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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海兴风狂啸者的尘世回眸
上海上海兴风狂啸者的尘世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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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海兴风狂啸者的尘世回眸-历史论文
上海上海兴风狂啸者的尘世回眸
文|李响
1927年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老友纷纷前来探访叙旧。
4日中午,孙伏园、孙熙福兄弟叫上鲁迅三弟周建人和林语堂,与鲁迅许广平一起吃饭,下午6个人到照相馆,拍下一张著名的合影。
年纪轻轻的女学生坐在中间,一群文艺界老男人众星捧月。
这张6人合影后来被笑谈为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婚照,因为就是从抵达上海开始,他俩正式共同生活,步入无证书无婚礼但真爱满满的“婚姻”殿堂,这张照片是他们结合后第一次同框出镜,其他4人充当见证者。
孙伏园、周建人早就了解内情,最冤的是林语堂,稀里糊涂当了伴郎,竟然直到周海婴快出生才恍然大悟。
鲁迅老夫子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外还是一口咬定许女士是秘书。
其实,他们之间不同寻常的气场,大部分朋友心领神会。
1927年10月6日,鲁迅到上海第四天,郁达夫为他接风。
饭毕,侍者端上咖啡,许广平刚要喝,郁达夫回忆,“鲁迅用诫告亲属似地热情的口气”说:
“密斯许,你的胃不行,咖啡还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罢。
”只这一句话,完全没有任何背景资料的郁达夫就秒懂了,“第一次看出了他和许女士中间的爱情”。
郁达夫一生情多累美人,作品也最擅描写微妙心理,自然能敏锐捕捉恋人间的电光火石。
林语堂谦谦君子,一辈子没出过轨,鲁迅既说没有的事,他便不乱猜。
但迟钝如林语堂也越看越有意思,憋了很久实在忍不住向郁达夫八卦:
“鲁迅和许女士,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关系的”,郁达夫笑着不置可否。
真相大白时,林语堂直怪郁达夫:
“你这个人真坏!
”
“离租界一百多步之处”的且介亭
1927年4月,鲁迅将聘书退还中山大学委员会,对许广平说:
一同走吧,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天地之大,一个孤独的战士和他不敢对世俗曝光的恋人能去哪里。
百年前知识分子的选择,也无非是北上广。
北平有朱安,自然不能带着许广平回去,广州血的游戏又令他“吓得目瞪口呆”,“只能在上海的尘嚣中过下去了”。
鲁迅并不喜欢上海,颇有趣味的是,鲁迅对上海和北京的评价,似乎和今天流行看法并无二致。
“上海到处都是商人气,住得真不舒服。
”“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
”鲁迅心心念念文化旧都北平,视之为世外桃源,适宜文人生活,1932年回北平看望母亲时,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仍感叹:
“旧友对我,亦甚好,殊不似上海之专以利害为目的,故倘我们移居这里,比上海是可以较为有趣的。
”不过他又觉得,北平愈发寂静甚至落伍,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
正如陈丹青所说,鲁迅不是很看得起上海,“但上海慷慨地窝藏鲁迅”。
