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术制度建构与学术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成果公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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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术制度建构与学术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成果公报
《我国学术制度建构与学术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成果公报
北京师范大学阎光才教授主持完成了国家一般课题《我国学术制度建构与学术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课题批准号为BIA050028)。
课题组成员有:
王英杰、朱旭东、董卉、高超、彭欣光、叶菊艳、杨红、李育球等。
一、内容与方法
当代学术人正处于一个充满内在精神矛盾和冲突的背景之中,在学术活动的制度化与学术自主、学术工作的职业化与理想人格、学术资源分配和认可的体制化(国家和市场介入)与学术品位、社会的外在角色赋予与自我内在角色期求之间,他们很难兼顾,更难以独善其身。
然而这种学术人的疑惑已绝非是个体的困境,他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演变为了涂尔干所谓的“社会事实”,因此直面学术制度的发展历史和当下学术制度运行中的问题,探究其中机理、明晰内在逻辑对建构我国学术制度和解决学术发展中的问题有重要的启迪。
(一)内容
本研究从历史角度分析了学术活动制度化的缘起,进而以当下学术人面临的困惑切入,对学术制度化过程中的相关显规则或潜规则,如学术认可、同行评议、学术近亲繁殖、要么发表要么出局、学术失范等,予以理论意义上的诠释,“清明”背后的各种运行逻辑和主导力量;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中美学术产出与学术体制的差异进行比对,为我们理性审视学术体制中的问题以及完善我国的学术制度提供了重要视角,最后就北京乃至中国当下学术制度或学术政策所带来的有关效应进行了实证意义上的分析。
(二)方法
课题在研究中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调查研究、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针对研究问题的需要和变迁进行多元的论证和审视,如运用历史研究方法对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学术职业化与制度化中所涉及到的学术与学术制度史进行了精心的梳理;在之后针对学术制度化过程中的相关如学术认可、同行评议、反近亲繁殖、要么发表要么出局、学术失范等核心规则或潜规则的或理论或实证研究中,均对其产生和发展进行了溯源;在调查北京高校学术研究体制运行状态、问题和对同行评议、学术近亲现象以及学术失范问题的研究中运用调查研究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此外研究中还辅之以访谈方法分别针对学术决策部门、高校人事管理部门及学者进行了访谈,以此作为三角互证的依据。
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围绕中美学术产出和学术体制中的几个核心环节分别展开详尽的分析和研究,包括其学术资助以及同行评议制度、学术反近亲繁殖制度、学术奖励制度、学术晋升制度以及学术不端防范制度等。
从而为实践当中学术制度的认识、建构和改革提供多维度的视角。
二、对策与结论
(一)结论
1.现代学术制度缘起的历史追溯
早期松散的学术共同体或无形学院的形成,是学术活动制度化的前奏,学术人正是通过共同体内部的交流和认可,才逐渐获得了其合法身份和地位,也是通过共同体,才得以在外部介入力量愈加强大的环境中一定程度上保留其内部人管理的自主生态。
因此追溯现代学术制度的缘起,也许不是大学,而是西欧社会早期的学会或科学院机构。
也就是说现代学术制度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学之外的学术组织与机构,学术制度是在学会组织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对学术制度形成必须置于学术组织的发展历史中进行考察。
西方历史上学术组织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是早期学会组织与学术制度的理想建构,在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就涌现了700多个学会组织,这些组织涉及领域广泛,大多关注文化议题,但由于仅仅是基于个人兴趣的少数人组合,组织松散且接受资助多来自私人,财政上又不稳定,因此远远谈不上规范化和组织化,相对于现实中组织松散的学会组织,1627年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出版了《新大西洋》一书,其中他对新大西洋岛上建立的专供科学家研究的“所罗门宫殿”进行了详尽的描绘,而这也成为了17世纪新的学会创建的范式,最典型的便是英国皇家学会。
