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区域政治学研究体系的建构及其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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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区域政治学研究体系的建构及其他

东北亚区域政治学研究体系的建构及其他

沈海涛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12）

　　摘　要：

东北亚区域政治研究作为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没有形成相对系统的、独立的研究体系。

适应东北亚区域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状况，有必要加强综合性的区域研究，探讨如何运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全面地、历史地分析研究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问题，提出有战略意义的方案和建议。

　　关键词：

东北亚区域政治，外交战略，国家利益，六方会谈，国际机制

　　中图分类号：

D81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3-7411（2004）01-0037-（05）

　　收稿日期：

2003-07-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东北亚地区安全体系与日本的政治走向”（JAGW007）。

　　作者简介：

沈海涛（1961-），男，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日本鸟取政策综合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近年来，国内外对于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经济合作与发展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尤其是朝鲜核危机问题的出现，更使得对这一地域的政治与安全研究成为热点问题。

的确，由于地区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对立与矛盾关系，使得当前的东北亚地区国际政治与安全保障问题，一直成为相关各国关心的首要课题。

但是，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在相当多的研究和分析当中，仅仅局限于眼前的局部的现象而进行战术与策略研究的情况还很普遍。

东北亚区域政治研究作为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没有形成相对系统的独立的研究体系，仍然没有脱离历来的双边关系研究，或者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研究体系的范畴。

因此，在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研究理论的空泛（忽视基础理论研究是它的另一面）问题以及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短期化行为。

　　本文的目的和观点在于，在国际政治尤其是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21世纪，从深化东北亚区域国际政治研究的立场出发，非常有必要重视从理论和研究方法论上建构东北亚区域国际政治学研究体系的问题。

　　为了适应东北亚区域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状况，有必要从加强综合性的区域研究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运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同时借鉴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手段，站在东亚乃至全球的高度，全面地、历史地分析研究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历史与现状，提出有战略意义的方案和建议，进而形成有相当的理论高度与研究方法的东北亚区域政治学研究体系。

　　限于篇幅，本文通过几个具体问题的分析，展开和阐述对于上述问题的理解。

第一部分，通过对日本的外交战略与国内政治的俯瞰，探寻国家利益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问题。

第二部分，通过对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背景与意义的分析，考察东北亚地区国际安全机制形成的可能性。

第三部分，“外交新思维”争论对东北亚区域国际政治研究的启示。

一、日本外交战略中的国家利益—外交战略与国内政治的相互关系

　　国际政治学中的“国家利益”，在日本是个家喻户晓的名词。

从近代日本向大陆和海外进行扩张的时代，到现今日本政府在围绕伊拉克问题和朝鲜核危机上的外交处理，始终贯穿着国家利益的理念。

这是日本政府乃至一般民众在谈论日本政治和对外关系时最重视和常用的基本概念。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政府与民众对于“国家利益”的理解都是没有矛盾、相互一致、毫无变化的。

日本政府在朝鲜核危机问题与伊拉克问题的处理方式上的异同以及国内朝野各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就充分说明了尽管大家都站在一个议题的论坛上，却都在各说各的话，自然议论也只能是平行线式的，没有结果。

这种讨论和争论对于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也就变得没有多大意义了。

政府依旧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所作的外交选择是否对国家利益有利也只能在事后得到评判。

　　2003年对于日本外交来说有两件大事是最重要的。

一件是支援美国对伊拉克进行的旨在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武力行动。

另一个是在围绕朝鲜核危机问题上，坚持把日朝关系悬案与核问题捆绑在一起进行解决的立场，显示了日本外交的“主体性”。

这两个问题从表面看显示了日本外交战略的漂流和缺乏时代感，而在其背后，我们看到的则是日本外交战略中一贯地追求国家利益的深刻痕迹。

　　在二战后的长时间里，日本作为和平民主国家，一直强调遵守联合国宪章和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与国际协调主义。

但同时又把坚持日美同盟作为日本外交的基础之一。

在冷战时期的特殊条件下，战后日本外交侧重于通过经济外交的形式确立了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地位。

