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地方志概述作者黄燕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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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地方志概述作者黄燕生
中国历代地方志概述(作者:
黄燕生)
中国历代地方志概述(作者黄燕生)
方志的起源
中国的地方志有着悠久的历史。
方志起于何时,渊薮所在,历代学者曾经作过多方面的考辨,并有种种不同的说法。
宋代学者王存、程大昌、王象之等人推《禹贡》、《山海经》等古代地理书为方志之祖,同代人司马光、马光祖则认为导源于《周礼》记述的古方国史;还有学者以多源的观点阐释方志的产生,如《隋书•经籍志》的作者以晋挚虞所作《畿服经》为例,称该书合《禹贡》、《周官》例而成。
宋代地理学家欧阳忞纂《舆地广记》,序称:
"凡自昔史官之作,与夫山经、地志,旁见杂出,莫不入于其中。
"元人黄溍则将方志归结为古地志与古地图的合流。
明清以来,溯方志之源于史书的说法较为盛行,章学诚力证《周官》外史所掌"四方之志"即是当时的地方志,洪亮吉认为,汉晋霸史《越绝书》、《华阳国志》是方志之始。
建国以来,对于方志起源问题的讨论,虽未完全统一认识,但方志多源,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地方志内容包罗万象,宋代以前出现的各类名目纷繁的地方史籍、地理杂著、人物传记、诗文选集均与定型方志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渊源关系,其中,以《山海经》、《禹贡》、《周官》和古地图对方志的定型与成熟影响最大。
《山海经》,18卷,分为《山经》、《海经》和《大荒经》三部分。
作者不详。
全书仅3.1万多字,却包括了地理、历史、神话、民族、动物、植物、矿产、医药、宗教等多方面内容。
由于奇谈甚多,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称:
"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形法家之首,明人胡应麟称其为"古今语怪之祖",清《四库全书总目》也谓其为"小说之最古者",并置于小说类;但该书的多数内容涉及山川地理,唐刘知几《史通》以及《隋书•经籍志》等历代史目又置其于地理之属。
宋代一些全国区域志的编纂者述及修纂缘起,每每提及《山海经》。
北宋元丰间,王存纂《九域志》,朝廷诏秘书省"录《山海经》等送职方检阅";政和间,欧阳忞纂《舆地广记》,《山海经》也成为参照之书。
此外,《隋书•经籍志》记载南齐陆澄聚《山海经》以来160家以为《地理书》。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只1193字。
《禹贡》假托夏禹治水之后,将全国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并以此为纲,分叙各地山岭、河流,物产、贡赋、交通等项。
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全国区域志。
历代言地理者,大都推《禹贡》为祖。
元代志家张铉即将此书列为方志源头之一。
《禹贡》比之《山海经》,不仅有明确的行政区划作为纲领,其记述内容和形式也更趋近于后世方志。
如每州分叙山川、湖泊、土壤、物产,尤详于田赋等级、贡品名目的记述。
加之此书较少怪异之谈,记实色彩较浓,因而受到历代方志学家重视。
《周官》即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是一部记述周代官制的著作。
是书多处提到"方志"一词。
《地官》载:
"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
"郑玄注:
"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识。
"《春官》载:
"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
"郑玄解释"四方之志"为春秋诸国史书,如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等。
由于定型方志具有地方史书的特征,而《周官》所云古方国史又统称"方志",所以自宋代以后,许多人将两者联系了起来。
司马光《河南志序》云:
"《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
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理,亦其遗法也。
"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从"志属信史"的观点出发,也认为《周官》外史、小史之执掌即今之方志。
章氏之说在近代极受推崇,故《周官》源流说颇有影响。
历代学者论及方志渊源,常常将《周官》所述古方国史与古地图相提并论。
南宋方志学家马光祖《景定建康志序》称:
"郡有志,即成周职方氏之所掌,岂徒辨其山林川泽都鄙之名物而已。
"元代学者郭晦在《至元嘉禾志序》中也指出:
"图志之书,古史之笔也,成周职方掌天下之图,外史掌四方之志,事亦重矣。
"明《嘉靖太平县志》图序分析古地图与方志的关系,说:
"《周礼》九州之图掌于职方氏,此后世图经之所由作也。
