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印坛巨擘黄牧甫.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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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印坛巨擘黄牧甫
晚清印坛巨擘黄牧甫
在近代篆刻史上,黄牧甫跟吴昌硕都是在篆刻艺术上各自开宗立派的大师,而且同样兼擅书画,堪称一时瑜亮。
黄牧甫比吴昌硕出生晚五年,又比昌硕少活二十四岁,加之晚年僻处乡曲,不像昌硕那样声名远播,但在艺术上是各有千秋、不分轩轾的。
一、牧甫的生平梗概
黄士陵,字妆甫,亦作穆甫、穆父,晚年别署黟山人、倦游窠主。
青年时,书斋取名蜗篆居;中年一度名延清芬室;晚年所居日倦游窠、息倦窠、古槐邻屋。
安徽黟县人。
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出生于家乡黄村。
他的父亲黄德华,字仲和,是个读书人,诗文之外,还通文字训诂之学,著有《竹瑞堂集》。
牧甫由于家庭濡染,少时便对篆学发生兴趣,八九岁开始学习刻印。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他的家乡因太平军与清军在那里展开激烈的战争,兵燹所及,流离颠沛,其困境是可以想见的。
父丧不久,牧甫的嫡出之兄,即提出分家,他要独占一半:
牧甫为继母所出,其生母与牧甫弟妹;亡人共得一半。
牧甫之母为此气得自缢而死。
按当地俗例,非正常死亡不得入祀祠堂,经牧甫哭争,始获准暂厝于家祠。
自母之逝,牧甫哀毁逾恒,卧母棺之侧守灵者半年,孝行闻于乡里。
为了照顾弟妹的生活,还未到二十岁的牧甫,迫得离开家乡,跑到江西南昌去谋生活了。
关于牧甫青年时代的生活,我们可以从他48岁那年所刻“末伎游食之民”一印的边跋中得到一些消息。
边跋写道:
“陵少遭寇扰,未尝学问,既壮失怙恃,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计,溷迹市井十余年,旋复失业,湖海飘零,藉兹末伎以糊其口。
今老矣,将抱此以终矣。
刻是印以志愧焉。
”这里所说,当指曾在南昌做过多年店员的事。
据少长南昌、又癖崇牧甫的傅抱石先生在1940年所写《关于印人黄牧父》一文(载《傅抱石美术文集》)所述,牧甫曾在南昌东湖之滨百花洲的“波月轩”照相馆任职,抱石先生少时还见过这家铺子的招牌。
至于牧甫具体的职责,据说是招呼一切来照相客人,如收定钱、写号单等。
傅文还谈道:
“但牧父先生对此是很不尽职的,天天有很多人进店,而不是来照相的,只是来找牧父先生谈天,什么金石书画,他们一谈就半日。
老板不高兴了,不但招徕不了顾客,反而弄得损失茶水,于是离开了那照相馆。
”当然,这绝不是牧甫初到南昌时已经如此,而是居住了一段日子,艺术上有了一定名声之后的景况。
抱石先生还谈道:
牧甫有位胞弟厚甫以擦笔画像驰名南昌,在董家塘小巷内设“澄秋馆”为人画像。
牧甫先生失业后,就住在弟弟那里,靠卖字卖印过活。
有一年农历十二月廿八,有人拿了一本汉碑的拓本求售,索价八元,牧甫和弟弟正在吃饭,身无分文,也不顾弟妇的阻止,脱下皮袍,马上上当铺典了钱,把拓本买下来。
热切追求艺术的寒士生涯,于兹可见。
过去曾有人说,牧甫与“从兄”在南昌曾开设过照相馆,看来是一种误传。
不过,牧甫先生做店员时,尽管是做写单等工作,对显影、定影黑房技术还是有相当认识的。
容希白师旧藏《穆甫杂录》原稿,其内抄有显影、定影的配方就是明证。
牧甫在南昌住了多少日子,没有留下确实的记载。
“胸有方心身无媚骨”巨印印跋说:
“时戊寅(即公元1878年,牧甫三十岁)夏五月牧父客豫章(即南昌)作”、“刘庆嵩印”印跋说:
“岁己卯(即公元1879年)客江西”,接着的年份未见印刻和边跋,无从推知其行止。
但一到光绪八年壬午(公元1882年)的印跋,便大量地出现“时客羊石”、“作于佗城”、“寓粤中作”等等的话,可能在此之前的十多年一直都住在南昌。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牧甫来到广州,这时已经34岁。
广州无论经济、文化等方面比南昌活跃,这对欲以鬻艺营生的牧甫来说,无疑是比较优越的条件。
抵粤翌年,名士符子琴就为他代定了刻印的润例,加以推介。
当时在广东担任将军的长善,是一位雅爱文流的官僚,一时文士像沈泽棠、梁肇煌、梁鼎芬、文廷式等,或延入幕,或为座上客。
长善的儿子志锐,字伯愚,光绪庚辰进士,后授编修,是瑾妃、珍妃的从兄,他十分钦佩牧甫的篆刻,请他刻了很多印,而且在经济上经常周济他。
我们试读“同听秋声馆印”印跋便可了然:
“士陵篆刻无所师承,每自愧不足为知己者用,而偏中伯愚太史嗜痂,太史将闵其饥寒而周之耶?
