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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
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
【摘要】从赛珍珠和林语堂之间从密切合作到情断意绝的事情可以看出,由于赛珍珠具体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家庭环境,使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精神还有着一定的隔膜。
相比较而言,确实是“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
”
【关键词】文化精神民族心理隔膜
【Dol】10.3969/j.issn.1002-6916.2010.18.038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曾先后三次在其书信中提到过赛珍珠。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33年11月15日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写道:
“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即赛珍珠,笔者注)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于中国的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许《寄庐》,也无足怪,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
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一个真相。
”由于鲁迅先生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使其对赛珍珠的评论,不仅在当时引起了热议,也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评价赛珍珠作品时的金科玉律。
欲贬抑赛珍珠其人其作者,借此为证据:
欲赞赛珍珠其人其作者,认为鲁迅先生在只阅读了赛珍珠的一本中译本作品(且翻译的水平不高)之后,说出以上言论有简单化之嫌。
总之,鲁迅先生的评价似乎成了一道绕不开的障碍。
而笔者认为,鲁迅先生的评价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影响,不能仅仅归因于鲁迅在文坛的威望,而是有其合理的成分的。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有着复杂的异质文化,一个仅仅到中国转了一圈的外国人是不可能了解中国的:
即便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外国人,受其本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中国文化也不易有深切的理解,对此鲁迅先生有着切身体会,所以他不会苛求赛珍珠。
事实上,鲁迅先生对赛珍珠的批评更多地是一种学术的论争,而不带有任何的政治色彩,这从鲁迅先生在1935年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可以看出,“关于《大地》的事,日内即转胡风一阅。
胡仲持的译文,或许不太可靠,倘如是,对于原作者,实为不妥”。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鲁迅先生若不是很快去世,就很有可能对赛珍珠的作品进行重新评价。
后人们对鲁迅先生批评话语的延续和强调,带有严重的盲目尊鲁现象,其实质是对话语权威的强烈企图,带有左翼时代的阐释特征,而这不论是对作家还是作品来说,都是不公正的。
时至今日,我们应该抛开政治的干扰,以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理解鲁迅的意见。
本文即以赛珍珠与林语堂的关系变化来探讨赛珍珠与中国文化精神的隔膜。
赛珍珠与林语堂之间相似之处很多,也是在赛珍珠的提携之下,林语堂才得以迅速走向世界。
两个人均是来自于传教士家庭,都分别在异质文化的氛围中生活多年,受到中西两种文化的影响,喜爱中国文化精神,深爱孔子,崇信儒家思想。
都认为中西文化应该相融相合,赛珍珠在《东风?
西风》里通过桂兰等人物形象直观地表现出中西文化融合的思想,美国总统尼克松曾称誉她为:
“一座沟通东西文明的人桥”。
林语堂的观点更明确,而且系统,他直接提出“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观点,并把这一观点贯穿在自己的整个文化活动和人生追求之中。
两人都认为应该把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人民,尤其是西方人士,让他们对中国文化有客观而全面的认识。
他们都受到中国小说,尤其是古典小说的极大影响,赛珍珠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感言就是有关中国古典小说对其创作的影响的,她更有关于中国小说的系列论著,还把《水浒传》译成英语《四海之内皆兄弟》。
林语堂则有诸多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论著,更有仿《红楼梦》而作的《京华烟云》,并因此作在197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赛珍珠一贯关注中国社会的状况和发展,对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评论周报》看得格外仔细,尤其是《小评论》专栏引起了她的注意。
此专栏作者林语堂对事物的新鲜独到的见解,锐利确切的笔锋引起了她的兴趣。
1932年,两人相识后,出于用英语写作,向世界人民介绍真实的中国人民、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共同目的,赛珍珠与林语堂得以携手。
1934年,赛珍珠读罢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的手稿,喜出望外,忍不住拍案惊呼:
“这是伟大著作!
”并亲自为该书撰写近4000字的序言。
在《中国人?
