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女侠故事及女性研究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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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女侠故事及女性研究综述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女侠故事及女性研究综述
作者:
高慧芳
来源:
《云梦学刊》2014年第6期
高慧芳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
摘要:
女侠故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无论是传奇、话本还是戏曲,女侠在各类文体中都有着经典形象和文本故事。
从20世纪初以来,对于女侠故事的研究,基本上从女侠形象、性格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角度展开,以古典文学常见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切入,论述女侠形象及其文本意义、历史意义。
而女性研究要想在前人基础上不断开拓,要从三个方面急需探索:
一是打通分类和既有的研究范式;二是引入新资料、新证据,在史料、文献、文学作品中挖掘新内容,以及依托考古新成果及最新出土文献;三是理论的创新、提炼与总结。
关键词:
女侠;传奇;小说;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6365(2014)06-0105-08
收稿日期:
2013-06-20
作者简介:
高慧芳(1981-),女,河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文化学。
一、女侠故事资料及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术界对女侠形象和女侠故事的分析研究经历了漫长的起步、开拓和发展历程,近年来蔚为大观,研究关注点多集中在女侠形象的分析上,特别是女性形象的来源和形成、女侠形象的类别梳理、女侠形象与性格分析、女侠故事及人物形象的发展演变和后世文学的影响等四个方面。
关于唐代小说的研究,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具有开创之功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该书对于小说史的梳理和分类为后学者树立了典范,其中《唐之传奇文》对于唐代的小说情况进行了精彩论述。
但同时期,学者对于女侠的研究还大多散见于各类小说史研究的个别章节中,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和专著。
其中,胡怀琛的《中国小说研究》凭借自己对于古典文学的积淀和著述《中国文学史略》、《修辞学发微》、《中国诗学通评》、《中国民歌研究》、《中国戏曲史》、《中国神话》等积累的功底,对于“晋唐小说”进行了专章论述;谭正璧所著的《中国小说发达史》参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写法,并在此基础上强化了作者与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分析与介绍,在通俗文学研究中颇有特色。
该书对古代小说的发生与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并且设有“唐代传奇”专章。
其他设有专门章节讨论唐代小说的论著还有侯忠义的《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和《隋唐五代小说史》,其研究内容涉及到隋代小说、唐初期传奇小说、唐中期传奇小说、唐晚期传奇小说、唐代轶事小说等;齐裕焜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编写体例不同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而是以类型为线索分类梳理不同类型小说的发展脉络,突出对于小说演变史的前因后果的分析和不同类型小说之间的演进与借鉴与融合;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利用文化学、叙事学的分析手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特质进行分析,尝试梳理出中国文化叙事体系,比如对于文人对小说参与的论述、奇书系统等。
刘勇强的《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上编以小说体式的演进为主线,下编以小说家为主线,从文体、题材、叙事、语言、风格等全方位角度对古代小说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梳理。