加之随后建立的法国皇家科学院,标志着西方学会开始走向规范化、组织化、制度化。
在这期间学会制度的建构上为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如开始出版公开的期刊、建立学术奖励机制、建立研究资助制度、催生了早期科学内部学科建制、形成了早期的科学内部审查机制。
二是学术共同体的正式形成和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19世纪之后科学迅速发展并走进了大学的登堂,在大学提供的稳定的组织架构下科学及科学组织步入正轨,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者的群体规模还是学科专业组织都呈现出指数式的增长。
代表性的学会组织有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Science,AAAS),美国物理学会(AmericanPhysicalSociety,APS),国际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CouncilofScientificUnions,ICSU),因此在众多的学会组织中出现了分化,其中由下至上大致分为三个层次:
具体学科、分支学科和学派组织,国家和地区性的综合机构以及国际性的学科和跨学科组织,国际性综合性的科学组织(包括联合国机构)。
这标志着现代学术共同体的正式形成,而正是得益于专业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专业人士相互之间有了共同沟通和交流的平台从而形成关于学术规范、伦理准则和学术话语等的共识、标准。
学术共同体内部也逐渐组织化、制度化、规范化,并逐步建立相应的学术制度和运行规则如学会组织、学术期刊制度、学术资助制度、学术奖励制度、通行评议制度等等。
2.现代学术制度的架构及运行规则
(1)学术认可与学术系统内部运行规则
目前研究一般认为以下这些因素在学术认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是学术出身和身份,一般而言,博士毕业于或工作于排名越靠前的高校或者院系,其产出通常越高;二是期刊与专著的运作程序,克莱门斯等人认为,著作与论文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者知名度影响是不同的,自然科学领域论文被引用更为广泛,而社会科学领域则往往是著作更有影响;三是同行评议,就总体而言,英美学术界普遍认可程序严格的同行评议,然而对于制度的公正性,甚至效率上则受到人们的质疑;四是性别与种族,朗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仅从数据角度来分析,妇女和少数族裔本身跻身科学研究领域的比例较低,她们的学术声誉也确实无法与男性相比,产出少且很少得到学术认可;五是年龄,我国学者梁立明、赵红洲通过对历史上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学者取得突破性成果时的年龄进行统计分析,提出威布尔分布曲线认为科学发现的最佳年龄在27-35岁,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学者做出重大发现的年龄不断提高。
关于学术认可的内部规则的解释概括起来,涉及到以下两个不同维度:
个人层面与社会组织环境层面,或者说自致性层面或先赋性层面;积累优势和强化效应与社会建构效应。
所谓个人层面或者自致性层面,更多强调学术认可来自个人的人格特征、动机(包括神圣火花效应)、认知水平、工作习惯或工作努力和勤奋程度等,而关于学术认可的社会建构观的解释是,学术认可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学者在学术系统内部的网络关系资源,即所谓的社会资本。
(2)同行评议制度
“同行评议”并非是一个最优的制度设计,它毋宁说是为达成不同权力博弈均衡的一个最不坏的途径。
权力彼此间存在着张力,而这种张力源于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即不是任何一方对其他绝对依附,正因为它们相互间存在更多的是冲突而不是一致性,研究认为,同行评议制度设计带有权宜性。
关于同行评议的众多争议表明,其弱点不仅仅来自理论上的缺陷,而且还来自学术界中人们与普通人所同样固有的人性缺陷。
由此,同行评议的改革取向只能是改进而不是替代,这也是西方学术界当下学术制度建构的主流主张。
改进的策略基本有二:
一是由主管部门甚至国会来参与制度设计,使之尽可能的透明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二是强化学者特别是精英的学术责任和伦理。
这两者缺一不可。
研究结合对北京7所重点高校开展的学术体制运行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在当下的学术活动中应淡化行政权力、加强学术人内部自主管理权力。
建立和完善“同行评议”制度,应该成为我国学术认可与学术资源分配中的基本路径选择,在改进当下运行的同行评议制度时要合理调整三种权力之间的关系。
即在凸显学术共同体内部自主管理特征的同时,通过以相对刚性、透明的行政权力来介入学术权威的资源分配过程(包括学术伦理规范维护),最大程度上抑制了学术共同体内部“老友”网络的负效应和维护个体自主探索的权力。
(3)反学术近亲繁殖制度
20世纪初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对当时美国大学聘用本校毕业生过多现象进行了抨击。
