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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话悲凉
无处话悲凉
[摘要]从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一剧主人公娜拉的家庭及其相关的社会关系入手分析社会暴虐给女性带来的悲剧性命运。
[关键词]社会暴虐 个人福祉 独立 玩偶
一、引言
“对于一个人的福祉,本人是关切最深的人,任何他人和社会对他的关切总是部分的甚至是肤浅的。
社会以对个人有利为由去干预个人在个性方面的自由则是根据臆断在行动(李寿初,2005)”,这样不仅不能有效促进个人的福祉,帮助促成个人的意愿的实现。
相反,会使个体的意志遭到压制,追求个性的灵魂无处安身,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看似合理的社会逻辑反而成了社会问题的制造者。
从这个意义而言,社会干预可谓是不折不扣的社会暴虐。
在伟大的戏剧家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中,我们就看到了这种社会暴虐一虚伪的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社会暴虐,现从该剧主人公娜拉的家庭及其相关的社会关系入手分析社会暴虐给女性带来的悲剧性命运。
二、娜拉导演的家庭“玩偶剧”是资本主义社会暴虐对妇女绝对控制的产物,娜拉在其中的演出不但未能维护其渴望自由的个体意识,反而从自己的一方强化了社会暴虐的专制
依照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腐朽伦理,男人是家庭责任的承担者,社会生活的相关内容围绕着男人展开,男人支配一切,主宰一切;女人享受男人的恩典,女人的生命活动限于家庭,也止于家庭,且以夫权至上为前提。
以这样的社会伦理为准绳,是不是有了男人为依靠,女人的福祉就得到了保障呢?
未必。
首先,生命之贵在于精神,精神上的愉悦才是一个人最大的福祉。
没有精神的自由,物质方面再充裕,生命的价值得不到体现,生命的意义也无从谈。
家庭中男人支配女人的现实带来的是夫妻的情感隔膜和女人精神上的困顿。
一方面,因为女人的失声男人对朝夕相处的另一半彻底无知他不知道女人貌似尊从的外表下活跃着怎样的思想、女人对家庭生活有着怎样的期盼和设想、女人对人与人之间关系有着怎样的理解,也对家庭生活中的深层次内容缺乏切身体会和感受,也就谈不上对妻子彻底的了解和贴心的体恤。
另一方面,家中至亲的两个人之间没有直白的沟通、直抵灵魂的畅透交心,夫妻间就没有精神上的相知,不存在水乳交融的彼此理解,就算表面平静的夫唱妇随生活存有温情,对于失语的女人而言那温情眷顾不了心灵,不过是月亮远远发出的清辉。
隔山隔水,清冷漠然。
置身于其中,女人无异于行走于旷野,无依无傍,找不到归宿。
从娜拉出走前对丈夫说的“你和父亲把我害苦了”一言,我们可以感到在没有平等对话的家中,精神的禁锢多么可怕,它带给妇女的压抑感是多么深重。
当然,比海洋广阔的是人的精神世界。
女人与男人一样也是拥有个体精神活动和个人意志的生命体,社会暴虐及其忠实执行者能够无视女性的生存意志而制定约束女性行为的规则、准绳,却不能阻止有思想、有个体意志的女性灵魂的自由呼吸。
不能公开杵逆男人的意志,不能直截了当、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家庭的主宰者(“要是我的意见跟他不一样,我也不让他知道,因为他知道了会不高兴(易卜生,1879)”),有思想的女人就会用机巧变通的方式与男人周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主张。
娜拉早在父亲的家中就已深谙社会暴虐的可怕,由此而小心翼翼地恪守着妇道。
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无论婚前婚后,她都会巧妙地以“玩偶”角色为掩护,小心翼翼、严丝合缝地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在言行举止上与父亲、与丈夫亦步亦趋(你爱什么我也爱什么,或者假装爱什么),以不伤男人自尊、不伤夫妻和气的方式一惹人怜惜的娇嗔和乖巧狡黠的撒娇一影响父亲/丈夫、哄父亲/丈夫开心,在不经意间释放自己的个性。
不觉间,自以为是的男人成了女人意志的执行者,他永远想不到社会暴虐极力约束的对象能够在思想的自由机变中会成为社会规则的僭越者,自己高高在上的权威只剩其表。
但是这样的夫妻关系别扭无趣,女人于中隐性博弈,累在其心。
不打破社会暴虐,女人自由的机变终将成为其追求独立个性的紧箍咒,不仅辱没了其自由思想本身,也成为女人与男人之间关系的绊脚石。
就娜拉而言,她在丈夫面前经年日久地扮演“玩偶”角色,在施展个人意志的同时,也把自己带入了一个无比尴尬的境况一这种境况不但使她在与丈夫的关系中永远处于被动的位置,还造成了丈夫对她生命状态和个性特征的误判误读,越发强化了她的附庸地位。
我们看,在家庭“玩偶剧”中,娜拉在丈夫面前是个永不落幕的剧中人,她的表演没有现成的台词和固定的情节,只要在恰当的时机以恰当的方式演出,遂了唯一的观众一丈夫的心意,就万事大吉。
一旦她习惯了以“玩偶”的角色示夫,她对丈夫的诸种要求就只能以玩心机、耍心眼、讨巧撒娇的方式来实现,就缺少了坦率直白、推心置腹,这对一个有尊严、渴望正常交流的灵魂而言是不自然、不正常的,是一种人格分裂,与其渴望自由、追求独立的真实自我相去甚远:
再者,由于她扮演“玩偶”这个角色太出色,丈夫只拿她当不懂事的孩子看,她的想法在丈夫眼中自然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就不会郑重其事地加以考虑,给予尊重。
一旦家里有什么事,丈夫也不会跟她这样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商量。
这样,“家”对他们夫妇二人而言就“只是一个玩儿的地方,从来不谈正经事(易卜生。
1879)。
”那么,“玩偶剧”不收场,娜拉渴望像男人一样“做一个独立的人”的理想何时得见天日呢?