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开展了相对深入的讨论,比如汪辟疆在《唐人小说在文学史上之地位》中,从人物描绘、艺术表现等方面,对唐人小说进行了理论性探讨;陈寅恪的弟子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一书,则比较系统全面地梳理了唐代传奇小说的产生、发展、兴盛与演变,并涉及豪侠小说与晚唐农民起义的研究;王梦鸥的《唐人小说研究》共有四辑,分别对一些重要作家和作品进行了考辨;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从政治角度对小说的题材发展与变化进行交互的考证与分析;刘瑛的《唐代传奇研究》简要论述了唐代小说的历史,认为从唐代开始,豪侠和情爱成为小说的主题;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采用文体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结构、语言体式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分析,开启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李鹏飞的《唐代非写实小说之类型研究》采用了类型研究的方法,对唐代非写实小说的谐隐精怪类型、遭遇鬼神类型、梦幻类型等三大类型的演变历史及作品表现手法进行了详细溯源、梳理与分析。
此外,还有不少海外研究者关注唐代小说研究。
日本学者内山知也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隋唐小说研究》,尝试在实证基础上挖掘传奇文本的小说性和文学性,开展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论述,该书按照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时代顺序开展了比较深入的论述,结合文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方法,有不少新颖的见解。
崔奉源在《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一书中认为中国小说始于魏晋志怪,并且对唐传奇中的女侠的礼教观、贞节观进行探讨。
崔真娥的《幻想、性别、文化:
韩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古典小说》运用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等各种研究方法,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新的阐释和解读,并结合中、韩、日、越等东方文化群体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力图在近似题材的探索中找出异同,从更开阔的视域分析东方文化特点。
唐代小说资料整理工作一直在进行,1929年最初印行、1955年新修订增补的由汪辟疆校录的《唐人小说》分为上下两卷共计68篇,其中上卷主要收录了单篇的唐传奇30篇,下卷主要是选录了《玄怪录》、《甘泽谣》、《传奇》等七部传奇集中的38篇作品,并且在文字和篇目上进行校补,在每篇作品后附录相关资料。
鲁迅根据《太平广记》、《青琐高议》等辑录《唐宋传奇集》共八卷,其中选录了单篇传奇作品共计45篇。
前五卷为唐代作品,后两卷为宋代作品,书后附《稗边小缀》一卷,对每篇作者、版本进行考证。
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汪绍楹校点的《太平广记》,为全面研究唐代小说提供了比较详实的资料。
孙楷第对小说书目进行整理并编撰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和《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并以其版本目录学知识为基础,研究小说本事撰写了《小说旁证》七卷、《沧州集》六卷、《镜春园笔记》等重要研究论著。
王梦鸥的《唐人小说校释》有详细的注解为研究者提供参考,并且有英文翻译本。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作品中辑录唐五代志怪、传奇作品,并且逐一列出伪书进行考辨。
20世纪80年代晚期,程毅中的《唐代小说史话》从唐传奇的兴起入手,讨论了唐代小说观念的发展、唐代传奇的全盛时期与发展演变,并对小说化的传记和杂史进行论述,还讨论了五代十国的小说,整体上梳理了唐代小说发展的来龙去脉。
周绍良的《唐传奇笺证》按照初盛唐、中唐、晚唐的时间顺序介绍了各个时期的作家作品,并有对部分作品的笺证。
此外,还有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汝涛编校的《全唐小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时人编校的《全唐五代小说》等。
随着研究方法的丰富和研究视野的开拓与深化,20世纪末开始,很多小说史著作加大了对女侠的研究力度,出现了把女侠独立成章、专门展开论述,主要研究情况如下:
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1994年出版)对文言小说的发生发展历史进行梳理,从先秦、魏晋、隋唐五代、宋金元直到明清。
在论述唐代豪侠小说时,专列“女侠”一节。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1995年出版)用二十章的篇幅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发生和发展进行分析,并选取每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入手开展讨论。
在第六章“唐人传奇的诗韵乐趣”中,剖析玄怪风中的命运意识和豪侠风中的心理危机,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论述女侠行为的合理性。
程国赋《唐代小说嬗变研究》结合社会背景、文化内涵与文学史的意义,重点分析研究了110篇唐代小说的嬗变情况。