但在冷战后新的世界政治秩序形成过程中，日本的外交理念和行动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不仅在伊拉克问题上，在其他许多方面，日本都开始把重视和强化日美同盟放在了联合国的和平协调外交原则之上。

　　在是否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的问题上，日本政府和民众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在涉及到“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小泉纯一郎首相坚持说日本支持美国的作法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

但是，在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的正义性（合法性）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怀疑和反对的情况下，日本坚定地表示支持美国的立场，令人不得不对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产生疑问。

　　在人们对有关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国际影响进行分析时普遍认为，显而易见的是世界经济形势将因为美国对伊拉克动武而受到打击，日本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日经指数也曾一度降到战后最低点的7800日元。

和平反战运动在世界各地和日本国内大规模地展开。

但是，在美国缺乏对伊动武的根据，单边主义的作法受到各国抵制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为了支持美国对伊动武议案在联合国获得通过，要为争取安理会大多数成员国支持美国而展开“外交努力”。

　　在围绕伊拉克问题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同样是开展外交努力，进行国际协调，而日本的作法和方向性却与其他国家完全相反。

在伊拉克问题尚未完全失去和平解决的可能性的时候，日本急于支持美国动武，这对于号称坚持和平主义立国原则的民主国家日本来说，是很不相称的事态。

日本的国家利益究竟在哪里呢?

对于日本的外交战略来说，小泉主张的“国家利益”，又具有怎样的内涵呢?

　　伊拉克战争以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结束了。

但是，美国进行战争的“大义名分”却并没有得到认证和承认。

在美国目前陷于伊拉克抵抗泥潭的形势下，强调重视日美同盟的日本动向日益活跃。

10月17日，美国总统布什访问日本。

美国再次得到日本盟友的坚定支持。

小泉政府慷慨解囊，用巨额援助支持美国在伊拉克的“战后重建”计划。

不仅如此，日本还决定汲取第1次海湾战争的教训，要把对美军行动的侧面支援转变为正面参与，并把政府的方针强加于国会立法之中。

　　在伊拉克问题上，与日本政府和执政党的坚决立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野各党派和舆论的意见处于分裂状态。

尽管民意调查显示，反对政府立场（支持美国）的占83%。

但政府已决意无论如何要支持美国，以维持日美同盟。

媒体则大肆宣传政府的立场（对策）是不得已而为之举，认同美国对伊动武的“正当性”。

　　日本外交的对美追随姿态尽管受到内外的批评，而日本政府却不改初衷。

可见日本政府认定其作法对于日本的国家利益来说不是没有意义的。

　　不幸的是，国际政治的现实证明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在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上，日本贪图的国家利益日益显见出来。

一方面，日本要借助于战后重建的机会，确立在海湾地区能源战略上的有利地位，要参与瓜分胜利果实，参与利权分配，尽管所得不多。

另一方面，通过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日美合作与协调，为确立日本自卫队的军队地位和海外出兵扫清障碍。

日本的“国际贡献”最终是为日本的国家利益服务的。

　　实际上，日本政府的立场和目的，表面上是以维持日美同盟为主，但事实上是把朝鲜的事情也连带着考虑进去。

支持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使美国的中东战略成为既成事实，这也可以为下一步解决（对付）“朝鲜威胁”问题提供先例。

因此，尽管小泉首相穷于应付国会中在野党的反对和质疑，无法向民众解释为什么拥有和平宪法，一贯主张坚持和平主义和联合国主导的国际协调外交的日本支持美国的理由何在，对日本的国家利益的意义何在，但仍然决定支持美国。

这显然不仅仅是照顾到日美同盟的利害关系，其着眼点更在今后对北朝鲜问题的战略和策略考虑。

　　与对待伊拉克问题的情况相比，日本对朝鲜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则几乎是举国上下一致。

