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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中的西方经济地理学苗长虹
变革中的西方经济地理学苗长虹:
制度、文化、关系与尺度转向
苗长虹
1、引言
西方经济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以来,它一直关注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性质:
区域综合、空间差别和空间分异。
但如何描述、解释乃至调节经济活动的空间和地方,却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实践与整个社会科学主流视角的变化而快速变化。
自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日益走向多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西方经济地理学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动时期,无论是研究的主要论题,还是研究的内容、理论和方法以及表述的方式与风格,均经历并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
与上一世纪50-60年代的“计量和理论革命”相比和70-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相比,这次变革不仅发生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而且许多也发生在本体论层面。
由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反对“宏大叙事”的“普遍性规律”和“大理论”,因而西方经济地理学的视角也走向了高度的多样化和复杂化。
所以,要厘清198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理论变动的轨迹,是一个非常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本文的目的,是勾勒出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视角变动的主线,讨论这些视角变动的方向、成因、意义和局限性,以期为处于时代变革转折点上的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2、变化的起点:
对马克思主义转向(Marxistturn)的批判
西方经济地理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是在对地理学“计量和理论革命”的不满和批判中获得发展并于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而取得主流地位的。
结构主义认为,对所观察现象的解释不能只通过对现象的经验研究得出,而必须在支撑所有现象但又不能在其内部辨认的普遍结构中去寻找(约翰斯顿,2000)。
正如罗西(Rossi,1981)所指出的:
“转换结构主义者们发现,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假设不仅是天真的,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些假设只是在其表面价值上把人们的有意解释和公开行为当作科学分析的对象……我们必须在表面结构之外,去发掘能说明多种多样可观察现象或有意解释及其表面矛盾的深层结构和实际结构”。
在西方经济地理学界,如果说战后资本主义黄金增长时期的到来,导致了人们对“工具理性”和“科学实证主义”的狂欢和崇拜,那么,1960年代末期兴起的反越战运动和对人权、民主和社会结构改革的诉求,1970年代蔓延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环境危机和社会经济不平等扩大的严峻现实,就必然会导致对追求一般空间组织规律的“空间科学”的反思和批判,那些志在追求建立一个更人文化的地理学和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包容的社会的经济地理学家,自然会从富有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寻求批判的思想来源。
诚如皮特(Peet,1977)所说,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由于目前西方社会结构所受的挫折不断增多,而以实证主义传统的研究方法无力实现社会内部的重大变革。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地理学中的始作佣者之一,戴维·哈维(D.Harvey)由1969年出版的实证主义地理学著作《地理学中的解释》到197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著作《社会公正与城市》,有力说明了这种“激进地理学转向”发生的原由:
“我们的任务是调动我们思想的力量来形成概念和范畴、理论和观点,我们可以将它们应用到实现一种人性化社会变革的任务中……这里可以也必须利用……经验证据。
但是除非我们把它综合成强有力的思维模式,否则所有这些经验和信息都没有什么意义”(Harvey,1973)。
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由于其将“作为结构的过程”作为理论的基本出发点而又被称为“结构马克思主义”,它关注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相伴生的区域和城市问题背后引藏的机制而非现象本身,着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辨证法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空间不平衡发展的决定机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和相应的社会结构进行深入剖析,强调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不能脱离于更普遍的社会—空间结构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既生产了特定的空间结构,同时又受这种空间结构的支配。
因此,社会—空间辨证法(Soja,1980)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历史地理学构成了结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理论视角的精髓,它使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议题从寻求新古典经济学和德国区位论传统下的空间分布和产业区位的统计规律,转向资本主义运动和危机过程中内在的城市与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历史与物质过程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它使经济地理学从个体理性最大化的新古典经济学转向以批评和政治为导向的激进政治经济学。
