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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读书笔记

政治读书笔记

【篇一：

读书笔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读书笔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有一部在古希腊思想家最重要的政治学论著——《政治学》。

读《政治学》，便不得不介绍其作者——亚里士多德。

首先，我简单叙述下亚里士多德生平。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腊斯吉塔拉人，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

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

亚里士多德一生勤奋治学，从事的学术研究涉及到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等，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据说有四百到一千部，主要有《工具论》、《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

其对后世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有人说：

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人类国家的政治体制开启了一扇窗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国家政治体制撑起了一片天。

在西方历史上，亚里士多德对后世欧洲的影响仅次于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既师承柏拉图，又有独创性的发展。

那么在这里我与大家简单分享下我读著作《政治学》的总结和感想。

《政治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

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政治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

全书在对100多个城邦政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从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这一前提出发，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对公民最好的国家。

全书共8卷103章，按内容可分4部分。

①第1、3卷，探讨城邦、政体等基本理论。

认为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一种社会团体，追求最高最广的善业。

人类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经家庭、村坊而组成城邦。

政体按其宗旨及最高统治权执行者的人数，分为正宗与变态两大类。

前者为君主、贵族、共和3种，后者为僭主、寡头、平民3种。

②第2卷，批驳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主张,评析当时的各种政制。

③第4、5、6卷,论述现实中的平民、寡头、共和等政体的具体形态、变革原因及其防范措施，提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

④第7、8卷，论述理想城邦中的道德、人口、疆域、民族性和教育等问题。

《政治学》主要强调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提出和谐发展教育观和教育年龄分期。

在书中，他和他的老师柏拉图一样，把教育视为奴隶主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教育的政治意义，要求由国家创办并管理学校教育。

他还把心理学引进教育学的讨论中。

他首次提出的教育须依靠并适应自然、发展儿童天性中的潜在能力的思想，开启了后代资产阶级遵循自然教育思想之先河。

他最早依据儿童发展顺序作了划分教育年龄阶段的尝试，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和谐发展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在西方教育史上，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并论证了教育要适应儿童自然天性发展的思想，并以之确定了教育的年龄分期，对各年龄阶段教育的要求、组织、内容和方法等具体措施提出具体意见，要求成人应根据儿童年龄特征对其进行教育。

他认为人不同于其他动物，身心具有作人的某种特性。

因而只有遵循这种特性，教育才能卓有成效。

他把一个人从出生到21岁期间受教育的年龄按每7年为一自然阶段划分为三个时期：

从初生到7岁为第一个时期；从7岁到14岁（青春期）为第二个时期；从14岁到21岁为第三个时期。

他把课程分为有用和文雅两类的文雅教育思想支配欧美中等和高等教育达两千年之久。

亚里士多德及他的《政治学》，既影响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促进了中世纪欧洲学校教育的发展，又对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及发展，起了相当大的启示作用。

他对幼儿教育的专门论述及在道德教育中注重躬行实践的思想对今天的教育实践仍有借鉴作用。

须指出的是，他的整个教育体系，体现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其

中充满了阶级的偏见和反动思想，这些都要需要批判的。

这也正是说明了在该书中也存在许多不足取之处。

不过这大部分体现在他对政治体制方面的论述。

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提出了“人从本性上说是政治的动物”的命题，阐述了城邦的起源、性质、目的、任务和活动原则，提出了关于公共权力、政体、法治等方面的理论。

亚里士多德将政体分为四种：

寡头制、民主制、混合政体、僭主政体。

例如在谈到奴隶制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信仰平等的人。

纵使承认了奴隶与妇女的服从地位，但所有的公.民.在政治上究竟应该不应该平等，还仍然是个问题。

他说有些人认为这是可以愿望的，根据的理由是一切革命的关键都在於财产的规定。

他反对这种论证说“最大的罪行乃是由於过多而不是由於缺匮；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要躲避冻馁才变成为一个暴君的”。