“在被鲁迅辛辣嘲笑的十年中,上海成全了鲁迅最后的岁月。
”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传奇时空,几乎可以代言民国文艺史,在这个远东第一大都市,各种思想文化在租界的掩护下兼收并蓄。
鲁迅去上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看中在租界能够相对自由的写作和保障人身安全。
作为文化名人,鲁迅一到上海,媒体就开始分析他的发展动向。
有报纸说鲁迅是来开书店的,鲁迅吐槽“上海人惯于用商人眼光看人”。
许多高校熟人向鲁迅伸出橄榄枝。
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到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几次被逼出走,鲁迅已经厌烦了高校的人事斗争和讲课限制,他常去上海各大学演讲,但不想再受聘教职。
离开广州之际,他就打定主意,今后以作家为职业。
在三弟周建人帮助下,鲁迅与许广平到闸北区横浜路景云里堂弄租房居住,先住23号,后改租18号,与17号的建人一家比邻。
闸北并不属于租界划定范围,但列强私自跨界筑路,已把闸北南部变成事实上的“半租界”。
有人攻击鲁迅住在景云里是因为离租界近,发生危险时逃跑方便。
1928年11月,鲁迅翻译《北欧文学的原理》后,在译者附记中落款“译者识于上海离租界一百多步之处”,故意反讽。
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且介亭,意思是半租界的亭子间,“且介”为“租界”二字各拆一半。
鲁迅在上海生活9年,几次搬家和避难的住所,包括他常去的内山书店和内山完造住宅,以及召开左联成立大会的中华艺术大学,都在闸北区南部的”半租界”(今属虹口区),以北四川路为中心,彼此相隔不过数百步。
怜子如何不丈夫
白色恐怖之下,鲁迅以为随时会再度迁移,未曾想过上海将是他终老之地。
除了床、书桌、饭桌等必备的家具,他们几乎没有置办任何家私,孩子这么重大的“家私”就更加没有想过。
海婴是他和许广平“偶失注意”避孕失败的产物。
海婴,即上海出生的婴儿。
1929年9月27日,计划外的小生命一来到世间,鲁迅就投入了一生最温存细腻的爱,他认为孩子既然生了,就要尽心养育,自嘲为这孩子“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
鲁迅对海婴的爱并不是嘴上说说笔下写写,他是身体力行的超级奶爸,同时代名人、哪怕是当代的年轻父亲,跟他一比多半相形见绌。
他自己给海婴洗澡,不让护士代劳,自信有学医的经验,绝不用没有烧开杀菌的水。
对于新手父母来说,给新生儿洗澡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差事,两人手忙脚乱,把孩子洗感冒了,鲁迅这才服气,说就让护士洗吧,我们洗病了,不是还要花更多的钱吗?
我多写两篇文章就好了。
海婴生来体弱,鲁迅又格外上心,稍有风吹草动便要就医,日记中有上百次带海婴就医的记录。
婴儿前半夜睡足了,到午夜往往要醒来,为了让许广平能充分休息,每天夜里12点,鲁迅准时放下笔,上楼接替女佣,陪孩子玩,玩困了他也有办法哄睡,弯着双臂成摇篮,抱着海婴在房中来回走着,唱着他自编的歌谣:
“小红,小象,小红象;小象,小红,小象红;小象,小红,小红象;小红,小象,小红红。
”熟知鲁迅与许广平恋爱史的读者一定知道“小白象”这个甜掉牙的昵称。
这个外号本是林语堂起的,他说鲁迅是头“令人担忧的白象”。
因为大象都是灰色的,白色的象“难能可贵”,又“特别”,特别就让人不放心。
许广平常在私信里称鲁迅“小白象”,小婴儿生下来通体红红的,鲁迅便把他叫作“小红象”。
如果民国时有微信朋友圈,鲁迅必定是“晒娃狂魔”。
但凡有客人来家,即使海婴在睡觉,鲁迅也要把他抱出来炫耀一番。
海婴出生20天就有照片,在同时代其他孩子中当属罕见,鲁迅并未入镜,只露出怀抱婴儿的手。
