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 美学作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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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美学作业
读
书
札
记
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
学林出版社
刘方著
老湿的作业啊桑不起看这都没用了那么久福利大众同时我也赚点分学弟学妹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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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问题思考与研究方法
1.P11“我们长期以来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无论是文学史、哲学史还是思想史等,常常习惯于一种福斯特所谓‘扁形人物’的形象,即习惯于利用所有历史文献、材料来建构起人物的一个统一的一致的性格形象。
”
思考:
文学创作上有“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或“复杂性格”和“简单性格”之说,顾名思义,“圆形人物”所代表的人物性格复杂多样,而“扁形人物”性格简单,更如文本所说的“一个统一的一致的性格”的形象。
“扁形人物”一般来说,性格固定,不受环境的影响,而有时环境的变动只会更加凸显其性格的一成不变,而缺乏整体性意义。
文本中所举的例子范仲淹便类型为符号化、抽象化的人物,在最纯粹的形式中,他被士大夫群体加以理想化,从而创造出来。
这样的人物形象特征浅露,过于简单。
在二元对立下,只一味放大范仲淹建功立业,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形象,而忽视其对隐士谱系的建构是不可取的,从这一方面可以发现对于研究人类文化精神、意义、信仰、观念等的重要性,也是本书研究宋代传统中国美学其中的一个新方向,在研究文化中还需保存非物质文化层次上的东西。
2.P19-20“事实上,科举制度及其社会影响和后果,在宋代形成一个科举社会,更多的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而是基本符合哈耶克‘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的自发秩序的结果。
”
思考:
1)这里不仅突出科举制度对于唐宋变革研究的重要性,宋代科举制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文化心理,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而且彰显了唐宋变革过程中,除了经济方面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其它的因素。
唐宋之际,是科举制度变化更革的一个重要时期,总的趋势是逐渐走向完备、成熟。
在宋代,随着中小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赵宋统治者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了更加完备的选官制度,使其选官制度更加制度化、规范化,显示出宋代官僚队伍非世袭性和开放性的特征。
2)从下文的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可以发现在人们的社会交往的行动过程中是经由一种“试错过程”和“赢者生存”的实践以及“积累性发展”的方式而逐渐形成的社会秩序,并非人的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
宋代科举制继承和发展唐代的科举制度,并不断完善发展而来的,是一种渐进的发展过程。
但是哈耶克提出的“自发社会秩序”理念,是为了解决经济学中的一个难题,即人们在社会交往尤其是在市场活动中知识的运用和信息的利用问题。
所以在这里我认为只能借用哈耶克“自发社会秩序”的理论和思想逻辑,但不能完全用他的思路对科举制度进行分析。
第一章唐宋变革理论的历史回顾与当代反思
第三节唐宋变革理论的重审与本课题研究的思考
3.P50“何谓变革?
革命?
从今天的理论视域来认识,相当程度上,任何历史的书写,都是一种后设的理论假说,一种对于历史状况的特定话语阐述与建构,一种对于已经逝去的文化社会的重新建构。
”
思考:
在这里从革命的历史作用着手我认为在于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一种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是事物从旧质向新质的飞跃。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那么从理论视域来看,历史话语的建构在相当程度上是一张后设的理论假说也是一种对于已经逝去的社会文化的重新建构。
我们必须要重视社会变革的社会前后时期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这里启发我思考到的是,历史话语的一个内在矛盾是——个别事实与普遍规律之间始终存在张力。
历史著作记载了一个又一个具体事件,千姿百态,并不可重复。
历史学是一个追求真实又无法完全达到真实的过程。
同时历史具有着不确定性与偶然性,在历史著作中又不可避免的会因为记载某些事件而放弃另一事件。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历史个别事件或组织在一个前后相继的脉络之中,或者与某种重大的价值发生联系。
另一方面我认为历史话语分析单位是整个社会而不是关于社会的任意分割的片断。
同时历史学家的考察必须预留足够的时间与空间距离,并且理清大量的因果关系脉络。
