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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魏晋南北朝书法观念研究
两汉魏晋南北朝书法观念研究
一般认为,中华民族在政治和文化上形成统一的时代应该是在秦汉两代。
秦代享国不永,仅祚二世,而汉代历时四百多年,在各个方面奠定了之后两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基础。
正因为此,中国人数最多的民族才被称为汉族,中国的文字才被称为汉字,中国的文化也才被称为汉文化。
那么,汉代文人究竟是怎样看待书法的呢?
在汉代文字学巨著《说文解字》中,许慎表达了他对“书”的认识: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
在许慎看来,“书”产生于“依类象形”的“文”和随后“孳乳浸多”的“字”,而将文、字写在竹帛之上就是“书”。
(1)
书法的载体并不限于竹帛,东汉时期纸张使用频率的提高对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带动了书写行为的增多,书迹的增多。
考察汉代的书写,仅就典籍而言,《汉书?
艺文志》中就有详细地记载,其中刘歆:
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而
凡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
凡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
凡数术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2)
仅典籍就如此之多,可想当时大量关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记载,如律令文件、司法文书、簿籍档案、社会风俗、方技术数、人文历法、医药记录、私人信件、遗嘱遣策、祭祷记录等等,真可谓是不计其数。
可以说,作为书写汉字的工具,书法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发挥着它的功能。
正如刘守安先生所说:
大量的纸书文字内容更为广泛,或官方文牍,或私人手札,或抄经写卷,或诗文手稿,或房册地契等等。
这些书迹,有的是给自己看的(如诗文手稿),有的是写给特定对象的(如函札),有的是写给普通的读者的(如抄经、抄书、碑石文字等),书写的文字内容具体而明确,其书写的目的与功能也便蕴含在这文字内容之中。
(3)
汉代经学大盛,当时士人的政治理想是弘先王之道,传圣人之言,因此他们往往重经学,轻技艺。
对于书法,他们虽以工书、善书为荣,却以沉溺书法而置国家大业于不顾的行为和职业书家的称谓为耻。
《汉书?
贡禹传》记载贡禹言汉武帝之得失,其中有一条就说:
“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
”(4)将善书者与欺谩者并列提出,可见其对善书者的鄙视和对其参与朝政的强烈不满。
更有汉灵帝开鸿都门学,使一些专攻文赋、尺牍、小说、书画等才艺的鸿都门学之士得到擢升。
于是蔡邕等人上书进谏,指责鸿都门学之士“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
”(5)阳球更是斥责鸿都门学者:
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
亦有笔不点牍,辞不辩心,假手请字,妖伪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蝉蜕滓浊。
是以有识掩口,天下嗟叹。
(6)
在他们眼中,于明经修行无所增益的技艺皆是雕虫小技,耻于为之。
王充也曾明确表示:
“小贱之能,非尊大之职也。
无经艺之本,有笔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过多。
”(7)从中可以看出,书法等“小贱之能”是为当时士人所鄙弃、不齿的。
赵壹在《非草书》中也说:
(草书)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
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科此字。
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
(8)
在赵壹看来,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于“较能”、“科吏”、“讲试”、“求备”、“征聘”、“考绩”等皆无所用,故“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
(9)
然而,正是这些以正统儒生自居的鸿都门学的反对者们实际上也修习并擅长着鸿都门学学者喜好的那一类技艺。
譬如蔡邕“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10)在经学以外也多别有所习,于技艺诸事更是情有独钟,其精通程度甚至不亚于鸿都门学之士。
所不同的是,他雅善文艺而不以此为业,更不以此晋身,只是作为私下的娱乐罢了。
正如有的学者所总结的那样:
以游戏的而非郑重的态度,以闲暇的而非专门的精力,以业余的而非职业的从事,才能为士大夫所认可。
专门性的才艺之人,只会为世所轻贱;相反,对于道德有成的士君子,才艺兼行所增加的便完全是正面的价值,他将因此获得世界真心诚意的尊重。
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我们会清楚地看到这一观念是多么根深蒂固。
(11)
汉代书法重实用,亦不乏审美抒情的一面。
作为审美的书法观念也正融入士人的日常生活中,满足着他们作为文人的文化修养和个人情趣的基本要求。
相传汉代蔡邕所作《笔论》中就说:
“书者,散也。
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
”(12)这大致可以视为书法审美抒情观念在文献中的较早记录。
而汉代的隶书也以一种强调波磔的形式美,表达了强烈的审美意识。
例如《石门颂》的放纵飞动、雄奇舒畅之美,《乙瑛碑》的奇伟雄秀、工整精细之美,《礼器碑》的瘦劲挺拔、恣肆奇崛之美等,都足以说明人们对书法审美性的关注。
对此,启功先生也说:
“汉代碑刻,流传者富矣,字迹风格,变化极多。
”(13)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字体渐趋发展成熟,当时的书法著述中也多有论及字体书体的篇章,譬如成公绥的《隶书体》、杨泉的《草书赋》、索靖的《草书状》、卫恒的《四体书势》等等。
这些以赋文赞书体的文章一方面反映出当时人已自觉地认识到书法的实用性功能,譬如西晋文人成公绥《隶书体》开篇便说:
“虫篆既繁,草稿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
规矩有则,用之简易。
”(14)在这里,成公绥首先表明隶书没有篆书繁复,又比草书易识,规矩简易,便于使用,其后才以赋文形式赞叹隶书体势之美;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字体书体作为审美、赏玩的对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魏晋文人对书法审美性的重视。
在魏晋南朝时期,最为突出的一个书法现象就是将书法美与书写者的精神气质相联系。
魏晋文人认为,追求汉字书写的优美、洒脱,实际上就是表现个人潇洒气质的最佳途径之一。
正如蔡襄《论书》中所言:
书法惟风韵难及。
虞书多粗糙,晋人书,虽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
缘当时人物,以清简相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华散藻,自然可观。
可以精神解领,不可以言语求觅也。
(15)