提出了学术近亲的概念,从此后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反近亲繁殖”惯例。
不过因为关于学术近亲的概念和实际效应并没有定论,所以一直为人们所争议。
然而鉴于唯有已经形成“反近亲繁殖”惯例的美国,无论是学术个体的成就还是共同体的繁荣,都稳据世界榜首。
这一事实也许不能作为“反近亲繁殖”制度积极效应的确凿证据,却完全可以作为否定近亲繁殖优势论的理由。
因此正如瓦格纳(GeorgeR.Waggoner)所认为的“这种‘近亲繁殖’,并不总是坏的,但是,它是危险的。
”
研究认为,学术的近亲繁殖看似是一个微观层面的现象和问题,但它实际上对于整个学术体制运行的意义非同寻常,在目前条件下,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撬动我国高校用人制度、学术体制变革、学术劳动力市场乃至整个学术界环境改造最为有效、且最具可操作性的一个“支点”。
鉴于我国学术界近亲繁殖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学术机构内部相对封闭的特殊情况,研究认为,把美国学术界中的这一潜规则显性化,使之成为政府和高校推动学术体制改革的刚性政策,如设置一定的留校生比例的方式,也未尝不是一个有效且合乎中国国情的策略。
(4)研究型大学关于发表的潜规则
“Publish-or-Perish”的本义,无非就是大学强调研究更甚于教学,但它在本质上反映了大学内部对教师业绩的价值(merit)认可取向。
近年来,我国部分大学教师评估和晋升政策中多少出现了“publish一or一perish”的倾向,并由此在学术界带来了一片质疑之声。
在此,研究认为,对极少数大学而言,“publish一or一perish”体现了其评估和晋升政策中对研究的偏重,这无可厚非,但需要注意的是,重研究取向并不等于研究至上,至少在制度层面上需要注意教学与研究上的相对平衡;其次,“publish一or一perish”并不意味着仅注重发表成果“数量”而漠视质量;第三,教师评估和晋升政策取向是与大学自身的分类定位联系在一起的,在我国众多以本科生教学为教师主导性工作的机构,无论“publish一or一perish”是显规则还是潜规则,其结果都会导致政策功能异化甚至恶化。
另外“要么发表要么出局”这一潜规则的运作结果需要经得起阳光的曝晒。
由于在大环境上,美国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了一系列比较完善、相对透明的学术制度和规范,所以,“publish一or一perish”基本能够达到拒绝平庸,抑制怠惰,消除学术“泡沫”,戒绝亲缘、私交人情和权力介人的制度效应,所以我国当下对于这一潜规则应该抱以理性、审慎的态度,当务之急还是要健全和完善相关的学术制度。
(5)学术失范的防治
所谓学术失范,就是在学术共同体内,当其成员的学术越轨(academicdeviance)或学术不端(academicmisconduct)行为频繁发生,甚至会引发整个学术共同体内部危机的现象。
在现实的运作中对学术界中的学术不端的防范,并不是简单地通过几个惩罚性的条例和法令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解决,因为它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心理成因。
因此只有如美国学术界一样采取广泛的综合教育、监督、惩治、信息沟通和讨论等形式于一体的方法,尽可能在全方位、全过程中采取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才能保障学术活动的良性运行。
3.学术制度的中美比较研究
对于中美学术的产出差异,研究从三个维度进行比较,一是中美学术产出数量差异,主要是SCI论文数量结构;二是中美学术产出质量维度,主要参照论文的引用率以及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三是对中美经费投入、人员投入对科研产出的影响。
通过定量化的比较研究和有关调查研究表明,我国目前学术产出在数量上有快速增长,但在质量上却不尽如人意,学术体制整体运行依旧存在规范性不足、学术资源分配不合理、学术认可机制不完善、学术共同体缺乏公信力等问题。
通过对中美学术体制相关环节的比较分析,并结合对北京部分高校的调查数据的统计,研究认为改善我国当前学术环境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是,进一步完善科技规划和决策程序,广泛调动各领域的专家、组织等多方人员民主参与决策,加强政府科技规划的前瞻性和科学性;二是,改进科研投资体制,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力度、多元化项目经费投入形式、设立基金鼓励探索性研究;三是,完善学术资助中的同行评议制度,扩大各种项目评审的专家数据库,重视评审的学术规范和职业道德;四是,健全项目管理体制,重视过程管理,加强对项目资助管理部门资助方向、资源分配、管理效益等的监督和评价;五是,改革学术奖励制度,秉着权威性、公正性、专业性、少而精的原则,清理和调整当前学术界乱象重生的各种奖励;六是,改进学术考核与晋升制度,在对学术考核时强调量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学术成果的“质”即研究所具有的拓展性、可持续性、价值性;七是,改善学术生态环境,减少不合理的过多的各种大学排行,弱化评价中过分倚重量化指标的做法,为学术研究提供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
