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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卷之李桂春小传
李桂春
孙世维
李桂春(1885—1962),乳名小春子,著名京剧老生、武生演员,艺名“小达子”。
河北霸州市辛章村人。
曾任河北跃进梆子剧团副团长、天津市政协委员、中国戏曲学校教师等职。
少小学艺
1885年9月5日,李桂春出生在霸州策城村一个普通农民家里。
七岁时,父亲去世。
为了生计,母亲朱氏带他回到了策城村西南三里的娘家辛章村。
辛章是水乡,母子俩靠织席、编篓糊口度日。
这年,辛章春旱秋涝,李桂春的母亲无奈下天津卫作了女佣,李桂春被寄养在舅舅朱万有家。
朱万有常年行船、捕鱼,李桂春年少顽皮,常在船上东跑西颠。
有一次,朱万有的船停在静海,李桂春上岸玩耍差点丢失。
为保证李桂春的安全,免得自己担惊受怕,朱万有便将李桂春托付给本村的堂姐夫马兴连。
马家常年以开豆腐房为生,李桂春跟随马家大人走街串巷卖豆腐。
秋去冬来,年复一年,学会了做豆腐、卖豆腐,天天吆喝卖豆腐,天长日久,练就了一幅好嗓子。
1898年,霸州邻县永清刘靳各庄一个刘姓大户人家组建“永胜和”梆子班,到辛章村招生。
李桂春的舅舅和其母亲商量把李桂春送去应试。
招考师傅看看小春子的长相,又听听嗓音,二话没说决定收了。
当场立下了文书,母亲含泪在文书上按手印画了押。
文书一立,李桂春就算被科班正式录取了,李桂春原来只有小名“小春子”进了科班,班主给取了大名李桂春。
李桂春看着母亲和舅舅走出科班,就在一位科班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教练学生练功的后院,一进后院,就看见院子里的空地上有一群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孩子在练功。
几个师傅在圈外手里拿着藤条或木戒尺盯着练功的孩子。
只见一个练下腰功的孩子动作稍微慢了些,一个手持藤条的师傅过去就“啪啪”抽打到他的身上;那个挨打的孩子只是恐惧地抽搐着瘦弱的身子,既不敢躲闪,也不敢哭出声…..刚进科班,这幕情景就给了李桂春一个触目惊心的感受,在他童年的心灵蒙上了第一层阴影。
入班坐科的孩子们一天除了吃饭以外没有闲着的时候。
一天三遍练功,头遍功鸡叫三遍就得起床,由看练功房的人负责,他数上十几个数儿,孩子们就得把衣服穿好,没有穿完衣服的就得挨藤条抽了。
孩子们被喝喊着赶到院子里集合去野外喊嗓子,不准随便说笑,一直喊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才结束。
回来后开始练毯子功。
练毯子功先要学上顶,科班里都是“生虎子”(就是什么也不会的孩子),起初,武功老师用手扶着,练到能上顶了,就开始靠墙学“拿顶”、“撕腿”。
“撕腿”和“拿顶”,都是每一个科班学生坐科的入门功课,是必须掌握的基础性幼功之一,也是将来一个戏曲演员的基本功,只有把基本功练好了,将来才能学习舞台翻滚扑打及身段表演。
李桂春开始练“拿顶”时,头朝下就像铅块一样沉,好像要裂开似的疼痛,小脸涨得通红,两眼直冒金星。
时间稍微一长,双臂直打颤,支撑不住倒立的身体,两臂一软,口鼻就被磕破流血。
这时,他的身上突然遭到“啪啪”地藤条抽打,接着就听老师呵斥道:
“起来!
没看见这炷香还没烧完?
”李桂春顾不上擦口鼻上的鲜血,忙不迭地从地上爬起来,双手拄地将被藤条抽打得青一条、紫一条血印的身子贴在墙壁上。
那被磕破的口鼻上的鲜血,一滴一滴往下滴落……这样的功,一天早、中、晚要练三遍。
下午练撕腿。
李桂春和科班其他孩子一样,按照武功老师的要求,把身子坐在地上,背靠在墙上,面朝外,把两腿向两边撕开,要撕开到两腿紧挨墙成一条直线,上身还不许动。
初练时,两腿撕不开,老师便用力往下压,把他的两腿生生撕开,他只觉得两腿剜心地疼!