但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在新技术革命和新自由主义观念的共同推动下,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社会经济全面快速调整和变革的新时期。
一方面,在国际上,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遭遇到了来自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前所未有的竞争;另一方面,在这些国家内部,1970年代持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阴影使战后以来长期实施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政策受到了空前挑战。
在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反思和批判中,一股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迅速在西方社会传播并取得主流地位。
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和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而激烈的市场化转向,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政策日益萎缩,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重新成为经济运行的支配力量,经济全球化进程急剧加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经济异军突起,所有这些均预示着资本主义的一个新发展阶段的到来。
在资本主义发展与变化的“新现实”下,作为结构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其关注于下层结构和宏大叙事的理论霸权以及对人的能动作用的忽视,自然受到了来自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排挤和批判。
同时,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实践的最终失败,进一步使西方社会科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产生了实质性的怀疑。
这样,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地理学便出现了战后第三次重大的理论转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实”和以多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共同推动下,西方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领域和视角大大拓展,一个以多元化为特征的充满活力的“新经济地理学”迅速形成。
与前两次转向相比,这次理论转向的维度是极其多样化的,概括起来,以下4方面相互交织的领域:
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尺度转向构成了这次转向的显著特征。
3、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turns)
制度转向是当代西方经济地理学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这种经济地理视角认为,如果不对经济活动赖以运行并受其改变的多种多样的社会制度给以应有的关注,就无法对资本主义景观的形成与演变进行充分的理解。
马丁(R.Martin,2000)认为,这种“制度转向”大体有4方面的来源:
(1)法国管制学派(Frenchregulationtheory)对“社会管制模式”的强调;
(2)经济地理学对社会文化日益增长的认识(即下述的文化转向);(3)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科学等社会科学对“制度主义”的研究;(4)资本主义制度在过去20多年中所发生的实际巨变。
实际上,对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来源,主要有3个方面:
经济社会学、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苗长虹等,2002)。
显然,制度转向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并非经济地理学所独有的,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和发展是“制度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快速复兴的产物。
在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发生以前,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的区位理论把经济活动的核心——经济行动看作是原子式的、理性的和最大化的,社会政治情景要么被完全忽视,要么被看作固定不变;而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结构主义地理学,则将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看作完全是由经济过程所决定的,即我们非常所熟知的,是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
然而,经济社会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制度主义认为,经济活动是特定的社会和制度情景的产物,它不能只根据原子式的个人动机来解释,而必须把它置入更广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规则、程序和传统中去理解。
因此,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非常关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并试图阐明以下问题(R.Martin,2000):
地理上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什么方式是由其得以发生的制度结构所塑造和调节的?
