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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的话语逻辑与价值转化
“中庸”的话语逻辑与价值转化
“中庸”这一哲学范畴自产生以来,褒贬之声从未间断过,而且从生活领域到学术论域一直呈“褒少贬多”的评判态势。
面对着“现代性”问题的愈演愈烈,置身于全球伦理的诉求氛围,中庸以其独有的话语逻辑,正在、并将持续彰显着“中和平正”的文化认同意义。
一、中庸的话语逻辑
中庸作为儒家的一种重要核心思想,主要源于《论语》和《礼记?
中庸篇》系统的文本阐释,具体表征为:
本体论与方法论层面的逻辑起始性,体现中庸的高度之维;内在修“仁”、外在制“礼”的逻辑过程,体现中庸的难度之维;中庸致和的逻辑指向,体现中庸的向度之维。
可以说,这种线性承接的话语范式,建构起中庸这一哲学范畴颇具特色的逻辑系统。
(一)逻辑起点――中庸的高度之维
中庸是道德的最高层次,是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聂猷轩先生也认为,中庸的本来意义就是“道德实践的最高指导原则”或“最高尚的道德品格”。
这从两个层面揭示了中庸的思想义涵:
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道德人格:
一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处世原则,使得二者成为中庸论域下重要的逻辑起点。
1 本体论一至德。
作为本体论的中庸,它是儒家哲学的一种道德范畴,是一种久违而崇高的道德境界。
子曰:
“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论语?
雍也》孔子认为,中庸是一种最崇高的道德,而人们缺少这种道德已经为时很久了。
由此折射出孔子对中庸这种道德的祟尚以及对人们未能践行中庸之德的慨叹。
郭齐勇教授指出,中庸是“至”德,是道德最高的标准,在道德领域中含有中正、公正、平正、中和的含义。
这就难怪孔子常常如此感慨了: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论语?
子路》)
孔子为什么将中庸之德视为“至德”呢?
作为一种道德范型,中庸的价值标举固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如《尚书》记载: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周易》中“有孚窒惕,中吉”、“‘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左传》说: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周礼》中“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周礼?
地官?
大司徒》)等等。
孔子通过对前人中庸思想的深刻思考,又借助于历史圣贤的高尚道德行为进行具体阐发。
尧曰:
“咨!
尔舜!
夭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论语?
尧日》)尧在告诫舜要诚实地保持中道,才能拥有“天禄”。
《中庸》也记载孔子对舜的评价:
“舜其大知也与!
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具有大智慧的舜最为可贵之处就是“执两用中”的品质。
一代圣君所达到的道德制高点,诠释了中庸之德的至高无上性。
也为孔子将其奉为“至德”提供了重要参照系。
中庸之德如此至高无上,其深刻的思想蕴意究竟何为?
子思进一步发展了其祖父孔子的中庸思想: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即是说,每一个生命个体只有适当调控好主观情绪。
才能逐渐趋向中庸的境界、进而实现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
郑玄注《礼记?
中庸》说:
“名日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
庸,用也。
”郑玄注第2章时说:
“庸,常也。
用中为常,道也。
”西汉孔安国在训解中指出:
“言俱不得中也。
”三国何晏《论语集解》将“庸”解释为“常行之常”。
朱熹注《中庸章句》说:
“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
庸,平常也。
子程子日‘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庸固是定理,若以为定理,则却不见那平常底意思”。
王夫之认为:
“一中者不易,两中者易……中立于两,一无可执,于彼于此,道义之门。
”应该说,后代注疏家们对中庸的诠释基本达成了语义上的共识。
到了近现代,新儒家们更是将中庸之意阐释得愈加明朗。
冯友兰曾引用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解释说:
“‘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
’这里所描绘的一位美女,身体和容貌都恰到好处。
这就是儒家所谓的‘中’。
”庞朴认为:
“公正地而不是徇私地听取对立两造的申诉,便能得‘中’。
那么,这样的‘中’,已经不是道德范畴,而属于认识领域了。
”牡维明认为:
“‘中庸’的意思,是要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一个复杂的时空网络中,取得最好的、最合情合理的选择。
”
综上所述,作为道德论层面的“中庸”是指生命个体所应具有的灵活运用客观规律、恰当把握事物本质、有效协调各种矛盾,并最终实现多维和谐的道德素养。
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是中庸品质的特有张力,即哲学意义上的“度”,要求人们在修身养性、接人待物时,坚持适度的原则,把握分寸,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并最终指向身心关系、人际关系、天人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各要素内部及其相互间的和谐状态。
2 方法论――处世原则。
庞朴认为:
“中庸不仅是儒家学派的伦理学说,更是他们对待整个世界的一种看法,是他们处理事物的基本原则或方法论。
”作为方法论的中庸,儒家为人们提供一个操作性极强的为人处世原则与门径。
一是“过犹不及”与“执两用中”。
子贡问:
“师与商也孰贤?