不仅舆论普遍认为布什关于保留对朝最后动武可能性的演说是对朝鲜的“挑衅”最好的回应，而且日本到处是关于“朝鲜威胁”的议论，这从书店的畅销书台架上，朝鲜问题的书占据了大半的空间也可见一斑。

　　自然，日本乐意加深同美国的同盟关系，根源不仅在于表层的国家利益和世界战略，还有更深层的思想文化积淀和民族主义传统。

限于本文的篇幅，这一点将另行文阐述。

　　日本政府利用朝鲜核危机，不断强调外来威胁，努力在日本国民当中形成一种危机感和恐怖感。

通过强调“绑架”是恐怖主义活动，诱导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为加快完善有事法制创造国内政治条件。

有事法制连同前几年确立的周边事态对应体制一起，在法律上形成了在军事上对美军的后方支援一体化体制。

这一方面表明日本日益深入地被组合在美国的世界战略体系当中，成为美国在东亚战略的前进基地和后方支援基地，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借助日美同盟的依托，借口防御外敌入侵为自卫队的合法化正常化提供了法制平台。

　　如此，日本在面对来自朝鲜“挑衅”的时候，不仅可以自卫还击，还可以主动出击，先发制人。

至少可以用武力威慑，抑制为背景和备用手段来施加压力，强迫对方妥协和接受全部条件。

在这种“和平努力”、外交协调不能得逞时，还可以罗织罪名和理由，同美国等文明世界一道在文明、人权和正义的旗帜下，用武力颠覆对方政权，建立听命于“自由世界”的新政权，进而实现世界秩序的重新调整。

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当中，日本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大国。

用小泉所言，“美国也有无能为力的地方，日本可以承担起责任”[1]。

　　换句话说，日本不仅是美国的坚定战略伙伴，在某些领域还发挥着美国所不能的作用。

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过程中，日本要占有一席主要的位置。

所以，外来威胁，不管是经济的、还是军事的，都只不过是日本借以推行自己大国战略的借口而已。

　　当今世界，仍是以国家的实力为基础决定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发言权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人对世界形势的理解和适应是非常敏感、非常迅速而准确的。

日本清楚地知道当今世界与过去的时代没有多大的区别，强权政治仍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据主流，国力增强不仅在经济上，更要在政治上、军事上具有威慑力和影响力。

特别是借助于美国有求于日本实施其世界战略的机会，日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扩充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

　　近年来，日本政治一直处于变化过程中，其右倾化的方向性日益明显。

日本外交惟美国马首是瞻的性格尽管评价很低，但和日本的“国家利益”却是相一致的。

而且，事实上反对意见的作用似乎仅仅局限于批评者本人的名利双收，而对政府的政策决定没有什么影响力。

从日本的实际利益（对日本国家，对国民）上看，日本政府的选择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也是符合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的国家利益要求的。

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来说，小泉政府在外交上的判断是最佳选择。

二、“六方会谈”与东北亚地区国际机制的形成

　　2003年夏秋以来，亚太特别是东北亚地区围绕着朝鲜半岛核危机问题进行了多次重大的国际外交活动。

8月份在北京举行了关于朝鲜核开发问题的“六方会谈”，10月份在印尼召开了“东盟10+3”首脑会议，在泰国召开了APEC首脑会议。

与多国间进行外交活动的同时，双边外交，“穿梭外交”也非常引人注目。

在中国及相关国家的不懈努力下，第2次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在2003年12月份举行。

因此，有人评价说2003年的秋季是“多国间外交的季节”[2]。

　　尽管“东北亚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代的政治对立，区域的组织化程度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但是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局限而日益活跃的经济关系，则显示了这里也正在缓慢地向区域一体化方向发展[3]。

　　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一言以蔽之，不外乎围绕地区合作与安全的中、日、俄、美各国之间传统的战略关系。

其中的游离因子——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则是本地区国际关系变化和国际机制形成的重要风向标。