驱动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发展的各种动力是如何促成复杂的制度体系演变并被这一制度体系所铸造的?
概言之,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就是要弄清各种制度在塑造资本主义空间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在制度“路径依赖”和“锁定”机制作用下资本主义空间经济的演化动态,以及区域和地方发展的社会管制(regulation)与治理(governance)机制。
可见,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寻求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逻辑”的传统,但在分析的视角上,却以更加宽广的胸怀从多种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和最新发展中寻求思想源泉,它不仅致力于研究特定的制度及其在塑造和管制资本主义空间动态中的作用,而且是一种独特的思考空间经济及其演化的方法。
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由于其思想来源的多样化,因而在其内部的理论流派也非常纷繁多样,各种不同流派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仅就对制度本身的认识来看,坚持新古典主义的新制度主义者(Williamson,1995;North,1990)认为制度是约束个人行为的游戏规则;而作为新古典主义异端的“老”制度主义,则将制度看作是人们共同拥有的行为模式或思想习惯,是人们在集体中相互作用的产物(Hodgson,1993)。
而从制度分析的视角来看,则存在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choiceinstitutionalism)、社会学制度主义(Sociologicalinstitutionalism)和历史/演化制度主义(Historical\evolutionaryinstitutionalism)(Martin,2000),前者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关注于理解制度如何产生特定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如弹性专业化的组织和新产业空间);中者以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将经济理解为一个社会制度根植的系统(如经济对社会制度文化的根植性和“非贸易相互依存”);后者则以历史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强调制度演化在资本主义经济历史动态中的作用(如区域和地方发展的管制与治理)(Martin,2000)。
综观1980年代中期以来制度转向的经济地理学研究(苗长虹等,2002;Amin,1999;Storper,1997;Martin,2000;Cumbers,MackinnonandMcMaster,2003),至少可以辨别出以下几个理论视角相互交织并富有影响的学派:
(1)弹性专业化和产业区学派(如Amin,1989;PioreandSable,1984);
(2)新产业空间学派(如Scott,1988;Markusen,1996);(3)学习型区域学派(Storper,1997;Asheim,1996;Morgan,1997)(4)创新环境学派(如Aydalot,1986;AydalotandKeeble,1988);(5)区域创新系统学派(如Cookeetal,1998);(6)管制与治理理论(如PeckandTickell,1994)。
这些学派在对制度的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如弹性专业化和产业区学派、创新环境学派、学习型区域学派比较强调作为规则、程序、传统的“软”制度,而新产业空间学派、区域创新系统学派则比较强调作为机构和组织的“硬”制度,但这些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强调经济生活既是一个被制度化的过程,又是一个根植社会的活动,其演化既是环境特定的,又是路径依赖的。
与导向均衡的、享乐主义的、以完全理性的个体为核心的经济学的传统假设相比,它更重视本质上非均衡的、不完全竞争的、非工具理性的制度化过程(苗长虹等,2002)。
制度转向对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首先,它极大地拓展了经济地理学研究范围和观察的理论视角,使经济地理学从抽象的一般化走向关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其次,它从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综合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对立的哲学而走向实用主义的分析哲学:
实在论和批判实在论;第三,它为当代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和尺度转向等奠定了理论基础;第四,它使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从关注于以“物和结构”为核心的“形而下”转向重视以“观念”为核心的“形而上”,从而使经济地理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理论建构运动。
4、文化转向(culturalturns)
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经济地理学始终将经济活动的空间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范畴,并以此将其同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特别是人文地理学中的其他学科如文化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等加以区分。
但从1990年中期开始,伴随着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研究的深化,一些经济地理学家和文化地理学家开始思考,经济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是纯粹经济的?
社会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什么作用?
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
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辨证法?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引出了西方经济地理学远较制度转向意义更为宽广和深远的有关“文化转向”的讨论。
