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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模式下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循环经济模式下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摘要:
应该从宏观层面上把循环经济上升到节约经济、持久经济、相伴经济意义上的生态经济的高度和深度上来认识。
要达到经济的持久稳定发展,就必须构建循环经济模式下的新型产业结构。
构建循环经济模式下的新型产业结构,应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个方面人手,注重并充分发挥理论与政策的导向作用。
关键词:
循环经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
中图分类号:
F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2674(2008)11-0037-04
一、从宏观层面上正确认识循环经济
人类社会要健康持续发展,就必须节约资源,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阻止资源耗竭期限的到来,进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伴、共生共荣的持久稳定状态。
一方面,在思维理念上,应当把循环经济上升到节约经济、持久经济、相伴经济意义上的生态经济的高度和深度上来认识。
否则,人类便无法摆脱资源逐渐耗竭的困境,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资源瓶颈的极大制约;另一方面,在操作模式上,要避免过去的高增长、高消耗、高消费、过度开采、过度使用、过度废弃的“短视”经济,把人和自然纳入到统一的大系统之中,科学合理地规划人与自然的长久命运,做到合理增长、科学消费、减少开采、节约使用和低度废弃。
并按照这样的要求来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按照科学发展观把宏观政策科学制定与微观的有效执行、短期增长与持久发展的关系处理好。
绕开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经济迅猛增长与生态极大破坏到重新保护、修正的“山”型之路,在循环经济模式下建立新型产业结构。
以往对于循环经济的认识,通常与延长生产链条、清洁生产、绿色园区、绿色消费联系在一起。
这种微观层面上的解读,是贯彻循环经济思想的具体体现,无疑有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但是,囿于认识高度不够,并不全面和准确,而从宏观层面来理解和把握循环经济才更能揭示其本质及内涵,也更具现实意义。
二、循环经济模式下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
当前,我国经济正在以极高的增长率飞速发展,但是,由于高增长多数以高消耗为代价,其结果必然是增长的不持久和产业结构高变换率的断裂。
于是,就有两项任务突出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一是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二是要做好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
一个恰当的途径就是要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构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新型产业结构,达到经济的持久稳定发展。
建立一种新型产业结构的过程,既是对传统产业结构扬弃的过程,又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助推器,因此,在循环经济模式下,应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个方面入手。
(一)循环经济模式下合理化的新型产业结构
循环经济模式下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以节约经济、持久经济和相伴经济为理念,以资源的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再生成、再替代为原则,以物质能量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为路径,以自然资源还原、恢复、再生成为手段,在加强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永续使用、环境不断净化、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协调能力以及提高产业的关联水平基础上,经济社会达到科学合理、长期持久稳态增长的和谐的产业结构状态。
如何形成循环经济前提下的产业结构合理化?
如果完全按照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只要所有生产者的要素边际技术替代率相等,就可实现理论上资源的最优配置,即帕雷托效率状态。
但是,这种市场配置方式需要若干严格的假定条件(如完全竞争、经济行为的非关联性以及完全信息等等),以市场发出正确的价格信号来维系。
然而,现实市场的垄断、外部性等产生的市场失灵必然导致资源的无序和无度消耗,造成资源的耗竭,自然生态环境势必受到极大的破坏,即“看不见的手”无法保证循环经济的思想和原则得到有效贯彻,循环经济的发展无法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自发实现。
因此,有必要加进政府宏观调控这一要素,从而使循环经济模式下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构建成为可能。
从资源层面上,政府对产业的引导,首先表现为资源总量得以维系、在自然生态破坏率不断降低基础上的产出增长与资源环境要素比例协调的产业结构;其次表现为符合资源环境永续性要求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相互适应的产业结构;再次是三次产业之间、各产业内部各部门、各环节之间建立起合理使用资源的良性关联关系。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与传统的经济模式不同,生产按照“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程运行,使资源利用程度最大化、污染物排放最小化,自然生态不断得以恢复或再生,从而将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程度降到尽可能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和绿色化。
这里的生态化、绿色化不仅是生产层面上的,而且是投资和消费等诸多层面上的。
在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供需结构的不对称。
在市场机制不完善、信息不对称等的作用下,供给的变动通常是粘性的、有时滞的;同时需求结构由于受到价格水平、收入水平等粘性因素的影响,也会出现呆滞或滞后的情况。
这种变动的粘性和调整的交错性必然会导致供需结构的不均衡,加剧了政策调节的难度。
但从另一角度看,供需结构失衡问题的存在也给我们解决产业结构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
在循环经济模式下,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产业在节约经济、持久经济和相伴经济意义上的生态化,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供给和需求的生态化来实现产业结构的生态化。
(二)循环经济模式下高度化的新型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高度化通常是指遵循产业结构演化规律,通过技术创新使产业群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的比重不断加大、单位产出加速提高所形成的产业结构。
