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日两国档案看国闻报之内幕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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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日两国档案看国闻报之内幕上
从中日两国档案看《国闻报》之内幕(上)
2011-09-0610:
22:
36
——兼论严复、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的新闻实践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
英文标题:
TheNon-PublicInformationSeenfromtheArchivesofChinaandJapan:
AndtheNewsPracticebyYanFu,XiaZengyouandWangXiuzhiinTianjin
摘要:
本文利用中日两国档案,尤其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在天津汉字新闻)》专档,探讨《国闻报》创建过程、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戊戌政变后的表现、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及其最后结局,揭示了严复、王修植、夏曾佑等天津地区的改革派人士的办报活动以及日本和俄国与这份维新派报纸的特殊关系。
关键词:
国闻报严复日本外务省俄国
作者简介:
孔祥吉,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村田雄二郎(murata,ujiro),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发兵侵占胶州湾,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沙皇俄国亦蠢蠢欲动,企图将侵略魔爪伸向旅顺大连湾。
英在长江,法在两广,日在福建均各有所图。
中国已经拉响了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警报。
在此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天津地区的维新志士,点亮了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号召全国上下奋起变法,力图救亡,这就是在晚清报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国闻报》。
然而,对于《国闻报》的研究目前还很不充分。
诸如该报之创建过程,谁是《国闻报》的真正主人,严复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后来又挂上了日本的旗号,戊戌之后《国闻报》命运如何等等重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并不清楚。
自2002年以来,我们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进行了调查研究,颇有收获。
尤其是该馆藏有一套完整的档案,其名曰《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在天津汉字新闻)》。
①本文拟围绕中日两国档案,对《国闻报》内部若干重要问题予以讨论。
一、《国闻报》出现前夕国内政局之特点
《国闻报》成立,适逢中华民族危机非常严重之时。
当甲午战争的硝烟在神州上空尚未完全消失之际,以严复为代表的天津地区有维新变法思想的知识分子,由于处于这场战争的前沿,已经从切身经历中感受到了古老中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
这种危机感主要体现在严复的几篇著名论文中。
随着《直报》的创刊,严复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五篇论文。
在这些文章中,严复以犀利的笔锋,痛陈中华民族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厄运,指出中国唯一的出路就在于改弦更张,采用西法。
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揭示出中国当时的形势之危:
“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