一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可能卷入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历史话语也需要时长架构起巨大的跨度。
所以我很赞同本书中51页所提到的“社会变迁、文化转型,是诸多复杂内、外因素的动态发展,互为因果,相互影响,互为作用,双向互动、建构的复杂历史过程,充满了历史的偶然与不确定因素,亦难以寻找一个发展规律或者确定的发展模式。
”
4.P52“与福柯所描绘的西方文化的转型的方式不同,唐宋文化的转型也是采取渐的、非断裂的、连续性的方式。
”
思考:
1)米歇尔·福柯在他的《词与物:
人文科学考古学》中,通过对文艺复兴以来知识型转变流动的考察,指出,在各个时期的知识型之间存在深层断裂。
强调了西方文化转型方式的是断裂。
同前文所述的美国模式“美国模式,是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理论影响下建构起来的,强调的是空间维度,强调文化的相对主义、多元主义,重视的是差别、差异、异质、断裂、边缘、区域、地方、微观”也相似,西方文化转型表现出的方式是一种断裂的方式。
2)从中唐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自然社历史等综合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唐宋社会面貌因此也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从而引发了文化领域内的更新。
就诗歌而言,宋代诗歌的成就在于突破了唐代诗歌的“范式”,取得了宋诗的“宋调”风格。
但是也不乏宋初时对唐诗学习的诗派,如白体诗人,是宋初效仿白居易作诗的一批诗人,代表作家有徐铉等,诗歌主要是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内容多写流连光景的闲适生活,风格浅切清雅。
宋初的晚唐诗人则是模仿贾岛、姚合的一群诗人。
在以上的继承基础之上,发展了诗歌的特点,形成了上文所说的“宋调”。
宋代诗派创作对唐代诗歌的继承和发展可以佐证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对立、不同。
同文中所说的还有“宋型文化的几个重要文化特征,是在中唐就开始孕育和萌生”,“唐宋文化转型方式也是采取渐进的、非断裂的、连续性的方式”。
第二章隐士范型的重构与宋代士大夫新的审美精神追求
第一节隐逸文化在宋代的转型
5.P60-61“一个新的、以审美意趣为旨归的,盛世中的新隐士群开始诞生。
与以正义原则为理论依据这一类型的隐士相比,他们不再有抗尘走俗之状。
正是基于自由原则,宋代隐逸之士才能够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政治关系、实用观念、功利目的和世俗的矛盾纠纷,冲破了前代隐逸文化心理所形成的仕与隐的无奈与矛盾,而进入了更广阔的空间领域。
”
思考:
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有隐士出现,而关于隐逸的思想,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即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儒家观念,和以庄子思想为代表的道家观念。
隐逸思想的产生,是文人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体现,它是中国古代文人对处世方法的一种态度。
文中所分的两种隐逸范型:
依据正义原则的隐逸和依据自由原则的隐逸,同时也代表着儒家之隐逸和道家之隐逸,并且儒家思想中所蕴涵的隐逸因素直接促进了后世隐逸思想的形成。
作为士人处世的态度的两方面——出世与入世,无论儒道,皆为内在有机的整体。
儒家之“出”,是为了更好地“入”;而道家也非一味地逃避社会,而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提出“材与不材”、“无用之用”、“安时处顺”等观点,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所以我认为这里的依据正义原则的隐逸和依据自由原则的隐逸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至宋初伊始,以自由原则为理论依据的隐逸,才逐渐进入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以欧阳修和范仲淹为代表的士大夫提倡不再依附于皇权,从而形成士大夫的那种独立人格,不再追逐于这些权势,重建士风。
所以这里的“以正义原则为理论依据这一类型的隐士相比,他们不再有抗尘走俗之状”,他们以自由原则为依据的隐逸不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不受世俗利欲诱惑,写诗即人生,为的是自娱自乐,为的是自我陶冶,不以鲁莽之态抗势。
正如后文所提到的“虽然积极入世的士大夫,并不准备真正成为隐士,但是基于自由原则的隐士所具有的独立与自由的人格理想及其现实典范的确立,则为士大夫树立起审美人格榜样,才使他们不至于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失去独立与自由的人格,也才使士大夫进一步在宋代发展出与皇权共治天下的社会理想与独立人格。
”
第二节隐士谱系的重新建构——严光的再发现与再塑造
6.P78“当然从深层次看,对于武人的贬抑,这也正反映了宋代文化精神已经不再是‘宁做百夫长,不做一书生’,或者‘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的大唐的尚武精神的时代,而是尚文崇儒的文化语境了。
”
思考:
1)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相对发达,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文学,作为取士的手段开始得到普遍的关注,相当一部分文人在社会上获得了相当高的地位,由此带动了文学的发展,大批优秀的诗人涌现出来,在这个时期,中国古典诗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同时宋代,封建专制进入了比较严谨的时代。
