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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亨廷顿的现代化理论B组
萨缪尔·亨廷顿的现代化理论(B组)
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1927-8-18~2008-12-24)美国政治学家。
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后在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获硕士与博士学位。
历任哈佛大学政府学讲座教授、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政府学系主任,曾参与创办《外交政策》杂志,担任过美国国防部等部门的顾问,1977~1978年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小组的负责人。
1987年因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的贡献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
亨廷顿1927年4月18日生于纽约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他的父亲理查德·托马斯·亨廷顿是一名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德罗西·桑伯伦·菲利普斯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其外祖父是当时美国颇有名气的“扒粪刊物”(专门揭发政界、商界丑闻内幕的杂志)《麦克卢尔》的合作编辑。
16岁从彼得·斯图文森特(Peter·Stuvesant)高中考入耶鲁大学,专业是国际关系。
两年半后,因被评为“成绩特优”的学生而提前毕业。
他在美国军队服过短期兵役。
他于1947年到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攻读研究生课程,专修美国政治史。
他积极投身于芝加哥大学的校园政治。
直到1948年秋,他转入哈佛才重新把兴趣转向学术研究。
在哈佛大学,亨廷顿勤奋地工作。
他在四个月里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委托代理主义:
行政政治之研究》。
1950年6月,亨廷顿在哈佛大学获得教职,成为政府管理系的教师,这一时期,亨廷顿的主要兴趣还是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
1950年9月,他在《美国政治学评论》(APSR)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美国政党竞争的学术论文《美国政党理论的修正》,这使刚刚23岁的亨廷顿开始在美国政治学界崭露头角。
整个四十年代,亨廷顿都是一位活跃的民主党党员。
自由主义思想在当时占统治地位,也说明亨廷顿此时也是自由主义的信徒。
麦卡锡年代的紧张局势,以及当时赫赫有名的已故天主教哲学家尼布尔的保守政治哲学思想对亨廷顿产生了深刻影响。
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变化,开始对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采取较为保守的态度,他从自由主义者转变为保守主义者,但与正统的保守主义又有所不同。
通过潜心的研究和思索,他对美国建国之父的思想,特别是麦迪逊和汉密尔顿有了新的看法,从他们的著作中发现了新的价值。
1957年,他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一文中表现了这方面的政治哲学洞察力:
他摒弃“教条的”(doctrinal)保守主义,喜欢“境遇的”(situational)保守主义。
他在往日的自由主义与新发现的保守主义之间看到了某种贯通之处。
美国社会和国际舞台上的重大事件深刻地影响着亨廷顿对研究课题的选择。
苏美竞争、朝鲜战争、以及杜鲁门免去麦克阿瑟职务前后的风波把亨廷顿吸引到军人统治和文官与军队关系的问题上来。
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
亨廷顿以此为由头写作出版了处女作——《士兵与国家:
军民关系的理论与政治》此书自1957年出版便一石激起千层浪,至今仍被视为最有影响力的关于美国国内军事关系的著作。
在这本书的第一篇书评当中,批评家就指责这本书有军事主义色彩,让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的口号。
仅仅一年后,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拒绝了亨廷顿的续聘申请,理由是《士兵与国家》一书反映了作者崇尚普鲁士式军国主义的倾向。
1958年,亨廷顿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副所长的职务。
布热津斯基也从哈佛来到哥伦比亚大学。
《政治权力:
美国与苏联》(1964)这是他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的第一本大部头著作,该书还反驳了当时十分流行的主张社会主义社会将与资本主义社会合流的趋同理论。
1962年,哈佛承认其以前的过失,重新邀请亨廷顿和布热津斯基返回哈佛任职。
1963年,亨廷顿返回哈佛,这标志着他在学术兴趣方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与当时其他许多政治学家们一样,他也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与其他政治学家不同的是,他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并不乐观,充满了暴力、腐化等政治衰朽的景象。
发表战后比较政治学中最有影响的一篇论文——《政治发展与政治衰朽》
1968他凭《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OrderinChangingSocieties)而享有盛誉。
该书的中心思想可以用作者言简意赅的话语来表达:
“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
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
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亨廷顿,1989,7)。
在此后的十年中,他继续潜心从事比较政治和政治发展的研究。
他与人合作撰写的《难以选择: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1970)揭示了政治发展与大众政治参与之间的内在联系。
亨廷顿于1991年出版了《第三波:
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一书,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原因、过程和前景作出了解释和预测。
探讨了在他看来是20世纪后期的一项重要的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全球性的政治发展的状况,即发生在1974——1990年期间的全球民主化浪潮。
他于1993年发表文章,讲述后冷战时期的暴力冲突。
亨廷顿之后将有关理论,辑录成影响深远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9·11”事件后他又撰写出版了《我们是谁?