在我看来，他的诸多观点也是矛盾的！

比如：

亚里士多德说，选举行政官的办法是寡头制的，而用抽签来任命行政官才是民主的。

在极端的民主制裏公民大会是高於法律之上的，并且独立地决定每一个问题。

雅典的法庭是由抽签选出来的大量公民所组成的，而不需任何法学家来帮忙；这些人当然易於被雄辩或者党派的感情所左右。

所以当他批评民主制的时候，我们必须理解他所指的是这种东西。

他强调要以统治政党的经济地位来区别寡头制与民主制：

当富人完全不考虑到穷人而统治的时候便是寡头制，当权力操在贫困者的手裏而他们不顾及富人的利益时便是民主制。

君主制比贵族制更好，贵族制比共和制更好。

但是最好的一腐化就成为最坏的；因此僭主制就比寡头制更坏，寡头制就比民主制更坏。

亚里士多德就以这种方式达到了一种有限度的为民主制进行辩护；因为绝大多数的实际政府都是坏的，所以在实际的政府中，民主制倒也许是最好的。

民主的政府比寡头制更不容易有革命，因为寡头们彼此之间可以起纠纷。

寡头们似乎都是些精力旺盛的家伙们。

他告诉我们说，在有些城邦里寡头们宣誓说：

“我要做一个人民之敌，我要竭尽全力设法来对他们加以一切的伤害”。

亚里士多德把国家的整体是建立在社会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上，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家的问题，他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认为人按照其本醒必须结合成共同性才能生存，国家也由此产生。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人是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的。

哲学最大的魅力就是它能把把看似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复杂的世间万物抽象成具体的东西。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体制并非完美无暇的，它有一个致命的硬伤，他在国家的必备条件里说过，一个国家只有广阔的土地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但广阔的土地又是必要的条件，他眼中国土的最大限度是：

能让所有的公民都可以互相了解，能够在一起召开并便于管理会议。

这不仅让人有点失望，他所提出的政治理论尽限于雅典这么一个小城邦，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但是不具有一般性，根本不可能进行推广的。

具体后人有没有借鉴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学说付出实施我也不知道的，即便是有我敢肯定也是失败的，因为这一些的理论看似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很是雷同。

但二者存在质的差别，那就是两种看似相同的政治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不同。

前者是建立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上，后者建立在高速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

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亚里士多德天才地指出人类与政治的内在相联性,并精确地预言了政治的基本主题——公正,精辟地指出了社会中法律、正义、智德的作用。

但是,他也只是指出了政治研究的方向,未能深入剖解古代西方政治生活。

时迁势易,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复杂性的充分显示,人类的政治认知水平大大提高。

现代政治学以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为借助,已能较为清晰地给我们展现人类政治生活画卷。

古人的政治探索为现代化政治体制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在《政治学》中我们也受益匪浅，从教育到政治。

不过对我而言，我们从中学习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探索精神。

怀有他一样的执着，我们也定当有所成。

中国需要理性务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且需采取一种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体制迈进的改革策略

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不断提高相适应，因而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

这一点，党的十七大报告已经讲得十分明确。

另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人民更加幸福和更有尊严的必由之路。

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怎么改，人们有着不同的主张。

一种主张是，应借鉴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实践经验及体制架构，在中国实行普选制和多党制，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等。

另一种主张是，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政治体制改革只需在现有框架内进行即可，无需吸收借鉴西方的政治文明成果。

对于前一种主张，赞成的人不多。

据前述环球网的调查，仅有15.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推行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

究其原因，一是人们担心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引入中国可能会发生“水土不服”的情况；二是激烈的变革容易使现行社会秩序和运作陷入混乱，进而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对于后一种主张，人们主要担心的是其改革的力度和成效是否能充分到位，是否能满足中国向现代强国和公民社会转型的民主与正义需求。

种种迹象表明，围绕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争论有意识形态化的趋势。

而这种趋势蔓延下去，势必会延误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增加未来改革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为了使政治体制改革在可控、有序的前提下进行，我们主张，遵循现代民主政治的一般规律，本着实事求是原则，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务实地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现实国情，要求我们采取一种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体制迈进的改革策略。

我们认为，在未来30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内，要使经济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健康快速成长，中国应实行适当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较为分散的经济体制相搭配的发展模式。

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都曾经实行过这样的模式。

我们的考虑是：

第一，实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是解决二元结构转型时期复杂经济社会问题（如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等）的保证。

第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是保证国家平衡发展和加强民族亲和力的制度条件。

第三，较为集中控制而又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

第四，政治体制的构建，要融于基本国情和民族的传统文化文明之中。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在推进执政党自身改革、加强人大政协的地位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

