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词的语言结构义分析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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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词的语言结构义分析法
第十五章词的语言结构义分析法
词的语言结构义是指注重语言的结构形式特点,在语言结构体系内部所依存并为人们日常交际使用的词义。
它与人文词义相对存在。
分析词的语言结构义的方法即为结构义分析法,它与人文词义分析法相对存在。
本章将论述的词义分析法包括形训法、声训法、同义词相训法、互文见义法、界说法、辨异法、义素分析法、语义搭配法、构词鉴定法等九种。
前六种在中国传统语言学中有悠久的历史,在训诂学中它们有的还曾因是属于“训诂条例”、“训诂方式”、还是“训诂原理”发生过不小的争执。
而把它们放到认识词义所借助的是什么样的方式途径来看,其本质又没有什么不同。
这九种方法,根据不同的特点,可以分成几种类型:
形训和声训是借重了词语某一方面的载体特征来诠释词义;同义词相训和互文见义是利用相类似的词语和句子结构来映证词义;辨异法和义素分析法是将词义的内部构成一一剖析,来确认词义的实际内涵;语义搭配法和构词鉴定法则是把词义放入语言单位的组合中,从不同的组合对象和能力来确定一个词义的存在或区别一个词义的范围;界说法是直接对词义进行描述性的解释。
第一节形训法
形训是根据汉字的形体部件及构成方式来解释词义的一种方式。
这是中国传统语文学中最古老、也是汉语言学中特有的一种释义方式。
它的存在基础就是汉字所特有的象形会意性质,从汉字的字形上直接映透或让人悟到它所表示的意义。
《说文解字》的主要功用之一就是据形释义,对每一个字都分析了它们的字形构成,再根据字形来解释字义的形成。
如:
1.“米,粟实也,象实之形”。
(《米部》)
2.“鱼,水虫也,象形”。
(《鱼部》)
3.“臼,舂也,古者掘地为臼,其后穿木石,象形,中、米也”。
(《臼部》)
4.“中,内也,从口┃,上下通”。
(《┃部》)
5.“舀,抒臼也,从爪臼。
《诗》曰:
‘或簸或舀’”。
(《臼部》)
6.“戍,守边也,从人持戈”。
(《戈部》)
7.“弹,行丸也,从弓单声”。
(《弓部》)
8.“纯,丝也,从糸屯声”。
(《糸部》)
上面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造字方式分别选了两个例子,可以看到,它们的意义都会从字形上显现出来。
而这四种造字方式的以形显义的程度会由前到后出现一个递减趋势。
1、2两例直接从字形上描绘出意义的所指。
3、4两例以象形字为底架,再加进一定的符号表示所指称的事物,以此提示人们对意义的理解。
5、6两例以两个象形字为基本构件,合起来会成一个新义,这个新义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一经合体字作了指代并为人们所使用,它的合成义也就明确固定了下来。
7、8两例以一个形体示义,一个形体示声,示义的形体表示着这个字所属的大的意义范畴。
在这些例子据形显义程度递减的同时,所显示的意义也会出现由具体到抽象的逐渐变化过程。
这种泛化过程正好代表着汉字由象形到象意,再到形声这么一个逐步远离形体显义原始功能的发展趋势。
这个发展趋势必然削弱形训的解释力。
再加上在汉字形声化即表音功能加强的同时,还同时发生着汉字的简化和楷化,这也都会对形训的发挥作用产生影响。
所以形训的运用有它的一些限制条件,如它在古代汉语的教学和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就比在现代汉语中要强,因为在古代汉语中有着它所需要的两个要素:
小篆和接近小篆的楷书繁体字。
但即便在汉字的简化、楷化、表音化,以及汉语词双音化的趋势愈来愈突出的时候,带有强烈表意性的汉字字根仍在所有的或新产生的汉字及复合词中发挥基础的表意作用。
因为简化字毕竟数量不多,如果简化字是偏旁部首的话,它的类化作用明显,并不妨碍人们理解同一偏旁的字。
代表汉字表音主要趋势的是形声字而不是数量不多的假借字,在形声字身上形旁所揭示的义类作用是相当稳定突出的。