》(Whoarewe?
),针对美国的移民问题大发议论,同样引起一片争议。
1996年,亨廷顿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文明冲突论”。
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除上述著作外,亨廷顿的主要著作还有《难以抉择》、《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国政治》、《现代社会中的权威政治》、《民主的危机》等。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代表了亨廷顿著作和文章的宿命:
甫一问世便饱受争议,与各种奖项无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才会被广泛但又是勉强地接受。
亨廷顿运用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过程,从而奠定了他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础。
他认为:
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异,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
政治发展是“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这种后果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它既可能有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也可能导致政治的衰败。
政治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政治的制度化。
强有力的政党制度的形成是提高制度化水平的核心,只有大力提高政治制度化的程度,才可能缓解现代化中国家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大众政治参与压力,从而确保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最终实现社会的现代化。
一个政治体系的组织与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是界定其制度化程度的4个主要变量。
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强调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
他认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权威的确立先于对权威的限制”。
这实际上赋予政治稳定同政治民主同等的价值地位。
亨廷顿的理论对政治发展演进路线的阐述,对政治参与影响政治发展的分析,对政党发展与政治制度化之间关系的探究,有助于人们认识现代化中国家的政治现象,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但他忽视了官僚制度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也忽视了这些国家过去的殖民地历史留下的深刻影响。
著作有《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现代社会中的专制政治》、《民主的危机》等。
亨廷顿因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文明冲突”观点而闻名。
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
他生前的好友、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亨利·罗索夫斯基说,他显然是过去50年中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
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亨廷顿
在政治思想上,亨廷顿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异类:
他的心是属于自由主义的,而他的头脑则属于保守主义。
这位被人称为“美国右翼政治思想家”的人物其实是民主党的终身党员。
亨廷顿在1957年发表的文章《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中解释了何为自由主义、何为保守主义。
他写道,自由主义是一种宣扬个人主义、自由市场、法治的意识形态,而古典保守主义则并没有一种明确的主张,它是一种维护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
真正的保守主义在于维护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不应到国外四处讨伐或在国内引起激变。
“美国的政治智慧不是从我们的观念,而是从我们的制度中体现出来的。
最需要的不是创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护那些已经存在的制度。
”这一思想在他的处女作《士兵与国家》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弗朗西斯•福山:
纪念亨廷顿(1927-2008)吴万伟译
亨廷顿请我为他在2006年出版的平装本新版本写序言。
这是我非常愿意接受的荣誉。
下面简要引用我在序言中写过的话:
“为了理解[《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思想意义,有必要把它放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处于主导地位的思想的背景下。
这是“现代化理论”的最高潮,也许是美国雄心勃勃要创造人类社会发展总体实证理论的尝试。
现代化理论根源于19世纪末期欧洲社会理论家如亨利•梅因(HenryMaine)、涂尔干(ÉmileDurkheim)、马克思、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Tönnies)、马克斯•韦伯(MaxWeber)等人的著作。
