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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一、“七实三虚”的历史小说特征
《三国演义》在艺术上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就是很好地处理了历史小说中,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关系问题。
清代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说:
“唯《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其惑乱。
”这显然是用史家的眼光来指责文学作品。
不过,“七实三虚”却符合《三国演义》的实际,代表了历史小说的特征。
所谓“七分实事”,是指作品的主要框架、主要人物、主要事件是按照史书记载的真实情况来设计和组织安排的,从而给人以基本的历史真实感,因为它毕竟是“历史”小说。
像《三国演义》所描述的自黄巾起义至西晋统一这段三国纷争就基本符合历史记载,书中的三大战役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事,作品中的人物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可以说正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则是指作者基于一定的思想观念和美学理想,在人物和事件的细节描绘上,尽量采用民间传闻中的精彩片断,并辅之以作者本人的虚构想象,使之在不影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增强故事和人物的艺术魅力。
相比之下,只要在主旨明确的前提下裁剪适当,“七分实事”不难做到,而“三分虚构”则相对困难。
如何使作品既不影响基本史实,又具有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的确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明清时期的许多历史小说,要么写得太实,成为通俗化的历史;要么太虚,与神魔小说、英雄传奇小说难以区分。
“全实则死,全虚则诞”。
只有像罗贯中《三国演义》这样,虚实结合,处理得当,才能成为艺术精品。
《三国演义》的艺术虚构,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技法:
1、细心穿插、巧于构思。
即对正史、野史的各种材料重新组织,达到点铁成金的效果。
比如,“失街亭”和“斩马谡”正史有载,是诸葛亮失误的例证,而“空城计”只见于裴注所引的“郭冲三事”,而且与前二者毫无联系。
《三国演义》巧妙地把“空城计”插在“失街亭”和“斩马谡”之间,使之成为两个一般性情节之间的点睛之笔。
这一神来之笔,不但淡化了诸葛亮用人不当所造成的严重错误,而且还使“失、空、斩”成为历史上大智大勇、料敌如神的杰出才智的浓缩和典范,成为戏曲舞台上至今盛演不衰的火爆剧目。
2、于史无征、采用传说。
对于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极为有用而正史又没有依据的内容,大胆采用民间传说。
如“桃园三结义”、“关张古城会”、“蒋干盗书”、“借东风”、“华容道”、“孔明吊丧”、“五丈原禳星”等等,都是以民间传说为蓝本进行创造的结果,都成了作品中脍炙人口的精彩部分。
3、本末倒置、改变史实。
即将史书的个别事件加以改动构成新的情节。
如关羽“单刀赴会”,《三国志·鲁肃传》的记载是双方“单刀俱会”,结果是刘备一方让步。
裴注引《吴书》的记载则是鲁肃冒险赴会,义正词严而使“羽无以答”。
《演义》则采用了关汉卿《单刀会》杂剧的情节,既与拥刘反曹的倾向一致,又突出了关羽的勇武凛然气概。
再如,史书记载张辽主动投降曹操,《演义》则改为他被俘后拒不投降,经刘备、关羽说情,才被曹操义释,这就为后来关羽在土山接受张辽劝降埋下伏笔。
4、张冠李戴、移花接木。
如“怒鞭督邮”本来是刘备所为,小说却移到了张飞头上。