此外,“玩偶”面具下的娜拉不被丈夫所知所了解,也就决定了她在撇开社会规则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瞒夫还债)时的孤立无援、无人喝彩。
“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胡适,1918)”。
生命在我,为在其值。
为了挽救丈夫的性命,保住自己的立身之本一家庭,娜拉不顾一切地打破社会规则借钱救夫。
也就是从那天起,她就过上了非其力所及的冰火两重天的日子:
在家人面前,她永远是快活无忧的家庭主妇,从容不迫,操持一切;而从冒名签字的那一刻起,她用自己柔弱的肩膀独自承负了自己不堪其负的重担――不为丈夫所知的还债。
当丈夫和家人享受着她用灵巧的心灵和双手营造的温馨安谧时,她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为能否如期凑足约定的款项而发愁;为了还款她背着家人在节日临近的日子熬夜赶活,还慌称自己为家人准备神秘的礼物,其中的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筹钱的日子她忧心忡忡地四处奔走,无论遭遇他人怎样的怠慢,内心承受着怎样的煎熬,进门前她都要把煎迫她的负面情绪强行抹去,而后展开笑颜面对家人。
此间还要时时提醒自己小心,以免一时的不慎在丈夫面前捅出自己讳莫如深的秘密从而打破家庭的平静。
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娜拉把假的风光的示于人前,把真的难的留给自己;她的生活充满了背水一战的悲壮、独自向隅的状态调整和强颜欢笑的自我撑持,她无时无刻不是在走钢丝,在玩火!
那时她独自一人焦头烂额筹款的狼狈是与其在家人面前表现出的活泼优雅风马牛不相及的。
如果不是她高超的演技,我们无法想象承受着如此深重内外交困压力的娜拉如何能够不露破绽、恰如其分地完成规定情境的角色转换的?
!
这样一个女性,历时七年忍辱负重,用非凡的胆识和惊人的毅力承负了家庭的责任,用巨大的牺牲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她在其间的表现是不逊于任何男人的处世行动力的,她独立人格放射出的光芒着实令人感佩不已。
但是,因为导演了家庭“玩偶剧”,她那散发着鲜活个性的生命只能永远埋没在“玩偶”面具无边的黑暗中,独自承受着社会规约与个人精神双重的压力,可谓“受够了委屈”。
即便如此,有悖常理的社会道德和法律还不以为然。
在娜拉历尽磨难、快见曙光的时候,冒名签字的事被揭开,她深爱不疑、口口声声保护她的丈夫竟视她的牺牲和付出为无物,不顾她的情感和感受,把自己的名誉和道貌岸然的法律至于道义之上,对她的破坏规矩大加谴责,用荒唐的社会逻辑给娜拉上了残酷的一课。
娜拉蒙寄于丈夫的“奇迹”不过是一厢情愿的镜花水月,“哀莫大于心死”,最终她选择义无返顾地出走,一场在娜拉家中演了多年的“玩偶”剧以曲终人散而收场。
由此可见,娜拉的出走带来的家庭解体问题不在于其夫妻本身,而是摧残人性的资本主义社会暴虐。
它将不平等的关系强加于婚姻。
造成了夫妻二人精神世界的对立,使得精神上不自由的女性苦不堪言。
即便她们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选择采用社会规则照拂不了的软招来换取精神上的喘息,也只能赢得一时的权宜,最终无法从根本上释放自己的个性,维护个人的福祉,也逃脱不了沦为社会规则附庸的命运。
籍此,剧作家易卜生通过娜拉在家庭中的境遇深刻谴责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暴虐。
三、娜拉的“出走”将她推入社会暴虐的重围中,面对生的困顿和精神上的无助她无法宪成个性独立的自我救赎
家庭“玩偶剧”的散场,夫妻关系的“崩盘”,娜拉的出走使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
但是,娜拉独自走向社会就能得到精神的彻底解放,获得梦寐以求的独立和对自我福祉的完全把握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从剧中游离于资产阶级主流社会之外的两个人――娜拉的朋友林丹太太和其借款人柯洛克斯泰的情况进行分析。
林丹太太早年丧父,没有生活的靠山,为了家中风烛残年的老母和年幼待哺的兄弟,为了生计背叛了爱情。
当家庭的拖累不复存在,林丹太太只身一人跑到男人的世界中打拼,男人视其为异类,无人对她施以同情,她按照男人的生存标准要求自己,具备了比男人更强的生存本领才获得了屈指可数的生存机会。