海婴6个月时,还不会站,却有一张穿着华丽绣花长袍的“站立”照片,腋下露出两只手,那是鲁迅蹲在后面双手高举着布娃娃似的小人儿。
拍摄这张照片时,鲁迅因参加自由大同盟,传言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正在内山完造家的假三层楼上避难。
每隔两三天,许广平带孩子来千爱里探望他一次,他还是思念得难受。
海婴六足月的这一天,“他是冒着侦缉者的嗅觉之下,走出来同海婴到照相馆去拍照”。
鲁迅在每张照片上认真地标注,更新着儿子一点一滴的成长:
海婴出生后二十日,海婴生一百日,海婴六个月,海婴与鲁迅:
一岁与五十……见惯鲁迅严肃脸的朋友们没想到鲁迅有娃之后变成这样,笑他溺爱小儿。
鲁迅作《答客诮》小诗回应: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前两句是人们很熟悉的,后两句读来更有萌萌的画面感。
小於菟指小虎崽,鲁迅一生论战,四面树敌,自比大老虎,即使兴风狂啸,也要深情回望自己的小虎崽呢。
孩子的诞生也使鲁迅不再闪躲,坦然公开他的婚恋生活。
不公开则已,一旦公开就要秀恩爱秀到底。
1932年10月,鲁迅将他和许广平相知相恋以来的书信结集为《两地书》出版。
鲁迅要海婴知道,他是父母爱情的结晶,不是传宗接代的作业。
从书中可以看到,鲁迅到任何地方都会密集地与许广平鸿雁传书,1929年回北平探望母亲24天,互相写了20封信。
月光如水照缁衣
鲁迅时常对许广平说,有了她和海婴的牵累,使他做事时候比较细心,时常有更多的顾虑。
可许广平并不觉得鲁迅在有了妻儿之后便肯收敛锋芒“稳当”生活,不过是遇到风声不好时,他更肯躲起来一下罢了,使家人不致太担心。
鲁迅外出没有按时回来,许广平在家中坐立不安,脑中画面总是鲁迅一个人浴血躺在地上,而她安坐在家里,让血沸腾着。
听到钥匙触到门锁的响声,她赶紧开电灯,“一面喜悦的埋怨声,一面抱歉的在说明。
像闪电的瞬间,遇到了,在互相拥抱的欢慰的眼光中”。
为确保安全,老是躲在内山家也不是办法。
1930年5月,鲁迅带着妻儿搬进拉摩斯公寓三楼四室。
当时这里只有外国人才能租,特务不敢造次,内山完造正是看中这一点,才以自己名义帮鲁迅租下。
1931年1月,因内部斗争和叛徒出卖,柔石等左联五作家被捕。
柔石是鲁迅来到上海后交往最密切的青年作家,鲁迅对他的写作和人品非常欣赏。
柔石被捕时,口袋里还装着刚找鲁迅要来的版税合同,社会上盛传鲁迅也将被捕。
1月20日晚,鲁迅自述“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
2月7日,柔石被害,鲁迅过了很多天才得知真相。
他满腔悲愤,“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两年后他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
”
鲁迅擅长嘲讽别人,更擅于自嘲。
写下上面这句充满自嘲意味的话时,他心中想必在滴血,不知背诵这段课文的少年学生能体会到多少。
前年今日避在客栈,指的是花园庄旅馆;去年今日在炮声中逃往英租界,指的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迁往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躲避战火。
1932年1月28日晚,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北四川路西侧向十九路军发起攻击,蔡廷锴、蒋光鼐率军抵抗,史称一·二八事变。
事变爆发地点与拉摩斯公寓近在咫尺,公寓正对面就是“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日军在沪大本营,这座远看如军舰造型的大楼,今天仍在四川北路原址,成为日本侵华之见证。