因此说绝对一点,除了假借字以外,几乎所有的汉字都会在字形上或多或少地显示出意义的指向。
形训的主要作用在于对字本义的揭示,在鉴别多义字的时候尤为管用。
如在辞典中找到“浮”有“漂浮”、“泛舟”、“流动”、“游荡”“虚浮”、“浮躁”、“超过”等义。
概据字形从水旁的特征,可以很容易判断出“漂浮”义为它最早的意义。
《说文》云:
“浮、泛也”,《广雅》云:
“浮、漂也”。
随着传统训诂学在现代的科学化条理化,人们对形训是对本义的反映这一传统结论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王宁先生认为:
“形训即是从造意中来显示实义”,“形训如果没有造意部分,就失去了它的特点而成了义训”[1]。
如“半,质中分也,从八从牛,牛为质大,可以分也”,“质中分也”是“半”的实义,“牛为质大”则为它的造意。
将“造意”从本义中分出来,准确表达了本义根据字形成义的根据,也防止了到文献实际中去寻找不曾有过的“造意”。
又如“齐、禾麦吐穗上平也”,“禾麦吐穗”就是这个字的本义的“造意”,凭借它而表现出“上平也”之义,“上平”“平齐”才是在语言实际中运用过的本义。
对这样的“造意”以往总是把它统统看是本义,将其它所有的意义都归入到引申义当中,这样就会出现很多在语言实际中找不到例子的本义。
而且本义的面貌总是那么具体实在而往往失去了交际的作用。
“造意”与“实义”的区分,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古人造字表义时所借助的形象与思维的走向。
“造意”具体、个性化些,“本义”概括抽象些,在语言实际中比较多见,也更符合当时汉语已经相当完善和古汉人的思维成熟程度的实际。
第二节声训法
一、前人对声训的运用
声训指的是根据语音的特征来揭示词义构成的一种方法。
在先秦时声训就有了出现,如上文所举的例子“政、正也”就是,又如《周易·说卦》中的“乾,健也。
坤,顺也。
震,动也。
坎,陷也。
离,丽也。
兑,说也。
”也是运用了语音相同相近的字来相互解释。
在两汉,声训的运用就更为普通。
《释名》就是一部专门从事语音释义的著作。
“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
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在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
”[2]“《释名》以同声相谐,从音求义,参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
”[3]都说明了这是一部主要根据语音来解释词语这个“名”是如何产生,如何符合所指称的客观对象这个“实”的著作。
如:
“仁,忍也,好生恶杀”。
(《释言语》)
“礼,体也,重事体也”。
(《释言语》)
“通,洞也,无所不贯洞也”。
(《释言语》)
“食,殖也,所以自生殖也”。
(《释饮食》)
“地,底也,其体底下载万物也”。
(《释地》)
《说文解字》是根据汉字的字形来解释字义的字典性著作。
传统上一直把它归入到文字学的奠基之作。
但在有清以来,研究《说文》的专家在《说文》的释语与被释语之间发现语音联系也是相当普遍。
对许慎把两个意义对等单词对释的很多例子,段玉裁都揭示出了其中的声韵关系。
如:
“死,澌也”。
(《爻部》)段注:
“死澌异部迭韵”。
“逆,迎也”。
(《辶部》)段注:
“逆迎双声”。
“巡,视行也”。
(《辶部》)段注:
“视行一作延行,延巡双声”。
“玖,石之次玉黑色者”。
(《玉部》)段注:
“玖音近黝,故训黑色”。
“改,更也”。
(《攴部》)段注:
“双声”。
段玉裁还进一步挖掘了汉字内部构成部件之间的声韵关系,他认为:
声与义同原。
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
此会意形声两兼之字致多也。
《说文》或称其会意,略其形声,或称其形声,略其会意。
虽则省文,实欲互见,不知此则声与义隔。
”[4]
他对很多会意字都重新揭示了其中的声韵联系:
“顺,理也,从页川”(《页部》)。
段注:
“川之流,顺之至也。
故字从页川会意而取川声。
小徐作川声,则举形声包会意。
训驯字皆曰川声也。
”
特别是接受了宋代“右文说”的见解,对众多的形声字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看法,进一步发展了“右文说”的内涵和解释力:
“察,覆审也,从宀祭声”(《宀部》)。
段注:
“从宀者,取覆而审之。
从祭为声亦取祭必详察之意”。
“盛,黍稷在器中以祀声者也,从皿成声”(《皿部》)。
段注:
“形声包会意。
……引申为凡丰满之称”。
段玉裁、王念孙对声旁含义的揭示远远超出了单个汉字的范围,大量涉及到了声旁所蕴含的统一意味。
如:
“凡兀声之字多取孤高之意”。
(《说文》“兀”字段注)
“凡言甾者,皆始立基业之意”。
(《广雅》“甾”字王疏)
“凡言眇者皆微之义也”。
(《广雅》“纱”字王疏)
“曙、署、著三字声相近,皆明著之意”。
(《广雅》“曙”字王疏)
在清人的著作,“凡同声多同义”、“声近义同”、“凡某之音多取某之义”之类的话语间常可见。
说明人们对汉字意义的认识已经突破了字形的限制,从着重在书写上的外形依托深入到了口头上的语音表达,来探讨意义的存在事实与存在形式之间的联系。
近人黄侃则对《说文》中的声韵联系提出更为大胆的估计,据《文字声韵训诂笔记》记载,他的判断为“说解之字,什九以声训,以意训者至鲜”[5]。
在清代,人们对音义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不仅仅局限在汉字结构上。
而是突破了字形的限制,将音义联系扩大到整个汉语词汇的构成繁衍、及使用理馍蠉姟U饪梢愿哂识醯闹鳌⒙凼鑫怼M跻毒迨鑫拧ぷ孕颉吩疲?
大人曰:
诂训之指,存乎声音。
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痪然冰释。
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屈为病矣。
”
这都反映出前人对运用声训在理解词的意义时所取得的经验和认识。
王氏的这些看法在后来作为清代语文学所取得的独到成就而倍受人们的赞扬,对近代的语言文字学者们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如章太炎的《文始》、高本汉的《汉语词族》都是从语音去研究字义的联系。
二、对声训的评价
对这么一种在语言学史上发生过巨大影响的释义方式,该如何看待呢?
赞者弹者二者均有,而集中体现在对声训之法的发韧者━━《释名》的评价上。
现代学者中抨击得最严重的要算王力先生,他在《中国语言学史》中写道:
刘熙的声训,跟前人一样,是唯心主义的。
随心所欲地随便抓住一个同音字(或音近的字)来解释,仿佛词的真诠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似的。
声训作为一个学术体系,是必须批评的,因为声音和意义自然联系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6]
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要看声训所依据的认识观,所运用的方法,是不是对头,而不应拘泥于一个几个的具体诠释例子。
也有学者不同意这个评价,对它进行着两方面的挖掘澄清工作。
一方面就是圈定声训的使用范围,使声训在方法论上立在一个比较牢固的基础上。
如陆宗达、王宁先生在《训诂方法论》中说道:
新词产生的一条重要的途径,说是在旧词引申到距离本义较远之后,在一定条件下脱离原词而独立。
有的音虽无就变,已成他词,也有的音有稍变,更为异语。
这就是语词的分化,也就是派生词。
同一语根的派生词━━即同根词,往往音相近,义相通。
[7]
卢烈红先生也论述了《释名》在声训法使用上的开创之功:
1.超越文字形体,摆脱经学束缚,首次将训诂研究导入语言学范围。
2.系统推求事物得名之由,开语源学专门研究之先河。
认为它的具体成果表现在:
1.正确揭示了多数合成词的词源结构。
2.成功地推求出部分派生词所由产生的源词。
3.成功地科学说明了词源词的同源关系。
4.释以本字者,往往能正确揭示多义词的词义引申关系。
5.释词和被释词虽不一定同源,但说解揭示了词某一方面的特性,有助于加深人们对词义的了解。
[8]
现在学者对声训所取的态度大多较为中肯,在总体上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它有效使用的范围:
我们对声训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估价,不能拒绝前人运用声训取得的积极成就,不能完全否定声训的作用,否定‘音近义通’现象的存在。