主要从嬗变的角度,分析了唐代女侠小说对于后世的影响。
此外,还有从题材角度对侠和女侠进行研究的论著,罗立群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用九章的篇幅论述了从侠的起源到中国古代武侠小说,并一直延伸到当代大陆新派武侠小说,其中把唐代作为武侠小说成熟期进行了专门论述;王汝涛《论唐代的豪侠小说》将唐代的豪侠小说按照类别和特征进行分类,梳理唐代豪侠与前代的不同,并延伸论述了唐代豪侠小说对于后代武侠小说的影响。
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则采用了类型研究的方法,对武侠小说及其类型演变进行讨论,认为“从司马迁为游侠作传到晚唐传奇中豪侠小说的崛起,在这近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侠客形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一变化过程依其表现形式及创作思想,大略可分为以《史记·游侠列传》为代表的实录阶段(两汉),以游侠诗为代表的抒情阶段(魏晋至盛唐)和以豪侠小说为代表的幻设阶段(中晚唐)”。
曹正文的《中国侠文化史》(1994年出版)以侠文化为主要对象,论述了女侠形象的发展成熟过程,以及光彩照人的系列形象。
龚鹏程《侠的精神文化史论》对历史上侠的观念、侠义崇拜、唐代剑侠、清代侠义小说、侠的女性观、武侠小说现代化转型以及古龙小说等进行了阐释和分析,并对金庸小说在网游中的运用进行研究。
王立、刘卫英《中国古代侠义复仇史料萃编》辑录了古代1300余条侠义复仇的故事和典故。
另有汪涌豪、陈广宏的《侠的人格与世界》(2005年出版),王立的《武侠文化通论》、《武侠文化通论续编》等论著,开展了跨文化、跨学科的武侠心态与观念研究。
随着研究者视野的扩展,女侠形象逐渐成为独立的研究主题,王立《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侠女复仇主题》从民族文化心理、历史与文学、文本传播与接受效应的角度开展研究;曹亦冰《中国古代武侠小说中的女性》按照行侠仗义的缘由、思想、行为将女侠分为孝侠、情侠、义侠、节侠四类进行分析;台湾学者林保淳《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女侠形象》通过分析侠客特点,认为唐代侠客展示出的是“述异志怪”的特点,女侠的形象与男侠一样怪异而令人瞩目。
除了对比侠客的性别差异,他还讨论了产生女侠的原因以及女侠这一形象的意义。
卞孝萱的《〈红线〉、〈聂隐娘〉新探》从小说与政治角度进行探微,对两篇传奇的创作意图和主人公的形象特征,作品中相关人物的本事以及作者进行辨析和考订,从小说分析扩延到历史与政治。
张振国《唐女侠传奇成因初探》一文,分析了唐代作为文言小说成熟期,豪侠小说特别是女侠传奇也大量出现,同时,唐代对于游侠风气的崇尚、北方民族大融合、文学题材自身的历史传承以及传奇自身标新立异的特点都助推着唐代女侠传奇创作的繁荣,文章论述比较全面,但是限于篇幅,都没有展开详细而深入的讨论。
这一类论文还有陆学莉、黄小妹的《唐传奇中侠女形象精神风貌及文学史意义》,江中云的《唐传奇中的侠女命运模式及思考》,乔孝冬的《唐代小说女侠形象类型浅析》,张振国《唐女侠传奇成因初探》等等。
除了专家著述,后起之秀也对女侠形象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有不少研究生毕业论文也都以女侠形象研究为主题。
具体有:
陕西师范大学2000年硕士论文白军芳的《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东北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高爽的《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暨南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赵正香的《中唐婚恋题材传奇中女性形象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林宪亮的《唐代小说之侠客形象研究》、扬州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顾宇的《唐传奇婢女妓女形象研究》、中国石油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杨柳的《唐传奇女性形象解读》等都提到了几个典型的女侠形象,并尝试结合文本进行论述。
陕西师范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汪聚应的《唐代侠风与文学》和安徽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陆学莉的《唐代小说侠女形象在后代小说戏曲中的衍变》、内蒙古师范大学2008级硕士论文赵静的《唐传奇女性形象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胡丽的《唐代小说女侠形象研究》、辽宁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张晓颖的《唐人传奇女侠形象研究》等对唐代女侠形象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梳理,试图从政治形势、经济发展、风气变迁、角色变化、形象演变等角度探索女侠这一群体的产生、发展与不断丰富和变化的历程。