”子曰:
“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
“然则师愈与?
”子曰:
“过犹不及。
”(《论语?
先进》)聂猷轩先生认为,“过犹不及”的理论概括,也包含着事物的对立统一原则。
因为二者既有其差异性,又有其共性,是同一事物在不同发展变化之“度”的不同状态。
这就体现了辩证法。
“过犹不及”从宏观上启示人们凡事首先都要想到“度”、把握好“度”,而在具体运用上,应采取“执两用中”的做法。
子曰:
“舜其大知也与!
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中庸》)这里揭示的就是“执两用中”的方法论,它告诫人们在纷繁的人际与事物面前,首先要从正反两方面辩证思考,然后才能适度灵活地做出选择,进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二是要注意“时中”。
仲尼曰: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朱熹注说:
“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而处中。
”(《中庸集注》)冯友兰认为:
“‘时中’的含义是懂得‘适当其时’、又‘恰如其分’地行事。
孟子称孔子:
‘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
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
’正是因此,所以孟子称颂说:
‘孔子,圣之时者也。
’(《孟子?
万章下》)”楼宇烈教授指出,儒家非常强调顺时而变,要与时偕行。
“时”这个观念,在儒家思想里面跟“中”一样非常重要。
在这里,“时中”是强调要把握好实行中庸之德的时机,要审时度势、因时制宜。
可以说,“时中”既是中庸之德的原则,也是其核心的本质内容。
三是要注意“权变”。
“权”就是要充分考虑事物发展的具体情况,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
“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论语?
子罕》)孔子所说的“权”与“时中”相似。
就是坚持原则条件下的通达权变、随机应变。
凡事要审时度势、应对自如。
孟子进一步提出了“执中用权”的思想。
“执中无权。
犹执一也。
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孟子?
尽心上》)孟子认为,执中不能是简单机械地在两端间选一个中点,而是要机动灵活地权衡实际情况。
他还运用了生动形象的比喻作以说明: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男女授受不亲,礼也。
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孟子?
离娄上》)在此,孟子旨在强调不同形势下应驾驭好实行中庸的判断力与应变力,并及时有效地付诸灵活应对的行动。
(二)逻辑过程――中席的难度之维
正因为中庸是“至德”,所以,达到这种崇高的道德标准是有巨大难度的。
子曰:
“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中庸》)朱熹注:
“三者难而易,中庸易而难,此民之所以鲜能也。
”(《四书?
中庸集注》)认为中庸在人们当中很难做到的原因就在于此。
然而,一个颇具高度、颇有难度的道德境界,也并非高不可攀、难不可克。
中庸这一崇高道德理想,靠的是内在的修仁、外在的制礼。
1 前提――内在修“仁”。
何谓“仁”?
子曰:
“爱人。
”(《论语?
颜渊》)孔子所说的“爱人”,包含着古代的人文主义精神,把“仁”作为他全部学说的核心。
杜维明教授认为,“所有的儒家核心价值,都要靠仁来制约,没有仁,它的核心价值等级就有滑坡的危险,没有仁,义就会变得非常苛刻,礼就变成形式化,智就变成小慧、小聪明,信也可能变得非常狭隘。
”“仁”蕴涵的是不同的人际关系,表征为由血缘亲情中的孝悌之爱,推及“非血亲”关系的芸芸众生,即所谓“泛爱众,而亲仁”。
(《沦语?
学而》)
子曰:
“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
“唯。
”子出,门人问曰:
“何谓也?
”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论语?