不过‘音近义通’并不是绝对的,并不是普通存在的,因而也不能普遍和过分地强调声训的作用。
夸大了声训的作用和滥用了声训的方法,结果只会使词义的训解和探究陷入混乱的境地。
[9]
三、声训所解释的是什么样的词义层次
要使声训的解释真正摆脱玄奥迷离,进入科学地理解和运用的境地,还必须将它所赖以立足的语言之地爬梳整理干净。
这就是从声训所揭示的词义现象入手,剖析这种词义的来源、构成、特征、作用、关系、表现形式。
当代学者王宁、周光庆、苏宝荣、孙雍长等先生都对此有过专门论述,从“义核”“深层义”“内部义”“隐含义”“类义”的角度阐述了音与义的内在联系这一古老命题。
[10]应该看到声训还是借助词义联系的一种外在形式,表示了特定的词义成分。
把声训的方法和成果引入词义学是本世纪80年代词义研究的突出成果之一。
把方法之争引入到语言实际问题的研究,把传统问题归入现代的学术研究范围,把扑溯迷离的臆说显示为有形可据的分析,把感情上的争鸣变为冷静的思考,终于使这一传统语言学中的重要方法在现代汉语词义学的建设中发挥了它的作用。
第三节同义词相训法
一、同义词相训的定义及分类
同义词相训在传统语言学中多称之为“互训”,只是对“互训”这个词的理解也不一致。
如许嘉璐先生秉承黄侃之说,在传统的释义方式归之为“互训”“义界”“推因”三种,他所说的“互训”指的是以已知或常用的词来解释同义词。
因为这是直接以一个词来解释另一个词,故又称为“直训”。
在“互训”中可以分为多字相训、递训、变字相训等多种形式。
[11]而张涤华先生则将“互训”作为与“直训”“递训”“同训”“反训”并列的一种训释词义的方式。
[12]
本书所指的同义词相训是指以一个意义相同相近的词对另一个词进行解释。
在词语形式表现为单个词语的对释。
它只考察两个词语进行对释的单个例子。
而传统上所谓的“递训”“同训”“互训”则应是对单词相释的多个例子之间串联关系的一种描绘。
排除传统名词术语的一些混乱或交叉情况,直接考虑释者和被释者之间的意义关系而不是形式关系,将“直训”看作就是用同义词进行直接解释,将其它几种归入“同义词相训”类,看作是它之下的具体分类形式,可以会更清楚些。
这样,在同义词相训类下面,将会出现:
互训:
指两个同义词进行的相互对换的解释。
“颠,顶也”,“顶,颠也”。
(《说文》页部)
“走,趋也”,“趋,走也”。
(《说文》走部)
“问,讯也”,“讯,问也”。
(《说文》口部、言部)
递训:
指几个词语之间可以进行前后递延的训释。
“语,论也”,“论,议也”。
(《说文》言部)
“辨,判也”,“判,分也”。
(《说文》刀部)
“摇,动也”,“动,作也”,“作,起也”。
(《说文》手部、力部、人部)
同训:
指分别对几个单音词用了同一个词语进行解释。
“把,握也”,“持,握也”,“扮,握也”。
(《说文》手部)
“忡,忧也”,“悄,忧也”,“愁,忧也”。
“恙,忧也”,“悠,忧也”,“悴,忧也”。
(《说文》心部)
二、同义词相训的释义特征
同义词相训是用一个已知的词去认识、显示一个未知的词,它的可行性就在于词汇系统中有着意义相同的词语存在。
同义词相训在本质上是寻求两个词语之间的共同性,它忽视、抹掉了两个互释词语之间的词义差别,因为它的作用不是显示区别词语之间的差异,而是通过一个已知的词语,以此为认知的出发点,去沟通另一个未被认识的词语。
从这个目的来看,同义词相训的方法是相当便捷灵活的。
如果脱离这个目的,对同义词相训的作用就有可能提出不恰当的要求。
如说到它会“抹杀同义词的区别,减少了字典对语言实践的指导作用”[13]。
这实际上是从强调了词典指导“运用”的功能而忽略了“认读”功能的角度来提出的批评。
由于同义词相训的作用主要是在于“认读”,因此被训释词语多是难义、偏义、僻义、古义,训释词语多是常见义、通俗义、现代义。
在古代大量的传注著作中,基于它的注释对象,服务于它的注释目的而出现的注释内容,其基本体例就是以同义词相训的形式出现。
而现代辞典渐渐更多地采用定义式说明的方式来进行词义解释。
同义词相训法的提出仍是针对单个词语对释这一释义形式而言的。
需要提出注意的是,这种方法的运用在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中所显示的词义相同程度和相同的词义成分方面会有很大的区别。
现代语言学中同义词相训所运用的同义词要求同义的程度相当高,而且要词的客观指称意义必须是基本相同,如“烹:
煮”,“抛:
扔,投”。
在很多情况下是用一个复合词甚至被释词在其中充当了词素的复合词来作释词。
如“虐:
残暴”,“拗:
固执”,“懦:
怯懦”,“意:
意思、心思”。
而古代同义词相训的形式可以包容相当复杂的词义内容,它除了也有严格意义上的同义词和比较严格地遵照单音词释单音词的这些情况外,还会较多地出现揭示深层义、词源义等种种非客观指称义的类义、形象义等情况。
如《说文》对“天”的解释是“颠也”。
如果理解这个单音同义词相训例呢?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对此作了详细说明:
此以同部迭韵为训也。
凡‘门,闻也’、‘户,护也’、‘尾,微也’、‘发,拔也’皆此例。
凡言‘元,始也’、‘天,颠也’、‘丕,大也’、‘吏,治人者也’,皆于六书为转注而微有差别。
‘元’‘始’可互言之,‘天’‘颠’不可倒言之,盖求义则转移皆是。
举物则定名难借,然其为训诂则一也。
‘颠者,人之顶也’,以为凡高之称。
‘始者,女之初也’,以为凡起之称。
然则天亦可为凡颠之称。
臣于君,子于父,妻于夫,民于食皆曰天是也。
段玉裁在这段话清楚说明了这个训例的两个特点:
一是在音义联系上与“门,闻也”一类例子相同,都是根据声音来释义;二是在意义上,“颠”字在这里所取的“高”义为远引申义,用来揭示“天”的词义特点也是在它的高远的外形特征上。
从词义的成分构成来看,“高”义并不是“天”一词的客观所指义,但在汉民族眼中,由于文化信仰的原因,对“天”这种纯客观的自然物,特别是对它外部的高远神奇深奥博大形象,赋予了一种神秘的崇拜心理,并以此把它象征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几条人伦要义,即“臣于君”“子与父”“妻于夫”。
因此可以说“天、颠也”所释的是一种基于民族文化心理上的词义色彩,它难以捉摸,但又存而有基。
这是在理解古代的同义词相训例时要特别注意区别于现代汉语的地方。
三、现代对同义词相训法的新运用
传统语言学中主要用于认读需要的同义词相训法,在现代语言学中发挥出了它的新功用,在以下三方面表现较为突出。
首先,就是通过同义词相训这种词语外部的联系方式,来辨认词语内部意义范围的大小广狭。
在现代语言学的系统观看来,任何一个语言要素都处于与周围的语言要素密切联系之中。
一个词的意义与另一个词的意义相互产生联系,一个新词语的出现或消失也会引起相邻近词语的意义范围或大或小的变化。
因此就有可能从同义词相训的角度来判断一个词的义域范围有多大。
“一个词的意义范围是以它的同义词为界的”。
古老的同义词相训方法又为现代词义学中的词义义域的鉴定提供了一种基本的辨别手段。
在“古汉语基本词汇的广义性”章,它就是所运用的主要方法之一。
在运用同义词相训来辨别词义范围大小时,必须限定相训的词语应是处于共时的语言状态之下,而不应是根据古今雅俗的特点来选定的词语。
而且最好还应是处于系统的词语诠释或词语的系统汇结时,它的作用才能突出地显示出来。
系统的词语诠释可以《尔雅》前面的《释诂》《释诂》《释训》三篇所出现的训释词组为例。
词语的系统汇结可以现代的类语词典为例。
考察一下现代的词语类聚辞典中,就可以发现,被选定作大大小小的词义群的首目词的,就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广义词。
因为在选择首目词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这些词的意义能不能涵盖同一词群中所有的词,其次才是考虑它们是否常用、通俗等特点。
而这些选作首目词的广义词正是在古代注释著作中充当训释词的频率较高的那一些词语。
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它们有不少就是《尔雅》前三篇中的训释词语。
在《尔雅·释诂》中充当了训释词的有182个。
据初步统计,这182个训释词中有形容词39个,除“信”字外,其它38个在现代的《同义词词典》中都归入在E类的“特征”中,绝大多数都充当了首目词或为首目词的构词词素。
这38个形容词归入“特征”大类下面的几个小类:
“外形”类:
厚高长直大正众微寡
“表象”类:
多清早远美光重利久遐疾速
“性质”类:
易难固强和丰嘉
“德才”类:
善诚乐喜安伪佞
“境况”类:
乱静危[14]