那些倡导“文化转向”的经济地理学家认为,经济生活不仅是经济的,更是社会和文化的,经济过程也是一个社会文化过程,“与其削弱经济,还比如通过将其置于其获得意义和方向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关系中而将其情景化”(WillsandLee,1997)。
因此经济地理学实质上是文化的经济地理学(economicgeographiesofculture)。
促成西方经济地理学“文化转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苗长虹等,2003)。
Crang(1997)认为,实践上讲,过去十多年对解释资本主义新时期和新空间中经济转型的复杂地理所出现的困难,促使经济地理学家寻求新的研究领域和知识资源,而这些资源可以从人文地理学中已形成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生态文献中获得;政治上讲,左翼政治经济地理学家所鼓吹的激进政治文化,无情的经历了从阶级斗争的解放政治向政治、文化、环境认识的代议政治的剧烈转变。
同时,经济地理学自身创新的压力和整个西方人文科学对“文化研究”的重视,进一步促成了经济地理学向文化的转向。
Sayer(1997)则认为,经济地理研究中文化转向与对经济研究兴趣的下降是相联系的。
特别地,新一代经济地理学者转向文化研究,揭示着他们对先前的政治经济学主导的学术等级制度的挑战。
更进一步来讲,文化转向反映了政治文化的变化,即从经济问题和劳工主义及传统的保守主义为主体的“分配政治”(politicsofdistribution),转向就同一性和关联性来说更具文化特征的新的“认知政治”(politicsofrecognition)。
而分配政治的下降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文化转向,既可能是左派所主张的替代经济议程失败(theLeft’salternativeeconomicagenda)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变化研究前景的新希望。
Thrift(2000)认为,由于新古典经济模型的逻辑连贯性受到质疑,经济本身正作为话语(discursive)现象而建构,这就是经济作为一个法律支持下的商业体系,它与规则管制下的对这一体系的一般描写模式紧密相关,也与相应的专业经济知识和道德态度的构成紧密联结。
因此,经济本身正被看为一种修辞形式。
现在很多著名的经济模型强调其社会和文化的性质,特别是有许多研究强调经济对社会和文化的根植性以及这种根植性的经济优点。
世界商务也已开始关注文化问题,“新经济”的关键就是知识和学习,重视革新、创造、技能培养(特别是意会知识tacitknowledge)、劳动关系等。
这些新的理论思潮的出现和进一步发展,使经济学研究发生某些变化是不可避免的。
最为突出的变化是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受到严峻挑战,而对信息经济学、准理性和多种理念、成本下降和内生增长的研究则迅速兴起。
因此,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地理学,其理论中出现文化转向也是很自然的。
事实上,上述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本身就是这种更为广泛的“文化转向”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并为这种转向奠定了理论和经验研究基础。
与“制度转向”一样,经济地理学文化转向的理论视角是多元的,并不存在单一的文化转向,也不存在单一的“新”文化地理学派(Duncan,1994)。
仅就对文化的认识来看,有的学者把文化理解为人类的“种属”特性(agenericfacet),它建构了人类使世界有意义的能力,因而比较关注与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有关的问题,如身份、意义、象征等文化实践过程;而有的学者把文化看作是以意义和价值体系对社会群体进行标示和建构的东西,因而比较强调多元文化同经济行为和管制之间的关系。
Crang指出,经济地理学在对待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上,大致有5种观点:
(1)继续将经济和文化看作是相对立的可以明确区分的单元。
这种观点是传统政治经济分析的捍卫者和重申者(如Palmer,1990),它关心物质现实而非意境地图,关心成本而非文化,关心社会行动而非文本,关系世界而非词汇。
因此,这种经济地理学正是“文化转向”所批判的对象。
(2)经济被输入到文化中,将已有的经济分析形式运用于文化生活。
这种观点是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运用于文化研究,它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3种视角:
文化的经济决定论(如Harvey,1989)、文化的经济运行论(即文化的工具化,如Painter,1997;Bourdieu,1993)和文化的经济殖民论(如Sayer,1997)。
(3)将经济理解为情景化于或根植于文化中。
这种观点是经济地理学文化转向的主流,它同制度转向一样,将经济社会学特别是Granovetter(1985,1993)的“根植性”(embeddedness)概念移植到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研究中,认为经济活动发生在并根植于特定制度文化建构的情景中,特别是一个地方化的制度文化情景中。
一些经济社会学家(Zukinetal,1990;Swedberg,1997)则进一步将“根植性”加以拓展和细分为文化的、结构的、政治的和认知的几种类型。
(4)将经济看作是通过符号、标记和话语等文化媒体来表达的。
这种观点在经济地理学文化转向中也非常富有影响,它认为个人、企业、区域、民族国家等经济空间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建构,通过文化建构的自我反思性,文化就部分创造了它所表达的经济现实。
著名经济地理学家Barnes(1992)曾指出,理论可以部分创造它寻求解释的现实。
Peet(1997)指出,经济生活可以塑造经济的文化表达同时又被这种表达所塑造。
(5)文化被看作是物化于经济中。
这种观点把经济看作是在性质上是文化的“物质”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现象,它关注于经济与文化的日益一体化,认为经济和文化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经济和文化不再是一方作为系统、另一方作为环境而运行,如信息经济的话语反思性、文化工业的美学反思性、信息与美学在各种服务经济中的综合、作为日常生活美学化的旅游消费的增长(LashandUrry,1994)等,都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活动物质化的生动说明。