这时,李桂春以为把两腿撕开就行了,没想到老师又说:
“两腿劈平挨地,上身挺直!
好!
保持这个姿势不许动!
大家都一样,我不发话谁也不许站起来!
”哎呀!
李桂春暗暗叫苦,疼得他喘不过气来。
老师就在旁边拿着藤条监督着,只要谁的身子稍微晃动,便会招来狠狠地抽打。
李桂春两腿撕开时间不长,便觉得大腿根部疼得受不了,就想站起来,可他身子刚一动,旁边老师手里的藤条便劈头打来,并挨了一句抢白:
“刚才我怎么说的?
!
”接着又是一顿白眼。
李桂春再也不敢动了,心怦怦跳得不行,那颗心就好像要跳出来似的,又过了好一会儿,只听老师狠狠地说:
“李桂春别动!
其他人站起来!
”李桂春这时一会儿觉得撕开的两腿像撕心般的疼,一会儿又觉得双腿火烧火燎的疼,可他再也不敢动一点儿了,身上的冷汗直淌,两腿打颤。
他咬着嘴唇坚持着,眼里含着泪水忍住不能流出来,因为眼泪一流出来,又得挨藤条抽打。
除了练基本功,还要学唱。
学唱是在晚上进行,晚饭后走台步,跑圆场叫“溜食儿”,接着就是“坐唱”,学习各种“曲牌”。
学唱的时候,老师坐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学生站在一旁。
老师手持一个长条形木板儿,这木板是杉木质的,叫戒尺。
戒尺在老师手上有两个用途:
一是教唱时用戒尺在桌上打节拍(戏剧行话叫按板眼),二是用来打学生。
戏班把学戏叫做“打戏”,从早到晚,科班的孩子们不知挨多少打。
起床稍晚挨打,吃饭犯规挨打,练功时挨打,学唱时挨打……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打通堂”。
不管科班里哪个孩子犯了过错,全科班的孩子都要挨打。
这种一人有错全体挨打的体罚方法,无端让孩子们多挨无数次打。
等到学完“坐唱”的曲牌唱腔,也就到深夜11点了,孩子们这才可以回到四壁透风、冬寒夏热的房屋,爬上铺着草垫子的大通铺,枕着块半头砖,随便拉过自己的那床破被褥呼呼大睡。
这样,天天如此,孩子们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一天下来累得要死,上炕粘枕头就着。
有一天晚上,李桂春忽然想起一桩心事,就问身边一个师兄弟,等咱们满师了出去后头一件事想干什么,那个师兄弟迷迷糊糊地对他说,等期满出科,先睡它三年大觉!
话刚说完,就打起呼噜来。
科班学生实在太累了,到第二天起床实在起不来,总要挨上两下抽打才能挣扎着起来,常常是合着眼迷迷糊糊地穿衣服,跌跌撞撞地到院子里集合到野地里喊嗓子,喊嗓子的过程中,站在那里喊着喊着就睡着了。
儿童时期的李桂春由于贫困的生活使他进了科班,从此失去孩提时期的欢笑,失去童稚的天真与活泼。
他与同科师兄弟一样,整天提心吊胆地学艺,身上被打的旧伤未愈又添新痕。
科班里有规定,平日不许家属看望孩子,李桂春背地里也曾经因为思念母亲偷偷抹过眼泪,尤其被打以后,晚上躺在炕上抚摸着伤痛更渴望扑到母亲怀里,告诉她自己在这里所遭受的一切。
也曾经有几次,他想到逃出科班,跑回家去,不学戏了,这是地狱,不是人呆的地方,就是黑夜白日不睡觉,我也愿意跟姐夫还去卖豆腐。
可到了第二天练功空当,他又否定了自己头天晚上的想法,他想到了自己贫困的家境,想到了被迫去天津给人作佣人的母亲,娘是为了糊口才去给人家当下人的,自己好歹还能在科班里混口饭吃呢!
他记得进科班那天,科班的人念过那张文书,上面写着“背师逃走,赔偿七年损失”。
我要是逃走了,娘从哪去弄那么多钱赔偿科班呀!