诱之而使之至是耶?
将有以为取乎此也。
”牧甫在广州很快便结识了一班文士,以及爱好书刻的官员,他们给牧甫提供习艺的金石资料,在生活上也支持他,正因为有了像志锐那样有力的人物的揄扬荐举和大力资助,所以才有机会到北京国子监去求学。
牧甫是在光绪十一年乙酉(公元1885年)八月到北京国子监肄业的。
那是全国最高的学府。
由于一段时间他失过学,这时亦年已37岁了,所以只侧重在金石学方面下工夫。
北京是文物荟萃之地,又得从盛昱、王懿荣、吴大等名家问学,视野扩大多了,艺术提高也很快。
那段时间刻印也不少,印跋中常有“游笈停都门”、“志于南学西舍”的话。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八月起,牧甫以国子监祭酒盛昱之命摹宋本《石鼓文》,准备将刻石置韩文公祠壁,学录蔡赓年担任校文,未全部刻竣,牧甫便有广州之行,续刻的工作,由拔贡生诸城尹彭寿担任。
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吴大在广州设立广雅书局从事经史的校刻。
牧甫与吴大潋有旧,大潋便邀请牧甫来广雅书局校书堂担任校刻工作,凡广雅书局所刻好几百种书籍,扉页的篆书,多出牧甫之手,遇上得意之笔,背面还写上“光绪某年黄士陵署”的字样。
钱君陶先生那文章和乔曾劬的《黄先生传》都说牧甫是大的幕客,我以为不如说是座上客比较妥当。
牧甫绝不是行政人才,也不一定有兴趣于仕进,乔氏所写的传说:
“(大)讽以纳粟为官,先生夷然不屑。
”我以为是可信的。
而作为金石学者的吴大潋,许多金石器物的墨拓、整理工作,是需要像牧甫这样的人来帮助的。
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五月,吴大潋借到川沙沈树镛宋拓《刘熊碑》,以赵(扌为)叔的双钩本加以校定,曾请牧甫用端石重为摹勒。
同年七月,大潋又请牧甫与尹伯圜合作,将他所藏的古印,编排钤印为《十六金符斋印存》三十册。
不久,吴大潋调河东河道总督。
牧甫仍留在广雅书局校书堂工作。
(原设在南园旧址,即广州市文明路与文德路交界处的中山图书馆)。
广雅书院为张之洞所创办,院长梁鼎芬是牧甫的旧好,因此他为这所学府也贡献了力量。
广雅书院特制的印有“广雅书院”的青砖,及印有“广雅”的瓦当,都是牧甫手笔,乃至连藏书橱两门用磨砂玻璃磨制的“广雅”二字,也是牧甫所作。
院中印章固其刻制。
据老辈相传:
过去“无邪堂”有一石碑也是他写的,今已无存。
而“文革”前仍保存的《广雅书院教规》、《创建广雅书院奏折》、《请颁御书扁额折》的篆额,虽无题款,但一看便知是牧甫的书迹。
即使说是张之洞篆的《许君说文解字序》,也可能为牧甫所捉刀。
牧甫在校书之暇,鬻书卖印,生涯并不寂寞。
其中为黄绍宪、俞旦、李茗柯兄弟、欧阳务耘、龙凤镳、孔性腴、江仁举、潘宝璜、钟保珩、伍懿庄等刻印较多,多者约百方,少者亦数十方,其他如张之洞、梁鼎芬、潘兰史、黄遵宪、苏若瑚、潘衍桐、朱一新、康有为、陈乔森、胡汉秋等也各有一些。
外地的不少女士也经常来信求印。
牧甫在广州还有这么一段韵事。
李茗柯与他的四兄雪涛、六兄若日,同时拜牧甫为师,或习篆刻,或问书画。
茗柯的父亲对牧甫所藏的汉吉羊大镜倾慕备至,亟欲得之;但牧甫却视如性命,不肯割爱。
李父便每日遣其婢给牧甫送点心,希望通过这样的表示,得偿所愿。
不久,牧甫钟情于其婢,这件精美的汉镜便作为聘礼而入于李家了。
这位李家之婢姓朱,为牧甫生了一子名子牧(早夭)和两个女儿。
据说牧甫婚后,曾在今广卫路的华宁里居住过。
牧甫第一次来粤,住了近四年。
第二次来粤,一住便14年,到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公元1900年)五月才离开广州回安徽,这时已经52岁。