顺应社会期待，破解改革难题，我们可以设想，下一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在以下方

面不断取得突破。

推进执政党自身改革。

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适应建立一个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

在此前提下，党要着力推进自身改革，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在这方面，首先，要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

要确保党的活动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党的政策和主张通过合法途径上升为国家意志。

理顺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努力实现科学执政。

其次，要推进党管干部的科学化。

要从对干部个体管理的具体事务中摆脱出来，更多地转向通过政策导向来保证干部队伍的质量。

第三，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的领导。

尊重新闻自身发展的规律，通过法律手段引导和保障新闻媒体健康有序发展，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第四，要发展党内民主。

重点是完善党内差额选举制度。

加强人大、政协的地位。

从实际运作看，全国人大如何更充分地行使权力，充分体现其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有许多问题需要破题。

包括：

精简代表名额、逐步推行人大代表专职化、政府和检察院、法院代表逐步减少并退出人大、建立人大会议辩论制度、以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代表等。

人民政协制度是体现协商民主的先进制度。

遵循协商政治的一般规律，提升政协组织的地位，需要在以下方面大胆探索：

逐步引入竞争选举机制，增强政协委员的民意代表性；调整政协的组织构成，容纳地区、民族的代表，发挥政协解决区域纷争、促进地区和谐稳定的作用；赋予政协一定的立法权，硬化政协的地位。

实现立法的民主化。

立法民主化是时代的潮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距离立法的民主化还有很大差距。

实现立法的民主化，需要对现行立法原则和程序加以调整和完善。

如扩大提出议案的主体范围；法律法规的制定要公开、透明、民主；消除部门立法的弊端；强化立法的法律监督。

推进政府的改革。

其重点是：

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形成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公共预算以及向人民公开透明的阳光预算。

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既保证中央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又发挥地方的活力，调动其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的积极性。

推进司法独立。

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存在的弊端，概括起来，是司法的等级化、司法的行政化、司法的商业化和司法的地方化。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增强司法的独立性，需要建构符合司法内在规律的法官和检察官管理制度，实现法官和检察官制度的现代化；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执行机制；实现法院、检察院人事和经费垂直管理。

大力发展社会组织。

发展社会组织，是落实公民结社自由权利的具体体现。

从政治角度看，执政党发展社会组织的导向已经十分明确。

推动社会组织发展，需要在体制政策、发展环境、结构治理等方面予以突破。

具体来说，一是要突出发展重点。

大力发展各类工商技术协会、社区自治组织、慈善组织、中介服务组织。

二是要创新发展环境。

包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从一些社会领域退出；放宽准入条件，加强监管；增强社会组织的民间性和自治性等。

三是引导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管理。

四是完善社会组织立法，保证社会组织的法定地位。

政治体制改革是民意所向、大势所趋。

清醒地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坚持务实渐进的改革策略，有利于中国平稳地走上民主政治的坦途。

对此，我们坚信不疑。

【篇二：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读书笔记】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读书笔记（2010-10-0710:

3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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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政体的分类

实证研究

城邦

公民

文化

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开山鼻祖。

他第一次将政治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

他确定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使政治学真正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体系。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

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

全书分为八卷。

第一卷应该是一个序言。

政治学应当从何处开始。

什么是城邦：

一种追求至善的包含其他一切的共同体就是城邦。

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批评了一种谬论即认为治城邦如治家，家长、主人、政治家和君主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区别仅在于治理人数的不同而已。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治国与治家是不一样的，家务管理者与政治家也是不一样的。

从第二卷开始，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了。

政体的研究也是全书的核心和关键。

“我们准备考察，对于那些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说，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什么。

”亚氏认为政治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所以要研究所谓的理想政体，更要考察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政体。

理想政体应当是能够实际可用的，因此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实现的。

这种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中庸主义式的思想贯穿着全书的始终。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第二卷中亚氏开始了对其师柏拉图及其理想政体的强烈批判。