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
”
严复还利用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从社会制度上寻找阻碍中国进步的原因,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他在《辟韩》中尖锐指出:
“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
”“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
”正是他们这伙大盗,“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
严复的这些论说,抨击时弊,振聋发聩,在神州大地引起强烈反响。
两年以后,当德国帝国主义侵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国内局势动荡,俄国企图利用《中俄密约》在中国攫取更多利益。
因此,中国的维新志士在丁酉、戊戌之交,对于俄国的侵略野心十分警惕。
不少人认为应该联合英日,对抗沙俄。
以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生活在南方的维新志士,很早就有这样的主张。
康有为于胶州湾事变之后,几次上书都强烈表达了这种思想。
而生活在北方的严复、王修植等维新派人士,亦与康梁之意见不谋而合。
他们从内心深处憎恶俄国之阴谋诡计。
在封疆大吏中,即使是甲午战后首倡与俄结盟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亦有联合英日、抵制俄国的政治倾向。
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
出现这种政治倾向绝非偶然。
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沙俄挟干涉还辽之功,一方面在清廷上层进行渗透,物色自己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则勾结德国,密谋策划,贪婪地在中国攫取利益。
尤其是德国悍然出兵侵占胶州湾之后,沙俄的侵吞旅顺、大连湾的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因此,在长江流域执掌政柄的刘坤一、张之洞已逐渐觉醒,认为那种“一意依俄,可保二十年太平无事”的主张,无异于白日做梦,与虎谋皮。
他们这种联合英日的主张得到了康有为、严复等维新派的赞同与拥护。
其二,这种政治倾向的出现,与日本外交官及参谋本部人员,在华宣传策动亦有很大关系。
日本为了自身侵略利益,多方面在华活动。
他们一方面极力揭露沙皇俄国蚕食中国的阴谋,一方面鼓动与英日结盟。
尤其是日本参谋本部派遣神尾光臣与宇都宫太郎等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周围充当说客,陈明利害,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们不但在封疆大吏的衙门里昼夕密谈,深谋策划,而且还利用一切机会,向江浙、湖广等地关心时事的知识分子施加影响。
他们的言论,在那些立志改革之维新派中间,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日本女子大学的久保田文次与吉良芳惠教授,向笔者提供了几份宇都宫太郎向参谋本部的报告,报告如实地记述了他在武汉期间数次会见张之洞、谭嗣同,宣传其政见的情形。
[1]当然,宇都宫太郎的报告,只谈到了他会见谭嗣同等人的具体时间与地点,以及彼此交谈的简单内容。
宇都宫太郎并不了解,他的鼓动具体产生了何种成效。
然而,谭嗣同却很快将这种观点在维新派内部扩散。
与谭嗣同情同手足、亲密无间的挚友唐才常,很快又将从谭氏那里听到的宇都宫太郎的论说,撰写成文,广为传播。
唐才常所记载的日本军方代表言论如下:
日本知其然也,故遣其参谋部三人来华密筹焉。
曰神尾光臣,曰梶川重太郎,曰宇都宫太郎。
正月之杪,谭复生见三人汉口。
神尾言曰:
“彼我本兄弟国,贵国遇我良厚,不意朝鲜一役,遂成仇衅。
又不意贵国竟不能一战,挫衂不可收拾。
嗣兹以来,启各国心,危若朝露,每一回首,悔恨何及。
然贵国亡,必及我,我不联贵国,将谁联?
今大地师舰,麇集鳞萃,吮血磨牙,睊睊相向;不于此时薪胆为雄,练兵兴学,更优游卒岁安乎?
时乎时乎,不再来,愿君熟思,同往我国,谋定后动……如联盟计成,吾当为介于英,而铁轨资焉,国债资焉,兵轮资焉,一切政学资焉。
[2](P152)
日本军方人士这些演说,对维新派产生了出乎意外的效果。
无论是当时尚在南方的唐才常、谭嗣同.还是已经来到北京的康有为等,都异口同声地呼吁中日结盟,以为是千载一遇的大好机会。
康有为于《自编年谱》中写道:
自十一月十二日,德人发炮据胶州,掳去提督章高元。
朝廷托俄使言和,德使甚桀黠。