28日当晚,鲁迅正在公寓窗台前的书桌写作,突然电灯全熄,对面的日军司令部大院里涌出许多机车队,紧接着枪声由疏而密,鲁迅和家人跑到晒台上,看到空中红光穿梭。
再下楼来发现鲁迅书桌旁竟躺着一颗子弹,如果鲁迅当时没有离开,后果不堪设想。
29日一天炮火不断,30日大队日军进入拉摩斯公寓搜查,很快内山书店店员送来消息,说夜里公寓中有人向日本司令部放枪,整座公寓只有鲁迅一家中国人,嫌疑无法免除,还是赶快搬到书店去暂住为好。
于是当天下午,鲁迅一家和周建人一家共十口人挤进内山书店的一间楼面上,大人小孩同被而眠。
2月1日至5日,坚持每天写日记的鲁迅“失记”了,后来有人竟以此为理由质疑他对一·二八事变的态度。
鲁迅对帝国主义尤其是侵华日军之鲜明痛恨,在他诸多作品和日常处事中都有体现,不必列举。
至于“失记”,是因为这5天的经历令他无语。
内山书店的店员们既为他们一家提供了避难所,也加入了在乡军人团,为日本军人烧饭。
许广平回忆录中道出当时的心情:
“随时有巷战可能的、紧张的、默默无言的,然而又互相领会其情的,却又不便深问的情绪杂然纠缠在一起的难以名状的味道,却真是不好过极了。
”闸北炮火持续不断,2月6日,内山完造将鲁迅一行人转移到书店在英租界的分店,依然是十人一室席地而卧。
3月19日,一家大小返回公寓。
不用住在“日军据点”避难,鲁迅的矛盾情绪也有所释怀,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书物虽一无取携,而大小幸无恙,可以告慰也。
”
“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
大概是几度避难折腾,海婴的身体更不如前,不是腹泻就是哮喘。
鲁迅认为拉摩斯公寓朝北,阴冷潮湿,所以小孩爱生病。
从1932年9月鲁迅开始四处看房,最后看中了虹口公园东南部山阴路上的大陆新村。
这是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投资兴建的三层新式里弄房屋,红砖红瓦,共六排,1932年刚刚建好。
房屋建材多是欧美进口,室内煤气、浴缸等设备也很先进,重要的是房屋朝南,有6平方米的前院,光线极佳。
鲁迅在1933年3月21日的日记中写下:
“决定居于大陆新村,付房钱四十五两,付煤气押柜泉二十,付水道押柜泉四十。
”“两”是海关税银折算单位,45两相当于63元,也是不小的数目,在北平一半价钱就可以租四合院。
委托内山书店职员代办租赁手续后,鲁迅一家于1933年4月11日迁入。
起初,鲁迅很满意这套房子,多次在写给友人和母亲的信中提到乔迁新居,光线空气都比旧寓好。
“搬家之后,海婴很健康,但更顽皮,在家时常有暴动之虑,真难办。
”
从搬进大陆新村到鲁迅逝世,海婴从三岁半长到七岁。
孩子幼时,鲁迅悉心担负养育看护的责任;孩子大些,鲁迅又是贴心的朋友。
童年时父亲的威权式教育给鲁迅留下心理阴影,其实同时代所有人大抵如此,只不过自己做了父亲之后还要重复威权,但鲁迅早就决心改变这一套逻辑。
他在1919年就写了《我们怎样做父亲》,声明对孩子的爱“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另外两个关键词是“指导”和“解放”。
海婴当面说:
“我做起爸爸,还要好!
”“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鲁迅哈哈大笑把这造反的话写信讲给朋友。
一楼的会客厅中有一台留声机,鲁迅原本不喜欢留声机这类嘈杂的洋玩意儿,因海婴看到日本邻居家有,闹着要,鲁迅专门买给他,先买来的没有邻居家的大,又和商店换了两次,直到海婴点头为止。
留声机对面的玻璃柜里摆满了海婴的玩具。
从前鲁迅除了书店不逛任何商店,有了海婴之后,去稍远的地方,他一定要到大公司的玩具摊上认真挑选。
所以每次他出门久了再回来,海婴都要夺过包裹检查一下。
有他的礼物便欢跃而去,要是鲁迅只买了自己的书,海婴就要失望了,鲁迅会诚恳道歉,答应下次一定买。
