年7月。

这是地球人在月球首次着陆的地方。

我们代表全人类平安地到达这里”，镶刻着这一内容的金属牌和他们的脚印一起，至今还完整地保存在月球上。

　　沿着前人的足迹，科学的发展正迎来前所未有的鼎盛昌明。

今天，天文学家探索星空的手段，已经由肉眼光学观测延伸出无数崭新的形式。

撞击彗星、登临火星，人类发射的航天器正阔步走出太阳系的边缘，预测日食的发生，更是早已精确到以秒计算。

　　但是，也有更多的大大小小的科学难题横亘在前，即便是服务日食观测的天气预报，也不能做到完全准确。

对日食基本原理不甚了了者仍不乏其人，甚至有“日食当天股市将下跌”的卦辞风传网上。

科学探索和科学普及，路还漫长。

　　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讲，跨越亚洲大陆人口稠密区的这次日全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个人穷其一生追逐日食，所能观测到的“全食时光”，也很难超过几个小时。

而当日冕之光横穿数亿人的心灵，它所带来的震撼，将引领人们迈出庸常的生活，在穿越星空的追问中唤起探索的勇气和科学的力量。

　　也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讲，“我对天象背后的知识，比对观测天象本身更感兴趣”，中央电视台演播室里那名五年级小朋友的童言，却让人感到些许沉重。

这句也许很多人听起来“没错”的表白，是否折射出我们所进行的科学教育，正走进重结果轻探索、以目标取代过程的误区？

　　希望更多的自然奇观将孩子们拉出教室，体验亲力亲为的“原始”的快乐。

希望我们的教育再少些功利，激发起孩子们亲近自然、解读自然的无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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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语背后的隐忧

2009年07月22日06:

33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简单地将居民“集体出逃”原因归结为“自然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所传播的谣言”，这实际上是习惯性拒绝承认过失的思维

　　最近，河南开封市杞县一辐照厂“钴60疑似泄漏”的消息在网上和媒体间迅速传开。

事后，虽经环保部门确认并无辐射泄漏污染，但并未能阻止现代版“杞人忧天”的上演——7月17日，随着“放射源将爆炸”谣言的出现，大批群众在人心惶惶中纷纷奔向周边县市“避难”，杞县县城一度几成空城。

　　在这起事件中，看似谣言是引发大规模社会恐慌的主要诱因，但其背后隐含的，却是当地信息发布的失语和由此引起的公信力缺失。

　　从6月7日放射源故障发生，到7月12日网上已是一片热议后，当地政府才第一次发布消息。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一年多来，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很多地方都积累了通过信息透明缓解社会紧张情绪的宝贵经验。

在这样的背景下，杞县有关部门负责人却认为“没有必要去小题大做，也不用一开始就大张旗鼓地公布信息”，这的确让人无法理解。

　　猜疑和揣测是权威信息缺失时的自然反应。

面对突发事件，没有权威的声音，“谣言四起”往往难以避免。

诚然，“谣言误民害民”，但在当地政府痛批谣言之余，却回避了这些谣言得以发酵的真正原因。

谣言的出现和大范围传播，恰恰与有关部门信息公开不及时、不透明有关。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关乎每个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不但上级领导关心，普通百姓也关注，所以，地方政府在“第一时间通报了上级有关部门”的同时，也应该及时向公众说清真相，保障民众的知情权。

事故发生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急切希望了解实情的杞县民众，实际上被置于无可依赖的境地。

“有关方面主观上隐瞒事态发展”的判断既已形成，姗姗来迟的信息发布，自然难以缓解长久聚积的疑惑和恐慌。

一有风吹草动，焦虑已久的民众便以“集体出逃”自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简单地将居民“集体出逃”原因归结为“自然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所传播的谣言”，试图以此撇清当地政府的责任，用老办法来处置新事态，这实际上是习惯性拒绝承认过失的思维。

这种“惯性思维”暴露出某些领导干部社会管理理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