志以纪事而先之以图,义亦如此。
"古代地图除写绘图形外,往往还有许多文字说明,图经即指这些图说而言,"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
"(李宗谔《祥符州县图经序》)后来,图说渐众,可单独成书,逐渐由图经发展为方志。
方志的定期续修传统,实际上也是从古代定期呈交图经的制度演变而来的。
所以,古代地图与近代方志有着直接的因承关系。
恰如民国间地图史专家王庸考述的:
"中国古来地志,多由地图演变而来,其先以图为主,说明为附;其后说明日增而图不加多,或图亡而仅存说明,遂多变为有说无图与以图为附庸之地志。
"(《山海经图与职方图》,载《禹贡》一卷三期)除上述诸书外,与方志形成有一定关联的书体还有《诗经》国风篇,这是方志艺文志的远源。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成书约于2500年以前的东周时期,所录诗歌多为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共有诗160篇,记述当时各地的民歌。
宋代以后的方志都收录本地诗文歌赋,或为艺文、文征,或为各类之附录,不少志家以为源于远古时代的"采诗以观民风"。
元代志家张铉指出:
"古者诸侯置史以纪国政,采诗以观民风,……后世州郡,各为志书,亦此之遗意。
"(《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文移》)清代志家章学诚也认为"文征义本十五国风"。
(《湖北通志》序)综上所述,先秦时代的各类著述与定型方志都有渊源关系,但在方志形成过程中,它们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
《四库全书总目》总结说:
"古之地志,载
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
然《禹贡》、
《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
《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
《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
"这是对方志源流比较全面的阐述。
概括说来,先秦各体古书,除《禹贡》初具地理总志的规制风貌,其余诸书皆只为方志的部分远源,即便是《周官》所称古方国史,也只是近似于后世方志的某些特征。
因为通常所指方志,不仅有特定的记述内容,还有着约定俗成的体例门目。
从专述史、地单类的古代国史、地理书和地图汇为记述广泛、体例完备的方志,不仅有记载内容的不断完善,还有各类书体的逐渐融合,而这一过程,始于秦汉,直到南宋,方告完成。
秦汉魏晋南北朝秦统一中国后,舆图地志之作,续有纂辑。
《史记》载:
刘邦率兵入咸阳,萧何在秦丞相府获御史律令图书,"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形法类著录有《秦地图》一种,班固《汉书•地理志》征引两处,其一,琅玡郡长广县,注曰:
"有莱山莱王祠,奚养泽在西。
《秦地图》曰:
'剧清地,幽州薮'";其二,代郡班氏县,注曰:
"《秦地图》书班氏。
"从这两处简短引文看,很象是地图上的附注说明,类似后世图经的内容。
因该书早佚,体例已难考辨。
两汉时期,
郡国地志已成为中央政府的征录之书。
《隋书•经籍志》云:
"
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
"又说:
"司马迁
《史记》所述,仅《河渠志》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赣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
"朱赣撰著的《地理书》是成书于西汉末年的一部记述地理风俗的总志,刘知几《史通•杂述》云:
"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阚骃所书,殚于四国。
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
"据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引《宋书》称,"朱赣博采风诗,尤为详洽,班固因以为志。
"说明《地理书》之撰,除循《禹贡》之例,分州叙事,还有《国风》的影响。
朱赣
《地理书》经班固辑录,收入《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郡国地理之后,其内容除述星野、疆域、物产而外,主要是描写各地风俗,采录先秦诗歌甚多,如述陇西古俗: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
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
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及
《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
"朱氏
之后,由班固完成的《汉书•地理志》是以当时行政区划为纲的全国区域志,该志分为三部分,首叙古九州地理,全录
《禹贡》;次叙汉郡国山川、户口、水利、关塞、古迹、设官情形,似采录各地《图经》而成;最后述各地风俗,辑有朱赣的《地理书》。