在北京生活时,鲁迅几乎没什么娱乐,到了上海这样的花花世界,娱乐形式应接不暇,鲁迅起初是不买账的,尤其不解为什么所有人都赶场看电影,晚饭后想约人见面都难,他觉得电影是小姐才去看的。
但妻儿都爱看电影,朋友们也三番五次劝他同去放松身心,久而久之,他也成为电影院的常客了。
依鲁迅的脾气,不去则已,既然花时间去了,就要高高兴兴,绝不贪图省钱坐到看不清楚的角落里,更不要浪费精力争抢便宜票,所以每次都花最高价买最好的位置,路远就叫出租汽车。
如有卡通片和儿童片,鲁迅必带海婴去看,他不只是应付小孩子,因为始终保有天真的童心,自己看完儿童片也很高兴。
有一次他特意带海婴去看残酷的战争片,因为“海婴男士”不肯读书总爱模仿士兵,鲁迅自以为可吓他一下,多少会安静下来,不料看完海婴闹得更起劲,鲁迅直跟朋友抱怨希特勒有那么多党徒不足怪矣。
二楼是客房和鲁迅的卧室兼书房。
书桌照例摆在窗前以获取最佳的采光,旁边是鲁迅晚年最常用的藤躺椅。
书桌书架整齐如药房。
他常对许广平说,东西的位置是不能变的,譬如医药瓶子,换了地方药剂师会有配错药的危险。
东西乱了,会严重影响他的写作效率。
书被弄脏了,他更要抓狂。
连许广平都不能随便借他的书看,唯独海婴有特赦权可乱翻乱看。
海婴专门喜欢在爸爸工作时出其不意捣乱,抢笔抢书,即使最忙的时候,鲁迅也会停下笔敷衍几句,不会断然赶走。
如今流行“陪伴是最好的教育”“尊重孩子”这样的格言,鲁迅在当时就有此觉悟。
他每天抽出固定的时间陪海婴玩,父子俩并排挤在躺椅上,或是海婴骑在爸爸身上,边吃零食边聊天。
书桌旁一张简单的铁架大床,上面挂着许广平绣制的白色床幔。
鲁迅的床本来是更加高档宽阔的,有着西式的雕花木床头,据许广平说,那张床是上一户租客留下的。
保姆许妈带着海婴睡觉,为了让他们睡得更舒适,鲁迅把大床搬进了三楼海婴的卧室。
三楼卧室是整栋房子最好的房间,墙上挂着日本画家为刚出生的海婴画的睡姿肖像,还有鲁迅为他挑选的充满童趣的油画作品。
那张雕花大床上还摆着当年的小枕头,上面绣着海婴的名字。
“我陪你抽一支烟好吗?
”
如果先参观过鲁迅在北京阜成门内的故居,再来大陆新村,简直看不出这是同一个人的家。
大陆新村公寓的第一个角落,都能让人感到这是一个幸福、温馨、有生活情调的家庭,处处点缀着工艺品,油画,版画,家人的照片,孩子的玩具,父亲的烟嘴和躺椅,女主人手工缝制的布艺家居,主人离开那么久,室中甚至还能感受到暖意在流动。
北京故居中,鲁迅的书房兼卧室在三间北房背后突出的部分,俗称老虎尾巴,是四合院中很差的房间。
向内张望,俨然是进京赶考的考生号舍,饭桌、面盆架、衣架衣箱、书桌、简陋的木板床,都挤在一间小屋里。
北京故居的家具陈设是后来拼凑的,与原貌定有差距,但在时人的回忆和描述中,确实是这副苦行僧性冷淡画风。
众所周知,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有名无实。
鲁迅不仅不与她同房,连生活起居也尽量自理,以便最大限度与朱安减少接触。
这对朱安固然是残酷的冷暴力,对鲁迅也是一种刻意的自苦,20多年中,他的生活质量经常连单身朋友还不如。
夜里很少脱衣服睡觉,写累了就地歪倒,醒了点支烟继续,烟灰烟头随手扔,一天下来满地狼藉。
他在卧房中放一只柳条箱,日常穿的内外衣物都在里面,需要洗的就分开码成一堆,默默等人取走。
到上海之后,衣服都被许广平细心收纳,洗好发给他穿,鲁迅还向朋友傲娇地抱怨,现在换件衣服也不晓得向什么地方拿了。
烟灰缸、象牙烟嘴配备齐全,再不会满地烟灰,也不会贪着多吸一口烧到手。
很多鲁迅研究者注意到,鲁迅在上海时期的照片看上去比北京时期气色要好,表情愉悦,头发不再那么长,衣服也很少补丁,人整体精神了许多。
可以想见,这是美满家庭的滋润和许广平悉心照顾的缘故。
鲁迅自己也肯抽出时间做清洁,为的是体谅和他一同生活的伴侣的感受。
写作需要彻底的清净孤独的环境。
“写小说是不能够休息的,过了一夜,那个创造的人脾气也许会两样,写出来就和预料的不一样,甚至会相反的了。
”所以鲁迅几乎从不能与许广平共同作息,他“每每赎罪似地”在许广平睡前陪几分钟。
许广平回忆:
“临到我要睡下了,他总是说:
‘我陪你抽一支烟好吗?