建国之初的“杯酒释兵权”就昭示了统治者高度集权的决心。
为了吸取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经过五代十国的战乱,士族已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科举成为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
重文轻武成了宋王朝的基本国策,宋代文人的社会地位高于唐代文人。
科举制度的改革拓宽也成为了宋代文人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宋代科举彻底取消了门第限制,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子弟都被允许入仕。
同时废除了“公荐”制度,推行严格的考试制度,录取的名额也大量的增加。
2)宋代文人地位的提高相较于唐代是一大进步,但是不能一味地重文轻武。
如宋代的过分重文轻武导致了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软弱无能的朝代,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对外侵一味忍让造就,造成大量国土流失,人民游离失所。
宋代重文轻武在对政治、外交、军事上的消极影响需要后世吸取教训,重文固然重要,但武决不可轻。
第三节新隐逸典范合法性的获得和士大夫的普遍认同
7.P88“更为重要的是,以自由为理论依据的隐逸潮流,包含了对于自由精神的不懈追求,对于诗性栖居的生存方式的认同与实践,而这一切也恰恰构成了审美精神最为内在、最为核心的部分。
也正是因为如此,包含着自由内核的严光典范所体现的隐逸精神,才成为宋代文化精神中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
”与前文P77“虽然在重建士风的时代文化语境下,植节义之风的典范意义被特别地提出和彰显,但是诗性、自由的审美精神向度,这一隐含于严光典范的精神内核,则在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成熟,士大夫文化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彰显从来,并且被不断强化和歌咏。
”
思考:
新的隐逸典范合法性的获得和宋代士风的转变密切相关,同宋代人格理想的转型和重建内在精神信仰的社会需要密不可分。
而宋代士风的转变,与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和基本措施密切相关。
宋代开国帝王深刻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唐朝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对宗室、后妃、外戚、宦官等四种政治势力采取极力抑制的方针策略。
从而使得宋代统治者,选择了“与士大夫治天下”,将士大夫群体作为唯一可信赖依托的对象。
同书中P61“宋代隐逸文化的转型与宋代重建士大夫人格理想联系在一起的,而它们又共同发生于唐宋变革之际精神信仰重建这一更大的思想背景与文化语境中”。
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组成成分与前代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其主要组成成分来自科举考试,宋代科举彻底取消了门第限制,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子弟都被允许应试入仕。
同时,宋代废除了“公荐”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了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行为,保证了科举考试中的公平竞争原则。
进入仕途后,这些来自下层的知识分子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主体部分。
宋代帝王对文人士大夫寄予的重望,对读书的崇尚,以及对武人的防范逐渐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演化为宋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为宋代士大夫营造了新的生存环境,也改变了士大夫的内心世界与精神气质。
宋代士风的转变,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大背景下实现的。
而宋代对于重建士大夫的人格理想,真正产生根本性转折和重大意义的当推范仲淹等一大批士大夫。
范仲淹重建新的隐士典范形象的一个重要实际行动,就是建严子陵祠堂,他说确立的新的隐逸精神的典范人物则是严光。
并且范仲淹所塑造的这一新的隐逸精神的新的隐逸典范,获得了合法性的历史地位和士大夫的普遍认同,也成了隐士的正统。
在这里正是严光典范的精神内核与审美精神最为内在、最为核心的部分相联系,都包含着对于自由精神的不懈追求和诗性栖居生存方式的认同。
也正是基于此严光作为新的隐逸精神的典范才能够不断地被士大夫认同,并逐渐影响到社会风尚与文化心理,从而形成新的文化特质。
第四节文学想象:
严光典范的不断重塑与强化
8.P102-103“在歌咏严子陵的诗歌中,不断呈现的清的观念,正反映了宋代美学的一种新的普遍的观念、理想与追求。
”
思考:
宋代开始不断呈现出的清的观念,还可以从范仲淹的《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中体现出来,如他所写“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
这里就是范仲淹先生对于严光清名的一个肯定,称赞严光的清操自守,鄙弃禄位,认为“天下有谁还能够超过严光这样的呢?