刘砺刚《银幕女侠四论——论武侠电影中的女侠形象》(河北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分析了武侠电影中的女侠形象,认为她们勇敢地超越了社会普遍意义上对女人所要求的性别轨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女人柔弱、被支配的客体形象,对中国武侠电影叙事中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的性别秩序造成了某种干扰。
但是正如西方女侠研究者里昂·汉特所言:
中国武侠电影中的女侠们是“致命的中国娃娃”——既致命又不堪一击,他们始终没有超越武侠电影叙事的男性中心主义。
在具体的分析方法和研究内容上,研究者基本围绕以下角度:
一是从形象分析角度:
将女侠形象划分为四种类型——剑仙型、情义型、侠盗型、智勇型。
也有研究者根据女侠的行为方式和行事内容的不同,划分为“复仇女侠、盗侠、刺客型、义侠”四类,并以此对女侠形象和特点从四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一是对女性美的重塑,二是围绕女性个体地位的提升,三是对女性反叛者的体认,四是对女性理想人格的追求。
“唐传奇的作家们对女性美的注视从简单的外在美上升到内外兼有的知性美,把女性个体地位从附庸提升到主体,将女性反叛者从一贯的否定中解放,在对女性理想人格的追求中使其更加完美。
”
还有研究者认为,唐代传奇中女性形象的升华轨迹不仅可以清晰地感觉到“男尊女卑”的社会意识已经开始的意义深远的动摇,还可以“倾听到唐代男性带动女性走向解放的步伐”。
根据时代发展特点,对唐代不同时期的传奇中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并从叙事角度观察来分析和研究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得出在唐传奇的发轫期初唐、成熟期的中后唐,女性形象有着显著不同的结论。
研究这些女性形象的演变历程,对于深入全面了解唐代的思想和文化提供了更开阔的视野和研究领域。
有的研究者重点讨论了唐传奇在三个方面的变化:
由外貌描述到内心世界刻画、女性成为主人公、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等三个方面。
还有的研究者围绕唐传奇中的女性地位、婚恋制度和社会礼法的分析对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全面讨论。
二是从女性意识角度,唐代女性在独立自主和参政议政方面都有着更为强烈的主动性。
这一意识反射到唐传奇作品中,向我们呈现的是一群多姿多彩的女性群体形象。
虽然她们特立独行,但是他们对人生的追求明显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取向。
海外研究者大多从这一角度入手,比如理论家朱丽叶·米歇尔(JulietMitchell)、罗普洛(PaulRopp)、王德威《女性主义与西方汉学研究:
从明清到当代的一些例证》等,都对中国传统女性研究进行了各自的理论探讨与分析追溯。
王政的《国外学者对中国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的现状》对20世纪末中美开展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进行梳理,归纳出这段时间该研究领域的四个特征,一是打破了受害者的刻板模式,二是将性别研究与其他范畴的研究相结合,三是重视性别与现代性的关系,四是关注到中文学术界的男性研究状况。
卢蕙馨在《中国妇女和自杀》对于中国女性家庭地位的讨论,特别是结合女性自杀现象分析社会与政治因素对女性个体生命选择所施加的影响。
玛丽娜·宋(MarinaH.Sung)的《中国的列女传统》通过研究《列女传》、《女诫》等古代女书对女性行为规范的界定,探讨了女性社会性别形象的发展变化。
劳林·董(LorraineDong)的《多面的崔莺莺》则系统梳理了《莺莺传》、《西厢记》等故事的发展演变情况,从而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价值需求变动,对历史、文化与女性塑造进行了探讨,多个版本的“崔莺莺”形象本身也值得深入分析。
这一命题的提出,实际上也是文学史一贯探讨的问题,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
伊沛霞的《内闱:
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则一反传统中国女性自动隐身于照壁之后的形象,认为宋代女性在参与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中的积极主动性,特别是在内闱事务管理中展现的智慧和才华,以及对于前堂的影响力,提升了宋代妇女形象和社会地位。
结合对于社会性别、家庭关系和婚姻风俗等方面的大量数据分析和考察,文章也颇具启发意义。
这些研究观点,在女侠故事《侠妇人》《解洵娶妇》中也都得到了体现。
江原由美子《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批评了“女性意识形态”,即将女性的生活场所专门限定在家庭内,只将下述性格视为女性所特有的性格——这种性格就是与女性被要求做到的“主妇角色”、“母亲角色”、“妻子角色”相适应的性格。
一系列海外汉学研究者对于中国传统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社会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进行了考证和梳理,他们或选取一个历史阶段,或选取一个普通的江南小镇,通过认真爬梳史料,力求以小见大,从而引发出对于传统中国社会另一面的冷静分析与新视角下的考辨。
在近代之前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性笼罩在黑暗和男权之下,但她们以毫不屈服的勇气和耐力,不断地在规则之内进行尝试和探索,力图发出自己的声音。