又想到自己开始来的时候,也是为了学儿点儿本事,将来有了饭碗,也好孝敬母亲。
想到这,他打定主意,不离开科班。
挨打也学戏,用心学就能少挨打,好好学,多多练,一定能学出个名堂。
一种奋发学戏的劲头像树一样在李桂春心里扎了根,打那以后,他练功格外勤奋,不管“撕腿”还是“拿顶”,他都咬牙坚持比别的孩子练得时间长。
“打把子”他总比别的孩子多打几遍,每天天不亮别的孩子还没起床,他已经在院子里开始了练功。
晚上,科班里的孩子们都睡熟了,他还偷偷爬起来在院子里的一个角落摸黑练私功。
工夫不负苦心人。
李桂春的技艺进步很快。
科班开课几个月之后,孩子们都掌握了学习戏曲艺术最初应该具备的基本功,教员对每一个孩子也都有了了解,这时,按照科班的规矩,开始由科班老师根据每个孩子的功底、体形、容貌、嗓音等素质条件,分派学员学哪个行当。
行当是指戏曲演员专业分工的类别,是根据剧中不同年龄、性格、性别、身份和职业差别划分的不同专行门类,简而言之,就是角色的分类。
科班老师根据李桂春的体貌特征,尤其是他的嗓子好,就让他学老生,像《桑园会》的秋胡,《南天门》的曹福;又学了《算粮》、《登殿》、《辕门斩子》等老生戏,还兼习武生、花脸。
李桂春个子矮,无人配戏,又是学员,开始登台只能与小师兄弟一起来演龙套、小下手、狮子老虎狗形、小院子、报子等角色。
开始他也不免有些自卑,可很快他就感到自卑于事无补,横下心,不管演什么角色都非常认真严肃,就是在台上喊军威堂威和后台搭架子,他也特别卖力气,嗓音属他最响亮。
有一回,来了个“报子”角色,幕内喊“报—”拉得既高又长,加上甩令旗一个很干净的亮相,得了一个满堂彩。
没想到,他下去之后,挨了老师一顿骂:
“这戏是唱角儿不是唱你的报子,留着嗓子等演角儿的时候再用!
”老师的责骂非但没有使李桂春受到心灵的伤害和打击,反倒让他心里想,自己以后一定要演角儿!
一次庙会演出,有一师哥演《桑园会》的秋胡,因嗓音失润演不成了。
教李桂春的老师就向老班主推荐让李桂春替补,班主一愣,说:
“他个子那么锉,脸那么黑还有麻子,从来没有唱过主角儿,行吗?
”老师心里有底,说:
“保准给你演不砸!
”那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班主心里坐着没底儿的轿,可又驳不开老师傅的面儿,勉强答应了。
李桂春很快就扮上戏准备上场,该他了,他运足了气力,在后台内唱导板:
“秋胡打马奔家乡——”“好!
”嗓门洪亮动听,韵味十足!
头一句就赢得满场彩。
那时乡下庙会搭的戏台,没有剧场和音响设备,只是在大空场地用苇席搭的台子,空场上人挤人地站着看戏。
李桂春凭着先天的嗓音条件和唱功技巧,头一句就送到了每个看戏人的耳朵里。
出场了!
一挑台帘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秋胡角色。
呀!
这是李桂春吗?
!
师兄弟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了,整个变了个人儿!
谁也没有想到,李桂春这只“台下的绵羊”,一上台就变成了一只“台上的猛虎”:
因为他的个子矮,上台后他挺腰、缩腹,演出期间总要比同台演员稍前站一步,又总是上看对方的头盔面牌顶花,这就弥补了他个子矮的不足,给观众一种咄咄逼人之势,令人从内心感到他有一种比别人高的自信和超越别人的气度。
整场演出,李桂春通过对秋胡人物内心感情地刻画,表演得细腻准确,既倜傥放荡又稳重。
加上宽厚、高亢又响亮的嗓音,真是音艺双绝!
他的演出得到师傅和师兄弟们的赞许,班主很满意。
用后来李桂春回忆自己当时演出情景时说的一句话,那叫“红了个山崩地裂”!
李桂春出息了。
因为他嗓音宏亮,一唱就“红”了。
人们一打听,才知道这个李桂春原来是卖豆腐的,干脆就叫“豆腐红”吧!
自此,李桂春就得了“豆腐红”这么一个绰号。
虽说是红,可这豆腐是个软不拉塌的东西,不管怎么说也不硬气!