翁常熟及张樵野日与议和未就,日人参谋本部神尾、宇都宫来觅鄂督张之洞,请助联英拒德。
时经割台后未知日情,朝士亦多猜疑日本……日使矢野君极有意,而吾政府终不信是议。
乃为御史杨深秀草疏,请联英日。
又为御史陈其璋草疏,再请联英日。
[3](P138)
清宫档案的记载表明,康有为代杨深秀草拟的请联英日折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898年1月1日)呈上清廷。
该折声称:
即日本亦有联我之心。
盖事机立变,虽仇国亦当合也。
昔楚王恨商於之诳,怒思伐秦,而陈轸即劝其合秦以攻齐。
蜀先主耻虢亭之败,日图报吴,而诸葛亮即劝其合吴以伐魏。
故我若联日本,日本自计,亦必可听从,而我仍以济成结英之势也。
[4]
康有为代御史陈其璋草拟的奏疏,亦在其未刊稿中发现。
其文曰:
按英之海权,甲于欧洲;日之智力,雄于东方。
其能与俄抗者,莫如英日。
朝鲜甲午之师,日有悔意;泰西持盈之局,英有全谋,其能与我近者,亦莫如英日。
况近闻英有与我联合之说,向北洋陈请。
又英国泰晤士报云,为中国谋,当保护自主之权。
又日本新闻报大偎伯论占据胶州为盗贼之行,有损各国和局。
窥其意虽出于忌俄之口,而公道尚有可言,似宜密与订交,以示钳制。
近可解德人非常之举,远可消俄人无厌之谋。
此国势所关之利害,皎然易见也。
[5]
通过联日,进一步实现“结英之势”。
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思路与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不谋而合,其议论如出一辙,对联日充满了美好的幻想。
维新志士们认为,只有联合日本才能实行变法;只有走日本之路,中国才能摆脱危机,走上自强之路。
因此,可以断言联合英日,抵制沙俄,已经成了全国上下、大江南北维新志士的共同主张。
康、梁的这种联合英日的主张,又通过夏曾佑等在天津地区产生了连锁反应。
因此,无论是严复,还是王修植、夏曾佑,都对沙俄的侵略政策深怀戒备之心。
可以说,早在《国闻报》成立之前,天津的维新志士,即对俄国的侵略野心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二、以严复为灵魂之《国闻报》创立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1897年10月26日),《国闻报》正式在天津创刊。
这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一件大事。
由严复执笔的《国闻报缘起》一文宣称:
“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
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
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
此则本馆设报区区之心所默为祷祝者也。
”[6](P455)
《国闻报》每日出两张,铅印,每期约万字左右,刊登时事新闻,并以社论形式,表达严复等人的政治观点及倾向,其中许多重要评论均出自严复手笔。
[6](P421)由其缘起所述可知,《国闻报》发行的目的,就是要“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情”。
严复自甲午战争之后多次强调要沟通上下,民意上达,以及了解外部世界,向西方国家学习。
为达此目的,在《国闻报》出刊不久,又接着发刊《国闻汇编》。
按照通常的说法,是严复与夏曾佑、王修植一起创办了《国闻报》。
这种说法严格说来并没有错,但失之笼统。
另一种说法是日本人的观点,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日本人认为,王修植为《国闻报》之馆主,夏曾佑为报纸主笔,严复、王文韶、陶大均等则是与报纸有重要关系的人物。
[7](P14)其实,这种看法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
日本方面尚不清楚,严复才是《国闻报》的灵魂。
我们之所以称严复是《国闻报》之灵魂,是因为这张报纸的主要内容,体现了严复的思想与追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闻报》是严复一生中最重要辉煌的事业之一。
严复早年留学英国期间,已认识到报纸对开化民智、国家进步的重要作用。
因此,在梁启超、汪康年等人所创办的《时务报》在神州发行伊始,严复即满怀热情地予以讴歌。
他在给汪康年、梁启超之信件中写道:
穰卿进士、卓如孝廉均鉴:
启者,前寄一函,想经伟照。
昨公度观察抵津,稔大报一时风行,于此见神州以内人心所同,如怀总干蹈厉之意,此中消息甚大,不仅振聩发聋,新人耳目巳也。
不佞曩在欧洲见往有一二人著书立论于幽仄无人之隅,逮一出问世,则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