里仁》)“忠恕之道”就是用“仁”这一原则处理己人关系,它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
冯友兰认为,―个人按“忠”“恕”行事为人,也就是仁的实践。
具体说来,忠恕分为两个维度:
其一是积极的要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
雍也》)即为“忠”;其二是消极的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
卫灵公》),即为“恕”。
忠恕之道是处理人际关系和谐的原则,只要切实践行“忠恕之道”,就一定会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
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法则,中庸并不是外在于人的情感,而恰恰是从“忠”“恕”这两种人的内在情感中生发出来的。
从这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忠恕之道,就没有中庸之道。
孔子提出修中庸之道要以仁为前提,而忠恕又是仁的重要的思想内核。
所以,忠恕便是中庸的内在基础。
2 保障――外在制礼。
中庸在道德实践活动中必有其实现形式,这就是礼。
王夫之说:
“自其德之体而言之,日中庸;自圣人立此以齐天下者,日教。
自备之于至德之人者,日圣人之道;自凝之于修德之人者,日君子之道。
要其出于天而显于日用者,日礼而已矣。
”在此,王夫之强调了中庸是德之体,而礼是对中庸之道的现实应用。
礼是中的外在表现,而中是礼的内在原则。
礼从现实生活中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成为实现中庸之德的客观保障。
子曰:
“礼乎礼。
夫礼,所以制中也。
”(《礼记-仲尼燕居》)在孔子看来,礼的根本目的是“制中”,即节制人的行为而使之纳人中庸之道。
郑玄注《中庸》篇认为:
“过与不及,使道不行。
唯礼能为之中。
”就是说,只有礼,才能“制中”并达到“中”的要求。
首先,“以礼制中”能有力地协调与平衡生命个体的心志,使每一个人能够“约之以礼,”(《论语?
雍也》)始终恪守“礼”的准则与观念。
王岳川教授认为,礼是从人的心理结构中透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对人的基本要求,中庸是用更高的合于“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使人不要去追求过多的外在物质附加物。
这就启发我们,一方面,要重视礼的修养、形成一种学习自觉,“不学礼,无以立”(《论语?
季氏》);另一方面,还要培养自律意识,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论语?
颜渊》)其次,“以礼制中”能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社会整体秩序。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也。
”(《左传?
隐公十一年》)毋庸置疑,礼是儒家对社会规范的表述,更是一种治国安民的可操作性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稳定社会。
”“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
学而》)这里彰显的是“礼”的功用价值。
实行礼治,老百姓能够“有耻且格”(《论语?
为政》)能够“拳拳服膺弗失之矣。
”(《礼记?
中庸》),整个社会才能走向和谐稳定。
由此可见,抵达中庸之境有两条路径:
一靠内在修仁,是为通向中庸之道的前提;二靠外在制礼,是为实现中庸之德的保障。
中庸之德离不开仁与礼,仁与礼又有着交互辉映的关系。
子曰:
“克己复礼为仁。
”(《论语?
颜渊》)钱穆认为,孔子谈礼,重在礼之本,礼之本就是仁。
也就是说,人的内在情感“仁”是“礼”的根本。
汤一介教授认为,“仁”是人自身的内在品质,“克己”要靠人的自觉;“礼”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制度等,它的作用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孔子在此把“礼”看作是“仁”的表现,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论语,颜渊》),只有这样,才能走向神圣的中庸之境、实现崇高的中庸之德。
(三)逻辑指向――中庸的向度之维
践行中庸之道、实现中庸之德,其最根本的价值取向是什么?
《中庸》上讲: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礼记,中庸》)不难看出,无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庸、还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中庸,其共同的价值向度就是和谐。
中庸是实现和谐的手段,和谐是中庸追求的目标。
1 个体身心之和。
在人与内在自我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哲学家认为,个体生存的意义世界与个体人身心的涵养有很大的关系,可以帮助人在自身生命与心灵上都处于健康状态。
0懦家提倡以中庸为遵循原则,主要通过内省与力行两大环节、由内而外逐步实现身心之和。
孔子说: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论语?
颜渊篇》)“内省”是一种内心的自我反省,是靠主观自觉、自我分析、自我评价来调控自己的行为,使之遵循确定的目标。
杜维明教授认为,自我反省和个人内省作为日常功课的一部分,是时时进行着的。
在这个意义上,儒家的自我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始终在改变的动态过程。
同时,内在自觉还需付诸外在行动。
《中庸》中说:
“力行近乎仁”。
孔子重“行”,他考察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要“言必信、行必果”(《论语?
