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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让我心痛到老
你让我心痛到老
-赵淑清
XX年3月4日,母亲去了,世界上少了一位最疼我爱我的人。
我陷入对母亲的回忆中,不能自拔。
我坚定地认为:
这个世界,找不到如母亲一样刚强的人,她对儿女博大的爱,顽强的付出,世间少有。
母亲生于1940年阴历8月12日。
1959年毕业于喀左速师班俄语专业,毕业后仅教了一年俄语,就赶上举国饥馑,母亲同国家下放的那批公办教师一样,回乡务农。
此后她一生的命运就与土地上的耕种稼穑连在了一起。
母亲嫁到赵家是1964年初。
母亲是姥家最小的女儿,她的侄子侄女有好几个都比她大。
我父亲是长子,母亲来时我太爷还健在,一大家子十来口人。
我不知道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母亲怎样与老少四代人和睦相处,直到我8岁那年的5月。
分家时的情形我还恍惚地记得:
大人们把母亲的柜子抬到新房子里,还有按大小人分开的粮食。
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哭得好凄惨。
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不够吃,母亲每天上工回来,都挖好多野菜,我们一日三餐的饭食里,总少不了野菜,连稀粥里都掺了打碗花秧或西葫芦条儿。
大弟不满两岁,母亲没有奶水,她饿得直哭。
母亲从锅里满圈的菜饼子缝中,揭出两个没掺野菜的玉米楔子,耐心地嚼细,喂给她的大儿子。
冬天夜长,母亲点上煤油灯,搓麻绳,纳鞋底。
没有时钟,母亲看三星估算时间。
夏日晌午,母亲端着脸盆去水渠洗衣服,很少歇晌。
生产队的钟声一响,母亲又去出工了。
我上学那年,父亲去学校做了民师,几年后又被提拔,当了小学校长,跑到二十里外的小学工作,早晨天不亮上路,晚上顶星星回家。
母亲就更累了。
为了父亲能转成公办教师,母亲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家务。
那时母亲常闹贫血,面无血色,口唇泛白。
母亲每天喝一个鸡蛋水,坚持着在生产队劳动。
由于母亲的勤俭持家,每年过年,我们姐弟四人总能换上新衣服,母亲把大人的衣服改小了给大孩子穿,再把大孩子的衣服改小了,给小孩子穿。
每年过冬,母亲都为四个孩子准备薄厚两套棉衣。
母亲的针线活儿好啊。
那台缝纫机是母亲结婚时买的。
母亲用她为家族的人做过许多衣服。
一位远房的奶婆婆去逝了,扔下一大帮孩子,母亲为她家做缝纫活儿,一做就是七八年。
白天要上工干活,晚上没电灯,母亲为别人做缝纫活儿只能抢在午间。
午间不休息的习惯她一直保持到中年以后。
母亲投入最多的是哺育我们成才。
把全村人都算上,四个儿女全靠考学摆脱了农民命运的仅我们一家。
为此,母亲付出了常人想象不到的艰辛。
除我的路比较顺以外,我妹妹的考学、两个弟弟的就业,都让母亲备受煎熬。
妹妹在初三连续复读了五年,有两次接受了体检,却没接到最后的录取通知书。
每一次落榜,对母亲来说都无异于一场不大不小的灾难。
妹妹不吃不喝,整日整夜地哭闹,母亲陪着她受挫的女儿,不敢有半点闪失。
在那样的境遇下,只有母亲能给妹妹燃起希望之火,也只有母亲能让妹妹安静下来。
一年又一年的失望中,有多少乡邻、亲戚劝母亲:
“姑娘家念到啥时都是外姓人,你就别硬撑了,让她帮帮你吧。
”可是没人能说动母亲。
她要用自己的执着与辛劳让儿女过上理想的生活,过上她憧憬了一辈子的好日子。
分产到户以后,母亲一个人耕种着十几亩地,春种、夏锄、秋收、冬藏,无一日安闲。
那两亩棉花耗去了她所有的精力。
母亲还精心饲养了老母猪,两年五窝崽,贴补着家用。
她从不叫苦,疲惫的脸上总挂着笑容。
一次次落榜的苦痛,让妹妹再也打不起精神,她由起初偷偷地逃学到明目张胆地闹辍学,折磨得母亲痛不欲生。
母亲苦口婆心地劝,劝不动就哭,边哭边数说她的艰难,她的希望,弄得我们全家人跟着哭。
她用眼泪打动妹妹,让妹妹坚定信心。
1982年父亲转为公办教师,家里贫困的生活有了转机。
1989年是我家充满了希望的一年。
这一年,妹妹考上了师范,大弟早两年考上了铁岭农校,小弟考上了重点高中。
原来土地上的收入加上父亲的工资已远远不够三个学生的花销,父亲又承包了十亩校田地。
母亲就整日地泡到土地里了。
薅地是最费功夫又抢农时的活计,东台子地远,母亲起早上地,带着午饭和一塑料桶水,扎那儿一干就是一天。
村里人说母亲像是铁打的,咋干都不知道累——我们知道母亲心里乐才不说累。
因为再过一两年,四个儿女就都毕业了……
1989年我大弟农校毕业了,却因为志愿栏里填了同意到“定向不包分配学校”而找不到工作。
父亲把能托的人都托了,没有任何办法。
母亲终日紧锁着眉头,头发白了好多。
作为平民,他们可以勒紧裤带供儿子念书,却无力安排儿子的前程。
一天夜里,父母亲做出决定:
让大弟重新考!