前后一共在粤十八个年头。
“臣度上言”印的印跋说:
“牧甫篆刻,时乙未(公元1895年)夏四月舟次歙东尾滩埃港。
”这告诉我们:
牧甫在粤期间,曾回安徽探望过,或许是为以后回乡作准备吧。
牧甫少小离开了家乡,浪迹天涯,年纪大了,就想着家乡,他后来以“倦游窠主”和“息游窠主”自号,正是这种心情的反映。
本来,52岁,正是如日方中的时候。
以牧甫的才华和当时的健康情况,在艺术上应该再事创造,但他过早地产生退隐的意念了。
这是令人可惜的。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回到故乡黟县,仅仅住了两年光景。
到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秋间,便为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端方所邀,又带同大儿子少牧一道到武昌去,协助端方从事《陶斋吉金录》等书的技术性辑著工作。
当然,这时也刻了好些印。
除为端方、褚德彝等镌刻外,在广州的盛季莹等旧好也去函索刻。
《黟山人黄牧甫先生印存》卷首的“倦游窠主五十四岁小景”,就是住在武昌时由其擅绘人像的弟弟厚甫据摄影彩绘而成的,逼真如同照相。
牧甫在上面题了这么一段文字:
“光绪壬寅游笈停鄂州,食武昌鱼,适逢贤东道主,既无弹铗之歌,又乐嘉鱼之美,处之?
年而貌加丰。
”这正是当时生活的一个侧面。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牧甫归老故乡,从此不再复出,这时才56岁。
他寄情于故乡秀丽的山水,又解囊存恤孤寡,周给贫困,很得乡人的称颂。
对于同乡书法篆刻爱好者的求索,则有“在黟减半”的优惠。
后来由于修建自住房子被人诬告侵占土地而对簿公堂,情绪很受刺激,加之哮喘复发,身体逐渐走下坡。
本来,回乡以后,对艺术的研究,牧甫并没有放松过。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正月开春,他还刻一方“古槐邻屋”的印章,才隔两三天,在正月初四,便病逝于家中,享年60岁。
牧甫是个国子监学生,一生中又两次作为贵官的座上客,要想仕进,不是没有机会的。
但他始终自乐其乐地过着鬻艺自给的廉介生活。
这仿佛有点像他曾经私淑过的完白山人邓石如似的,牧甫晚年常常自称“黟山人”,或许多少也有这点意思吧。
端方在挽牧甫的长联中写道:
“执竖椽直追秦汉而上,金石同寿,公已立德,我未立言,以布衣佐于卿相之间,富贵不移,出乃名臣,处为名士。
”可说搔着痒处。
最后,附带在这里对近人某些有关牧甫的叙述,作必要的澄清。
一个是牧甫从哪里到北京国子监求学问题。
钱君陶先生《我所知道的黄士陵》一文(载《艺林丛录》第八编),说牧甫在南昌常到一家旧书铺看书、借书,并为该书铺写了不少书签、扉页,以为交换条件,后为江西一位高官赏识他用篆书写的书签、扉页,要见牧甫,并把他介绍到国子监读书去。
又乔曾劬的《黄先生传》说:
“……父卒,母谢夫人殉焉。
先生形毁骨立,蔬食三年,孝行闻于乡。
服阕,诣燕京肄业国子监南学。
”这两段叙述都不确切。
牧甫既不是在江西夤缘北上,也不是从安徽直接而去,而是在广州为有力者所荐举的。
这在前边已有具体的说明,于此不再重复。
另一个是牧甫两次入粤的年份问题。
黄文宽在《黄牧甫印存自序》(见冼玉清《广东印谱考》油印本)中说:
“光绪八年壬午,(牧甫)第一次来粤,客吴清卿幕中。
”又说:
“(牧甫)戊子第二次来粤,客张南皮幕中。
”这都不对。
按光绪八年吴大潋尚在北京任太常寺卿,哪有牧甫从之来粤之理?