此非所天下之耳目知识而劫持之也,道在有以摧陷廓清力破余地已耳。
使中国而终无维新之机,则亦已矣。
苟二千年来申、商、斯、高之法熄于此时,则《时务报》其嚆矢也,甚盛甚盛。
寄上汇票百元,到时乞与察入付据,区区不足道,聊表不佞乐于观成此事之心云尔。
手此.敬颂撰安。
侯官严复顿首。
八月十八日。
[8](P8273)
严复认为,《时务报》刊行的重大意义,在于它能摧陷廓清守旧势力的重重黑幕,启动中国的维新之机,显示了严复对创办近代报刊与政治革新之间相辅相成关系的先见之明。
这是通达外情的严复所具有的远见卓识,绝非一般士大夫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准。
这封信也流露出严复对创办一份新报纸的向往。
一年多之后,严复即着手在天津创办自己的报纸《国闻报》。
在《国闻报》创刊前夕,严复在给梁启超等人之信件中称:
卓如、孺博、穰卿三先生阁下:
每怀风采,延企为劳。
伏维台候万福,为时自重。
上月托公度观察袖呈《国闻报启》一通,求登贵报,俾我下乘附骥而行,谅荷垂察。
拜读三十五大报,尚未附录,殊为悬盼。
陈锦涛至津备述尊意,爱我之情,至为周密,感荷感荷。
弟等本议旬报之外兼出日报,日报则仅详北数省之事,旬报则博采中西之闻,与尊属一节正相符合。
现在资本已集,印机已购,开办之期,即在来月,伏乞将前寄启文赶为登录,将来出报之后,南中各省埠尚拟依附贵馆派报处代为分送,素纫公谊。
当亦乐观其成也。
启中文字有未审处,尚求雅削。
专利泐,公劬台安。
弟严复、夏曾佑、王修植同再拜。
廿五日(八月初一到)[8](P3274)
此信是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一日寄到上海的。
虽然信末还有夏曾佑、王修植的署名,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严复之手笔。
它与本文上引严复致汪、梁信件,从内容到文风,均一脉相承。
再有,夏曾佑之名署在王修植之前,这一点也很值得注意。
它似乎可以说明,在严复看来,夏曾佑在创办发行《国闻报》中的作用,又稍稍多于王修植。
严复是《国闻报》之灵魂,还可以由主笔夏曾佑致汪康年信中得到印证。
夏氏于光绪二十四年初春,写信给汪康年称:
毅伯表兄左右:
……弟自复入都门。
又由京至此,朋友之聚,谭宴之乐,自绝胜于不雨之郊。
然能屏绝尘氛,学思并进,则生平亦难遇此境也。
到津之后,幸遇又陵,衡宇相接,夜辄过谈,谈辄竟夜,微言妙旨,往往而遇。
徐、利以来,始明算术;咸同之际,乃言格致。
洎乎近岁。
政术始萌,而彼中积学之人,孤识宏寰,心通来物,盖吾人自言西学以来所从不及此者也。
《天演论》为赫胥黎之学,尚有塞彭德之学,名《群静重学》似胜于赫。
又言中国大易确系非拉索菲各种人之古书。
自印度外,无及之者。
但理赜例緐,旦夕之间,难于笔述,拟尽通其义,然后追想成书,奘师《地论》即用此例。
不知生平有此福否。
慈恩诸论,晨夕肆力。
其旨幽深,其例緐密,其文奥衍,欲辄业者屡矣!
而每念自昔通贤,凡有志于内典者,大都自此处自压而返,以故真如正智遂不显于世间。
念此发奋,不自揣度,窃欲于去来今教诲之中,一叶扁舟,乱流而渡,若济,吾之幸也,不济,则一期僵石之间,螺蛤圣贤,同归黄土,为之也若此,不为也亦若此,吾亦何据以自悔耶,吾往矣。
……[9](P1325)
夏曾佑(1863—1924年),字穗卿,号碎佛,笔名别士,浙江杭州人。
甲午戊戌间,与梁启超交往密切,情同手足,频频通信,探讨人生价值与中国改革的出路。
他同梁启超一样,对新生事物非常敏感,立志改革,颇想成就一番大事业。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章;夏曾佑也想在《国闻报》上大显身手。
本文上引夏氏致汪康年的信件,充分反映了严复的维新理论对夏曾佑所产生的启迪作用。
夏曾佑把他在津与严复比邻而居,日夕促谈,描绘成为“能屏绝尘氛,学思并进,则生平亦难遇此境也”。
严复在与夏曾佑的交谈中,把从赫胥黎的《天演论》,到中国传统经典,古今中外,熔为一炉,“微言妙旨,往往而遇”,以至于使夏曾佑达到了“念此发奋,不自揣度”的程度。
夏曾佑在戊戌三月初二日寄到上海的信中又称,“所需文章,严老近无暇,弟亦无暇,畹生方作之,日内想可寄上也”。
夏曾佑把严复称作“严老”,对王修植,则称作“畹生”。
可见,严复是很受这位《国闻报》主笔尊敬的。
显然,《国闻报》主笔夏曾佑本人在同严复接触后,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已经接受了严复所宣扬的维新理念,并且把这种理念贯彻到创办《国闻报》的实践中。
因此,我们把严复说成是《国闻报》的灵魂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国闻报》在戊戌维新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严复新思想之主导作用,实在是密不可分。