”
古代文人不但要求坚守人格的清高,更把这种追求转移到文学作品中,使其成为了古代美学的一个美感范畴。
如苏轼也非常喜欢这一审美标准,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清”字所谓很受欢迎,如“清远雄丽”、“清新婉丽”等等。
宋代文人通过对“清”的追求,间接地表达出自己志向的高远,情调的淡泊,始终在尘世间保持自己的本真,不同流合污,不贪求富贵,不受任何利诱,坚持自己的操守,形成这一审美概念,并慢慢演变为一种精神品质,一种人的内在气质。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的入世为主流文化,古代知识分子选择人生道路时,几乎都首先考虑“仕”。
只有对现实社会失望、个人价值得不到实现,尤其是在仕途上遭遇挫折时,很多人才会走向山林田园,躲避尘世烦恼,过起隐居生活。
而宋代文人在这一点上持不同观念,他们认为“隐”不一定非要远离官场,到山林田园去,认为即使入仕也能够在道德心灵上加强修养。
也就是说他们重视个人修养的关键并不是外在形式,而是真正看重修养的实际效果。
所以宋代很多文人一边致力于国家政事,也能够不断强化自身的内在修养。
如苏轼在他的《叶嘉传》中,刻画了一个胸怀大志、敢于直谏、忠心报国的清白之士形象——叶嘉。
从中也可以看出宋代对于清的追求,以及加强自身修养的精神追求。
第三章唐宋城市革命、市民审美文化的崛起与繁荣
第二节市民审美文化空间的形成与繁荣
9.P163“在最繁华的城市东京开封,市民意识的产生,使他们开始自觉将自己与农民彻底割裂开来。
他们竭力贬低农民以炫耀自己作为繁华都市市民的优越感,标志着市民从思想意识上的形成与独立。
”
思考:
封建经济讲究的是自给自足,因此农业就成为“本业”。
在长期受到封建帝国统治的中国更是如此,统治者为了便于对人民进行管理,便以农业来将人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而对于讲究流动的商业,历来是大大压制的。
但是宋代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以中小工商业者为主要成分的市民阶层的兴起,对商业、商人的重视,是市民阶层所有的特有的思潮,本身就是对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的否定,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冲击,这种冲击,又扩散开来到整个社会上,形成了对整个封建社会等级意识形态的冲击。
而在此背景下,市民对农民的排斥、贬低也出现了。
宋代的市民文艺中,与农民的对立,就是一个重要的特色,其中以“杂扮”最为典型。
他们的特点是丑化农民,夸张地表现乡野农民的拙朴和与城市生活的格格不入,将农民这些特点作为嘲笑的对象。
而他们对于农民的这一否定,标志着市民从思想意识上的形成于独立,也是市民从农民中脱离出来的必然否定过程。
第六节爱情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景与市民梦想的都市书写
10.P206“孟元老相当详细的记载,为我们展现了金明池游观、水戏的十分丰富、充满吸引力甚至惊心动魄的场景,都此文字,也就不难想见,东京市民为什么对于游观金明池如此狂热了。
”
思考:
在书中P205页摘录了宋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的卷七《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这里讲述了汴京城市的文化生活,宋徽宗与京城市民共同娱乐的场景。
其中有关水傀儡、水秋千等表演形式与组织的描述,可见水傀儡戏和水上秋千的流行,并已经成为了宫廷娱乐中的重要形式,其丰富、精彩的表演也必定会吸引城市市民前往观看、尽情玩乐。
同时体现了皇帝对于这些娱乐表演的重视,在一定的日子,宋徽宗赵佶会带着自己的家人和大臣,驾幸皇家无敌水景园林金明池内的临水殿观龙船争标。
金明池作为皇家禁地,对京城市民实行开放与娱乐,不断展现它的娱乐性质。
由此可以发现,统治阶级的纵容和骄奢也成为了宋代享乐意识弥漫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章宋代媒介革命、新型的文学生产与审美文化的诞生与影响
第一节媒介革命的文化史、社会史意义及其对于宋代文化研究的启示
11.P233“媒介形态的变革刺激着社会文化发展,每一次传播技术的变革带来的不只是传播形态的变化,更伴随着传播者心理的重大变化及社会文化的相应变化、传播技术和社会文化处于互动关系,媒介形态的变革刺激着人们以新的方式看待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世界,一直在影响着人类社会体系和文化的发展。
”
思考:
回顾历史上出现的几次传播基技术的演进(口头传播——印刷媒介传播——电子媒介传播)时不难发现,媒介形态变革伴随着的传播者心理的重大变化和社会文化的相应变化。
例如印刷媒介扩大了信息接收的时空范围,使人们信息获知权增加得以可能。
同时传播技术又与社会文化有着规律性的联系。
首先,社会因素对传播技术发展存在多方面因素,社会经济是传播技术发展和新技术生存的历史背景;政治环境对其也起推动或阻碍的作用,如果统治阶级需要更好形式的媒介为自己服务,就会推动技术的发展,反之则会抑制。
例如尽管中国宋代就发明了活字胶版印刷,但是这项技术一直没有被广泛应用,其原因就在于古代的封建皇帝把独占印刷技术作为权力的象征和维护统治的工具,不能任由其在民间扩散流传;同时文化起着缓冲的作用,文化总是以某种思想方法、观点的形式沉积在人们心中,不轻易受外界干扰的影响。
但是,当整个社会环境发生较大的变化时,它也可能随之变化,影响人们既有观念,形成新的文化形式。
传播技术受到文化影响的过程也是这样。
其次传播技术对社会文化也起着很大的作用,这种作用总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而是具体落实在某种传播方式上。
如唐代出现了雕版印刷,宋代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这些发明极大地普及了文化知识的传播,使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得以广泛传播并流传至今。
它对知识、思想和宗教等的传播具有强大的辐射力。
第三节印刷、出版繁荣对于宋代文学创作、传播、阅读等诸方面的影响
12.P257“人类的传播活动只有过渡到书写——阅读阶段,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活动才算开始,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作家、作品和读者,人类才开始借助文字的魔力建构神奇的文学空间,文学交流才与人的日常活动拉开了距离,进入审美的国度。
”
思考:
口头传播是文学活动的第一阶段,这时候文学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部门,而书面文学史文字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它不是口头文学的简单记录,书写活动一旦产生就真正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形成自己传播的特点和规律。
此时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活动也就开始了,文本一旦产生,人们不再以口耳相传作为主要的传播方式,作品也赋予了一种社会独立自主的语境。
书写——阅读阶段可以使人类传播在时空两个领域都发生重大变革,使信息的保留成为一种可能,口耳相传的交流方式不再唯一。
只有这样才使得文学活动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构建其现代意义,同时为审美想象也带去了极大的自由创造力和空间。
第一章唐宋变革理论的历史回顾与当代反思
第一节内藤命题的学术史意义、价值与范式的局限
1.P30-31“宋代由于北方辽、西夏、后来的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才真正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象,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才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成为宋代士人极力确定‘中国’与‘道统’的合法性的历史背景。
”
疑问:
在上述文本中提到宋代才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但是中国的“华夷”观念,至少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
在秦统一六国之前,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平分天下,每个小国之间都有着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
而自秦汉以后,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民族问题一直是每一历史时代必须面对和认真解决的问题。
如羁縻政策是中原王朝对待周边少数民族的基本国策。
所以这里所引用的这一段话是否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性?