这些作家的著作建立了一系列概念(比如,身份/契约、机械结盟/有机结盟、礼俗社会/法理社会、魅力权威/理性官僚权威等)企图描述人类社会在从农业生产到工业生产转变中发生的社会规范和关系的变化。
他们主要根据早期现代化国家如英国和美国的经验,企图总结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无论从字面意义还是比喻意义上,欧洲社会理论都被两次世界大战毁灭了。
这些理论观点流传到美国,被二战后在哈佛比较政治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的比较政治委员会等地方工作的一代美国学者所接受。
韦伯的学生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领导下的哈佛比较政治系希望那创建一个结合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
“现代化理论把强烈规范性的价值放在现代性上,在他们看来,现代性的好处是结合在一起的。
经济发展、像都市化和亲属体解体等社会关系的变化、更高程度范围更广泛的教育、走向诸如“成就”和理性等价值的规范性转变、世俗化、民主政治机构的发展等都被看作相互依靠的整体。
经济发展将推动更好的教育,教育程度提高导致价值观的变化,价值观的变化又推动现代政治发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正面挑战这些假设。
首先,亨廷顿认为政治堕落至少和政治发展有同样大的可能性,新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就是社会和政治越来越混乱。
第二,他认为现代化的好处常常运行在交叉的目的上,尤其是当社会动员程度超越政治机构的发展后,人们会非常沮丧,因为社会各界人士根本不能参加政治体制。
这导致一个他贴上“普力夺主义”(执政官制)(praetorianism)标签的条件。
这是造成叛乱、军事政变、软弱和组织不良的政府的主要原因。
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没有边界的同一个现代化过程的不同方面。
后者有自己独特的逻辑,因为像政党或者法制体系等机构是以更复杂的形式创立和演化的。
“亨廷顿从这些观察中得出针对现实的隐含意义,也就是,政治秩序本身是好东西,但不能从现代化过程中自动产生。
实际上正相反:
没有政治秩序,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都不能成功进行下去。
现代化的不同成分需要被排序。
在政治参与度上的过早扩大比如初期选举可能动摇脆弱的政治体制。
这确立了发展战略的基础,后来被称为“专制过渡”,即现代化的独裁提供政治秩序、法治、和成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条件。
一旦所有这些积木到位,现代性的其他方面比如民主和和公民参与就可以添加上去。
(亨廷顿的学生法瑞•扎卡里亚(FareedZakaria)在2003年写了一本书《自由的未来》,标志着这个论证的更新的变体。
)
“亨廷顿著作的意义必须被放在本书出版时美国外交政策上发生的变化这个背景下看待。
1968年标志着越南战争的高水位标记,当部队力量增加到五十万人,而越南春节攻势破坏了美国民众的信心。
许多现代化理论希望他们的学术著作能对美国政策有宝贵的价值,沃尔特•罗斯托的书《经济增长的阶段》是新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指南,因为它试图缓冲像南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抗拒共产主义的吸引力。
但是到了1960年代末期,美国人没有多少可以称道的成功故事。
北越和南越建造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式国家的竞争最终以后者的失败而结束。
“亨廷顿认为存在将专制独裁现代化的另外一种前进道路,这个观点在1960年代后期高度两极化的美国背景下遭到很多人的辱骂。
不过,正是韩国的朴正熙(ParkChung-Hee)、台湾的蒋介石、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等领导人创造了所谓“亚洲奇迹”,即使越南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可以大胆地说《政治秩序》最终颠覆了现代化理论。
它是钳子攻击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尖是批评左派的观点,认为现代化理论家神圣化种族中心主义的欧洲和北美的社会发展模式作为人类遵循的普遍道路。
美国社会科学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了涵盖一切的理论,开始后来陷入当今方法论巴尔干化的衰落过程。
”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亨廷顿的早期著作之一,确立了他作为政治学家的地位,但决不是他对于比较政治学的最后一个重大贡献。
他关于民主转型的著作也成为冷战结束时期被广泛引用的参考文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系列文章开始于1984年在《政治科学季刊》上的一篇文章“更多的国家将成为民主国家吗?
”。
亨廷顿在调查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民主转型的情形后,指出如果考虑到不祥的结构和国际条件的话,世界将不大可能在最近的将来看到更多从独裁转向民主的国家。
当然,这是在柏林墙倒塌前仅仅五年的时候写的。
在共产主义模式垮台后他很快改变思路,写了《第三波》,这本书给予这个时期一个名称。
但是,《第三波》对于民主的立场和该领域的许多文章不同,这些文章要么集中在机构上(比如在施米特、奥唐耐尔、怀特海等系列),要么集中在民主稳定性的结构条件(这个是从李普塞特(Lipset)经过普沃斯基(Przeworksi)传下来的传统)。
亨廷顿注意到第三波转变的大部分已经出现在文化上的基督教国家,在20世纪末期的民主化模式有明显的宗教背景。
尤其是天主教世界在追赶新教徒的第一波转变者,正如天主教社会在资本主义革命中也落后一样。
但第三波不是最终将要包括所有社会的更广泛文化现代化过程,而是一个扎根于继承了西方基督教文化价值的社会。
虽然可能当时不明显,但《第三波》的论证预兆了后来在《文明的冲突》和《我们是谁?