序》中赛珍珠称此书是“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
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
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
它的出现给美国文坛和美国读者以巨大的震动。
首先,这是一部用英语写成的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著作,旨在真实地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文化,使西方人能够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它内容丰富,形式幽默,语言优美。
其次,是由于赛珍珠的大力推荐。
林语堂的书写得好固然是事实,但对当时的美国人来说林语堂还是个陌生的名字,而赛珍珠却因为《大地》的原因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她不仅替《吾国吾民》写序,还在许多报刊上给予此书以极高的评价。
由于她的推荐,使《吾国吾民》仅仅在1935年9月至12月的四个月时间里就印行了7版之多,为林语堂立足美国打响了第一炮,奠定了他在美国的畅销书作家的地位。
这是林语堂与赛珍珠的首次合作,它的出版及其成功,标志着中国人开始真正地向美国人介绍中国文化,更体现出中美两位作家的亲密友情,使两人彼此名利双收,同时也标志着林语堂人生和事业的真正起飞。
对此,林语堂对赛珍珠充满了感激之情,他在《吾国与吾民?
自序》中说:
“我首先应该感谢赛珍珠女士,她自始至终给我以亲切的激励,付印之前,她替我通篇审阅过我的原稿。
”1936年初,由于赛珍珠的不断催促,加上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执教邀请,林语堂决定赴美生活一段时日,用来专心写作。
到美国后,林语堂和赛珍珠夫妇结为至交。
赴美之初,林语堂全家暂住在赛珍珠的家里。
在赛珍珠及其丈夫沃尔什的提醒之下,林语堂开始用英文写作《生活的艺术》,此书由于赛珍珠夫妇的帮助而大获成功,连续52周高居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成为1938年全美最畅销书。
后来,虽然林语堂搬离了赛珍珠家,但两家的关系和睦,俨然亲戚。
赛珍珠是个伯乐,她发现并推举了林语堂这匹千里马,在她的帮助下林语堂的作品被译成十多种不同文字,许多书非常受欧洲南美读者的欢迎。
赛珍珠及其丈夫沃尔什都是他的好友,不仅鼓励他用英文写作,而且多年来给他的作品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两人还曾经打算把《红楼梦》翻译成英文,后因难度太大而作罢。
但是林语堂却借鉴《红楼梦》的艺术形式写作完成了《京华烟云》,此书他在第一时间把《京华烟云》完稿的消息打电报告诉了赛珍珠夫妇,赛氏夫妇在回电中盛赞林语堂“你不知道你的创作是多么伟大。
”以后,赛氏夫妇就成为林语堂的代理商,他们使林语堂在欧美文坛上大获成功,林语堂也使他们的出版社获得了足够的经济利益,两家的关系也更加密切。
但是两人的友谊在20多年后却破裂了,表面的原因似乎是林语堂向赛珍珠借钱不成造成的,但笔者却认为这与赛珍珠与中国文化精神的隔膜有一定的联系。
首先,赛珍珠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诚待人”精神的隔膜。
前文讲过赛珍珠与林语堂两人都崇信儒家文化,但由于两人的生活环境及受到的教育程度有所差异,使两人在实际生活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和应用有很大的差别。
中国文化――或说是儒家文化中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诚”与“信”。
林语堂自幼的生活环境及其所受的教育,使他心地单纯善良,考虑问题简单,讲究朋友情谊,与朋友真诚相待。
真诚与情,是林语堂心中处事交友的一杆秤。
他认为“人生在世,无一事非情,无一事非欲。
要在诚之一字而已。
诚便是真。
去伪崇真,做文做人,都是一样。
”因此他反对世间无情无义的状况:
“人生在世,年事越长,心思计虑越繁,反乎自然的行为越多,而脸皮越厚,比起小孩子,总是少了一个什么说不出的东西,少了个‘x’。
我想还是留点温情吧。
大人不要失其赤子这心,应该留点温情,使心窝中有个暖处。
不然此心一放,收不回来,就成牛山灌灌的老奸巨滑了。
”他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友谊与金钱,所以在与赛珍珠夫妇交往之初,他一切听从赛氏夫妇的安排,根本没有在意版税、版权之类的问题。
这也正印证了郁达夫对林语堂的评价:
“唯其憨直,唯其浑朴,所以容易上当。
”。
林太乙也说:
“华尔希是个善做生意的人,而父亲是非常潇洒,带几分书生本色,华尔希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大家是朋友,毫不计较就签合同了。
”赛珍珠虽在中国生活半生,但是,少年时,孔先生教给她的是一些子日诗云之类的书面上的东西:
成年后,社会接触面较窄且主要是知识界,而且她更多的是一个被雇佣者,实际生活中对传统东西进行实践的机会较少。
美国时期的赛珍珠,或者已经忘记了中国传统的“诚”、“信”、“朋友”等观念及其意义,又或者是这时的赛珍珠已经变回到一个美国人,一个实实在在的美国商人?