子路》);认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
里仁篇》)。
作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应谨言慎行、敏而躬行。
2 群体人际之和。
中庸之道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应具体指向“和而不同”。
“和”是指用于不同意见或不同个性中谋求一种“执中”或和谐的状态之义,而“同”是指抹杀不同人的个}生来谋求单一性的一致之义。
因此。
只有“和”而不是“同”才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与此同时,在其他儒家经典中,也围绕中庸的思想对人际关系之和作以阐释。
如《大学》: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仁、敬、孝、慈、信,这些适度之举,才能够维系好君臣、父子等群体关系。
《礼记?
礼运》中指出:
“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
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
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
是谓大顺。
”这又从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国家关系强调了以中庸之法构建“大顺”理想的重要。
此外,孔子还主张“无适”、“无莫”、“周而不比”、“群而不党”以及“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等接人待物的思想理念。
3 人与社会之和。
据我国有关部门的最近统计:
占总人口百分之二十的最贫困人口,其财产仅占国家经济总额的47%,而占总人口百分之二十的最富裕人口其财富占50%;中国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年均收入差已达到3.3:
1;人类发展指数方面,东部地区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西部部分省份比非洲最贫穷国家还要低。
这些数据表明,目前我国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依然很大,这将直接影响社会的长治久安。
孔子说: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
季氏》)。
对此,孔子提出治理天下的两条路线:
一是德礼,即礼治;一是刑政,即法治。
儒家倡导的“德礼”就是在全社会实行礼制。
“礼者。
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左传-隐公十五年》)孔子曰: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礼记?
经解》)荀子说:
“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
”(《荀子?
强国》)“礼”的本质是社会的规范、秩序和法度,“礼治”是儒家倡导的第一治国良方。
与此同时,“法治”在治理社会中也不可或缺。
《礼记?
乐记》中说:
“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只有依法治国,才能“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周易?
蒙象》)。
儒家的中庸之道,就是在治理社会中要始终贯彻“礼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做法,在持守中正的前提下促进社会和谐。
4 人与自然之和。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忠告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英国学者汤因比断言:
“人类未来的文明如果不以儒家天人和谐思想作为范式的话,人类的前途将是可悲的。
”人^类的急功近利和膨胀贪欲致使大自然日趋恶化。
人类与自然正处于不和谐的状态中。
究其根源,人类在取之于大自然的过程中,缺乏的就是一种至德妙方,即中庸之道。
中庸既重视处在天地之间的人的能动性。
又重视人与自然的相生相契的和谐性。
周桂钿教授指出:
“中国古人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保护与自然的和谐。
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条:
一日取之有制,二日取之以时。
”前者是指要有节制地开发大自然,后者是指因时制宜利用大自然。
孔子在保护大自然方面堪称楷模。
“子钓而不纲。
弋不射宿。
”(《论语?
述而》)“君赐生,必畜之。
”(《论语?
乡党》)对此,孔子深有体会:
“丘闻之也,刳胎杀天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
何则?
君子讳伤其类也。
夫鸟兽之於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
”(《孔子世家》)孔子还提出:
“开蛰不杀当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
”(《大戴礼记?
卫将军文子》)“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礼记?