刚强的大弟又坐到初三辅导班的教室里。
此时,父母不得不做两手打算:
一旦大儿子考不上学,将来窝在家里咋办?
娶媳妇往哪娶呢?
他们拿出半生积蓄,经过半年的备料准备,第二年春新踩地基盖了四间瓦房。
大弟命运多舛,就在1991年5月的中考预选当天,因为有人告发她为“回流生”,而被取消了考试资格。
如此沉重的思想负担和长久的超负荷劳作,让母亲消瘦得走路打晃,这年夏天患上了终身难愈的糖尿病。
母亲托着病体依然劳做着。
1992年大弟在喀左海绵铁招工考试中顺利过关,1993年,厂长从上百份档案中发现大弟是中专生,遂选派她到长沙中南工大深造两年。
这一年,小弟考上了锦州医学院。
同时供两个儿子上大学,母亲是多么自豪!
又是多么为难啊!
盖完房子,母亲已经分文皆无了。
她得靠举债筹措两个儿子上大学的费用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无奈又丢面子的事情啊!
她坚强地支撑着身体,用不辍劳动的双手去创造财富,补偿外欠的债务,供儿子完成学业。
又是超负荷的三年过去,大弟顺利进了工厂,小弟却赶上了大学生分配难。
母亲没等缓口气,心又悬起来。
1999年3月,已经结婚的小弟才正式上班,至此,她整整等了两年零六个月。
此时,母亲的病情时好时坏,已经不能下田劳动了。
内退的父亲萌生了去我老叔那打工的想法,母亲第一个支持。
母亲是理财能力极强的人,平日,有零钱她决不花整钱,家用之物只要能将就着用她决不买新的。
家里的勺子、铲子都磨掉了半截她也不肯换。
父亲去赶集,她提前算好买几样必买的东西,估算出的钱数总是可钉可铆,她掐钱掐得死,除了人情上必花的之外,决不轻易花一分钱。
别人家父母去赶集,孩子总是去半道迎接,顺便翻翻筐或兜里有什么好东西,我们姐弟四个从没有这个习惯,因为父母从来没给我们买过零食,我们对父母赶集带回来的筐或兜也就打小就没有什么欲望。
对于父亲去打工,我们姐弟四人坚决反对,因为大家都已成家立业,不需要老爸再像从前那样劳苦奔波了,况且母亲的身体也需要人照顾。
可母亲态度坚决,她说趁着能干攒点钱,将来老了心里有底。
父亲走后的两年里,母亲一人操持着家务。
她养了几只鹅,还养了一群鸡,经营着院里院外两个菜园子,让住在附近的儿女都有菜吃。
我们假日回家,还能吃上咸鹅蛋、咸鸡蛋。
那时,我的新居离娘家二里来地,每逢周日,母亲还能走下来小住一两日。
她来时,打开院门,布兜里有时装几个茄子,有时装一缕长豆,有时装几个毛桃,还有时装两个煮熟的咸鹅蛋或亲戚们送的奶粉……母亲喜欢吃韭菜,我家的小院正好有一畦韭菜,于是,母亲一来,我们包三鲜馅饺子,烙韭菜合子,其乐融融。
冬天母亲怕冷,我们就经常回家。
现在想来,母亲除了太把钱当回事外,实在找不出她有啥毛病,那两年,她独自一人与两个儿媳相处得十分融洽,让村里人打心眼里佩服。
XX年底,我工作调到了城里,家也搬来了,住进了楼房。
那时母亲身体很弱,靠打胰岛素治疗。
我搬来不到十天就把母亲接来,可住了不到十天,母亲心里就不落神了,她说我二爷爷可能不行了。
我二爷爷孤身一人,母亲平时总发动我们周济她。
那天我去朝阳电视台为一个白血病女孩联系拍片的事,早晨接到了父亲的电话,说二爷爷病逝,今天上午火化,嘱咐我瞒住母亲,不要让她回家。
我特意叫妹妹来家陪伴母亲,我到朝阳后接到妹妹三个电话,都是母亲着急要回去,她已片刻都不能留。
没办法,我只好同意妹妹陪伴母亲回家。
到家时,二爷爷的灵车刚好火化回来,就赶在家门口,母亲悲伤得差点背过气去。
所谓心灵感应,应当是亲人间的牵挂吧?