这样,既突出了张飞爽直鲁莽的性格,又不致损伤刘备“仁君”的形象;斩华雄的本是孙坚,小说改为关羽,于是衬托了关羽的神勇;“草船借箭”本是孙权赤壁之战后第三年在濡须所为,小说变为孔明借箭,以描绘孔明的神机妙算。
5、妙笔生花、善于铺叙。
就是把史书中有关情节的简略记载渲染铺叙,成为文学佳作。
如“三顾茅庐”在《三国志》中,只写了在徐庶推荐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12字。
但小说却挥洒笔墨,驰骋想象,尽情渲染,把这段故事写得曲折丰满,既突出了诸葛亮的神秘魅力,又表现了刘备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极富艺术感染力。
再如“赤壁之战”,《三国志》的记载也非常简略,到了小说中,作者却以八回的篇幅,把这一历史故事渲染得波澜壮阔,引人入胜。
二、宏伟壮阔的艺术结构
《三国演义》“陈叙百年,该括万事”(高儒《百川书志》),人众事繁,矛盾复杂。
但却组织得有条不紊,规模宏大而不散乱,结构严谨而不呆板。
它把各个空间分头展开的故事化成以时间为序的线性流程。
全书约可归纳为五条线:
以东汉灭亡为引线,以西晋统一为终局,中间的魏、蜀、吴三线的兴衰是主线。
这几条线此起彼伏,交互联络,建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
在魏蜀吴三线中,尤以魏、蜀两大集团的矛盾斗争为全书主干;在写魏、蜀两方时,又以蜀汉的故事为重点。
在写蜀汉时,则以诸葛亮为中心,诸葛亮的故事在全书中占了近70回。
在写诸葛亮时,以隆中决策为关键。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以浓墨重彩描绘的隆中决策是全书的主脑,“其余枝节,皆从此生”。
诸葛亮在开头所分析的形势,从董卓谈到曹操、孙权,实际上就是小说前7卷(即前35回)情节内容的概括;诸葛亮出山后的主要故事,就是隆中决策的具体演绎;诸葛亮死后,姜维九伐中原,则是“受丞相遗命”,“以继其志”。
直到最后一卷,才写三国归晋以作结。
这样的艺术构思,使全书的结构既宏伟,又严整;虽头绪纷繁,却脉络分明。
在这构架上,作者又兼用了顺叙、倒叙、插叙、补叙等不同笔法,时而实写、明写、正写、详写,时而又虚写、暗写、侧写、略写,使全书的故事详略得当,摇曳多姿。
三、出色的战争描写
《三国演义》是一部形象的百年战争史,是一部真正的战争文学作品。
有人还称它是一部“全景式的军事文学”作品。
它反映东汉末至西晋初近一百年的全部战争生活,其反映战争规模之大、之广,时间持续之长,其描写战争的艺术技巧之高,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上所仅见,而且在古今中外军事文学中也是罕见的。
1、善于把握各次战争的联系与区别,犯中求避,同中见异,千变万化,特点鲜明。
全书写了大大小小上百次战争,其形式变幻多端:
有智取,有力敌;有进攻,有防御;有伏击,有偷袭;有火攻,有水淹;有千军万马的大会战,有单枪匹马的个人搏斗;有以弱胜强,有以强制弱;有的先胜后败,有的转败为胜,等等。
这些明显不同的战斗固然不会混淆,但有些形式相同的,若稍不注意,便极易造成雷同重复,比如,有人统计,仅火攻小说就写了几十次,这就势必要“犯”,而作者均能巧妙地“避”,每次火攻的描写都独具特色。
诸葛亮初出茅庐就放了“两把火”,先是在博望坡采取伏兵计,用火攻将曹军打得大败;继而又率军主动撤出新野,布下口袋,待曹军钻入后,又施火攻,把曹军烧得焦头烂额。
两次战斗紧紧相连,同是用火,却绝不雷同。
“博望之火在城外,新野之火在城中;博望之火在林木,新野之火在房屋也”。
(毛宗岗《三国演义回评》)
小的战斗互不相同,大的战役更是各具特色。
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这是《三国》中最著名的三大战役,其相同处在于:
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又都是用火攻。
但它们却毫无重复之处:
官渡之战是曹操烧袁绍的粮草;赤壁之战是孙、刘烧曹操的战船;彝陵之战是东吴烧西蜀的营盘。
这是火烧的对象不同;同时,火烧的地点也不一样:
烧粮草是在平原,烧战船是在水上,烧营盘是在山林。
三大战役犯中求避,同中见异,特点鲜明,绝不雷同。
2、注重表现“智谋”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战争,既是力的较量,更是智的较量。
《三国演义》写战争,不仅写力,更重在写智,写指挥员在战略决策、战术运用、力量转化等方面运筹的正确与否。
全书百二十回,仅标题直接带有“计”、“智”、“谋”等字眼的就达三十回之多。
各种计谋,无所不用,上演了一出出“斗智”的活剧。
著名的三大战役,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原因都在于取胜一方智术和谋略的正确运用。
比如袁曹官渡之战,仅有7人马的曹操所以能把有着70万人马的袁绍打得一败涂地,主要就是靠了谋略的正确;而袁绍的惨败,则主要败再不采纳好的建议,败在主观指导的错误。
当初袁绍的谋士沮授分析得很对:
“我军虽众,而勇猛不及彼军;彼军虽精,而粮草不如我军。
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缓守。
若能旷以日月,则彼军不战自败矣。
”这缓战坚守,本来是一好的建议,可袁绍不仅不采纳,反责沮授“慢”了军心,将其“锁禁军中”。
后来许攸获悉曹操军粮已尽,建议袁绍乘虚进军许昌,可袁绍听信谗言,又怀疑许攸“与曹操有旧”,致使许攸遭到斥责后背袁投曹,泄露了袁绍屯积粮草的机密。
结果曹操用许攸之计,亲率五千精兵烧了袁绍屯积乌巢的粮草,进而大破势力比他大得多的袁军,奠定了曹魏立国、雄踞中原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赤壁之战是一次最著名的由防御转入进攻、以劣势打败优势的战役,也是描写得最为精彩的一次战役。
战前的曹操,在北方的军阀混战中,已破陶谦,平张绣,擒吕布,灭袁术,败袁绍,击乌桓,纵横天下,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接着又乘势挥师南下,一路势如破竹,荆州不战而降,刘备节节败退。
当曹操以八十三万马步水军逼近长江、进军江南的时候,孙刘联军不过四、五万人,但最终硬是以少胜多,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当然也是智谋。
这次战役用了八回的篇幅铺写,但真正的战场厮杀却只有一回,其他几回都是斗智的场面。
面对曹操的号称百万大军,诸葛亮、周瑜先是分析了曹军的弱点。
诸葛亮对孙权说:
“曹操之众,远来疲惫;近追豫州”,日夜兼程,其势所谓“强弩之末”,“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士民并非真心附操。
周瑜则向孙权分析了曹军所犯的“四忌”:
一是北土未平,犹存后患,而曹却久于南征;二是北军不熟水战,曹操却舍鞍马,仗舟楫,与东吴争衡;三是时值隆冬盛寒,马无藁草;四是驱中国士卒,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
最后说,曹兵犯此数忌,虽多必败。
这些分析,是中肯的,说明他们“知彼”。
三江口一战,曹操失利,发觉自己短处,命令“深得水军之妙”的荆州降将蔡瑁、张允加紧操练水军。
而孙、刘则尽力打破曹操争取主动的努力。
周瑜利用蒋干第一次过江搞了一个“群英会”,使曹操中了反间计,杀掉了水军将领蔡瑁、张允。
诸葛亮草船借箭,毫不费力地使曹操损失了十万支箭,并以次装备了东吴。
周瑜又利用蒋干第二次过江,内外策划,让庞统给曹操献了连环计:
曹操只注意了连接战船有利于防止风浪,却忽视了不利于防止大火。
最后曹操又中了黄盖的苦肉计,相信了黄盖的诈降,为黄盖直入曹军水寨放火提供了方便。
这样,赤壁火起,孙、刘无需非多大力量,已是全胜无疑了。
这次战役,智斗写得最充分。
孙刘一方每次斗智的胜利,就是对曹操力量的一次削弱。
就是优势劣势的转化。
赤壁之战的全过程,是一个斗智的全过程。
其结果是由此遏制了强大曹军南下统一全国的攻势,使三国鼎立的局面得已形成。
彝陵之战也是以少胜多。
西蜀刘备为报杀关羽之仇,不顾一切,亲率七十五万大军讨伐东吴。
初战时,西蜀势如破竹,东吴朝野震恐。
后来,孙权大胆起用年轻的陆逊总督兵马。