而第二次的来粤,既不在戊子,亦非入张之洞幕。
我藏有《寄盒集古印》原钤本,前有牧甫在戊子十月亲笔为俞旦作的题记,中有“岁丁亥(即戊子的前一年,公元1887年),陵来东粤就食吴客翁门下”之语,可作确凿的证明。
上述资料恐人误引,因并辨之。
二、牧甫的篆刻艺术
牧甫在少年时代开始篆刻的学习,并无师承,主要是靠自己的摸索。
牧甫的胞弟志甫在牧甫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跋语上说:
“兄八九岁时,诗礼之暇,旁及篆刻,自乌迹虫篆,以及商盘周鼎,秦碑汉碣,无不广为临摹,至今积二十年,酷暑严寒,未尝暂废,其嗜之之笃,至于如此。
天下事,未有嗜之而不工者,其所造亦可想矣。
近镌《多心经》一卷,章法典雅,运刀如笔,余不工篆刻,亦能辨之。
”从这里可以知道,牧甫学印甚早,到二十八九岁已有《心经印谱》之作。
此谱各印,可以看到当时牧甫走的是师法邓石如,陈曼生、吴让之等名家的路子。
牧甫第一次来粤,因为得到一册让之晚年的印册,反覆钻研,很有收获,所以这个时期的作品摹拟让之风致的特多。
他在“丹青不知老将至”一印的印跋上说:
“张心农自江南来,购得让老晚年手作印册,知余攒仰,据出授观,余闭门索隐,心领而神会之,进乎技矣,质诸振老以为然耶否耶?
”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但有时仍用石如、钝丁、曼生的家数。
到北京的前后三年,牧甫广泛地涉猎周金汉石,转益多师,从中领悟到“印中求印”的不足,以及赵扔叔寻求的印外求印的必要,因而作品出现了新的意趣。
那时,牧甫如饥似渴地搜集金石资料,大胆地进行各种试探。
一次,他刻了“我生之初岁在丙辰惟时上已”一印,在边跋上刻道:
“《朱博残石》出土未远,余至京师,先睹为快,隶法瘦劲,似汉人镌铜,碑碣中绝无而仅有者,余爱之甚,用七缗购归,置案间耽玩久之,兴酣落笔,为蕴贞仿制此印,蕴贞见之,当知余用心之深也。
”又有“国钧长寿”一印,亦住在北京时的作品,得印者见到牧甫当面给他镌刻,颇有体会,特意写了一段文字,要求牧甫附刻在石上。
这段话说:
“篆刻之难,向特谓用刀之难难于用笔,而岂知不然。
牧父工篆善刻,余尝见其篆矣,伸纸濡豪,腋下风生,信不难也。
刻则未一亲寓目焉。
窃意用刀必难于用笔,以石之受刀,与纸之受笔,致不同也。
今秋同客京师,凡有所刻,余皆乐凭案观之,大抵聚精会神,惬心贵当,惟篆之功最难,刻则迎刃而解,起讫划然,举不难肖乎笔妙。
即为余作此印,篆凡易数十纸,而奏刀乃立就,余乃悟向所谓难者不难,而不难者难,即此可见天下事之难不难,诚不关乎众者之功效,而在乎独运之神明,彼局外之私心揣度者,无当也。
质之牧父,牧父笑应日:
唯。
因并乞为刻于石,亦以志悟道之难云。
乙酉秋,西园志。
”这番话,生动地记述了牧甫在创作时对篆稿的严肃认真和求变的精神,以及镌刻时的淋漓痛快。
如果说,牧甫第一次来粤在篆刻创作上是模拟期的话,那么在京的期间该是他的蜕变期,而第二次来粤以后的三数年,则应是牧甫的创新期了。
牧甫经过长时期艰苦细致的探索,遍摹了古印和各名家印,到了40岁以后,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他的刻印的特点是:
平正中见流动,挺劲中寓秀雅,既无板滞之嫌,也无妄怪之失。
他取法于汉印中光洁的作品,而借镜于赵扔叔。
(扌为)叔是用切刀来体现汉印,牧甫则改用冲刀,使汉印原来?