在这些因素当中，特别值得密切关注的是日本的外交动向。

因为它不仅涉及到美国亚太战略的影响释放，也作为“当事者”从近代以来一直直接参与本地区的国际政治机制的运作，具有双重的意义。

　　有人说，关于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围绕“间岛问题”的国际关系十分相像。

事实上，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也并非是近来才出现的课题。

尽管现在摆在桌面上的是朝鲜开发核武器问题，但实质上它牵扯到围绕以朝鲜半岛为核心的战略利益的百年争端，同朝鲜南北双方的统一与和平也有密切的联系。

　　我们承认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我们强调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眼光看问题，强调用发展的、战略的观点看问题。

但重视历史的连续性，不等于说世界是没有变化的。

当年的“列强”聚首，为的是商讨如何瓜分这块宝地的权益。

今天的六方会谈，则是为了争取东北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宁。

现今的国际关系和东北亚政治形势尽管同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有关各国的国家地位和国家利益以及国际社会的基本原则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核心问题在于通过和平的外交的手段，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但在我们关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其中存在着与会谈主题不相和谐的声音。

那就是日本反复强调的要把过去朝鲜绑架日本平民的“非人道的恐怖主义”问题同处理朝鲜核问题相互捆绑，“一揽子解决”的方案。

作为在近代以来就跃进为世界先进国家，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的日本，为什么如此违反常识地固执与会谈主题没有直接联系，纯属于两国关系领域的问题?

日本极力要把朝鲜的“非人道的恐怖主义行径”提交到国际社会，力图通过国际社会对朝鲜施加压力。

事实上，“人权”与“安全”这两个因素已经成了日朝关系正常化的严重障碍[4]。

日本所追求的外交目标到底是什么?

值得我们深思。

　　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一朝一夕地解决朝鲜开发核武器计划问题，而在于它不同于以往的以经济合作问题为中心，或者以促进相互信赖和政治对话为主题的多国间外交活动。

围绕着朝鲜开发核武器和半岛无核化问题，从3国协调到六方会谈，在有关各国组成的政治对话框架下，在面临着和平抑或战争的选择面前，能够力图通过和平的方式探寻解决的途径，这件事本身在国际政治上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直以来，尽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东北亚地区各国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在关于地区政治与安全问题上，尚不存在相应的国际协调机制。

这根源于本地区复杂的历史和国际政治现实的多重作用的结果。

目前，围绕着朝核问题而产生的六方会谈，由于中美等国家的积极参与，已经在处理有关地区政治与安全保障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并且，由于它的影响，在东亚以及亚太的其他多国间外交框架内，政治与安全问题也日益与经济问题一样，成为多国间外交的重要议题。

　　在这次的六方会谈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与多国外交并行的双边外交的活跃。

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中国为了促成六方会谈的成功和朝核问题的解决，在中朝，中日，中韩以及中美之间进行了大量的穿梭外交，显示了中国的外交责任和能力。

　　第2次六方会谈即将举行。

尽管各方面的分析和观察认为对于能有多大进展，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朝核问题看法不一，但是，通过这种政治对话的进行，至少朝鲜的核开发计划将会延缓或中止，朝鲜半岛的“安全与稳定的现状”将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维持，东北亚地区的政治与安全紧张形势也将得到缓解。

　　同时，不管六方会谈能取得多大的成功，这种通过多国间的政治对话解决区域内政治与安全问题的形式也将对今后东北亚地区国际机制的形成产生有益的示范作用。

如果这种政治对话机制在今后处理地区内其他政治安全问题上得到更多的运用的话，那么，如同东盟那样，在东北亚地区也会逐渐形成协调各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国际机制，进而对于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也将产生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5]。

三、外交“新思维”争论对于东北亚区域政治研究的启示

　　最近，关于外交“新思维”争论一直热度不减，这说明目前学术研究的氛围和条件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观。

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它在国际政治及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上的意义。

对于我们致力于确立东北亚区域政治学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反思机会，让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既往的国际政治及国际关系研究中被忽视了的部分。