该结构是动态的高度化演进、产业间优势地位更迭的过程;既是产业联动的结果,又是产业拓展、产业内部结构变化与产业融合的综合。
而循环经济模式下的产业结构高度化,不仅要遵循产业结构演化规律,而且必须在循环经济的节约性、持久性和相伴性生态经济引导下,遵循发展循环经济的原则进行的产业升级。
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要在一种既定的循环经济模式下达到产业结构高度化目标,就必须突破传统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顺向递进,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逐步演进的循序渐进式传统升级思路,在宏观层面上正确定位循环经济的内涵与发展思路,并在其指导下,发展优势产业,选准主导产业,实现“跨越式”产业升级,建立新型高度化的产业结构。
首先,循环经济模式下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必须坚持“有效循环”这一基本原则。
“有效循环”是循环经济操作的核心要求。
之所以提出“有效循环”,主要有以下理由:
第一,推行循环经济的本质就是建设生态经济,实现持久发展。
而现实中许多地方简单化地把循环经济模式设计成各种生产的“链”或“圈”,实现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循环”。
我们应该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循环经济不是要一味地加长生产链条来减少污染物排放,否则,很可能恰恰由于延长生产链条造成其它投入要素的利用率下降,造成更大的浪费。
这种形式上的“循环”显然不是我们所希望达到的循环经济模式;第二,循环经济仍需坚持成本效益原则,尽可能实现社会生产效益的帕累托最优。
工业物质在参与部门物质大循环的过程中,上游企业的废弃物被下游企业当作原料重新使用,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举措。
那么,提高工业物质的循环率是否一定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呢?
中国工程院院士陆钟武的研究表明,“提高循环率是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在产品产量保持基本稳定和产量下降的情况下,资源利用率有可能达到非常高的水平。
但是,在产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循环率对资源效率的影响要小得多,即使循环率达到1.0,资源效率也很有限”,“而当代的中国正是后者这种情况。
”在建设循环经济的进程中,无论是哪个产业部门,都不应教条化地追求形式上的“循环”,而一定要有全局眼光,有战略高度,并从各行业部门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核算,做到有效循环。
其次,要积极发展优势产业。
众所周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要增强我国产品的竞争力,就必然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这又是与产业的高度化不相容的。
如何处理这一矛盾是新时期调整产业结构的焦点和难点问题之一。
加入WTO以来,我国开始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分工,参与国际分工的关键是要立足于一国的资源禀赋条件。
很显然,我国是资本和技术方面比较缺乏的国家,而且这种局面在短时期甚至较长时期内是难以完全改变的。
如果我们一味地为了产业结构高度化而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很可能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也使循环经济的发展失去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因此,在现阶段,扬长避短,有重点地发展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方为明智之举。
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会吸引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厂商来中国投资设厂,充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获取更大的比较效益。
但是,让什么样的企业进来则应有严格的标准:
首先,对于那些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大量排污,回收利用率低的企业的进入要严格限制;其次,要积极引进产品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企业。
这样,在保证我国循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下,我们既分享了相对较大的投资利润,也提高了就业率,同时还有利于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利于我国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
再次,要选准主导产业。
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
不论在任何时期,甚至在一个已经成熟并继续成长的经济中,经济发展的冲击力之所以能够保持,是由于为数不多的主要成长部门迅速扩张的结果,而且这些部门的扩张又产生了对其他产业部门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作用。
从主导产业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看,现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部门已经是信息产业以及新材料工业、新能源工业、生物工程、宇航工业等新兴产业。
“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今后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在战略选择上坚持发展高新产业与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并举的原则,最终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全新格局。
”之所以强调在战略路径上“选准”主导产业,是因为我国当前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够发达,还不能为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提供足够的支持,同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
为此,要在跨越中做到稳步有序,不能急于求成。
这也是我国现阶段还要坚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个重要理由。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不是要放弃传统产业,一味追求高精尖,而是在构建循环经济模式下的新型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强调利用高新技术,特别是新能源、新材料技术对传统高消耗、高污染产业的改造或替代,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生态化。
(三)正确处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关系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是产业结构优化的两个重要方面,在建立循环经济模式下新型产业结构的过程中,由于二者都是动态化的调整过程,再加上传统经济模式与循环经济模式运行上的冲突,必然会导致调整的动态不一致甚至严重对抗的情形。
产业结构调整有可能出现低水平上的合理化,也可能出现高度化下的不合理性。
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认识到:
只要坚持以正确的循环经济思想作指导,做到有效循环,合理化和高度化的短期对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二者在根本上是一种动态一致的关系。
只有认清了这个问题,才能做到合理的高度化,高度的合理化,二者科学配置,共同促进循环经济模式下新型产业结构的构建。
三、构建循环经济模式下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理论与政策导向
产业结构调整在我国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而在循环经济模式下建立新型产业结构并要求其合理化和高度化相统一似乎更是难上加难。
但是从经济要持久稳定发展的角度看,正是由于循环经济模式的建立,为产业结构指出了一个更为明确的方向和前景。
构建循环经济模式下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必须注重并充分发挥理论的导向作用。
在需求理论上,要正确认识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及其政策主张与循环经济发展的相悖效应。
如上所述,产业结构合理化中的难题就是供需结构矛盾。
从需求来看,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基本上走出了产品短缺时代,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产品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现象。
为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刺激和拉动需求,我们开始尝试借鉴西方需求管理理论及相应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节社会需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于是,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一度被认为是医治过剩经济的良方。
然而,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理论是以单方面刺激需求为特征的,即鼓励消费、增加投资,抑制储蓄、鄙视节约;从期限看,需求管理属于短期政策,对长期供给问题采取漠视态度;从政策作用的条件看,是以资源极大丰富、不具有短缺约束性为前提的。
显然,这与循环经济的节约、持久及相伴性的生态经济的内涵与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尤其是过度刺激现期消费往往对生产结构产生不利于节约、持久、相伴性质的生态经济的导向作用。
应该说,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浪费性、享乐性、破坏性消费的日渐盛行,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式的生产与投资的不断扩张,人们对不顾及子孙后代的环境污染行为熟视无睹……等等,这些与循环经济发展相悖的思想和行为与这一理论的误导不无关联。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就要求我们在理论上进行澄清。
要在理论上正确认识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的局限性及失当性,消除其对发展循环经济的不利影响。
要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矫治不当的需求管理理论及政策对于资源环境带来的冲击,消除其对循环经济模式下产业结构调整的干扰。
发展循环经济,并在此前提下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还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
在琼斯――曼纽里的凸性技术模型中,政府被看成是一种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是内生变量。
政府政策是公共资本品,这些公共资本品会提高私人资本品的投入效率,最终与私人资本一道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对经济具有增长效应,能够极大地促进经济的持久稳态的发展。
然而,政府的政策又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够引导经济持续均衡增长,也可能使经济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所以,各国经济增长率持久而广泛的差异被认为是各国政策差异的结果。
以往,由于各国政府在政策上片面追求短期产出率,导致了全球性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和资源的逐渐耗竭,经济的持久发展难以为继。
因此,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避开这一歧途,政府应制定引导循环经济发展,构建合理化与高度化的产业结构的正确的大政方针,并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对消费结构、投资结构施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社会舆论等方面的政策引导,以利于逐步形成节约、持久和相伴型生态经济的发展态势,保证循环经济目标的实现。
发展循环经济,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还必须排除来自供给方面的各种干扰因素。
第一,发达国家的资源环境负效应的全球转移。
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后,迅速进行资本积累和资本集聚,扩大生产和市场,消耗了大量资源;第二次产业革命后,在雄厚的技术力量支撑下对世界资源更是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形成了更大的对环境具有破坏作用的生产能力;迄今,到资源环境难以支撑之时,它们又完成了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
当前,维系发达国家高消费、高投资扩张力的耗费资源、破坏环境的绝大部分项目已经转移到欠发达国家。
资源负效应转移对于那些对外资、出口依存度高的国家影响更大,我国就是其中之一。
第二,来自于国际市场的供给冲击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
随着我国对国际市场稀缺资源依赖程度的日益提高,国际市场价格的波动必然对我国经济的稳定带来影响,也易于摧毁我们精心构建的循环经济“链”、“圈”结构。
例如石油,2005年我国石油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达到43%。
第三,成本约束。
在循环经济模式下建立新产业、改造老产业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和高度的技术支持,成本很高。
短期的、高额的、显性的成本与长期的、潜在的、隐性的收益之间的矛盾,往往是循环经济模式下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的最大障碍;如果仅仅拘泥于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是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的。
为此,政府应站在社会经济的持久、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谋划循环经济的发展战略,采取经济的、行政的、司法的手段,排除各种干扰因素,构建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合理化、高度化的产业结构,实现社会、经济、自然的和谐统一,相互支撑,有序发展。
责任编辑:
蔡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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