4.中国学术制度建构的历史与现实境遇
(1)中国学术制度建构的历史
中国现代学术制度的滥觞缘起于晚清的西学东渐,但真正意义的学术共同体成立的标志是1914年,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胡明复、赵元任等人,创办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在它的影响、参与或指导下,众多的专业学会机构也相继成立,许多学会还创办了自己的期刊,全国范围内一个相对广泛的学术交流网络开始形成。
1928年民国政府创办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一个重要事件,对中国学术制度的建构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他意味着国家权力开始向学术界的介入,开启了学术国家体制化的道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刚刚完成学术国家之体制的学术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改造的宗旨是满足新的国家建设需要,并服务于工农大众。
这也意味着学术研究指向外部社会并将政治标准纳入学术体制内部。
到了反右和文革期间,意识形态、政治和行政权力全面主宰了学术界,学术活动的内在逻辑几乎丧失殆尽。
1980年代后,随着国家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变革,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为中国学术界的重新开放创造了机遇,学术界对西方世界开始全面开放和对接,其表面看来似乎意味着学术界的活动取向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然而国家政治和行政力量依旧是其背后的主要推手,概括而言,即便在今天,中国学术制度的建构过程还带有外部逻辑主导(追求外部认可)的特征,学术制度建构的外部逻辑甚至并没有被削弱而是被强化了。
(2)高校学术研究体制运行状态、问题分析
研究针对当前我国学术职业的环境以及影响因素展开实证性探究,研究主要调查对象是北京地区高校中的教师,以其他区域为参照样本,回收问卷超过6000多份。
研究展开的基本逻辑是:
人们对现实的满意程度反映了学术研究体制的运行状态良好程度,而学术研究体制运行状态取决于诸多因子的影响,通过分析不同因子的影响程度,来发现和解释学术研究体制运行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科研体制(资助和奖励)、人才政策等是影响人们主观感受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高校内部的环境因素,包括硬软件建设问题;再次,是教师的收入、福利和待遇方面的问题。
根据相关的统计分析,研究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
一是,鉴于目前政府过多地通过“专项”方式资助科研而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均,建议适当增设普惠性的研究资助项目,加强重大研究资助项目设立、评审程序的透明化;二是,清理和减少过多的各种政府项目、工程和人才计划等,取消过多过滥的政府奖励项目,加长学术评奖周期,提高奖项的公信力;三是,取消目前项目经费使用和管理中过多的刚性限制,增强项目经费使用中的灵活性和弹性;四是,改革高校内部过于看重量化的学术评价导向,适当放宽学术考核评价的周期,淡化评价的利益驱动导向,建议实行年度学术业绩备案制,延长学术工作考核和评价制度,减少对教师过多无关学术的琐碎要求,与此同时要适当提高教师待遇;五是,为防范学术近亲带来的弊端,应试在各高校推行与学缘有关的刚性学术聘任规定,同时建立一种新的利益机制,推动校际以至跨区域的学术人才流动与科研合作;最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该进一步明确自身在学术研究体制中的定位,以公共理性之态度来参与和发挥自己的作用,做到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更好地促进我国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二)建议
从学术活动的内在逻辑出发,当下中国学术制度建构和完善的首要之务是形成一个相对自主的学术共同体,而一个相对自主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确立一个真正以学术共同体内部广泛认可为前提的学术精英群体,所谓精英,他必须兼具两种特质,即不仅在学术界有深孚众望的学术成就,而且还具有良好的道德风范,即有强烈的道德自律意识;二是,通过完善学术认可过程中的相关核心制度,如学术同行评议制度(贯穿于学术资助、学术奖励、学术晋升评价、学术发表等环节)、学术利益与冲突原则、反近亲繁殖制度(包括机构内部的近亲繁殖与“圈子”中的近亲繁殖现象),来抑制和防范同样可能存在于学术场域的人性缺陷放大。
对于学术活动的外部介入力量而言,理性行动的必然要求就是遵循学术活动的内在逻辑,作为一种刚性制度对学术活动的涉入必须在保障学术活动基本精神的前提下进行。