近年来,海外汉学研究者开展中国妇女研究开始逐渐摆脱以往的视野束缚和社会文化束缚,过激的态度逐渐冷静下来,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将传统中国女性放回到传统中国历史中,试图恢复和重现她们在历史当下的生存状态和实际个体生命体悟,更加注重史料的深入挖掘和文本阐释。
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各类新理论、新视角的进入,给海外中国妇女研究带来了新的视域与方法,使“社会性别”成为中国传统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词。
特别是“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出版,展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超越原来简单的性别二元对立模式,开始了以考察女性实际生存状况为前提的更为广阔、更为宽容和深入的研究;研究者将性别研究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将妇女/性别问题置入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大文化背景中,力图更深刻地揭示女性/性别/历史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与纠葛。
三是从著述者角度,研究者认为女侠故事的书写者根据现存资料和记载统计基本上都是男性,话语权掌握在男性手中。
男性塑造了女侠这一群体,因此塑造的动因、过程和变化也有待进一步分析和商榷。
男性作者究竟是以女侠作为自身境遇的投射?
抑或作为无法实现理想、借之完成想像的载体?
或者只是实录这一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充满个性的光彩群体?
不管是以上哪一种情况,作为男性创造者,他们与女侠群体在性别上的错位与矛盾,导致他们无法真正深入体认女性的深层认知和内心感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女侠行事与男侠几乎毫无差别。
在很多女侠故事中,也无法从字面上寻找出她们的心理活动与个体生命体验,她们只是一群拥有高超技艺、杀人报仇、冷酷无情的人。
甚至出现了像《崔慎思》妾、《贾人妻》等“弑子弃夫”的悲惨结局。
“她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对男性话语的一种传达,充其量只是在那个侠客世界里充当了一个点缀和装饰的角色”。
还有研究者探索了女侠故事或豪侠故事的社会思想文化原因。
比如路云亭的《道教与唐代豪侠小说》,以及《唐代任侠小说兴盛原因》、《唐代任侠风气与豪侠小说创作》、《唐代豪侠小说兴盛原因探微》、《唐豪侠小说的兴盛与中晚唐社会现象》等,纷纷从文化角度、社会风气,文学自我传承发展等角度对唐代小说中的侠进行分析和讨论。
二、传统文学史中的女性研究
关于传统文学史中的女性研究,主要是女性作家作品研究。
早在清末,就出现了咀雪子编写的《祖国女界文豪谱》(中华书局1906年)、雷晋的《闺秀词话》(扫叶山房石印本1916年)对女性文学作品进行了初步的资料搜集与整理。
20世纪初,有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谭正璧《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和《中国女性文学史》、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纲》等著作从性别角度对文学史传统进行梳理,这三部文学史从性别角度,整理归纳了先秦两汉至清代的女性文学作品,并对不同时代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虽然整体还都局限于作家、作品评论,收录范围也未经严格界定,以性别对抗、阶级对抗来简单化地定义和归类。
但是他们已经梳理出了一条女性文字作品、女性作家群的发展演变简史,为今后更深入地从女性主义角度开展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关于女性文学史的资料,在1984年岳麓书社出版了苏者聪选编的《古代妇女诗一百首》,对从许穆夫人到清代史静娴共100首作品进行分析,赞扬这些女性的才华,对她们大多湮没无闻表示同情和惋惜。
黄汉清、周作秋、何邦泰评注的《女诗人诗选》是广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历代类诗丛书之一,其中对古代女诗人及作品进行了简单梳理与评析。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邓红梅编著的《女性词史》,详细分析了唐五代以来直至清代的女性词人及其作品,对其艺术手法及创作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
这三部选集为进行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
除此以外,还有不少论文对于女性对文学发展的贡献进行讨论。
靳青万的《汉魏六朝女性赋论》,通过梳理汉魏六朝女性赋对于赋这一问题发展的贡献,同时还通过这些作品展示了当时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和对待生活、情感的态度。
也有研究者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几位女性进行专门研究,比如黄嫣梨的《汉代女子文学五家研究》选取了唐山夫人、班婕妤、班昭、徐淑和蔡琰五位女性作为汉代女性文人的代表,对她们的作品内容、思想价值逐一分析和评价。