他认为，“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反对柏拉图整齐划一式的最理想的城邦组合形式。

他还反对妻子财产共有等等柏拉图的共有制的思想。

接下来，亚氏批判了柏拉图《法律篇》

中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两种最坏政体形式的结合体—共和政体。

在最后，亚氏还比较分析了斯巴达、克里特、迦太基等不同的政体形式，

城邦的基本要素是公民。

公民的本质决定城邦的本质，所以要研究城邦，首先要研究公民。

在第三卷的开始，亚氏开始讨论公民的定义。

“凡有资格参与城邦议事和审判事务的人”就是该城邦的公民。

这就是说，只有享受平等政治权利的人才是公民，只有由这样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团体才是公民。

紧接着，开始讨论善良之人的德性与良好公民的德行是否相同。

结论是：

“即使不具有一个善良之人应具有的德行，也可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

”

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

亚氏将政体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两类。

正宗政体：

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变态政体：

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

亚氏对各种政体进行了比较。

特别是对于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比较。

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

接下来，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城邦的权力归属问题。

他认为，由多数人掌权是合乎公道的。

接着自然地转为各种政体的问题。

当城邦中德性较高的人越来越多后，君主制开始逐渐被共和制和寡头制取代。

但是平民政体，是众人德性堕落的结果。

民众决断一切是永远和野心家的煽动与僭主的谋权分不开的。

在亚氏看来，共和政体和贵族政体，都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某种混合，区别在于前者倾向平民而后者倾向寡头。

最优良的城邦，在亚氏看来，是中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人数最多，从整体上占有着巨大的财富，个人而言，既不富有，也不贫穷，所以能够保持整体上的稳定。

而且中产阶级讲求平等，注重德性，能够更容易做到“中庸”的美德。

在第五卷，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覆灭更替的原因，以及保存政体的最佳方法是什么。

首先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冲突。

根本原因是二者的正义观不同：

自由和财富的对立。

其次，平民和寡头的冲突引起僭政，因为僭主欺骗双方，使他们认为只有在僭主的统治下才能使双方得到安宁，可实质确是，挑拨双方的互相斗争才是僭主维持自己权力的法宝。

僭主因不正当的权力产生恐惧，并因为这种恐惧而运用种种僭术来对付人民。

但是，明智的僭主会变得谦卑恭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从而使僭政得以长久维持。

这也是僭主制的保全方法。

在最后的七八两卷，亚氏从新回到了对于理想城邦的讨论。

最优秀的政体就要有最值得选取的生活。

对于幸福的人，幸福的城邦的讨论。

以及对于土地分配，共餐制，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音乐、文学等等具有柏拉图式理想观的讨论。

这也说明亚氏的思想终究在某些方面被其师柏拉图深深的影响。

总之，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创始者，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

《政治学》也是经典中的经典。

其中有关城邦，政体，法制等政治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此后的政治家和学者。

黄华莉：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读书笔记

黄华莉2008-09-2411:

27:

07阅读138评论0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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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概述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著述是一定历史背景的产物，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奴隶制已经发生了重大危机，社会力量开始发生变化，很多原有城邦的统治岌岌可危。

亚里士多德站在陆续兴起的中产阶级的立场，与其师柏拉图希图通过一种理想主义的极端“哲学王”的统治理想相反，希图通过对现实城邦的考察比较以一种调和的中庸的更为实际的途径去寻求优良城邦的建立与存续，首先将政治学从哲学伦理学里分野出来，以分科学的方式去研究国家的理论、政体的理论、法治的理论等等。

通读完《政治学》这本书之后，我们会发现事实上该书是一本未竟之作，这本书的大致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论述理想国家，包括了卷二、三、七、八，这部分是在未摆脱柏拉图的影响而从应然的视角去构思理想国家的；二是论述现实国家，包括卷四（政体的分类）、五（讨论各种政体覆灭更替的原因，以及保存政体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六（讨论了平民政治和寡头政治的专门组织），这部分是在他从应然视角转换到实然视角之后完成的。

从整体的内容来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论述了城邦（国家）的目的和起源、政体及其分类以及相互转换、政体的变革和革命、理想政体的形态、中庸理论、分权理论，还论及了法治与人治、个人与国家、社会与国家以及教育等问题。

但中心始终是围绕何谓理想城邦和优良城邦以及如何建立优良城邦并使之存续下去。

《政治学》通篇都洋溢着浓烈的伦理学的气息，他认为一个人要达到完美的善，必然要倾向于过政治生活，因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