在我国当下学术活动内部失序、自律不足的现实情境下,对于行政力量而言,其介入应是以引导和监督的方式去努力建立和完善这样的机制,譬如,行政机构(政府或高校)可以刚性的、细化的制度严格限定学术界或学术机构内部的近亲繁殖行为,防范同行评议中任何可能存在的利益关联和冲突,警惕学术认可中的任何特殊主义取向。
通过建立学术人诚信教育制度和学术不端检视制度,防范学术不轨行为,如此等等。
而所有上述制度设计的最终鹄的就是形成一个以学术界同行的普遍认可(学术与伦理双重认可)为基础的有公信力的权威性学术精英(而不是行政精英)群体。
三、成果与影响
(一)发表著作及报告
1.《精神的放牧与规训:
学术活动的制度化与学术人的生态》阎光才著.——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5
2.《美国的学术体制:
历史、结构与运行特征》阎光才主编.——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5
3.《北京高校学术研究体制的运行状态、问题及对策的实证研究》调查研究报告
(二)发表论文
课题组在CSSCI期刊上公开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其中2009年在《比较教育研究》第2期上发表的“要么发表要么出局”,研究型大学内部的潜规则?
被转载于《新华文摘》,2009年第8期;2009年发表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1期上的论文:
学术共同体内外的权力博弈与同行评议制度,被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年第5期
1.高校学术失范问题的探索性实证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年第2期
2.学术系统的分化结构与学术精英的生成机制,《高等教育研究》,2010年第3期
3.高校学术“近亲繁殖”及其效应的分析与探究,复旦教育论坛,2009年第4期
4.“要么发表要么出局”,研究型大学内部的潜规则?
,《比较教育研究》,2009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8期
5.高校学术失范现象的动因与防范机制分析,《高等教育研究》,2009年第2期
6.学术共同体内外的权力博弈与同行评议制度,《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9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年第5期
7.知识分子的时代境遇与现代大学的自我救赎,《大学研究与评价》,2008年第11期
8.中国学术制度建构的历史与现实境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9.“所罗门宫殿”与现代学术制度的缘起,《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8年第1期
10.文化乡愁与工具理性:
学术活动制度化的轨迹,《北大教育学评论》,2008年第2期
11.学术认可与学术系统内部的运行规则,《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4期
(三)成果获奖
课题发表成果《学术共同体内外的权力博弈与同行评议制度》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四、改进与完善
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之处在于:
本研究更多意图在于揭示问题和对问题进行理论解释,但是,由于存在特殊的大环境方面的因素,在具有可操行性的学术体制建构上,还感觉到有些力不从心,需要在该方面有更扎实地研究。
有如下问题尤为需要进一步关注:
第一,在目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调下,在一个学术与科技发展由国家所主导的时代,我们究竟如何处理好学术界中知识探索与知识应用间的关系?
第二,在国家或行政主导的学术体制中,如何体现学术探索的自由?
第三,在“效率”取向主导的学术评价体制下,我们的研究已经揭示出其存在的许多显而易见的问题,但是,未来指向“纠偏”的制度完善恐怕还需要回到一个最为基本的议题上来,即在政府层面上,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学术产出的“效率”?
怎样的一种制度设计才能处理好政府与高校间的关系、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进而产生出一种“好”的学术产出效率?
第四,鉴于中国的国情,我们在强调与国际学术一流标准接轨的同时,在制度上又是否需要与国际学术管理的惯例接轨?
这种接轨是否可行?
如果可行又存在哪些现实的障碍,如此等等。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本研究更具有“引子”意义,上述众多议题将在研究者所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人才强校战略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受到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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