但是。
形单影只地走在与己不相干的男人世界中,独立生活赋予她的只是维持生命本能的生活资料,却没有为她展开表达生命意义的空间。
她在职场也找不到与其分享生命价值的同路人――特立独行的职业女性。
缺乏精神方面的支持和呼应,她的独立只是更加突显她的孤单和有别于家庭妇女的怪异,她的生命的状态落寞凋零。
所以我们看到娜拉面前的林丹太太总是憔悴抑郁、落落寡欢。
这说明在社会暴虐通行天下的时候,女人就算拥有了独立生存的能力,因为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找不到精神的归宿地,生命的质量令人堪忧。
试想一下,林丹太太已算是办过学校、有过长年社会经验的独立女性了,她在男人世界里的生存状况都是如此,娜拉初出家门,她的主观愿望再好,面对这样一个社会暴虐重围的世界,她对自我福祉的把握又有多少胜算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再者,为了救友,林丹太太选择在做职业女性的同时,再次以承担女人的传统责任一相夫教子一为自己的生命赋值,于不经意间地否定了她在社会的独立和个人价值。
可见,在社会暴虐桎梏下,无论女人身居何处,都逃不过社会暴虐对其生命状态及价值的绑定,娜拉的出走显然解决不了她思想上的困惑。
再看娜拉的借款人柯洛克斯泰。
柯洛克斯泰不可恶,不过是为了家中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在法律上犯了与娜拉类似的错误,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在法律和道德不过问其犯错的初衷和动机的情况下,就被整个资产阶级主流社会无情抛弃。
此后,无论他怎样的努力都不能换取社会暴虐的忠实执行者丝毫的同情和理解。
他依靠个人的能力在奋力的挣扎中好容易获得他视为救命稻草的生存机会,可稍有差池就被人不由分说地夺走。
每每谈起柯洛克斯泰,他曾经的同学海尔茂――社会暴虐的忠实执行者还满脸的不屑,拿他做劣迹斑斑、不可救药的败类横加指责。
那么,娜拉呢?
她的失足与柯洛克斯泰同罪,已是不可饶恕,她还要背弃社会规约,挑战男人权威,以离家出走的方式来摆脱男人的控制,就是大逆不道了。
对于象她丈夫那样的社会暴虐的忠实执行者而言,他们能容忍娜拉这样一个不守妇道抛弃家庭而又在道德上失足(伪造签名)的女人在社会上抛头露面影响他人吗?
又有谁胆敢接纳这样的女人、给她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呢?
显然,娜拉出走所面临的生存问题和社会压力要比她的朋友林丹太太大得多。
出走,虽获自由之身却无灵魂托身之处,娜拉的“出走”决定对她命运的根本改变于事无补。
四、结语
娜拉的悲剧说明,社会暴虐的可怕之处在于“虽不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渗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
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密尔,见李寿初,2005)”。
受夫权的压制,女性在家中为求喘息的机变顺应触动不了社会暴虐的根本。
只是从自己的一方强化了男人牢不可撼的地位,增加了女人寻求独立的制肘因素。
女人在家中维护不了自我的独立,个人的福祉也得不到保障。
而当女人打破夫权的藩篱选择独立,却陷入生的困顿,更直接地面对强大的社会暴虐压力。
就此而言,生在一个错误的社会里,“娜拉的出走”决不是什么让人雀跃的明智之举,而是一个极其沉重而惨痛的事件,一个让人不得开颜的悲剧――在这个事件和悲剧中主人公的抉择破釜沉舟,悲壮决绝,却无法进行自我救赎,既解决不了女性个人的精神追求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实现主人公的理想一完成自己与社会之间存在的是非对错判识的差别,堂堂正正“做一个人”。
真所谓: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中(卢梭,见李寿初,2005)”。
在此。
易卜生用一个女人的两难命运向我们昭示了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他那引领社会潮流的深邃思想永远令我们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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