祭义》)只有对万物生灵“取之有制”、“取之以时”,才能确保大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庸的价值转化
从中庸的论域上看,其本身具有的思想高度、践行难度和价值向度构成其特有的话语逻辑。
这种一以贯之的逻辑系统蕴涵着博大精深的思想价值,正如毛泽东指出的:
中庸哲学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当下,我们必须“与时偕行”,将中庸之道转化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彰显其时代意义,已成必然。
(一)以“中庸”的思维方式规约“现代性”问题
“思维方式”是对客观事物共同的、本质的特征和内在联系所进行间接而概括的反映方式,是人们用以理解和解释现象及问题的架构。
汤一介教授指出,中庸的“中和”思想为中国哲学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和思维方式。
王岳川教授指出:
孔子的哲学不强调极限。
相反,在两个极限之间取其中,这是一种东方的思想、东方的智慧和东方无言之大美。
在此,所谓东方的思想智慧即是作为思维方式的中庸之道,它对于规约和解决当下人类“现代性”问题不容忽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反思。
“现代性”包括人类自身的矛盾以及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并各自形成的负面后果,如人的自我身心、群体人际、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不和谐。
其中最为严峻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能源、环境、生态、人口对自然造成的伤害已发展到难以挽回的程度,在天人二分或工具理性指导下的工业文明已面临绝境。
1992年全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
“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互相抵触的道路。
”在进入21世纪以后,人类面对的一系列严峻挑战不但没有缓解且愈演愈烈,诸如生态恶化、信仰危机、道德真空等等。
为此,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思维方式的变革要到东方文明中寻找动力”的文化观点。
中庸思想在现代性的困境和现代性的恶果中,将以其自身不偏不倚不极端的思维方式,中和平正的价值构成,抵制情感放纵欲望和唯理性的偏颇,坚持辩证看待社会和人生,透析人性的弱点,使人类重新审视东方思想中的合理因素,避免在现代性的误区中将人类引入“技术的夜半”和“发展的灾难”的歧途。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庸的智慧之光必将照耀在人类的心灵之上,在规约人类“现代性”的过程中,切实换取人文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
(二)以“中席”的文化认同倡导普世价值
文化认同是在充分考虑当今人类文化未来发展和人类文明转型的整体格局及其发展趋势的全球背景下。
通过沟通、交流、对话,汲取彼此会通的思想和契合于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因素、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生存智慧,共同构筑一个更加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新文化体系。
汤一介教授指出,“和而不同”既可以保持和发挥自身文化的特性,又可以在互相交流与对话中得到发展,而促使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认同”。
王岳川教授认为。
中庸思想在新世纪仍然有其不可忽略的全球性意义和普世性价值。
“和而不同”就是以中庸之道为原则,而中庸之道恰恰为不同文化的沟通与和解、探索公认的普世价值提供智慧与方法论。
1 理论渊源的会通性。
中庸可谓是“轴心时代”中外圣贤不谋而合的思想理念,在其本质与功能上具有显著的会通性,其典型表征为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说。
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著作中指出,所谓“中道”就是“适度、适中、执中”,“无过无不及”的中间状态。
亚里士多德指出:
“美德乃是一种中庸之道,”“人的行为都有过度、不及和适度三种状态,过度和不及,均足以败坏德行,”因此,“德行必定是一种志在求适中的中道了。
”在此,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中道”是一种因人而异的适度要求或状态,它是一种相对的中道,即适度、适量。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中道是随人随事,因时因地变动不居的。
在个人道德领域中,中道要求每个人都否定极端,言行一致地履行公正。
在社会政治领域中,中道思想贯穿于其政治哲学思想中,成为其国家政治观的核心。
在此,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也包涵着道德论与方法论两个层面,与儒家的中庸之道可谓不谋而合。
因此,中庸这一哲学范畴具有东西方文化思想的共性,是东方和西方共有的哲学理论,具有人类精神的内在互通性。
这充分证明了中庸在中西方“轴心时代”伦理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并共同影响了东西方重要的思想发展历程,这也使内涵其中的优秀理念继续被当下全人类所接受成为可能。
2 现实世界的认同性。
我们认为,一种优秀的文化理念具有超越时空的无限传承性。
具备了这种特质的文化,就会赢得人类的普遍认同。
在人类“现代性”问题尚未解决的背景下,从伦理道德层面与思维方式层面寻找一个可操作性的切入点至关重要。
中西方有识之士在对话、沟通中逐渐探索到了不同文化彼此交融与认同的契合点。
1993年,由德国著名神学家孔汉斯(HansKting)起草的“世界伦理宣言”(DeclaratlontowardaGlobalEthic)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会上得到120多个宗教团体与领袖的支持与签署。
他们提出两条原则:
一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条是人道的原则,即把人当人看。
杜维明先生把它翻译成儒家语言,就是“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第一条是恕道原则,第二条是仁道原则。
这样一来,全球伦理所倡导两个基本原则正是儒家的忠恕之道,就是中庸之道的最重要的思想内核。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具有全世界普遍认同的文化理念,中庸在解决人类“现代性”问题乃至全球各领域问题正日益彰显其本体论意义与方法论意义。
因此,深刻把握中庸的话语逻辑,立足中庸之德的思想高度、体认中庸之德的修炼难度、着眼中庸之德的价值向度,使中庸这一人类共有的“至德妙方”切实能够为人类的和谐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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