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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大学不平等世界的神话与现实

全球化与大学

——不平等世界的神话与现实

菲利普•G•阿特巴赫

2012-11-2216:

10:

36　　　来源：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年1期

　　作者简介：

菲利普•G•阿特巴赫，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美国波士顿MA02467

　　菲利普•G•阿特巴赫（1941—），男，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教授。

　　内容提要：

关于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已经有许多讨论了。

有人认为，全球化、互联网与科学共同体可以使各国在知识相互依存的新时代，在高等教育这一竞技场获得平等的机会。

有人则宣称，全球化不但意味着世界性的不平等，而且会导致大学“麦当劳化”。

也有人认为，当前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压力，从高等教育大众化到私立高等教育的增长，都是全球化的结果。

在这些假设中，有些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但是也存在不少误解。

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高等教育全球化与国际化的真实状况，着重讨论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一些影响方式。

本文特别关注的是：

全球化在怎样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在未来几十年面临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国家。

　　关键词：

全球化大学高等教育不平等中心边缘

　　关于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已经有许多讨论了。

有人认为，全球化、互联网（Internet）与科学共同体可以使各国在知识相互依存的新时代，在高等教育这一竞技场获得平等的机会。

有人则宣称，全球化不但意味着世界性的不平等（inequality），而且会导致大学“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

也有人认为，当前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压力，从高等教育大众化到私立高等教育的增长，都是全球化的结果。

在这些假设中，有些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但是也存在不少误解。

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高等教育全球化与国际化的真实状况，着重讨论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一些影响方式。

本文特别关注的是：

全球化在怎样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在未来几十年面临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国家。

[1]

　　长期以来，大学深受全球环境的影响，因而受到校园外以及跨国界的环境的影响。

然而，当人们分析21世纪的全球化时，往往忽略了这种现实。

由于大学的深厚历史根源及其对大学气质和治理方式的持续影响，当我们考察大学时，采取一种长远的视野是有裨益的。

正如克拉克•科尔（ClarkKerr）指出的，那些16世纪20年代以前成立的机构（institutions），其中只有85个至今仍然存在，包括罗马天主教教会、英国议会、几个瑞士行政区和约70所大学；在它们之中，可能大学的变化最小。

[2]从一开始，大学就代表着全球性的院校机构，因为它们使用统一的语言——拉丁语，并且为国际顾客即学生服务。

当时的教授同样也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所传授的知识反映了当时西方世界的学问。

当今世界各国的大学，除了开罗的艾资哈尔大学（Al-AzharUniversity）以外，均起源于共同的渊源——中世纪欧洲大学，特别是有教授治校传统的巴黎大学。

由于殖民统治的缘故，非西方世界很多地区也输入了欧洲的大学模式。

即便是那些没有经历过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国家——如日本、泰国、埃塞俄比亚和其他一些国家，也接受了西方学术模式。

[3]这种情况也存在于中国、尽管该国业已建立坚实的本土学术传统。

中国大学表现出了国际性和中世纪欧洲大学传统的特征，譬如院校的基本结构和教学方向。

　　美国大学结构在全球影响深远，表征着世界各地大学特征的基本结构，但其自身也是熔铸了各种国际影响的混合物。

最初的来自英国的殖民地学院模式，与19世纪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理念及美国式的服务社会观念相结合，形成了现代美国大学模式。

通过一些创造性的方式，外国模式与美国国情紧密结合起来。

随着欧盟迈向在“共同欧洲空间”（commonEuropespace）内寻求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协调，外来影响再次凸显出来——学位结构、课程学分制和其他改进中的成分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不断演化的学院校模式。

就如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建立本国的大学系统时，吸收了德国院校模式和一些美国理念一样，欧盟着眼于全球范围内的“最佳实践”（bestpractices）。

　　今日的全球化，最起码对高等教育来说，并不缺乏先例。

从一开始，大学就在协调国家现实与国际趋势之间的张力。

英语现在已经成为主导研究和学术的语言，但德语像在它之前的拉丁语一样一度占主导地位。

学生到国外学习，学者在国外工作，这一直是一种普遍现象。

的确，21世纪的全球化遍及全球——很少有地方可以躲避这种当代趋势，而且借助于现代技术，创新和实践可以极快地传播开来。

当然，这种类似趋势在历史上一些时期也曾出现过。

　　由于知识经济对21世纪发展的核心作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高等教育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这是由其在培养适应新经济的人才和创造新知识方面的作用所决定的。

[4]如事实所示，世界贸易组织（WTO）现在聚焦于高等教育。

当前关于《服务贸易总协议》（The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简称GATS）的争论，就是一种由跨国公司和富国的一些政府机构发起的、争取通过WTO将高等教育纳入世界贸易规则体系的努力。

这表明，在当今世界，大学和知识是多么的重要。

[5]

　　一、定义

　　当我们进行关于全球化的讨论时，有必要界定几个术语的涵义。

对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意味着一切；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全球化只不过给当代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

本文集中探讨高等教育国际化目前所处的特定国际背景，以及全球化对它的影响。

这样，本文的焦点并不是讨论高等院校管理之类的宽泛问题，诸如大学怎样应对大众化入学或高等教育私营化，等等。

　　本文将全球化定义为，对高等教育有着直接影响的广泛的和不可避免的经济、技术和科学发展趋势。

院校系统和机构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容纳和体现了上述方面的发展趋势，并且无法忽视这些发展趋势。

这些现象包括，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科学交流中通用语言的使用、高等教育大众需求（大众化）与对受过良好教育人才的社会需求带来的双重压力。