三、俄国人为什么仇视《国闻报》
《国闻报》像《时务报》一样,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出现的新生事物。
尤其是《国闻报》创办于天津,很有特殊意义。
因为天津是紧靠京师的门户,是对政治特别敏感的地区。
然而,从思想方面来说,封建统治者对天津地区的控制,相对比北京宽松得多。
而且,在天津紫竹林地区,帝国主义列强建立了许多租界。
尤其是沙皇俄国,对天津的局势格外关注。
因此《国闻报》尚未出世,就遇到了创办者事前没有料到的困难,这困难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来自沙俄,一是来自朝廷内部的守旧势力。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加紧对中国侵略,在天津租界里聚集了许多间谍,他们中的大多数被称为“中国通”。
沙俄所派间谍尤其活跃。
俄国在天津的代理人陆军大佐沃嘉克及该国副领事格罗斯的嗅觉特别灵敏。
当他们听到《国闻报》快要成立的消息,立即认识到这是一个操纵社会舆论的极好机会,因此,他们闻风而动,立即同《国闻报》创办人联络,表示愿意出钱兴办这份报纸。
[7](P8)
沙俄间谍的尝试遭到严复、王修植等人的严辞拒绝。
此后,他们又表示在报纸成立后,以购买报纸的形式来表示对报纸的支持。
天津维新派由于经费的困乏,对此亦不便拒绝。
王修植在戊戌夏初写给汪康年的信中曾谈到:
“《国闻日报》现在每天销一千五百张。
本津五百张、北京二百张、俄商一百五十张、外埠七百余张。
”[10](P81)王修植在这里所说的150张,显然是指俄国商人秉承俄国陆军大佐沃嘉克及该国副领事格罗斯的旨意而购买的。
早期的《国闻报》曾刊登了一篇名为《中俄交谊论》的文章。
此文之宗旨与维新派力主联英、日的格调很不协调。
已故专门研究严复思想的专家王栻先生曾经指出:
《中俄交谊论》发表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下旬,那时旅大事件已经发生,这篇文章却提出了联俄的主张。
当日旧党主联俄,新党如康、梁等及帝党人物,都主张联英、日。
《国闻报》是提倡维新变法的报纸,严复也是主张维新变法的人物,却有此论调,实在是颇为费解的。
文中对帝俄甚加赞美,以为三国还辽之举,是帝俄的“仗义执言”,而怪当时有些人“于还我辽东之俄人,窃窃然疑之,不以为德,反以为仇。
”初看这些话,颇使人怀疑这篇文章不是严复写的。
但细读这篇文字的格调,似又出乎严复之手。
[6](P437)
王栻先生由于不了解《国闻报》成立前后的背景,故有此疑问。
实际上,此文乃是严复等人,为了报馆生存而敷衍俄国间谍的文字,不可作为评论他们政治观点的依据。
事实上,《国闻报》即使登载了《中俄交谊论》,也未能使俄国人满意。
而且,随着严复等人把俄国侵略意图不断揭露于报端,以及用很多篇幅对日本维新经验进行宣传,使俄国人愈来愈对严复等人恨之入骨。
他们时刻都在寻找机会,企图置严复与《国闻报》于死地。
《国闻报》成立后所面对的另一个对手,即是朝廷内部的守旧派。
他们对这份刚刚出世的报纸极尽挑剔之能事,想方设法想整垮《国闻报》。
这个机会终于被他们捕捉到了,这就是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七日、十八日两天该报连载的《总理衙门奏教案办结胶澳议租折》。
这是《国闻报》成立后遭遇的第一次危机。
现将《国闻报》所刊登的奏折转述如下:
《总理衙门奏教案办结胶澳议租折》
奏为曹州教案办结,胶澳划界议租,谨将与德国使臣商定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本年十月间,山东曹州地方杀毙德国教士二名,德国兵船遽袭胶州,该使臣海靖致臣衙门照会,要求六款,势将决裂。
业经具折奏闻,并将续来照会及臣等照复并问答节略,随时呈览在案。
臣等仰禀宸谟,与该使臣往复商论,分别准驳。
该使臣照会以山东巡抚李秉衡屡违朝旨,不受中国政府之命,酿成巨案,请将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
臣等坚持不允,议令删去“永不叙用”四字,但将不可再任大官之意,奏请准行。
德主教安治泰本在济宁倡建教堂,适有曹州教案,该使欲隆保护之名,请赐扁额。
请给工料银两,臣等议令酌照成案,用敕建天主堂五字,酌给工料银六万六千两。
至惩办盗犯,贘恤教士,原系教案应办之事,该使以被杀两教士无家属领赏,只可建造教堂作为贘恤,议定曹州城内及巨野县属张家庄,各建教堂一所,由官拨给地段不逾十亩,照济宁办法,每处各给银六万六千两,匾额仍用敕建天主堂五字,统于教堂门前勒碑以为保护之据。
被盗失去之款,另给银二千两了案。
该使复以现在教士租赁房舍甚难,拟请于巨野、荷泽、郓城、单县、武陟、曹县、鲁台七处.为教士各建住房一所,共给工料银二万四千两,均作为已杀教士贘恤之用。
现获盗犯,照例惩办,失察之地方官,从重参处。
该使又索中国应保以后永无此等事件。
臣等驳以保护教堂,条约所准,惟盗贼卒发,岂能永保其必无?