’‘好的。
’那么他会躺在旁边,很从容地谈些国家大事或友朋往来,或小孩子与家务,或文坛情形,谈得起劲,他就要求说:
‘我再抽一支烟好吗?
’同意了他会谈得更高兴,但不争气的多是我,没有振作精神领受他的谈话,有时当作是催眠歌般不到一支烟完了,立刻睡熟了。
他这时会轻轻地走开,自己去做他急待动笔的译作。
”
海婴也喜欢缠着爸爸。
睡前必赖在父母床上听故事,鲁迅给他讲狗熊如何生活,萝卜如何长大。
夏天海婴生痱子,鲁迅买来大瓶的药水,用海绵蘸药水,轻轻涂在海婴的前胸和后背,每擦一片,许广平就用扇子扇干,海婴就这样躺在父母中间,不知不觉消磨一个晚上,天黑透了才回到三楼睡觉。
哄得妻儿都睡了,鲁迅的一天真正开始,点上一盏孤灯,开始彻夜的写作。
第二天起床多在中午11点,午饭没胃口吃,一直工作到晚饭。
每天只有这一顿正餐,许广平费尽心思搭配菜肴,可鲁迅偏食,不爱吃蔬菜,也不爱吃鱼,嫌挑刺浪费时间,爱吃火腿和糖果点心,吃饭总要饮酒,写作必喝浓茶,一天抽烟50多根。
这样的饮食习惯显然不利健康。
后半生,许广平总是自责对鲁迅照顾不好,如此呕心沥血地创作却没有摄入足够营养,岂能不油尽灯枯。
其实,鲁迅的早逝与日本医生须藤的误诊和治疗措施不当有很大关系,许广平已拼尽了她的本分。
“我再吃几个吗?
”
虽有贤妻爱子伴身边,鲁迅的晚年依然是孤独痛苦的。
上海有租界之便,仍不能逃脱愈发严苛的文化审查。
1933年底写给山本初枝的信中说:
“我的全部作品,不论新旧,全在禁止之列。
当局的仁政,似乎要饿死我了事。
”鲁迅不得不频繁变换笔名钻空子,他一生使用笔名140多个,1932至1936年间占了80多个。
敌人的镇压使鲁迅越战越勇,最令他难受的还是各路文人甚至朋友对他的攻击。
上海知识分子的内战,远较北京、厦门、广州时代更烈。
受了误解、攻击,或是社会上发生令他痛心的事,鲁迅并不一定向许广平敞怀倾诉,更多时候是沉默不语,茶烟也不吃,像大病一样,一切不闻不应,让许广平痛苦万状,不知道去和他吵架还是向他讨饶,就算自己大哭发泄一场也有伤自尊,只能沉默对沉默。
更有甚时,鲁迅半夜喝闷酒,跑到空地去躺下,像受伤了的羊,跑到草地去舔干自己的伤口,不要人管。
有一天晚饭之后,鲁迅又一个人睡到黑黑的凉台地上,许广平一筹莫展之际,三四岁的海婴发现了爸爸,觉得躺地上好玩,也一声不响并排睡下,鲁迅看到孩子稚气的举动,气也消了,哼一声“小狗屁”就爬起来了。
这样的家庭冷战至多不过一天半天,鲁迅过后也会后悔,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
许广平答“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
鲁迅马上会说:
“这我知道。
”
晚年他的朋友也不多,新文化运动的战友各走各路,林语堂等旧友因见解不同和平分手,柔石、瞿秋白惨死,与左联决裂受到小将们的围攻……在上海的最后几年,他身边只有冯雪峰、胡风、萧军、萧红等少数青年朋友。
1934年11月,二萧从青岛到上海,投奔曾经回信给他们指导的鲁迅。
鲁迅对他俩的写作和生活都给予很大帮助,两个实心眼的年轻人索性搬家到北四川路,离大陆新村很近,大约每月去鲁迅家十几次。
后来由于萧军出轨和家暴,萧红极为痛苦,每天上班一样来大陆新村报道,一待一整天。
她是来取暖的,只有这个家庭,这个洒满阳光的房子,能给她慰藉。
萧红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鲁迅生命最后阶段的诸多细节。
鲁迅爱吃北方饭,尤其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和硬的东西,就是米饭也要吃硬的,到后来生病的时候还是如此,医生嘱咐多喝牛奶鸡汤,他最不爱喝。
萧红擅做东北面食,在法租界买来外国酸菜和牛肉馅,包了饺子,鲁迅很爱吃。
后来又做韭菜盒子和荷叶饼,病弱的鲁迅感到很解馋,但胃不好不敢多吃,他举着筷子向许广平请示:
“我再吃几个吗?