亦或者这时他们认为,自己为林语堂策划出书,使林语堂在美国一炮而红,理所当然地要占盈利的大头,林语堂的著作版权理所当然地归自己所有?
显然,赛珍珠忘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字精神,他们没有开诚布公地与林语堂言谈版税之类的问题,而是直接把版税定为出版社占50%,且版权还属于出版社所有。
这对林语堂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并且有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诚待人”的精神。
其次,赛珍珠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为朋友两肋插刀”精神的隔膜。
赛珍曾经把《水浒传》译成英文,名日《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显然赛珍珠没有学到梁山兄弟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精神。
正因为林语堂把赛珍珠看成是自己的密友,所以,在发明中文打字机遇到资金困难时,他没有去寻求任何基金的支持,而首先想到了赛珍珠。
因为,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朋友有了困难,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命都可以舍去,何况是金钱?
更何况只是预支稿费?
但正如笔者前文所言,赛珍珠虽在中国生活多年,但仍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精神有着一定的隔膜,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俗”“野”的内容,她或者了解不多,或者这时她已经忘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朋友”的概念及其意义,而是以西方的观念来看待朋友与金钱的关系,钱归钱,朋友归朋友,两者不可相提并论。
无怪乎林语堂在向赛珍珠夫妇借钱受挫后,他愤然地说他“看穿了一个美国人”。
再次,赛珍珠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亲兄弟明算账”精神的隔膜。
虽然传统的中国人重义轻利,但朋友之间牵扯到重大的经济利益时,往往“把丑话说在前面”,把约定――哪怕是口头约定先定下来,并且在以后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约定执行。
林语堂并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迂腐的读书人,而是一个受过五四新思想和西方思想影响的人。
20世纪30年代初,林语堂初到上海时,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生活拮据,但他在与开明书店合编《开明英文读本》时就已经知道作者与出版商之间要有合作协定,并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把自己应该获得的报酬比例按照合同形式明确地规定下来,甚至被时人称为“门槛精”也毫不在意。
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林语堂有“版税大王”之称。
因为,他非常明白如果墨守“文人不言利”的古训,不计著作报酬,会使自己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
到美国后的林语堂,相信赛氏夫妇的诚意,感激他们对自己的帮助和提携,所以没有特别在意与赛珍珠之间的合同,但后来却发现自己在版税上吃了大亏――“本来在美国一般出版社拿10%的版税,而赛珍珠夫妇出版林语堂的书却拿50%,并且版权还不属于自己,而是仍属公司所有。
“这么算来,20多年来,林语堂着实吃亏不小。
所以林语堂才痛心地说”过了一二十年才发现朋友开书局也是为赚钱的。
”。
因此,林语堂委托律师向赛珍珠坚决地讨回了自己著作的版权。
这一方面表明,赛珍珠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隔膜,另一方面,也表明林语堂的版权意识非常强烈,一旦发现自己的版权利益受到侵害,他便立即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著作权利益。
知道林语堂通过律师要求拿回版权的事情之后,赛珍珠在吃惊之余,打电话向林语堂女儿林太乙追问原因,并说:
“你爸爸是不是疯了?
”从此,林赛两家不再来往。
最后,赛珍珠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买卖不成仁义在”精神的隔膜。
在中国人看来,朋友间出现问题在所难免,但解释清楚后,兄弟情义依然存在。
林语堂在向赛珍珠借钱碰壁之后,尽管受到很大刺激,但仍然用东方君子和西方绅士的气度为自己找到了心理平衡,并且把随后完成的《苏东坡传》和《唐人街》仍交给了赛珍珠夫妇的庄台公司出版,更是在1953年,把自己的小说三部曲《朱门》交由庄台出版。
最后,林语堂在去南洋大学任校长之前,特意打电报和赛珍珠告别,但赛珍珠没有给予回复,这让林语堂很失望。
此后,两人近20年的合作和友谊再没有复合。
赛珍珠出生仅三个月就被父母带到了中国,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不可谓不长。
可以想象得到,一个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浸透了那么多年的人,中国,会成为她记忆中永远的印迹。
但即便她在中国生活过多年,要对中国这样一种多样复杂的异质文化有深切的理解也是不容易的,由于其具体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家庭环境,使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精神还有着一定的隔膜。
相比较而言,确实是“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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