还是师傅招儿高,打量一下,对他说,你四方脸盘,五短身材,膀阔腰圆,敦敦实实,让人想到咱们梆子行老生红角儿刘兴顺。
他长得像蒙古人,咱们都管蒙古人叫鞑子,北国鞑子听说过吗?
就是指的他们,可当时咱梨园行儿唱戏的有文化的不多,都不认识这个鞑字,叫白了,就成了达子,他被叫成了“达子红”。
后来,他也就干脆自称“老达子”。
你很像他,就叫“小达子”吧!
这就是李桂春“小达子”艺名的由来。
一路走红
七年坐科,李桂春如同坐了七年的监牢狱,再加上为班主演出一年,终于盼到了1906年期满出科这一天。
按照科班的规矩,他同其他师兄弟们一样,拜谢了恩师们的养育之恩,离开了科班。
一出科班大门,他有一种小鸟出笼的感觉,鸟出牢笼任飞翔!
他抬头望望天,四顾看看地,天,竟是这么得蓝;地,竟是这么得美;阳光竟是这么得温暖;空气竟是这么得新鲜!
他边走,边感受着这周围的一切,还没走几步,他蓦地停下脚步,转过身去,朝科班大门磕了三个头,以示自己已经逃出监狱脱离虎口,从此可以享受真正人的权利和生活。
自走出科班大门那一刻,李桂春就有了一种想急切见到母亲的心情,思母情深催促他恨不能马上见到母亲。
话说简短,他已经望见自己的故土了,有一种久别重逢赤子还乡的心情,妈还好吗?
这些年妈是怎么生活的?
离故土越来越近了,前面就是辛章吗?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眼前的辛章土干地裂,庄稼矮小枯黄,他忽然觉得越走心情越沉重了,这年正是南涝北旱。
李桂春走进村,来到自己家门前,发现门上的铁锁锈迹斑斑,再看整个院落由于年久失修,房顶上的杂草长得有半人高,房屋院墙破旧不堪,看来早已无人居住了。
妈到哪里去了?
一问街坊才知,妈妈住在舅舅家,李桂春便去了舅舅家,见到了久别重逢的母亲。
母子相见,悲喜交加,抱头痛哭。
儿子望着母亲,母亲老了许多,鬓间添了不少白发;母亲望着儿子,儿子长高了,也结实了。
娘儿俩恨不得一下子要把这些年的苦难和离别之情全都哭出来。
过了一阵子,娘儿俩的情绪稳定下来,擦擦眼泪,商量着以后的出路。
“跟儿子去天津吧,我搭班唱戏养活您。
”母亲点点头。
几天后,娘儿俩告别了舅舅和街坊邻居,李桂春带着母亲乘着帆船直奔天津而去。
李桂春打算独闯天津卫。
途中晓行夜宿,在芦庄子一家小客栈,遭遇上查店的河东侦缉队,他那五短的身材引起了怀疑,被当作“孙大炮”(孙中山)的同盟会嫌疑对象拘捕了。
队长杨玉芳连夜审讯李桂春,一问才知他们侦缉队抓来的是一个唱戏的,杨玉芳不禁哈哈大笑,称自己是个戏迷,能唱《连环套》里的黄天霸,还不会窦尔墩。
又问面前这位唱戏的籍贯所在,更让这位侦缉队长感到了惊奇,原来自己太太竟与桂春的母亲是同乡,都是辛章村人,还沾点儿亲,太巧了!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就这样,李桂春当晚被挽留在了杨家。
晚上,二人再往深下一盘道,问李桂春有什么打算,李桂春说,这次来天津是想搭班唱戏,杨玉芳说,在天津光会唱梆子不行,最时兴京剧梆子“两下锅”,就把李桂春介绍进丹桂茶园学起了“二黄”,也就是京剧。
学戏光花钱不挣钱,李桂春就一边搭梆子班唱戏,一边学京剧。
搭班演戏并非易事,都说“搭班如投胎”真是不假!
开始搭班只演一般角色,三四路活儿,因自己没有行头(戏装),角儿戏唱不了。
那时唱戏只要是主要演员就得自己有戏装,没有行头,纵有天大本事也施展不开,所挣包银(工资)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
时间一长,他同母亲的住店钱也无法开销了,万般无奈,只得同母亲在天津郊区的堤坡上搭了个窝棚,勉强度日。
李桂春是个孝子,看着母亲跟自己挨饿受冻,四处漂泊,心里很不是滋味。
母亲看到儿子也是心疼,学戏苦熬八年,以为熬出了头,可以过上唱戏挣钱有吃有穿的日子了,没想到还是吃苦受罪,常常自言自语地说,唉!