课后我有去查阅了葛兆光先生的论文《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在他的论文中强调了宋代华夷观念越来越严厉的历史事实。
他提到“‘中国’这个观念来历久远,传统的‘华夷’之辩里面,这个华夏共同体的族群、区域与文化也一直被普遍认同,异国异族的存在这一现实也从来没有被否认过,‘华夷’、‘中国’、‘正统’等等观念更不是这个时代才有的”并且他对于这个意识凸显做了详细的分析。
对于宋代转变从观念史、政治史、思想史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之间不乏葛兆光先生的道理,同时我也对这一说法有所赞同。
但是,从另一方面思考,把这一点作为国民主义勃兴起步阶段典型代表,是否需要对其做更深一点的论述?
至少可以简单说明对于民族和国家的想象和定位差异。
第二节欧美学者的当代发展与新的研究模式及其问题
2.P39“因为新儒学否认导致个人独断的君主专制,因此,唐宋变革实际表现为一场儒学的‘世俗化’与政治文化的理性化运动。
”
疑问:
从文本的字里行间理解,新儒学反对君主专制,但是这里唐宋变革表现出的“儒学的‘世俗化’与政治文化的理性化运动”指什么?
单单与儒学反对君主专制有关吗?
1)唐宋变革既是一个政治、经济转型的过程,而是一个思想文化转型的过程。
从宋代儒家和历家关于历法争论这一具体角度切入,可以发现,宋儒普遍认为,汉唐以来,历法参杂“夷法”,雅正精文不断遗失,所以他们在内心建构出一个完美精确的“古历”,以恢复雅正传统为己任,把这作为他们复兴儒学和开创治世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宋儒与历家历法争论中可以折射出唐代夷夏之辨到宋代雅俗之争的转换,反映出宋代新儒家异于前代独特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
说到这里可以发现夷夏之辨一直是中古政治文化的一个中心问题,如果说唐代夷夏之辨侧重点在于种族与政治,即所谓胡汉之分,那么五代以降随着民族融合大趋势、政治领域的胡汉之分渐趋消解,但区分华夏与外域的夷夏之辨这种重大问题并未消失,它在宋与辽、金等民族政权对峙,竞争的新语境下重心由政治转向文化,转化为文化思想领域的雅俗之分,这是唐宋之际思想文化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2)“世俗化”是一个过程,同时政治化是外部力量对儒家文化冲击的结果,在本书中没有对“世俗化”作过多的概述,但我认为儒家利用世俗化形式来改变自身在现实中遭遇的困境。
这是儒家文化在宋代的一个突破,但必须对世俗化的程度加以限定,防止一味进行世俗化而抛弃了崇高理想,所以我认为文章也应涉及宋代儒学世俗化的程度。
第二章隐士范型的重构与宋代士大夫新的审美精神追求
第二节隐士谱系的重新建构——严光的再发现与再塑造
3.P65“隐士不是单纯的、中性的社会学、文化学概念,与此相关的隐士典范类型更不是静态的知识分类,而是以一定的话语建构起来的历史产物。
”
疑问:
文本中指出隐士不是单纯的、中性的社会学、文化学概念……而是以一定的话语构建起来的历史产物。
那么到底隐士是什么?
为何它又是话语构建起来的历史产物?
1)隐士是隐逸的主体,从隐逸的双重含义出发,我们对隐士一词可以有着不同的理解:
一种理解是认为士人只要曾经采取过隐居这种生活方式,就可以被称之为隐士;另一种认为对于真正的隐士来讲,身居何处是无关紧要的,精神上的超脱才是具有本质意义的方面;第三种则意味着前两种的结合,身体与精神的共同归隐。
从中我们也可以得出隐士的广义与狭义之分。
狭义的隐士专指第三种,而广义的隐士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概念。
2)隐逸文化是一种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特殊文化现象。
它以隐士为主体,既包括隐士自身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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