XX年春天,刚搬进新楼的妹妹把母亲接到了她家,要给母亲好好调养,彻底医治。
糖尿病足症状已经在母亲身上发作了,左脚趾有三处溃疡,不敢着地,上楼时,是老爸和妹妹两人架上去的。
母亲在妹妹家住了35天,妹妹也累病了,母亲每天吃药六次,分饭前饭后,还得一日数次往脚伤处搽药水,她一点力气都没有,连洗脚都得靠别人帮忙了。
我当时正赶上筹备散文集出版首发式,又因为几千册书没处放,得抓紧推销,爱人在乡下上班,孩子到了升高中复习的关键时刻,我手忙脚乱,腾不出半点精力。
我想出不了力就出钱吧,尽管隔三差五地往妹妹那跑,询医问药请医生,买营养品,当时觉得尽力了,可今天回想起来,却成为我一生的痛——书我还有机会再出,钱我还有机会再挣,可母亲没了,我再也找不到尽孝的机会了……这篇,我写写停停,停停写写,我的回忆一次又一次地淹没在泪水里。
母亲住妹妹家期间,我的散文集《月亮泉》首发式在朝阳、喀左电视上播了,母亲高兴啊,那几天,她像没病人似的。
父亲也特意从乡下赶来,看我的首发式电视新闻。
XX年5月17日晨,父亲打来电话,说母亲病重了,得住院。
两个弟弟都在种子店,暂时联系不上。
我急得直打磨磨。
我的一场专题讲作恰恰是当天上午七点。
忙跟计生委联系,看原计划甘招中学的那场“关爱女孩”讲作能不能改天进行。
计生委的领导很为难,因为早几天就通知了总校小学,让学生早七点钟赶到,还通知了县有关领导和三家新闻单位,现在再改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尤其是对当地的学生没法交代。
我再一次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嘱咐我好好讲课,讲完课直接到公营子医院。
在电话里,始终没听见母亲的反应,我意识到母亲的病真的到了我预想不到的程度。
这是我有生以来背负最大的心理负担讲的一场课。
在母亲病重的危急时刻,在最需要我的时候,父母把我的工作放在了第一位,我没有理由把这场课讲砸了。
那场《相信自己,相信未来》的专题讲作让全场的人流泪,也让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疲惫地走下讲台,我的泪在眼眶里转,我的牵挂在心里疼。
甘招乡政府派车将我送到公营子医院。
见到呼吸有些困难、全身浮肿的母亲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怎么会病到这种程度呢?
怎么不早上医院呢?
我反反复复地絮叨着,不知是自责,还是说给谁听。
公营子医院安排了单间病房,全力救治着,可情况越来越不乐观。
母亲已经吩咐要我们准备后事了。
我们怀着最后一线希望,转院到市二医院。
从一楼到三楼,从住院部到门诊楼,一次又一次的检查化验让母亲痛苦不堪,可她顽强的坚持着。
糖尿病带来的各种综合病症已经全部发作,心脏衰竭,身体各器官老化。
于是医生吩咐从糖尿病住院部三楼转到内循环科二楼。
母亲每天靠氧气维持呼吸,食量也少得可怜。
因为呼吸困难,几乎整宿睡不成觉,到了第四天,医生说得抽胸水,于是,一只特大号针头从母亲后背的肋骨间穿进去,淡黄色的胸水被吸管吸出来,一管儿又一管儿地推进痰盂里,足有一千毫升,那是人体里最珍贵的营养。
这种症状说明母亲的吸收出了问题。
抽过胸水,母亲的呼吸显得轻松多了,可仍需要氧气维持。
开始是三四天抽一次,后来得一天抽一次,医生说,这样下去,人会因营养得不到吸收而病情恶化。
主治医师是中三家镇的老乡温立春,她几次告诉我们,母亲这病就是倾家荡产,也没有治愈的希望。
她提醒我们,在医院用药和在家用药是一样的,不如回家治疗,我家小弟还是医生。
我们姐弟四人态度都很坚决,如果母亲真的活不多久了,那就是死也要死在医院里。
因为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尽孝了!