苦日子多怎才能熬出头啊!
一句话刺痛了李桂春的心,他暗下决心,一边演梆子戏,一边多看京剧演出,交结朋友学演京剧。
他常看李吉瑞、李春来、李永利等名角儿戏,当面请教,背后“偷戏”。
看戏过程中,他发现,李吉瑞宗“黄派”黄月山老先生,嗓音洪亮高亢,唱腔悦耳动听,念白清脆激昂,这让李桂春着迷,拜为入门向导。
李永利应工花脸,功底深厚,神态威武,翻打跌扑,演技精湛。
后来,李桂春在天津与李永利演出时,台上配合默契,台下有生死之交,二人既是好友又是儿女亲家。
在向李吉瑞、李春来、李永利请教过程中,加上自己的看戏苦钻、揣摩,排练了一出《恶虎村》,饰演黄天霸。
经过好友推荐,内行们的支持,老板同意李桂春上演《恶虎村》。
演出那天,出台一亮相,嘿!
朋友同行都不认识他了,平时那个个子矮小、黑脸上还有几颗麻子的李桂春整个换了一个人。
同行朋友给他的整场演出评价是:
扮相威武英俊,动作干净利索,“厚底功”稳重漂亮,唱腔高亢动听,念白字句清晰流畅。
首次在京剧舞台演主角就一炮打响。
后来,李桂春在天津丹桂茶园,向高福安学了《连环套》、《落马湖》,向李吉瑞学了《凤凰山》和《独木桥》。
这时的李桂春学戏演戏夜以继日,等他回到自己那个风雨飘摇的家时每天都是很晚,可他再苦再累也不忘同母亲说说话,让母亲开开心,母亲心疼儿子,知道儿子不易,自己在这里总归是儿子的拖累,就对儿子说,准备回辛章住一段时间,等他在这里的境况好了再回来。
李桂春心想,自己带母亲出来,本来就是想让母亲享几天清福,却一直不能很好地照顾母亲,觉得心里有愧,一时不好说什么。
母亲懂得儿子的心事,就再三解释说,我走了你可以更加安心学戏,李桂春只好答应了母亲。
李桂春送走母亲后,更加专心学京剧,他投师访友宗“黄派”。
先后学练了《独木关》、《巴骆和》、《剑峰山》、《请宋灵》、《恶虎村》、《落马湖》、《风波亭》等,大部分黄派剧目他无一不能,几乎全部掌握,并在“宗黄”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特点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可谓独树一帜。
单说李桂春的“厚底功”那时就已经非常扎实了,他穿上厚底靴子非常好看,脚底下干净,抬腿、跨腿、踢腿都很漂亮,跑圆场从你眼前一过就令人感到能够带起风来,迅疾如风又上身不动。
为了练好这一功夫,他常到郊区野地沙窝里站腿、搬腿、跑圆场、打把子、耍刀花。
在沙土窝里练厚底靴子功,开始根本站不住跑不动,时间一长能适应了,脚底下也就有功夫了。
因而回到舞台上,抬脚亮靴底跺泥,形似板上钉钉稳如磐石,跑起圆场来快步如飞,真是帅呆了!
李桂春搭入京剧、梆子“两下锅”的班社,开始在天津等地演出,后来又进京演出,“小达子”逐渐在京剧界有了名气。
他的名气是从唱梆子开始的,他唱梆子是真嗓子,不用假声,唱腔高亢流畅,婉转圆润,一气贯注,入耳动听。
1918年12月,李桂春在北京与刘兰香、小翠芬、小月楼、孟子云、金玉霞、孙荣彩合演了梆子《二进宫》、《鸿鸾喜》、《彩楼配》等剧目,李桂春演压轴戏《算粮》、《登殿》,还演了《美人计》和河北梆子《蝴蝶杯》。
后来,同科师兄弟崔永年找到小达子,要同他一块“闯关东”。
“闯关东”在当时来说可是一股风头,这样,二人就随着“闯关东”的人流来到了哈尔滨,住在了崔的舅舅陆乐平家。
陆是司鼓兼编剧,他先是了解了自己外甥和这个外甥同门师兄弟的情况后,就动手策划编排一出新戏叫《姜子牙卖面》,没成想,这出新戏竟叫小达子唱红了整个哈尔滨!