该使语塞,因与议定,请皇上明发谕旨,饬地方官照约尽力保护。
特该国教堂究有几处,臣衙门无案,并令各府州县,凡有教堂处所开送臣衙门查核,该使亦经答允,庶于保护之中,稍寓稽察之意。
此案失事之地方官,或调他省,或从重参惩,均由中国自行酌办。
该使借教案旁索商务,拟请嗣后山东一省,如开办铁路旁近矿务,先尽德商估办。
旋又请设立德华公司,造通山东省铁路,并通省及铁路旁近之矿,意在仿照俄华公司利益。
臣等力与磋磨,允由胶澳至济南省城造铁路一段,俟此段造成后,再商造后段,与中国自办干路相接,均由德商华商集股领办。
声明不占山东地土,并另立合同,无庸比照他国章程,以为中德自商之证。
该使又以德国办理此案所费之银,请中国赔偿,索数百万两,尤为无理取闹。
臣等告以,此案中国无赔偿之理,惟顾念数十年邦交,及前此相助之谊,另筹办法。
与教案绝不相涉,须截分两事,期杜他国借口,断不能认赔一钱。
该使以候其国命为辞,延宕经旬,臣等迭次催问,渐次就绪,已允敛兵下船,退出所踞之地,赔费作罢。
初订明在臣衙门互换照会,适曹州地方复有驱逐教民、杀害洋人之说.该使臣顿翻前议,又照会臣衙门,仍请将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
复经臣等力与驳论.并钦奉谕旨,将曹州镇总兵万本华撤省询问,该使臣始无可置辩,于本月十二日,来臣衙门会晤臣等,即将缮定教案六条,照复一件,当面交讫,以符先结教案之议。
臣等窃维中德两国向无嫌隙,只以助归辽东,索报未遂,该国注意所在,则英法俄等国均占有东方海口,而该国独无停轮、屯煤之所,不足与各大国均势。
迭准出使大臣许景澄函电相闻,而胶澳又为该国所垂涎,故本年正月臣等有请在胶州创修船坞之奏,即已筹虑及此。
十月教案初起,奉旨令李秉衡查挐凶盗,有德方图借海口之谕,敌谋之狡,早在圣明洞鉴之中。
此次借杀毙教士起衅,遽派兵船袭据胶澳,分兵略地,直窥即墨县城。
德君又派其弟率领师船来华,用心实为叵测。
该使所开教案六条,坚请照办,并无一语退还胶澳。
臣等仅恃笔舌与争,苦无却敌之策,再三辩论,该使始允就该国提督画占之地,分别退还,胶州亦在所退之内,余则作为租用,略如各口租界办法,周遍以一百里为限,按岁输纳租钱。
该地自主之权,仍归中国。
送来租地照会五款,大致以保全两国睦谊为词。
臣等逐款覆核,租以九十九年为限,所定租界将来两国派员立界时,认定周遍一百里之限。
胶澳海面中国兵商各船,任便出入。
胶澳外各岛险滩,准德国设立浮樁,惟中国兵商各船往来出进,概免纳费。
至德国嗣后自愿将胶澳归还中国,所有德国在澳费项,中国应许赔还,另择相宜之处,让与德国一款,此指租期未满让还租地而言.亦可照允。
惟须订明,租期未满以前,德国不得驱迫中国原有税卡照旧设立,租地之外,德兵应即全行撤回,应交租项若干,再与该使臣面商,均无异词。
翌日备文声叙,作为完案,其一切应办事宜,恭候命下。
臣等再当咨行山东巡抚,妥为筹办。
此案德国发难,各国多欲干预,中外新闻、电报络绎,殊骇视听。
臣等握定中德自商,不愿他国调停,固知他国无实意相助。
即貌为居间,而潜相要结,则中国受害益重。
万一各国互争,竟以中国为战地,尤难收束,只可速结此案,徐图自强计。
非腾出的饷,训练精兵,不足以御外侮,容臣等随时奏办。
所有商结德案情形,理合恭折具陈,并将臣衙门与德国使臣海靖结案照会、问答,恭录呈鉴。
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
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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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折将总理衙门官员与德国使臣交涉经过暴露无遗。
它将清廷上层在列强面前无可奈何、步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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