伦理学研究的是个人的善，而政治哲学研究的是集体的善，国家政治就是要实现公民的最高善德，因此其论述理想的城邦就是能实现和达到至善的目的，而优良的的城邦就是使人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之间的差异的根源就在于亚氏身为一个外邦人，根本不具有柏拉图的这种生活体验，因而他更可能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从纯客观事实出发，以他的正宗政体与变态政体的标准，疏理150多个希腊城邦的政制现实，并探讨任何一种政制可能得以保全、持久的途径。

因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实际上就是一门“可行的艺术”。

所谓“可行”即体现在《政治学》提出的五大问题上（2.p180）。

在这里，亚氏不愧出身于医生世家，他在看待城邦政制问题之时，自始至终怀有一种“医生的眼光”，简而言之，他看待现实城邦的眼光是：

首先是诊断，即明确什么样的是病态的，什么是健康的。

变态政体就是病态政体，如想保全并维持，必须过渡到健康政体，即正宗政体；其次是治疗，即任何一病态政体过渡到健康政体的现实途径，对于各种政体的种种道路选择或治疗方案，亚里士多德的讲述是非常详尽的；最后，探讨一般政体的毁灭和保全的原因何在，即何种措施能够预防健康政体堕落为病态政体。

二、结构与内容评析

在卷一当中，作者采用溯源的方法探讨了城邦的起源问题，其认为城邦是人类本性的要求自然发展起来的，城邦是处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是自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其目的并非只是为了人类的存续，更为重要的本质是体现美德和正义的优良生活。

在推理家庭到村坊再到城邦的这个链条中他还探讨了个人与国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但主要是在家庭层次上论述的，他认为，政治学是从家庭开始的，原因是城邦的基本构成单位就是家庭。

但是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批评了那些认为治城邦如治家，家长、主人、政治家和君主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区别仅在于治理人数的不同而已。

在当时的希腊，基于血缘的家族政治链条在一个时期被砍断了。

对此，人们的记忆是，君主制被贵族制取代，贵族制又被民主制取代。

正如古希腊普遍提到的一个古老的政治故事：

当一个僭主的妻子抱怨他留给后代的权力被严重削弱之时，僭主答道：

“恰恰相反，是加强了，因为权力的

被制约使王位的稳固有了保证。

”

亚里士多德像很多哲学家一样注意到了治家与治国、牧畜与牧人有着根本的不同。

亚里士多德尽管承认“并非所有奴隶或所有自由人都是自然奴隶或自然自由人”，但是，与柏拉图“构成人的材料”的神话如出一辙，“自然打算让人们这样，一部分人服从而另一部分人则显示权威和运用高贵者的权力”，因为人们天性如此，有人天生是自由人，有人天生是奴隶。

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只会唱高调的人。

尽管一些自由主义者有足够的理由仇视他，这个古老的道理最终还是被熊彼特们在“人生而平等”甚嚣尘上的年代以精英民主主义曲折地但是无可置疑地辩护了。

因此统治术分成两种：

针对自由人的和针对奴隶的。

亚里士多德接下来谈了关于“获取”的技艺，即致富术。

这一段对于我们把握致富术对于城邦的重要性有帮助的一点是财富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是应当考虑的，但他们不应以此为目的。

正如家长应当考虑家庭成员的健康，但是这是医生们必须考虑的问题一样。

当然，由于国家比一个家庭更需要金钱，因此有可能有政治家致全力于理财。

同时，亚里士多德还继承了柏拉图的某些观点认为灵魂天生由统治和服从的两部分构成，既然统治应当出于德性，那么统治者就应当具有完美的伦理德性，即主人的技艺，也就是理性；而臣民只需对其有用的理性就足够了。

即：

每个人具有着相同的德性，但其组成和程度不同。

男人的勇敢体现于发号施令，而女人的勇敢体现于服从。

第二卷作者讨论了理想城邦和优良城邦的问题。

亚氏显然是不同意柏拉图式的理想政治模式的，因为没有人能实现那种生活理想。

但亚氏希望人们能够尽量实现善的生活。

因此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实现的，既不是神，也不是堕落的人们。

亚里士多德就开始了对于柏拉图《理想国》中共产主义模式的批评。

柏拉图的理想国建立在一个重要的逻辑基础上，即最完美的国家内在类似于最完美的个人灵魂，也就是：

国家的最理想的组织模式是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