可见,书法在当时是显示文人教养、学问、气度、文化品格以及社会地位的重要工具。
魏晋南朝人不但将书法看作书家人格气质的外化表现,而且以人的风骨清朗、潇洒简远来比况书法,开后代“以人喻书”、“书如其人”之先河。
譬如南朝梁袁昂的《古今书评》,几乎都是以人的精神气质来评价书法的:
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
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
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
(16)
另外,魏晋南朝时期还出现了书法的收藏、鉴赏、品评、辨伪等艺术现象。
以东晋私人收藏为例,那时收藏最具盛名者当属桓玄。
虞和《论书表》记载:
桓玄耽玩不能释手,乃撰二王纸迹,杂有缣素,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常置左右。
及南奔,虽甚狼狈,犹以自随;擒获之后,莫知所在。
刘毅颇尚风流,亦甚爱书,倾意搜求,及将败,大有所得。
卢循素善尺牍,尤珍名法。
西南豪士,咸慕其风,人无长幼,翕然尚之,家赢金币,竞远寻求。
于是京师三吴之迹颇散四方。
羲之为会稽,献之为吴兴,故三吴之近地,偏多遗迹也。
又是末年遒美之时,中世宗室诸王尚多,素嗤贵游,不甚爱好,朝廷亦不搜求。
人间所秘,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桓玄爱重书法,每宴集,辄出法书示宾客。
客有食寒具者,仍以手捉书,大点污。
后出法书,辄令客洗手,兼除寒具。
(17)
以上记载说明书法的审美价值在当时社会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认可。
而且,由于书法收藏、买卖活动的日益丰富,法书造假的现象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
譬如:
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
(18)
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对书法的审美娱乐价值具有极高的体认,这一时期的书法观念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以审美为特征的艺术观念。
最后,这一时期的文人虽然喜爱书法,以书法展露才华,抒发性情,但也终以小艺为耻,为累。
对此,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所说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颜之推认为:
真草书迹,微须留意。
江南谚云:
“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
”承晋、宋余俗,相与事之,故无顿狼狈者。
吾幼承门业,加性爱重,所见法书亦多,而玩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者,良由无分故也。
然而此艺不须过精。
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
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
萧子云每叹曰:
“吾著《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
”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
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
“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
”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
虽然,厮猥之人,以能书拔擢者多矣。
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也。
(19)
可见,虽然当时的高门士族把书法当作他们显示家学门第、个人才华的手段,但在内心深处,他们还是深受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为耻,终不愿“以书自命”。
综上所述,两汉魏晋南北朝文人对书法的认识是前后一致的。
尽管汉末、魏晋南朝时期书法的审美娱乐功能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但在人们心中,书法永远只是一种技艺、一种小能,不能与经史之大道、治国之大业相提并论。
(作者为西安美术学院书法教育研究中心讲师,美术学博士。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2009年度专项科研计划项目,项目编号:
09JK167,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项目编号:
09CF084)
参考书目:
1.许慎《说文解字序》,《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第3页。
2.班固《汉书?
艺文志》,北京:
中华书局,1962,6,第1701―1780页。
3.刘守安《中国书法汉字书写的艺术》,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2003,12,第5页。
4.《汉书?
贡禹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2,6,第3077页。
5.《后汉书?
蔡邕列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5,5,第1980页。
6.《后汉书?
酷吏列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5,5,第2499页。
7.王充《论衡?
量知》,《丛书集成初编》,北京:
中华书局,1985,第136页。
8、9.赵壹《非草书》,《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10.《后汉书?
蔡邕列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5,5,第1980页。
11.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北京:
东
方出版社,1997,6,第195页。
12.(传)蔡邕《笔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第5页。
13.启功《启功书法丛论?
明拓〈曹全碑〉跋》,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3,12,第173页。
14.成公绥《隶书体》,《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第9页。
15.杨慎《墨池琐录?
卷一》,《明清书法论文选》,崔尔平,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4,第80页。
16.袁昂《古今书评》,《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第73、74页。
17、18.虞和《论书表》,《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19.颜之推《论书》,《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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