在此期间,小达子结识了当时的著名架子花脸郝寿臣,二人成了至交。
两年后,小达子尊奉母命,回乡同王玉秋成亲,待他重返津门时,“辛亥革命”开始了。
当时,在天津,名伶“元元红”魏联升因奸拐案被“判罚苦工十年”,李桂春在天津警界的老朋友杨玉芳感到,自己这个远亲“小达子”机会来了,就给小达子出主意,让他在升平戏园来个“两下锅”,先按李吉瑞的路子唱一出京剧《凤凰山》,再学元元红的唱腔,唱一出河北梆子《回荆州》。
一场“两下锅”下来,就震动了天津卫。
从史料上记载,小达子李桂春曾在1912年至1920年间三下上海。
第一次到上海演出是接的杨小楼的坑。
这一期合作的演员有:
小达子、时慧宝、白牡丹、盖叫天、八月红、李绍先、罗筱宝等,演出日夜两场,剧目有《姜太公做亲》、《泥马渡康王》、《凤凰山救驾(独木关)》、《殷家堡》、《落马湖》、《酸枣岭(全部)》、《捉拿康小八》、《风波亭(全部)》、《逍遥津》、《请宋灵》、《四进士》、《岳母刺字》、《黄忠十三功(包括东川、定军山、阳平关、站对山)》等。
李桂春轮换上演武生和文武须生,在新牛斗宫庙会上还特请李桂春踩高跷串戏。
更使内外行赞赏的是在“临别纪念只此三天”的最后一天(旧历二月初二),他演了双出:
前演《逍遥津》,后串演《拾玉镯》。
有评论称:
“特烦小达子反串饰刘媒婆、白牡丹饰孙玉姣、时慧宝饰傅朋,真乃珠联璧合之好。
”
李桂春第二次来上海演出是在大舞台,经过班主亲往天津聘请,预告:
“礼聘环球独一最优文武须生兼工花脸小达子”,此时,“小达子”三个字已经在京津沪一带如雷贯耳了。
此次来沪演出的新增剧目有《九更天》、《恶虎村》、《剑峰山》、《文王百字》、《莲花湖》、《玉虎坠》、《八蜡庙》、《大溪皇庄》。
还有连台本戏《宏碧缘》和《狸猫换太子》,演出盛况空前,效果大好于前次。
尤其他在《狸猫换太子》里饰演的包公,通过对人物内心刻画,神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嗓音嘹亮、激昂,唱腔,婉转圆润,迥异凡响。
观众掌声如雷,彩声如潮。
据说由于观众掌声不断,两手鼓掌太疼,就用铃铛、哨子来代替掌声和发自内心的赞许。
在演出“打鸾驾”一出中,观众看到李桂春饰演的包公要追赶娘娘砸鸾驾细腻真实的声情表演,无不为剧情和演员高超演技所感动。
观众由此赞许为“活包公”小达子,小达子即“活包公”。
第三次赴沪,入住于上海凯字路芝兰坊9号,这次一扎十一年。
这期间,他以戏路广、能戏多、嗓音宏亮、做派火炽闻名上海。
他擅长《逍遥津》、《四进士》、《请宋灵》、《落马湖》中的正工老生还反串《芦花荡》的张飞、《拾玉镯》的刘媒婆、《吊金龟》的康氏等花脸、彩旦、老旦;还有一手“一赶二”的绝活,《连环套》前演窦尔墩后演黄天霸。
另外,由《宏碧缘》开始,花大气力经营了《孙庞斗智》、《泥马渡康王》等连台本戏。
1922年,一出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轰动上海滩。
当时,在上海上演《狸猫换太子》的还有天蝉舞台刘筱衡、丹桂第一台周信芳、大世界乾坤剧场露兰春。
四出《狸猫换太子》争芳斗艳,一则“名震寰球,南北欢迎,文武须生”的戏园子广告吸引了大上海众多的戏迷票友,第二本的“生旦对唱”“水流千遭归大海”淋漓酣畅,成了“南派京剧”的经典,小达子“活包公”风行一时。
《狸猫换太子》、三十六本《三国志》和上海铜骡子、夏奎章“十六新戏”《五彩舆》,从道光到同治年间已经演绎成中国京剧最优秀的三大连台本戏。
尤其是《狸猫换太子》。
剧情曲折,富于传奇;角色硬整,行当齐全,辅以机关布景,声光电化,集忠奸斗争于一体,融武侠智勇、神怪陆离于一身,是一出从平民视觉解读的宫廷斗争的通俗史册。
为演好这出连台本戏,小达子从脸谱到每一场的唱、念、做、打都做了一系列大胆改革,从而把这出连台本戏推向了京剧经典的峰巅,让上海戏迷票友为之倾倒,久演不衰。
小达子的演出日进斗金,当时一句比喻“狸猫换票子”的戏称,足以印证当时的演出盛况和其不菲的票房价值。
《狸猫换太子》被誉为小达子上演的“大宋历史破天荒特别好戏”。
1920年,中外戏剧文化开始有了接触和交流,日本歌舞伎名优相继访华,在拜访了上海名伶界联合会的时候,小达子李桂春已经坐上会长三巨头中的第二把“交椅”了。
如果从清光绪十八年小春子在霸州辛章卖豆腐算起,到1922年小达子以一出《狸猫换太子》的连台本戏唱红整个上海滩,李桂春整整花费了三十年!