锐峻峭能够得到更好的表现。
他在印跋上说:
“汉印剥蚀,年深使然,西子之颦,即其病也:
奈何捧心而效之。
”(见“季度长年”印跋)又说:
“赵益甫(即捞叔)仿汉,无一印不完整,无一画不光洁,如玉人治玉,绝无断续处,而古气穆然,何其神也。
”他临仿和摹拟过(扌为)叔的作品,但怎样才能像扔叔那样,既学到古印的精神,又不为前人所羁绊呢?
牧甫是有过一个探索过程的,在绍宪长年印的印跋中说:
“仿汉铸印,运刀如丁黄,仍不脱近人蹊径”。
过了三数年,终干摆脱清代名家喜用的切刀,改用酣畅挺拔的冲刀来治石。
当然,清人用切刀有用得好的,但浙派的末流,却变成锯牙燕尾,非来一个改革不可了。
请看,牧甫在“菽堂”一印印跋上揭示道:
“用冲刀法仿古铜印”,而这印正是他的本色。
到这时,牧甫算是真正闯出自己的路子来了。
从这些印跋里,我们可以看到牧甫印艺创作的发展途径。
牧甫给他的学生李茗柯刻了“师实长年”的印章:
在边款上说:
“此牧甫数十石中不得一也。
平易正直,绝无非常可喜之习,愿茗柯珍护之。
”这方师实长年的白文印,是牧甫平常最习见的面目。
“平易正直,绝无非常可喜之习”,说起来简单平淡,而这正是牧甫经过一二十年的探讨,像孙过庭论书所说的那样:
“既能险绝,复归平正”,他是掌握了石如的峻拔奇纵,曼生的英迈爽利,让之的稳练自然,再回到“平易正直”上来的,所以看似干实,貌不惊人,但却静中有动,方入圆出,以巧为拙。
在字的处理上,为了疏密变化,他往往从秦代权量诏版上摄取似反正的神理;在笔画的粗细变化上,也加以适当的调整。
白文如此,朱文亦然。
前人作印,每在笔画的交叉处或交接处弄得圆浑厚实,就像梁退庵所挖苦过的:
在黑漆方几上贴四张圆纸,就说成“田”字那样,牧甫则反其道而行之,在朱文印的笔画交接处上却特见锋棱,斩钉截铁,这不仅是他的手眼明快,亦所以见牧甫印格的清刚挺拔。
如果篆刻也可以跟书法打比方的话,那么,牧甫的篆刻的巧妙,无疑是最合适跟伊秉绶的隶书相提并论了。
伊秉绶的隶书,结构平正、笔画劲直,由于在结构上注意疏密变化,每字都有那么一两笔的险笔,这样,整个字便活了起来。
这不就是牧甫自谦地说的“平易正直,绝无非常可喜之习”吗?