”
“鲁迅先生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
鲁迅先生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
”1936年春季之后,鲁迅肺病加重,发病的时候在硬椅子上坐着困难,大部分时候在藤躺椅上阅读;陪客人吃饭,等菜的时间他就会体力不支,菜刚上来就到躺椅上闭目休息;后来,他吃饭不再下楼,由许广平在躺椅前放一张小方凳,摆上几小碟精挑细选的菜。
在最后的日子,鲁迅不仅没有按医嘱多休息,反比以前更忙,为的是趁活着把事做完。
1936年9月5日,他写了一篇散文《死》,其中包含他著名的遗嘱,有一条是:
“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只有了解他对海婴从小到大的种种抚养细节,才能体会这句话之真心实意,鲁迅大概是极少数能摆脱望子成龙情结的名人,他一直在去除父爱中的私欲和虚荣。
1936年10月19日这一天终于来了。
凌晨,鲁迅劝守候在身边的许广平睡觉,为使他满意,许广平就斜靠在铁架床的床脚上,好几次,鲁迅抬起头来看她。
鲁迅身上冒着冷汗,许广平不停给他的手揩汗,他反复紧握着许广平的手。
许广平怕刺激他难过,装作不知道,轻轻放松他的手,给他盖好棉被。
后来回想,那是死神凯歌奏响了,她后悔没有紧握他的手,紧紧拥抱住他。
19日清晨,鲁迅停止呼吸。
海婴起床醒来,看见爸爸就像平时经过彻夜的写作刚入睡时那样躺在床上。
过一会儿,来了一位日本塑像家,叫奥田杏花,走近鲁迅的床头,伏身打开一个箱子,从瓶子里挖出黄色黏厚的凡士林油膏,涂在鲁迅面颊上,再用调好的白色石膏糊,用手指和刮刀一层层地搽匀,半个钟头后托着面具边缘慢慢向上提起。
海婴看到面具里黏脱了十几根爸爸的眉毛和胡子,心里一阵异样的揪疼,想冲上去责问,但妈妈拥着他没说话,他也没敢动。
现在,这面具珍藏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中,上面的眉毛和胡子,是鲁迅身上留在这世间唯一的原物。
鲁迅遗嘱”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但他的葬礼恐怕是民国史上规模最大之一,甚至办成了一场大型游行示威,各派人士借着鲁迅的死说着自己的话。
万国公墓熙熙攘攘,未解世事的海婴,“仍是若无其事地在人前穿了小小的丧服在那里快快乐乐地跑”,郁达夫见状“心真有点儿绞得难耐”。
还有人措辞更狠,说看见海婴被人抱着不知悲哀地吃饼干,似乎是一个智力低下的小白痴。
在外人想象中,鲁迅的儿子就应该跟他一样深沉严肃,不管他是不是只有7岁。
鲁迅最恨少年老成,必不愿看到装腔作势的哭泣,对于生死,他们父子之间早有一番“严肃”的讨论——那是鲁迅生病的前一年,晚饭后一家人照例躺在床上聊天,海婴发问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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