陆逊准确分析了敌我形势,在时值酷暑,蜀兵多有疾病,利在速战的情况下,果断采取坚守避战、后发制人的战略,忍辱负重,与蜀兵相持半载有余,使得蜀军将士欲战不能,“兵疲意阻”,斗志懈怠,不得不依林木深处安营扎寨,战线拉长,兵力分散,绵延七百里,明显犯了兵家大忌。
东吴虽只有五六万人马,但由于兵力集中,养精蓄锐,出其不意,火烧西蜀连营七百里,致使西蜀全军覆没,刘备死于白帝城。
这次战役主要是描写陆逊的战略,他上任后坚守避战,人们不能理解,多有抱怨,但他却忍辱负重,等待时机,后发制人,反败为胜。
东吴的胜利,显然是智胜。
3、注重在战争中写人。
因为人是战争的主宰,只有写好了在战争中活动的人,才能更好地表现战争。
所以,《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是参加战争的人,人的才能智慧,人的性格特点以及人物的性格冲突,而不是着重写战争的过程。
作者继承和发展了《左转》以来描写战争的优良传统:
详写战前谋划,略写战役过程;详写握有主动权的一方,略写被动的一方;详写未来胜利的一方,略写失败的一方;并不把失败方写得愚蠢无能,而是写出“强中更有强中手”,常常以失败者的“智”来衬托获胜者的更加高明。
比如赤壁之战,曹操虽然兵多势强,虽然是战争的发动者,但实际上并未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并不是战争的胜利方,所以,在这次战役宏大的篇幅中,曹魏不足1/5,属于略写。
小说重点铺陈的是掌握主动权、最后得胜的孙、刘一方,突出表现周瑜、诸葛亮的胸襟胆识和谋略智术。
曹操虽然连中三计,但都不是轻易上当的。
周瑜设群英会愚弄蒋干,曹操中反间计损折自己的两员水军大将,一是因为三江口初战失利,曹操对水军都督蔡瑁、张允早就有点不满,二是因为蔡、张乃荆州降将,本不被曹操信任,再加之曹操多疑,因此种种,曹操才一气之下下令杀掉了他们。
一到“献头帐下,操方醒悟曰:
吾中计矣!
”然而,“操虽然中计,却不肯认错。
”接着他用荀攸之计,使蔡瑁的族弟蔡中、蔡和到东吴诈降,以为内应。
可见曹操并不蠢笨。
后来曹操又中连环计,程昱提醒“船皆连锁,股市平稳;但彼若用火攻,难以回避。
不可不防。
”曹操拒不接受也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他说隆冬之际,只有西风北风,不可能有东风南风,确实有一定的说服力。
所以诸将“拜伏曰:
丞相高见,众人不及。
”但事实上,曹操只了解了事物的一般性,,而没能了解事物的个别性、特殊性,偏偏诸葛亮“借”来了东风,使他千里舳舻,付之一炬。
我们今天自然不会相信这东风真是诸葛亮“借”来的,而是诸葛亮懂得气象知识,正如草船“借箭”前“算”得三天后将有大雾一样。
这说明诸葛亮的知识比曹操、周瑜更丰富,智慧更高超。
在智术的较量中,周瑜事事可以瞒过曹操,却事事瞒不过诸葛亮,所以民言有云:
“孔明先知,周瑜见面知,曹操过后知。
”三人智能高下的比较,是从战争的矛盾冲突中显现出来的。
4、注重战争场面气氛的渲染,多用对比衬托、张弛结合、动静结合的手法等。
作者善于把紧张激烈的战斗与轻松闲适的场面结合起来写,既有庞德抬棺决战、夏侯惇拔矢啖睛那样激昂慷慨的场面,也有诸葛亮弹琴退仲达、观鱼平五路那样悠闲自得的场面。
在紧张激烈、烽火连天的赤壁大战中,尤其有许多娴雅情节,如:
诸葛亮与鲁肃的乘雾联舟,酌酒取乐;周瑜与蒋干的故友重逢,歌舞宴饮;庞统的幽居草舍,挑灯夜读;曹操的凌波横槊,对月吟诗等等。
且不论它们在战斗中的实际作用如何,但就从艺术欣赏的角度看,它足在使剑拔弩张、隔江对垒的紧张中出现抒情的气氛,使读者有机会透一口气。
而在这静谧安闲的背后,又酝酿和准备着“樯橹灰飞烟灭”的三江水战的到来,使全书极尽波澜迭起之妙。
四、特征化的艺术典型
《三国演义》人物塑造的显著特点,就是创造了一批具有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
这种特征化性格的典型,具有鲜明的单一性、稳定性、和谐性的特点。
所谓“单一性”,就是这类形象都有一个主要的、突出的特征,这个特征在形象内部诸因素中占决定性位置,足以撑得起整个形象。
如:
曹操的“奸”、刘备的“仁”、孔明的“智”、关羽的“义”,张飞的“猛”、周瑜的“狭”、鲁肃的“厚”等等。