《隋书•经籍志》评价是志"其州国郡县山
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记所相埒。
"班固自己也声称是受到上述诸书的影响,他说:
"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
"(《汉书•地理志》)从该志的结构和内容看,除首尾辑录《禹贡》、
《地理书》外,主要是分郡县叙述各地建置,其内容与《华阳国志》所引东汉《巴郡图经》别无二致。
溯源推本,无虑《周官》职方、诵训、小史、外史之执掌,《秦地图》之所记。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汉书•地理志》实际上融合
了先秦图、志的体例和内容。
《汉书•地理志》的记述形式,
为历代正史地理志所法,同时,也为各朝代汇纂图经总集、地理总志创立了模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全国区域为范围编纂的总志有晋挚虞《畿服经》、陈顾野王《舆地志》、北魏阚骃《十三州志》等,以《畿服经》的体例较为完备。
《隋书•经籍志》载:
"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见悉,凡一百七十卷。
"从其介绍看,该书与《汉书•地理志》同源于《禹贡》、《周官》,但其内容却不止于叙述地理风俗,还增添了"先贤旧好"等人物事迹,是综括地理书和史书的著作。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宋人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实际上,成书早于《太平寰宇记》几百年的《畿服经》就已经开创了方志列人物的先例。
正因为该书兼备史、地两性,故受到历代方志学家的盛誉。
清谢启昆甚至称其"实为后世方志之祖"。
东汉以降,以郡国州县为范围编撰的各类史地杂著名目繁多,刘知几《史通•杂述》列为十流,"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研究者普遍认为,这十个流派中以郡书、地理书、都邑簿与后世方志关系较为密切。
郡书即郡国之书,多记郡国乡贤耆旧事迹。
《隋书•经籍志》载:
"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
郡国之书,由是而作。
"刘知几说:
"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
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
"(《史通》卷十)汉晋郡书,大都散佚无传,据诸书著录,汉代有《沛国耆旧传》、《巴蜀耆旧传》、《益州耆旧杂传记》、《三辅耆旧传》、《鲁国先贤传》、《京兆耆旧传》、《会稽贡举簿》、《陈留耆旧传》、《陈留风俗传》、《南阳风俗传》、《南阳文学官志》、《荆州文学记官志》、《汉中耆旧传》、《兖州山阳先贤赞》;魏晋时期有《广州先贤传》、《汝南先贤传》、《豫章烈士传》、《益部耆旧传》、《襄阳耆旧记》。
郡书以人物列传为内容,实为地方人物志。
地理书即地记、地志之书,以记述各地建置、山川、道里、物产、风俗为内容。
刘知几说:
"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
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
此之谓地理书者也。
"(《史通》卷十)汉魏时期的地理书或日记,或日志,故有地记、地志之称,两者实无区别。
以记为名的,据《中国古方志考》等书考,西汉有王褒《云阳记》,东汉有李尤《蜀记》、朱玚《九江寿春记》、应劭《十三州记》、杨孚《临海水土记》、卢植《冀州风土记》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有魏阮籍《秦记》和《宜阳记》、杨元凤《桂阳记》,蜀谯周《三巴记》、僧仁显《华阳记》,吴顾启期《娄地记》、顾微《吴县记》,两晋陆机《洛阳记》、张勃《吴地记》、《太康地记》、裴秀《冀州记》、潘岳《关中记》、顾微《广州记》、顾夷《吴郡记》,罗含《湘中记》、袁山松《宜都山川记》,南朝宋孔灵符《会稽记》、刘澄之《鄱阳记》、雷次宗《豫章古今记》、邓德明《南康记》、盛弘之《荆州记》、郭仲产《荆州记》、山谦之《丹阳记》,南朝齐陆道瞻《吴地记》、黄闵《武陵记》和《沅陵记》,南朝梁任昉《地记》、鲍坚《武陵记》、伍安贫《武陵记》,南朝陈顾野王《建安地记》等;以志为名的,东汉有陈术《益州志》,三国有蜀谯周《益州志》和吴韦昭《吴郡国志》等,两晋有常璩《华阳国志》、何晏《九江志》、常宽《蜀志》、佚名《永宁地志》和《会稽郡十
域地志》等,南北朝有宋《元嘉六年地志》、董览《吴地志》、沈怀远《南越志》,齐佚名《地志》、崔慰祖《海岱志》、梁萧绎《荆南地志》,陈顾野王《舆地志》等,以上地记、地志,除常璩《华阳国志》、何晏《九江志》尚存于世,其余均已佚失,清人王谟《汉唐地理书钞》、陈运溶《荆湘地记》辑录佚文多篇。
从辑本文字考见这些古地理书的内容,大致包括疆域、地名、物产、山川、古迹、神话传说等项。
有的地记还兼言人物,如梁鲍至纂《南雍州记》、宋邓德明《南康记》、晋周处《阳羡风土记》等。
当时出现的各类地记,还有专述某项事物的山水记、风土记、异物志一类著作,如记一方山水的《永初山川记》、《宜都山川记》,记一域风俗的《风土记》、《诸蕃风俗记》,记物产异同的《凉州异物志》、《扶南异物志》、《南方草木状》。
都邑簿专志城市,内容包括城池、宫阙、街坊、寺庙、园圃。
刘知几说:
"帝王桑梓,
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恒厥所。
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
此之谓都邑簿是也。
"(《史通》卷十)古都邑簿多已不传,唯《三辅黄图》有后人辑本二种。
据清人孙星衍考:
"旧书有图,特以文为标识,故其词甚简"(《三辅黄图新校正序》)因知原本有图有文。
该书内容从清人辑本略可考见,分为三辅沿革、咸阳故城、长安故城、秦汉宫殿、城门、苑囿、池沼、台谢、辟雍、明堂、园丘、太学、宗庙、社稷、南北郊、街市、楼馆、观、阁、署、库、
仓、厩、圈、桥、陵墓、风俗、杂类等项。
都邑簿与后世一些都市方志有着相同的记述内容和相似的体例规制,如宋代名志《长安志》和《河南志》皆将城阙、街坊、宫殿、古迹作为主要记载项目,元《类编长安志》的门类设置与《三辅黄图》也极其相近。
因此,一些学者认为都邑簿是后世都邑志书的发端。
除刘知几《史通•杂述》所列三类与定型方志风貌相近的地理杂著外,受到历代志家重视的还有当时的地方史书和图经。
地方杂史在《史通•杂述》中被列为偏纪之属。
刘知几说:
"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
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记》、姚最《梁昭后略》。
此之谓偏记者也。
""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
"(《史通》卷十)由此可见,偏霸杂史的特点在于记述一域最近史事。
刘知几举列的偏记之书多已不传,而《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著录的《华阳国志》、古史
类著录的《越绝记》、《吴越春秋》尚存于世,不少志家以为方志之雏形。
《越绝记》即《越绝书》,原有25卷,今存15卷。
述吴越二国史地,上起吴太伯,下迄东汉光武帝,横列人物、地理、都邑、建置、冢墓等门类,内容统合古今,兼述史地,与后世方志述事有相同之处。
但其篇目划分甚杂,除详述《吴内传》、《外传记范伯》、《外传计倪》、《外传春申君》等人物事迹,还列有《外传记吴王占梦》、《外传记宝剑》、《内经九术》、《外传记军气》等,与后世定型方志,尚有距离。
《吴越春秋》22卷,今存10卷,东汉赵晔撰。
记吴越二国始末兴亡。
前5卷叙吴,起自太伯,终于夫差;后5卷记越,始于无余,终于勾践。
该书只录人物,不载地理都邑,虽常与《越绝书》同列,但就记述内容和体例而言,不及《越绝书》完备。
周中孚跋称是书"盖率尔而作,非史乘之作也。
"《华阳国志》12卷,东晋常璩撰。
记述汉末至东晋间巴蜀史事。
分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梁益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等篇。
李塈《重刊华阳国志》序云:
"其指归有三焉,首述巴蜀、汉中、南中之风土;次述公孙述、刘二牧,蜀二主之兴废及晋太康之混一,以迄于特、雄、寿、势之僭窃,继之以两汉以来先后贤人,梁、益、宁三州士女;总赞序志终焉。
然三者之间,于一方人物,尤致深意。
"此志汇历史、地理、人物于一编,初具后世方志的规制,因而有的学者以此为最古之方志。
上述三书,不少志家推之为方志之祖。
清洪亮吉称:
"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后有常璩《华阳国志》。
"(《新修澄城县志序》)近人李泰棻说:
"志即史也。
故如《吴越春秋》、《越绝书》以及能传世之百二十国宝书等,皆可称为方志。
然最古以志名书者,首推常璩《华阳国志》。
"(《方志学》第一章)
客观地说《吴越春秋》只记人物,不言其他,其性质似与《春
秋》、《国语》相当,《越绝书》、《华阳国志》兼述史地,综合了地记、郡书的内容,但两书体例设置杂乱,只能称为初具方志规制。
一些方志史研究者认为,《越绝书》可为方志之发端,至《华阳国志》及《畿服经》则具雏形。
汉晋时期,舆图的绘制较发达,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和《后汉艺文志》著录有王莽《地理图簿》、佚名《司空郡国舆地图》、张衡《地形图》;当时的一些舆图,附有许多文字说明,汉晋学者引述其图说部分,有称图者,如《后汉书》卷五十陈敬王羡传:
"按《舆地图》,令诸国户口皆等租入,岁各八千万。
"说明《舆地图》附载户口租税的数额;亦有称图经者,《华
阳国志》巴志引录《巴郡图经》、《文选》芜城赋注引王逸《广陵郡图经》,《巴郡图经》文曰:
"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方余里。
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
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
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城或三四百,或及千里。
"这段文字表明,图经内容包括建置、疆域、属县、设官、户口、里至等项,与后世方志的地理部分相应。
图经在魏晋时期已与古地图脱离,单独成书,《隋书•经籍志》即著录有《幽州图经》、《冀州图经》、《齐州图经》三种。
综括汉晋时期各类区域性史地著述,就其形式而言,大致分为记人、述地两类,记人一类,有国史、载记、郡书以及《史通•杂述》所列《竹林名士》等小录,《列女》、《逸民》、《忠臣》、《孝子》等别传;述地一类,有各种类型的地理书、都邑簿和图经。