经济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经济化”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显著特征。
对经济地理学而言,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助于文化转向的学术研究,许多文化实践是按经济逻辑运行的,对文化实践的分析可以应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另一方面,经济也实际地运行在文化的地域上,既存在着经济对文化殖民和文化的工具化利用,反过来也存在着经济对文化的根植和依赖(苗长虹等,2003)。
然而,由于对经济与文化关系理解的多样性和文化概念本身的歧义性,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呈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它涵盖了后马克思主义、制度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丰富多彩的思想流派。
这些不同思想流派的哲学基础和分析的视角虽然有很大差别,但它们在分析和理解资本主义差别化的空间、地方和生产、流通、消费以及从中榨取剩余并实施管制的实践中,均高度关注经济过程中的文化性质和经济与文化的内在双向交互关系,并努力建构各种文化因素和文化实践内在于经济过程的方式和其地理后果,从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时空复杂性做出了更为深入细致并接近实际的解剖。
“文化转向”对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而深远的。
Thrift和Olds(1996)提出,通过对经济地理学中“经济”的重新思考,我们要为“新型”的经济地理学腾出空间,以补充甚至替代“旧式”的经济地理学。
Thrift(2000)甚至认为,文化转向在某种意义上挽救了经济地理学,把它从垂死的、令人厌烦的处境中拯救出来。
Barnes则从经济地理学理论化的模式出发,提出“文化转向”是经济地理学从计量革命时期的“认识论理论化”向当前“解释学理论化”的重大转型。
Yeung(2002)、Perrons(2001)等则将“文化转向”看作是“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ies)诞生的源泉和标志。
显然,“文化转向”是西方经济地理学自计量革命和激进革命以来的又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它极大地拓展了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和理论视野,将传统经济地理学所忽视或认为属于其他分支学科的制度、文化等因素融入到资本主义经济新时空的研究中,并在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广泛借鉴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关“后现代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最新成果,使经济地理学不在局限于激进政治经济研究而将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纳入自己的分析体系,从而有力促进了经济地理学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复兴和与主流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对话,使西方经济地理学出现了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5、关系转向(relationalturns)
在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过程中,交织于多种地理尺度上的经济变化过程中的行为者的“社会—空间”关系日益成为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的焦点和核心。
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有关劳动空间分工、地方性(Locality)研究和弹性专业化的争论,促使经济地理学研究不断从“生产的社会关系”向“空间与社会的关系”转向(Yeung,2002)。
这样,19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制度转向”和“文化转向”研究的深化以及人文地理学对“关系思考”(relationalthinking)的倡导(Masseyetal,1999),作为内在于这种转向过程的“关系转向”或“关系经济地理学”(Yeung,2002;Amin,1998)就自然成为西方经济地理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Yeung(2002)将经济地理学“关系转向”研究的分析框架区分为3个方面:
(1)地方与区域发展中“关系资产”(relationalassets)。
这种框架涉及到新产业空间、产业区、集群、学习型区域、全球城市中的马歇尔节点等地方和区域发展研究的热点领域。
有关学者远离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概念,而从演化与制度经济学、新经济社会学、组织分析、都市研究、民主和社会运动的政治研究等社会科学分支中寻求思想资源,通过提出一些以“关系资产”为核心的制度主义概念与理论,如“institutionalthickness”、“tradedanduntradedinterdependencies”、“agglomerationtendencies”、“atmosphereandmilieu”、“socialcapital”等,来解释经济全球化时代地方和区域发展竞争优势的来源。
这种转向本质上是“制度转向”在地方和区域发展研究中的直接反映。
(2)社会行为者、企业和组织网络的关系根植性(relationalembeddedness)。
这种框架涉及到全球—地方关系、组织空间的差别化生产、路径依赖、社会网络的关系杂合性与片段化(relationalhybridityandfragmentation)、空间行动的多元逻辑与多重轨迹(multiplelogicsandtrajectories)等研究领域。
为进一步理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工业化、生产和地域发展的内在特征和机制,从1990年代开始,一些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如Dicken、Amin、Thift等纷纷从新经济社会学、组织分析和管理研究、后结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研究、科学与技术研究等领域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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