这都说明在古代训释频率高的词语确实在现代的词义系统的构建中表现出义域宽广的特征。
其次,就是把一串一串、一群一群的相训词语象音韵上的反切系联一样,一个一个地连结起来,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词义联系群,最终建构古代某一个历史时期的词义系统。
在国内,自觉、系统地将同义词相训法改造成为词义系联法,并卓有成效地进行了研究的是四川大学的宋永培先生,他的长篇博士论文《<说文解字>词义系统研究》就是用这一方法构拟出了先秦时期的汉语词义系统。
还有,就是利用古代的同义词相训来考察联合式复合词的形成情况。
事实也证明,同义词相训是汉语联合式复合词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四节互文见义法
一、互文见义法的作用
互文见义法指的是利用同一上下文中,语义呈两两相互补足或相反对应,结构相同相似的句子或短语来显示、说明、鉴别、映证词义的方法。
如:
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
(李密《陈情表》)
句中的“洗马”是指古代的官职名,为太子的侍从官。
其它的词都很常见,但要连起来,却不那么容易理解。
“除臣”是不是也为官名?
颇让人费思量。
但把它与上一句的“拜臣”相对比,“拜臣”为动宾关系,后面还带有一个指物宾语“郎中”,可以猜断这个“除臣”也是一个动宾关系,“除”为“拜”义、“委任”义。
这就是利用上面一个结构相同,意义相近的分句来映证“除”字也有与它位置相同的那个词一样意义的方法。
互文见义法在古代的词义诠释中使用得相当普遍:
《诗·大序》:
“动天地,感鬼神”。
孔颖达《正义》云:
“天地云动,鬼神云感,互言耳”。
《诗·山有枢》:
“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
《传》云:
“娄亦曳也”。
《正义》云:
“走马谓之驰,策马谓之驱”。
特别是在对比明显,有一定格律要求的文体中,互文见义的作用更为突出:
杜牧《见吴秀才与池妓别因成绝句》:
“红烛短时羌笛怨,清歌咽处蜀弦高。
”处、时对文,处犹时也。
李群玉《长沙紫极宫雨夜悉坐》:
“青灯含思静相伴,夜雨滴愁更向深。
”思、愁对文,思犹愁也。
[15]
“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
”[16]“共”与“与”相对,可知“共”为连词而非副词。
互文见义法不仅可以用于证明同义词的相同之处,还可以用来显示同义词之间的差异。
使原来两个意义区别不明显的同义词将差异点凸突出来:
《诗》云: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正义》曰:
“此言声成文谓之音,则声与音别。
《乐记》注:
‘杂比曰音,单出曰声’。
《记》又云:
‘工工工工工,审音以知乐’。
则声、音、乐三者不同矣,以声变及成音,音和乃成乐,故别为三名,对文则别,散则可以通。
”
“对文”“散文”,“浑言”“析言”在古书训释中出现频率相当的两组专门用语就是建立在互文见义的原理之上的。
还有更广而为之,将同类句子结构归纳,来检验处于同一位置的词语是否具有相同的意义,这也就推演而成为一种“比较互证”的释义方式了。
如:
从,犹任也;听也。
高适《重阳》诗:
‘岂有白衣来剥啄,一从乌帽自倚斜。
’一从,一任也。
常建《白龙窟泛舟》诗:
‘环回从所泛,夜静犹不歌。
’从所泛,任所泛也。
李白《白头吟》:
‘莫卷龙须席,从他生网丝。
’从他,任他也。
……[17]
这里为了证明“从”有“任”义,列举了数十个同一类型的例子来进行说明。
互文见义在古书的注释中有着远远超出词义解释的功能,它被广泛用来析语法、证讹误、解疑难、辨短语。
如下面的例子就解决了语序的颠倒和传世的缺漏:
《荀子》:
“上能尊主爱下民”。
念孙案:
“‘爱下民’当作‘下爱民’,与‘上能尊主’对文。
不苟臣道二篇并云:
‘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是其证”。
《荀子》:
“少不讽,壮不论议”。
念孙案:
“少不讽’当从大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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