　　新思维争论问题的意义在于要不要有外交新思维，如何在研究中贯彻新的思维方式[6]。

　　应该指出，不仅是对日外交问题，在如何对待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和处理地区内政治与安全问题上，我们同样要反思过去的思维方式和外交策略，重新检视我们在战略思考上的问题的任务已经历史地摆在面前。

应该正确地、灵活地按照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处理国家利益和对外关系及外交策略。

　　中国外交需要不断进行反思。

但是，是否需要进行外交革命，则应该根据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的考察。

外交方针的调整必须根据时代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利益的要求作出综合判断。

否则，形式上的“外交新思维”只会贻笑世人，危害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在关于东北亚地区的外交战略上，应该尽可能地寻找和建立各国能够接受的、共同的战略利益平台（基础）。

不仅是经济基础，还有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

应该在东亚各国各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展望未来。

这也是建立东亚共同体设想的基本原则。

　　外交“新思维”争论还给我们提出了如何看待和应用国际政治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起步较晚，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能够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国际政治学理论。

但是，在如何看待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环境，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有长期的和平与稳定的战略环境问题面前，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全面照搬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与方法。

　　东北亚区域政治研究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要尝试建立我们自己的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论。

不仅要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分析问题，还要从历史学、伦理学乃至文化学的角度，从历史的、社会的、传统的角度全方位地考虑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

要从现有的国别研究向综合性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某个专门领域或两国间关系，而是多学科的综合应用）方向发展。

　　同时，要把东北亚区域政治放在全球国际政治的大框架内进行考察。

注意区域（局部）政治与世界政治整体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影响。

比如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国际关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它有助于人们从更深层次的视角来理解、把握国家之间的关系及对外政策，进而探索使国家关系朝着有利于维护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方向演进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日]小泉首相会见来访的埃及总统时的讲话[Z].2003-05-25·

　　[2][日]田中明彦·多国间外交的季节[M]·霞山会，东亚，2003，（11）·2.

　　[3][美]R.A.斯卡拉皮诺·东北亚区域研究序说[Z]·宇野重昭，增田佑司编，国际书院，2000，（3）·12.

　　[4][日]伊豆见元·应最大限度地活用日本的交涉“牌”[N]·世界周报，2003-09-16·金英秀：

平壤宣言将成为同北朝鲜交涉的“王牌”[N]·世界周报，2003-09-16·

　　[5]蒋立峰·关于东北亚的安全保障与发展问题[M]·面向东北亚时代的提议——从战争危机到构筑和平，2003·203.

　　[6]金熙德，林治波中日“新思维”是什么?

[M]·日本侨报社，2003，（9）·

　　〔责任编辑　赵东波〕

TheConstructionofResearchSysteminPoliticalScienceonNortheastAsiaandsomeotherPoints

SHENHai-tao

（InstituteofNortheastAsiaStudies，Jilin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12，）

　　Abstract：

ThestudyoftheregionalpoliticsofNortheastAsiaisregardedasanimportantpartininternationalpoliticalscience，whichhavingnotformedtherelativelyindependentandsystematicresearchsystemyet.TomeettheneedofthecomplicatedstateofregionalhistoryandtherealityofNortheastAsia，itisnecessarytostrengthenthecomprehensiveregionalstudy，andprobeintothetheoriesandmethodologiesinhowtouseinternationalpoliticsand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analyzeandresearchthepeaceanddevelopmentquestionsoftheNortheastAsianareabyall-sideandhistoricalperspective，andproposeschemeandsuggestionofthestrategicmeaning.ThistextpassingtoanalyzethestatusquestionofthebenefitofthecountryinthediplomaticstrategyofJapan，theSix-PartyBeijingTalksontheKoreannuclearissue，andtheformingpossibilityaboutaninternationalmechanismofsecurityinNortheastAsia，launchesandexplainstheunderstandingtoabove-mentionedproblems.

　　KeyWords：

regionalpoliticsofNortheastAsia，diplomaticstrategy，nationalinterests，theSix-PartyBeijingTalks，aninternationalmechanism

《东北亚论坛》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