对于女性的专门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取得了长足进展,不仅表现在有关妇女史的论文数量明显增多,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也比以往几十年有所突破。
女性的历史研究逐步摆脱了将妇女史依附于政治史的地位,女性开始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
按照传统的观点,妇女的主要活动空间被局限在家庭内,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这三种角色都与家庭密不可分。
因此,家庭/婚姻/夫妻关系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由此推动了一大批研究论著的涌现。
根据有的学者研究情况统计,这一时期的研究论著数量非常可观,先后有七部研究婚姻家庭的通史性专著。
围绕家庭展开讨论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女性的家庭角色和地位,有研究者认为,女性的家庭地位呈现出逐步提高的趋势,汉代妇女家庭地位要比唐宋以后低得多。
二是家庭关系,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最关键的关系往往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作为妻子和母亲,其背后牵连着诸多的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伦理因素,因此常常带来诸多矛盾与冲突。
许多文学作品都反映了这种冲突与无奈,比如《上山采蘼芜》、《孔雀东南飞》等。
许多研究者从家庭关系角度介入,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对作品进行深入分析。
三是对于婚姻观念和婚姻文化的研究。
研究者从史料中钩沉索隐,梳理出先秦两汉时期婚姻观念较为宽松,汉代有一个逐渐严格的过程,到了唐代又比较开放,宋代逐渐严酷且更加针对女性“女子不能再嫁,男子可以出妻”,明代更加苛刻,提倡贞烈苦节蔚然成气。
在传统婚姻观念的樊篱下,女性基本被剥夺了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其主要活动场所都局限在家庭范围内,女性往往作为男性和家庭的附属品,一旦言谈举止超越了这个范围,便被视为异类和特例。
对于女性较少涉足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地位的研究,由于史料的缺少,成果并不多见。
在史学界,偶尔出现有研究论文涉及到对于女性经济地位的论述。
比如,有的从“男耕女织”的角度推算出当时“女织”的大概数量,从而推测当时女性劳动的价值和意义。
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展开对女性地位的论述,薛麒麟的《从〈列女传〉到〈烈女传〉兼论汉唐妇女地位的变迁》、翟江月的《先秦两汉女性社会地位变迁管见》、路育松的《从〈史记〉看西汉前中期的妇女地位》等都对史料进行梳理,分析当时的女性地位及其变迁情况。
对于女性参与政治情况的研究,基本范畴都在宫廷之内。
研究者大多从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与意识层面、统治与被统治、君主专制集权制度的缺陷等方面展开论述。
对宫廷之外的女性个体参政情况的研究,局限于几个特例,比如王昭君、解忧公主、冯嫽等。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在史学界、文学界和影视界曾经有一段时间的“王昭君热”,涌现出不少研究文章。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
一是张传玺在《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发表的《关于王昭君的几个问题》。
二是对其他几个人物的研究,有1995年张传玺在《秦汉问题研究》发表的《冯夫人本事》,三是姚景洲、李艳华在《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发表的《解忧公主与西域初探》等对于解忧公主的所作所为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对于巩固边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民族交流所做的贡献。
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化生活和精神风貌,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因此这一部分研究成果也相当丰硕。
王子今、孙中家《战国秦汉时期的女军》对女子参军这一古代特殊现象进行分析,结合秦汉时期社会背景,讨论了女子在军旅生活中的角色和意义。
贾丽英的《从居延汉简看汉代随军下层妇女生活》则运用统计学对居延汉简中的有些内容进行分析,考察了随军下层妇女的生活面貌,对于还原这一群体的真实状况有重要意义。
杨迅滋的《从汉代诗歌看汉代妇女生活》采用了传统的诗史互证的方法,通过诗歌中反映的女性生存状态,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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