所谓“稳定性”,是说小说中人物的主要特征及其他因素基本上稳定不变,类似雕塑,处于古典的静穆状态。
所谓“和谐性”,是指形象内部诸因素非常和谐,没有现象与本质、理智与感情的矛盾。
作者塑造这种特征化性格的人物,常常采用以下几种手法:
一是出场定型。
人物一出场、一亮相,小说就对其性格给与概括性的评论,为其性格定型,此后就不再发展变化。
比如,曹操一出场,作者就通过许劭之口说他是: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此后一系列的情节,从少时的诈称“中风”、诬叔骗父,到临死时设七十二疑塚,躺在坟墓里还要骗人,都是围绕着他的“奸雄”这一性格展开。
再如诸葛亮,早在二十几岁隐居隆中时就通晓天下、料事如神,出山之后,直至病死五丈原前线,除了失街亭等极个别的战役之外,他每每都是神机妙算,智慧的灵光始终保持在最强度上。
这些人的性格,给人以一种先天如此、与生俱来的感觉,看不出客观环境、人生遭遇对其性格的影响。
二是反复皴染。
就是围绕着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多角度、多层次地加以强化、深化,使其性格在单一中呈现出丰富性、复杂性。
比如写曹操的凶残奸诈,就连续写了他克扣军粮却嫁祸仓官;罪该杀头却割发代首;怀疑侍卫,梦中杀之;讨厌刘馥,醉酒杀之;恼怒祢衡,借刀杀之;忌恨杨修,伺机杀之。
写他雄豪,就连续写了刺卓献刀;矫诏讨董;支持关羽斩华雄;青梅煮酒论英雄等等。
这样就把一个残暴奸诈、又雄豪多智的“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写得血肉饱满。
再如写张飞的勇猛,除了描写“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的外貌、“声若巨雷”“势如奔马”的言行之外,特别又通过鞭督邮、战吕布、吓曹兵、古城会、斗马超等一系列情节不断皴染强化。
三是善用传奇故事和生动细节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小说中的生活细节比较贫乏,但却有不少惊险生动的传奇性的细节,具有一定的夸张性和理想化色彩。
比如第五回的“关羽斩华雄”,首先通过前面的几员大将鲍忠、潘凤、俞涉等人被华雄所斩;孙坚虽未被斩,但头盔却成了华雄的战利品,来显示董卓大将华雄的骁勇无比;关羽上阵,与华雄厮杀,文字不多,都是虚写,全从听觉中来:
“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崩地塌,岳撼山崩”,当关羽回来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下时,战前曹操为他酾下的一杯热酒,“其酒尚温”。
仅用四字的细节,就把关羽的神勇突现的淋漓尽致。
再如张翼德大闹长坂坡,三声大喝:
第一声是:
“厉声大喝”,使得曹操“急令去其伞盖”;第二声是睁目“大喝”,使得曹操“颇有退心”;第三声是“挺矛”大喝,吓得曹操“披发奔逃”,惊得曹操身边的夏侯杰“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后面的百万曹兵“人如潮涌,马似山崩”,疯狂逃命时,自相践踏。
在这种连锁反应似的、又像戏剧性的变化中,张飞勇猛刚烈的传奇性风采,活龙活现。
四是善用对比、烘托手法。
比如袁绍从出场到被彻底消灭,作者始终把他与曹操进行对比描写。
在诛宦官时,袁曹的意见就针锋相对,何进因听从袁绍主张,招致了更甚于宦官之祸的董卓之乱。
显示出曹操看问题透彻,政治眼光锐利,而袁绍的政治才识远低于曹操。
在讨董卓时,袁绍被推为盟主,却任人唯亲,排斥人才,徘徊观望,坐失战机;而曹操则任人唯贤,重用人才,提出正确的战略部署,这一对比,又显示出袁绍军事上的无能。
此后袁、曹双方正面交锋,展开官渡之战,在用人和用谋方面,一个雄才大略,识见高超;一个外宽内忌,多谋少断,对比十分鲜明。
最终袁绍成为失败者,曹操成为胜利者。
诸葛亮的出场,作者采用了层层烘托的手法:
徐庶、司马徽的赞美、推荐;刘备三顾茅庐而两次不遇;一些亲友的歌吟谈吐;卧龙岗山林景色的优雅清美等等,层层烘托了诸葛亮的高洁品格和绝世才能。
另外,如司马懿出场前后,作者也用了重笔烘托。