培育英才
李桂春当初延师教子的首选是长子李宝琛,那时次子宝琳(少春)、三子宝珊(幼春)还小。
他从最后一次在上海大舞台演出《打金砖》连摔了五个“僵尸”摔出毛病之后,感觉自己的体力不如从前了,那时就产生了一个想法:
应该培养自己的儿子学唱戏,也好继承我李门的南派老生京剧表演艺术。
李宝琛9岁那年,准备请先生教他练习幼功,不久这事被他的母亲朱氏得知,被拒绝了。
第一次延师教子没成。
李桂春是个孝子,他一直是把遵奉母命视为最大的孝道,因而再也没有跟母亲提起过让宝琛学戏的事,后来只好让宝琛上大学学了经济。
长子学戏不成,就把继承李门京剧表演艺术的期望寄托在了次子李少春身上。
他先是送儿子去了齐鲁公学(山东会馆)就读。
两年后,就给少春请了老师开始教练幼功。
后来,又请来杨瑞亭教《石秀探装》,霍春祥教《林冲夜奔》、胡月山教《蜈蚣岭》,从北京请来朱佩芝给少春教老生戏,在他眼前展开了一道道传统京剧的戏曲风景,让他逐渐感知到这门京剧表演艺术的博大精深。
为让少春学好毯子功,李桂春特意聘请武戏演员朱四爷教练,朱四爷在练毯子功上很有经验,这为少春能练出一身深厚、扎实的毯子功创造了先决条件。
从此,李少春在朱四爷的指导下每天早晨坚持练功,每次都是朱师傅抄着他翻跟头,整整十年没有脱把。
1931年,李桂春辞退上海舞台(天蟾舞台)携全家并特邀沈延臣一起离开上海迁居天津,住进了杨玉芳为他操建、世人俗称的“达子楼”。
回到天津,李桂春立即请来有“小鑫培”美誉的陈秀华、从北平请来“杨派”总教习丁永利,对少春开始了正统的启蒙教学。
他要让儿子走一条家庭科班式的自学新路。
在教戏过程中,陈秀华教了《大探二》、《四郎探母》、《打渔杀家》、《珠帘寨》、《失空斩》等文戏,丁永利教了《八大锤》、《霸王庄》、《夜奔》、《两将军》、《挑滑车》、《长坂坡》、《安天会》、《恶虎村》、《英雄义》等武戏,李桂春又请来李兰亭教了《夜奔》、《乾元山》、《金钱豹》、《铁公鸡》。
两年时间,李少春练就了文武功底齐备的本事,业内行家无不赞誉。
后来,李桂春又在时任北平市公用管理总局局长张璧的引荐下,如愿以偿地让少春拜师余叔岩、于永利,为李少春后来成为一代文武全才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桂春与张璧是霸州同乡,两家一直保持着亲密的联系。
李桂春在家课子教徒,领办的家庭科班除了李少春和弟弟李幼春,还有连仲、三元、王玉奎、朱子泉、翟永俊等人。
一切费用由李桂春出,练功用具一应俱全,自己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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