作为老乡,温大夫还是在提醒着,她亲自跟母亲谈,说这病得回家慢慢养。
母亲断断续续地说:
“我这样回家,不等着去那个角吗?
你得给我治好了再回家。
”母亲是微笑着说的。
这些年,她无数次地偷着停药,为的是省钱;也无数次因为心情不好而罢药,为的是怄气。
而这一次,母亲竟把生命看得这样重要。
当她想好好地活着时,命运已经残酷地告诉她大限之期即临了。
我们姐弟四人都预感到了这一点。
我们背后哭过、悔过、恨过,之后,不得不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
我们不愿意母亲带着恐惧到另一个世界去。
有一天,母亲看上去比往日安详了许多,她好像暂时远离了病苦的折磨。
我开始试探着跟母亲谈起死亡的话题。
这个想法已经在我心里酝酿了几天了,每次想起这个话题,我都禁不住流泪,经过这些天的思考,我已经把死亡看淡了,也看开了。
如果知道自己哪天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会自然地走开。
我试探着问母亲:
“妈,你怕死么?
”母亲平静地望着我,没有回答。
我说:
“其实,死亡就像睡觉一样正常。
人是有灵魂的,灵魂是不死的。
死亡是这个世界生命的结束,也是另一个世界生命的开始。
将来,我们大家都得到那个世界去。
”母亲听得很安详。
我又跟母亲谈起火化,我说火化是佛家弟子升入天堂的礼仪,不经火化,人的灵魂就升不到天堂。
将来我死了也要火化,大家都得火化,那样才能在天堂相聚。
此后,母亲对死亡的恐惧减轻了,对我的依赖却加重了。
6月初的一个周五晚我回到县城家里,想休息一下,周六再检查一下身体。
周六一大早,妹妹打来电话问我今天是否回医院,母亲昨夜一宿没睡。
我告诉妹妹等六点钟往温大夫家打个电话,求他过来看一看。
不到十分钟,妹妹的电话又来了,带着哭腔说,母亲让她们都滚回去,说你姐不来,你们在这干啥。
我知道,母亲把我当成了主心骨。
五点钟,我约大弟,打车火速赶往朝阳。
到6月中旬,我身体的不适已经很明显了,于是跟母亲作了交待,赶回喀左做手术。
此后,母亲开始张罗出院,她怕死在医院里。
母亲出院的消息在老家扩散开来,亲朋好友,老邻少居都来看母亲。
大家怀着希望而来,抹着泪水而去……但人们都说,会没事的,因为给母亲定做的棺材已经三次被人买走了,这在民间叫“闯三关”,闯过这三关,就没事了。
母亲的生命真的是顽强,出院后,在二医院池景军大夫的精心医治下,母亲的胸水竟然慢慢地吸收了,两个月后,她的糠尿病足也奇迹般地痊愈了,这是个奇迹。
(后来我遇上市二院的医生,谈及母亲的病情,她们也感到惊讶。
)但心情一直很抑郁。
我和妹妹回家,她每次都拄着拐杖,让父亲搀扶着,走到大门洞,坐到椅子上等待。
走时,她又费力地拄着拐杖,送到大门口,眼巴巴地望着我们。
我们不敢回头,直到她看不见时才回望一眼长出院外的毛桃树,眼睛早已红桃子样了。
国庆节期间,远在承德的四个表姐来看母亲。
与母亲告别时,她们给她们的姑妈唱歌,唱《母亲》,唱《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们也跟着唱,可只唱了两句就再也唱不出来。
小时候上学的情景,过年穿上新衣服的情景,考上学离开家的情景……种种情景历历在目,喉咙哽住了,泪水决堤般往外涌……三表姐给母亲买了件大红上衣,母亲穿上立时精神焕发,多少年来,被病苦折磨的母亲头一回这么高兴,那一天,我们大家与母亲合影,还给母亲单独照了几张相。
谁知,这其中的一张竟成为母亲的遗像!
XX年正月,以往最烦打麻将的母亲乐呵呵地看我们打麻将,怕她嫌吵,我们从母亲的东屋挪到大弟的西屋,不一会儿,母亲挪蹭着身体,扒开门帘,笑吟吟地来看我们。
我们就又把麻将桌挪到了东屋。
正月24晚9时许,在与病魔抗争了15年后,母亲与世长辞。
我在周三曾打电话给母亲,她说这阵子不好,吃不下东西了,声音里明显带了哭腔,我安慰她,别着急,我周六就回去。
可母亲周五晚上就匆匆地走了,这成为我永远的痛——我以工作和事业的名义,以儿子学业的名义,错过了为她最终尽孝的时机,也错过了见她最后一面的机会——如果真的有天堂,这个机会还能补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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