曹丕托孤,司马懿得到重用,诸葛亮视为心腹大患;接着诸葛亮用反间计,司马懿被削职回家,诸葛亮大喜;孔明一出祁山,曹睿又起用司马懿,诸葛亮闻之大惊。
作者通过诸葛亮心情的几次变化,使司马懿在正式登场之前,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从而衬托出司马懿不可轻视的才能。
五、历史演义体的语言
一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既吸收了史志文言的精华,又受讲史话本通俗化的影响,半文半白,既利于营造历史气氛,又能使读者“易观易入”,雅俗共赏。
二是侧重叙述而简于描写,这是由于小说从讲史而来,叙述往往以简笔勾勒见长,简洁明快,生动有力,洋溢着一种阳刚之气。
三是语言以开始注意个性化。
如曹操的出言吐语,无不含诈;孔明的言谈声貌,处处有智;张飞的语气口吻,逼现出豪气;关羽的音容语态,包藏着傲骨。
但总的说来,比起善用口语乃至方言的《水浒》、《金瓶梅》来,《三国演义》人物语言个性化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六、《三国演义》的影响
在《三国演义》的影响之下,明清两代的历史演义大量涌现,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统计有163部(包括部分佚书),从开天辟地一直写到当代。
其中列国系统、隋唐系统的若干作品较有特色。
(1)列国系统的历史演义 较著名的是明代余邵鱼的《列国志传》,所叙故事上起武王伐纣,下迄秦并六国,达800年的历史。
虽描写简略,文字粗率,但脉络清楚。
后来冯梦龙又将此书改编为108回的《新列国志》,由原来不足30万字扩大到70万字,删去了西周一大段历史,从周宣王滥杀臣民写到秦始皇统一天下,集中叙述了春秋、战国500多年的历史故事,成了一部东周列国的演义小说。
冯梦龙《新列国志》以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兴衰过程为主要线索,在广阔的背景上描绘诸侯之间争夺霸权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以及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道德观念、思想情趣、和智谋胆略。
作者把这样一个动荡纷乱的漫长历史过程写的眉目清晰、脉络分明。
在比较注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保存了不少具有经典意义的民间故事,像郑庄公掘地见母,卫懿公好鹤忘国,百里奚认妻,晋公子重耳出亡,程婴匿孤,孙武演阵杀美姬,孙庞斗智,伍子胥复仇,河伯娶妇,窃符救赵,荆轲刺秦王等都写得曲折生动,有声有色;一些著名的战役,如齐鲁长勺之战,秦晋龙门山大战,宋楚泓水之战,晋楚城濮之战,齐魏马陵决胜,秦赵长平鏖兵等等,都写的条理清楚,引人入胜。
另外,小说也塑造了有一定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像朱亥、程婴、西门豹、秦始皇等等。
总体说来,尽管此书史学味儿较浓,叙述拖沓、结构松散,但语言朴实晓畅,还是能吸引较多的大众读者。
到清代,乾隆时期,蔡元放又将《新列国志》略作删改润色,夹注评点,改名为《东周列国志》,成了以后最通行的本子。
(2)隋唐系统的历史演义 较早的是《隋唐两朝志传》(120回,署名罗贯中)以李世民为中心展开故事,叙述较为简略。
稍后,在文学方面有较大突破的是《隋炀帝艳史》和《隋史遗文》两书。
《隋炀帝艳史》8卷14回,题“齐东野人编演”。
小说以批判的态度,描写了隋炀帝一生的风流艳事,揭示了隋王唐兴的历史原因。
全书结构严谨,文笔细腻,语言清新典雅。
《隋史遗文》12卷60回,袁于令作。
此书一改过去以帝王为中心人物,以正史顺序敷衍历史的写法,而专注于一群乱世英雄,把小说写成了一部有关秦琼和瓦岗寨的英雄史,有一种将历史演义向英雄传奇转化的倾向。
清代康熙年间,褚人获将上述三书剪裁连缀成一书,这就是著名的《隋唐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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