》以及他和拉里•哈里森(LarryHarrison)编辑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中更加详细论述的许多主题。
亨廷顿坚信文化价值的持久性,以及宗教作为影响国家政治发展和国际关系的最重要因素的地位是对现代化理论更深刻的驳斥,而不是对《政治秩序》中提出的著名理论的驳斥。
全球化只是表面的力量,创造了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性“达沃斯人”的稀薄外表,不可能最终保证和平或者繁荣。
美国并不代表普遍性民主运动的先锋,相反,不过是根源于‘盎格鲁新教徒’社会的成功道路。
他在去世前的最后一次学术努力集中在宗教对于世界政治的影响上。
尽管如此,亨廷顿的论证往往影响大,学术功底深厚、说服力强。
即使你不赞同他的观点,你也不可能不用最大的严肃性看待他的论点。
亨廷顿的著作提供了后来所有讨论所使用的词汇和结构,涉及的话题包括美国政治、国防政策、民主转型、美国身份认同等。
除了众多著作外,亨廷顿还是个伟大的老师,培养了整整一代学生,他们实际上重新改造了政治科学的所有附属领域。
从他最早期的著作到最后一本著作都引起激烈的批评,但这恰恰是具有独特思想和重要观点的学者的标志。
可以大胆地说的是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不大可能再见到像他这样杰出的人物了。
亨廷顿基本分为两期:
第一期是“传统现代化理论”时期(20世纪50——60年代),第二期是“修正现代化理论”时期(60年代后期开始)。
亨廷顿认为,现代化理论产生于特定的时间和社会,因而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如过分乐观,极少讨论甚至不讨论现代社会的未来,沉湎于西方过去的辉煌之中无以自拔,认为西方已经先进到了“终极”状态,西方的过去就是世界的未来;对非西方社会的传统没有深入的认识,等等。
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
它是始于18世纪的科学知识和工程知识惊人扩张的产物。
这一扩张使得人类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控制和营造他们的环境。
[1]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态度、价值、知识和文化极大地不同于传统社会。
亨廷顿认为,西方社会的独特核心特征包括:
(1)古典遗产;
(2)天主教和新教;(3)欧洲语言;(4)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5)法治;(6)社会多元主义;(7)代议机构;(8)个人主义,等等。
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却是西方独有的,是它们赋予了西方独特性。
亨廷顿认为,“非西方社会可以通过西方化而现代化,仍然没有得到证实”。
非西方社会为了现代化必须西方化,并没有作为一个普遍的命题而成立。
然而,亨廷顿也存在一个疑问:
是否存在一些非西方社会,其中本土文化为现代化所造成的障碍如此之大,以致于如果要实现现代化,该文化必须实质上为西方文化所取代。
亨廷顿认为,从理论上讲,就终极文化而言而不是就工具文化(可以分离并独立于终极文化)而言可能更是如此。
但在实践上似乎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
他强调:
“东亚经济的发展一直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
他强调华人(儒家文明)的文化认同感,重视儒家经济圈,以及儒家文化在亚洲复兴中作用。
亨廷顿指出,亚洲的经济发展和亚洲社会日益增长的自信,至少从三方面扰乱了国际政治。
首先,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国家能够增强其军事能力,使冷战中被抑制的问题和矛盾显现出来了,给这些国家未来的关系带来不稳定性。
第二,经济发展加深了亚洲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的强度,并增强了亚洲取得胜利的能力。
第三,中国这个亚洲最大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持续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止中国的影响。
[
亨廷顿提出了现代化或发展的五项目标(衡量现代化成就或现代化程度的最基本指标):
增长(或富裕);平等;稳定;民主;自主。
[41]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容(和谐)的、还是冲突的?
有没有调和的可能?
以何种方式才能实现调和?
实现发展的目标有没有先后之分?
历史地考察现代化进程,亨廷顿发问:
为什么韩国和中国台湾能够同时在增长(或富裕)、平等和稳定方面取得成就,而其他国家却很少能够做到?
为什么日本不仅能够实现民主和国家自主?
为什么巴西起先在增长、然后在民主化方面进展良好,但在平等、稳定与自主方面却没有那样好的情况?
为什么从大体上看来,南美国家似乎在民主制度与独裁制度之间摇摆不定?
斯里兰卡是怎样做到长期调和平等与民主的?
为什么那么多的非洲国家在趋向任何目标的进程上都很少有成效?
为什么印度建立了稳定的民主制度而任何伊斯兰教国家都办不到?
亨廷顿认为,要解释这些现象,人们必须回到各个国家特有的国情上,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居民素质,当然还有历史经验。
然而,亨廷顿强调,“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亨廷顿反对把文化仅仅看作某种意义上的“剩余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
”
参考文章:
1、尚前宏:
《传统与非传统:
十年国际关系的两种解读——兼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4期。
2、何世杰: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解读》,《学术论坛·理论月刊》2008年第7期。
3、沃尔特,潘忠岐译:
《虚构新的妖怪——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文明问题》。
4、孟军:
《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及其当代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3期。
5、刘启云:
《亨廷顿的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理论评析》,《理论视野》,2008年11期。
6、塞缪尔·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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