这点,我们还可以找到切实的证据,牧甫在“叔铭”一印的边款上自我表白道:
“伊汀州隶书光洁无伦,而能不失古趣,所以独高,牧甫师其意。
”这就最清楚不过了。
牧甫对章法有特别的造诣。
邓尔雅说他“尤长于布白,方圆并用,牝牡相衔,参伍错综,变化不可方物。
”这是很有见地的。
他配字很讲究疏密、穿插,仿佛有意,又若无意,密字清疏,意趣横溢。
牧甫在国子监时曾刻过一方四十七字的多字印,用周金文字入印,但每字不是平列如彝铭,而是大小参错、上下左右疏密向背极有情味地组成在一起,刻成之后,他在边款上说:
“多字印排列不易,停匀便嫌板滞,疏密则见安闲。
”过了十多年,又刻下“锻客”一印,在边款上说道:
“填密即板滞,萧疏即破碎,三易刻才得此,犹不免二者之病,识者当知陵用心之苦也。
”看看印面,想想边款所云,可以使人悟到许多道理。
牧甫自成家法后的用刀,也有自己的特点。
他的弟子李茗柯告诉人说,牧甫刻印所用的冲刀法,完全遵照传统,执刀极竖,无异笔正,每作一画,都轻行取势,每一线条的起讫,一气呵成,干脆利落,绝不作断断续续的刻划,和三番四复的改易。
我们看到钤本,可以领略到这点。
如得到牧甫的原刻,将它洗干净,用放大镜仔细揣摩用刀的方法,将更证实茗柯是言之有据的。
李茗柯曾经说过:
“悲庵(指赵(扌为)叔)之学在贞石,黟山(指黄牧甫)之学在吉金,悲庵之功在秦汉以下,黟山之功在三代以上。
”不少人都以这番话为知言,赵捞叔的暂不讨论。
以牧甫而言,他的自成体貌,确得于吉金为多,但主要在两汉的凿款,得其锸锐纵横,光洁挺劲,而并非在三代以上。
这是该辩明的。
他所资极博,彝鼎、权量、泉币、镜铭、古陶、砖瓦,以及周秦汉魏的石刻,当然少不了玺印:
他都能摄其意趣:
熔铸到篆刻中来。
在牧甫以前的篆刻家,古玺都无深究,只有到了牧甫,才尽窥其奥,而且巧妙地参用金文,他在40岁那年为黄绍宪所刻的“绍宪之章”,黄氏得到了,致函牧甫说:
“得此仿古玺,令我不复思周秦故物矣,乐何如之”。
看来不是瞎捧场的话。
傅抱石先生曾评论牧甫的印艺说:
“我个人往往以为他的印,刚而有余,但变化不足以副之。
若把书法作譬,他似是颜鲁公而绝非赵文敏;把画作譬,则密近‘院体’在‘马’、‘夏’之间,而不是石格与梁楷。
他的朱文胜过白文,他的小印胜过大印。
他既能在细微处显出功力;又能在承转间芟去支蔓。
任你如何的天禀,可以学徐三庚很快地得名,然不能短期蹈袭他的步履。
他的可贵在此!
他的可敬在此!
他的可惜,我看亦复大半在此!
”所说颇有见地。
牧甫的边款也有必要谈谈。
他早年曾经学过明人那样的行书双刀刻法(见“胸有方心身无媚骨”印款),但平常最习见的单刀意拟六朝碑刻的楷书款刻,沉厚而又棱厉,一如其书,或大或小,无不有笔有墨,大者每见沉雄,小者时露秀雅。
曾见“石邻白笺”一印,印款也是楷书,但风致颇与(扌为)叔为近,可能是一时的戏拟吧了。
牧甫偶尔也有用金文的(见“俞伯惠”)、篆书的(见“逸休堂”),和隶书的(见“裒五封事”印款)。
至于文词的隽永,以及往往抒发他对印艺的见解,这是爱好牧甫印艺的人都注意到的。
牧甫半生以鬻印为生,刻了大量的印章。
他为友好、学生,和巨室所刻大批印章中确是佳作如林,但一般的随意应酬之作,个别亦容有失之纤诡或平淡。
这是我们不能为贤者讳的。
三、牧甫的书画艺术
牧甫篆刻的成就,主要得力于他的书法的高迈。
牧甫的书法,以篆书最见长。
他的篆书,初期曾受邓石如的影响,后来深入钻研了周秦的金文,作风为之一变。
它结体不取长形而近于方,用笔极其挺劲光洁,实际是用金文的用笔来写小篆的结体,往往参以石鼓和《说文》籀文的体貌,开合变化,?
利痛快。
包世臣评邓石如的篆书有“杀锋以取劲折”的话,牧甫亦复如此。
一字之中,偶作一二轻快之笔以取趣味;凡像口字那样中间接口的,往往左边平直,而右边稍稍翘起,用求变化。
在清代篆书家中,他是别开生面而特见灵俏的一位,吴大在学问上是他的前辈,在地位上是他的上级,年龄也大他十四岁,但在作篆方面,吴大倒多少受到牧甫所影响。
罗爰论牧甫篆刻曾说:
“或庄若封越,以方重而转奇;或俊若跳?