大体说来,这些书体都是由先秦《山海经》、《禹贡》、古舆图和《周官》所述古方国史发展而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出现了一些融汇诸体、兼言史地的著作,如地理书兼述人物的《畿服经》、《南康记》,史书兼言山川风土的《越绝书》、《华阳国志》,这些综合性地方史志的出现,萌始了方志的雏形。
此外,区域性史地杂志的广泛涌现,也为定期续修地方志书和完善方志体例,作了充分准备,而图经的兴起,则为图、志融合成定型方志,提供了条件。
隋唐五代
隋唐时期,大一统局面形成,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为方志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央集权的政府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定期编呈图经版籍制度,为方志体例的进一步完善和续修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隋朝建立初年,即十分重视史志编修事业,"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
"(《隋
书•经籍志》),汇编《诸州图经集》等书。
这是我国有组织地大规模修志之始。
隋代各地图经均已散失不传,惟诸书所引,略见零章片简。
如《太平寰宇记》卷十陈州商水县引有隋《陈州图经》、郎蔚之《陈州旧图》,《太平御览》卷六十四引有《固安图经》,《舆地纪胜》卷八十三引有《随州图经》隋朝官修总志有《诸州图经集》、《诸郡物产土俗记》和《区宇图志》。
《诸州图经集》100卷,郎茂纂。
该书早佚,清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录有部分内容,多为叙述建置沿革、物产、泉井、古迹、传说。
《诸郡物产土俗记》151卷,纂人不详。
《隋书•经籍志》将其与《诸州图经集》并列,显然是汇纂诸州图经而成的另一部书,由于与《图经集》分编,大约是内容侧重不同,《物产土俗记》以采录各地风土民俗为主,《图经集》则偏重叙述诸州郡建置。
《区宇图志》1200卷,虞世基等编纂。
该书除"明九域山川之要,究五方风俗之宜",(《玉海》卷十五)最主要的特点,是列有多幅地图。
据《大业拾遗》载,该书"卷头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其图上有山川、城邑。
"由此可知,《区宇图志》是一部综合地图、地志的内容和体例的地理总志。
唐袭隋例,继续了图经的定期编修制度。
《唐会要》卷五十九兵部职方员外郎条载:
"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请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
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
后复故。
"《唐会要》所述"图",实际就是"图经",有《新唐书》所述为证。
该书《百官志》兵部载:
"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
"之所以出现称图经为图的现象,大约与古代书籍制度相关。
古代地图通常为一轴长卷,或序文于前,绘图于后,或列图在前,附文居后。
所以,称舆图者,实际包括了图经,前面提到的汉晋诸书引《舆地图》、《秦地图》即为一例,郎茂根据诸州呈进地图汇纂《诸州图经集》,又为一例。
后来,地图的文字说明部分逐渐增扩,甚至可盈数卷,便有与图分离,单独成书的例子。
《元稹集》卷三十五载有《进西北边图经状》和《进西北边图状》各一篇,其进图经状云:
"臣今月二日进《京西京北图》一面,山川险易,细大无遗。
犹虑幅尺高低,阅览有烦睿鉴;屋壁施设,俯仰颇劳于圣躬。
寻于古今图籍之中,纂撰《京西京北图经》,共成四卷。
"这段珍贵的记载,反映了图经已作为地图的附录,别出单行。
其内容也更加丰富。
唐代州县图经,据诸书引录,有《润州图经》、《夷陵图经》、《茶陵图经》、《岳州图经》、《邵阳图经》、《湘阴图经》、《汉阳图经》、《夔州图经》等约十几种。
清人陈运溶辑《荆湖图经》36种,其中"唐人所撰"者有《长沙图经》、《衡州图经》、《衡山图经》、《道州图经》、《朗州图经》、《澧州图经》等7种。
唐代图经大都散失难考,极其可贵的是本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唐《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残卷,为研究图经的内容和形式,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沙州图经》残卷有二件,其一首尾缺佚,存卷长不逾三丈。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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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代 地方志 概述 作者 黄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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