,以敲斜而反正。
”移以评牧甫的篆书,也相当的恰当。
牧甫的楷书和行书,都从六朝碑刻中来。
用笔沉厚而带锋棱,侧以取势,往往喜用古文结体,很有高古朴拙的韵味。
绘画是牧甫的余事。
多少年来,他常常接触到许多钟鼎彝器,曾为吴大等编书绘画,对它们已深印脑海,他以自己熟悉的摄影技术呈现阴阳向背的效果,通过写生,用逼真的渲染方法,参考前人全形墨拓的章法,把这些古器物描绘出来,而且往往施以金绿等色,以表现古铜器的光泽和彩斑,古雅而又富丽。
嘉庆年间的金石僧六舟,他自己拓了全形彝器,就再请陈曼生、赵之琛等人配以花卉蔬菜,一时蔚成风气。
牧甫感到两者并不和谐,由是又再学花卉,统由自己绘画,这样,确是统一多了。
他的花卉渊源于南唐徐崇嗣的没骨法,有时也参用西洋的透视法,多是以墨写枝叶蕊萼,而后附色,巧加渲染,书法很新颖,有的甚至近似郎世宁的风韵。
他曾教导他的学生李茗柯说:
“书法已进于道,而板滞犹未能免者,是失于裱也。
不见夫膳夫之治味乎,失于者,犹可为也,失于?
,不可救也。
是故偏于淡者,善治味者也,?
淡适中,又善之善者也。
”可谓甘苦有得之言。
可见牧甫的余事,造诣也是很深的。
如同篆刻一样,绘画亦自具独特的面目。
四、牧甫的印谱及其他
黄牧甫一生勤奋地治印数十年,究竟刻了多少印,没有人、也不可能作出比较准确的统计。
就所知见的牧甫印谱,有如下的几种:
(一)《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印谱》――一册。
高18厘米,宽10.5厘米。
无框格。
黑色石印。
每页1印,共54印。
寒斋藏有原大影本。
根据牧甫的弟弟志甫的跋语推断,大概是牧甫二十八九岁的作品。
谱中各印多拟泉币、汉碑额及邓石如、陈曼生、吴让之等人的风格,形神俱得,虽然当时仍没有形成自己的面貌,但从此可以看出牧甫三十岁前后篆刻已有很高的造诣。
据熟悉版本的人鉴定,此谱可能出版于光绪初年,今已流传绝少。
1935年,黄少牧曾说该谱的54石仅余1石。
陈茗屋兄近年往访黄村,在牡甫外孙叶玉宽处,仍获见该谱原石的9方印面。
(二)《黟山人黄牧甫先生印存》――黄少牧辑本,上下集共四册。
高30厘米,宽13.5厘米。
黑格高18.5厘米,宽约10厘米。
书口有字如谱名。
每页二印,多附边款。
上下集共收印887方。
1935年4月上海西泠印社石印本。
虽出石印,但不失原作精神。
上集有王福庵题签,牧甫影像,乔曾劬撰傅,罗悖爰题词。
下集有罗悖爰题扉页,王易敬序,黄节题诗,及易均室、徐文镜、李茗柯、黄少牧的跋语。
《少牧印附》68方附后。
此谱收集了牧甫30岁到60岁的主要作品,可以看到他各个时期各种风格的印作。
这大抵是牧甫的自存底本。
辑印时还加进序跋等有关资料。
这是研究牧甫印学的重要根据。
此谱上集的原稿,闻在50年代末叶在安徽屯溪发现,随归北京民族音乐研究所。
(三)《黟山人黄牧甫印存》――两册。
高30厘米,宽13.5厘米。
黑格高15.8厘米,宽8.2厘米。
书口有字如谱名。
每页一印,并拓边款。
共收73方。
前有“黄牧甫先生传略”。
此版无出版年月及处所,从其体式推测,大概是20世纪30年代左右上海出版商所印行。
印及边款均非原石,全以金属版制成,稍一细察,边款金属版的边框即清晰可辨。
因印泥欠佳,书画亦不免失肥。
(四)《黄牧甫印存》――张鲁盒辑本,二册。
高30厘米,宽13.5厘米。
黑格高17厘米,宽8厘米。
每页一印,并拓边款。
共收印60方。
前有赵叔孺题签。
1937年1月钤印本。
此谱均用鲁盒所藏原石钤拓,相当精好。
多为王秉恩、潘蔺史等褚家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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