　　国际化包括，为了适应全球化需要或利用全球化机遇，由政府、院校系统和乃至院系和研究所承担的各种政策和项目。

国际化是为了适应变化的自愿的及可能是创造性的方式。

给以更大的首创空间，院校机构和政府部门就可以选择它们应对新环境的方式。

尽管人们无法完全控制全球化的力量，国家和院校机构并不是非得受全球化或者与之类似的力量的控制不可。

国际化意味着较高程度的自主权和首创精神。

[6]

　　本文还关注高等教育的一个新趋势——跨国化（multinationalization），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国的学术课程和院校机构出现在其他国家。

经常是参与方共同承办一些学术课程，但情况并不总是这样。

在两国或者更多国家院校机构之间进行的合作学位课程是跨国学术事业的一种形式，一般被称为“联合办学”（twinning）。

在境外设立院校机构成为这一趋势的一种变式，它可能是以授权形式而设（有时被称为“麦当劳化”），或者仅仅是开设分校。

[7]渐渐地，互联网也被用来传授跨国学术课程。

　　我们无法完全回避全球化。

历史证明，当大学切断自己与经济和社会潮流的联系时，它们本身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变得无关紧要了。

举例来说，欧洲大学就是因为忽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而导致了被边缘化。

事实上，当法国大革命完全将大学踢在一边时，冯•洪堡（vanHumboldt）正在潜心发明一种新的德国大学模式。

[8]与此同时，关于怎样应对全球化，高等院校和高等教育系统拥有很大的选择空间。

这样，那些坚持认为21世纪高等教育只能有一种模式的人显然是真的错了。

　　二、不平等环境中的中心与边缘

　　全球化的高等教育界极为不平等。

　　关注那些发展中国家和力量薄弱的院校系统，就可以发现这种严重的不平等。

当有人认为互联网和全球化的其他表现形式预示着将知识平等带向世界时，我们还看不到证据。

在某些方面，全球化为学生和学者有可能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学习和工作打开了通道。

但是，在许多方面，全球化只是强化了现存的不平等，并且形成了新的壁垒。

关于全球化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影响，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讨论了。

经济学家约瑟夫•斯提格利兹（JosephStiglitz）和达尼•洛德里克（DaniRodrik），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全球化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9]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反全球化，而且都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他们的批判揭示了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常常为主流观点所忽视。

　　强势大学始终控制着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而那些薄弱的院校机构和系统则因为资源短缺和学术标准低下而亦步亦趋。

学术中心引领着科学和学术的方方面面，诸如研究与教学、大学组织模式和办学方向，以及知识传播。

学术中心一般位于大国、富国，它们受益于所在国的资源。

这些资源包括：

经费；基础设施，如研究所需的图书馆及实验室；具备相应资格的学术人员；支持学术自由的传统和规章制度；教授、学生和院校机构对更高成就的追求。

典型情况是这样的，那些顶尖级院校机构在教学与研究中使用某种主要国际语言，而且得到了政府的有力支持。

　　现在，世界的学术中心和边缘之区分比以往更加复杂了。

[10]主要的国际学术中心，也就是北半球的那些领导型大学，尤其是那些使用某种通行语言（特别是英语）的大学，占据了学术层次的顶端。

世界一流大学在其他地方也存在，例如在日本和几个欧洲小国。

中国、新加坡和韩国的一些大学在努力向世界级研究型大学迈进。

21世纪初，即便是处于世界院校系统中心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以及某种程度上包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内，也存在许多边缘院校。

例如，美国的3200所中学后院校（Post-secondaryinstitutions）中，只有约100所可以称之为研究型大学。

这些大学获得了政府拨付给大学的研究经费的80％，主导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大多数方面。

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大多数院校处于学术中心的边缘位置。

其他国家的院校系统也呈现出类似的层级化。

也有一些大学发挥着区域中心的作用，传播知识并联结着世界顶尖级大学。

例如，埃及的主要大学在阿拉伯世界担任学术领导的角色，成为联结主要学术中心的桥梁，但其自身对学术贡献相对有限。

中国的重点大学是主要服务于国内的重要科研生产者，同时也是联结更广阔的外部世界的纽带。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一所大学要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界的一个重要成员，也就是获得“中心”地位比过去更难了。

[11]这是因为，进入的门槛提高了顶尖级研究型大学需要大量资源，许多领域的科学研究都需要实验室和设备方面的大量投资。

通过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来建立完备的网络设施，这需要高昂的费用，图书馆建设以及联结相关数据库也是如此。

在一些国家，大学如果不能获得雄厚的财政资源，就不能跻身顶尖级院校之列。

实际上，一些新建院校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不管它们置身何处。

　　处于学术边缘的高等院校，事实上乃至发展中国家或一些工业化小国的整个院校系统都依靠学术中心的研究、学术交流和高级训练。

主要学术期刊和数据库都位于主要大学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主要大学之中，因为重要的国际科研学术期刊大都用英语出版。

全球绝大多数大学都是教学型院校（teachinginstitutions）。

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尤为如此，它们必须依靠其他地方的新知识和分析。

例如，很多小规模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科研设施，不能提供学士以上学位，也没有经费购置最新的期刊和数据库。

在全球学术界，结构性依附（structuraldependence）是很普遍的现象。

　　任何关于全球化的讨论都无法否认，高等教育系统中存在深刻的不平等。

全球化给高等教育中现存的不平等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

本文将回到全球化这一背景，讨论高等教育领域内全球现实的一些具体方面。

　　三、一种新新殖民主义？

　　冷战时代的特征是，超级大国从“身心”上控制世界各地的人民。

前苏联、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斥巨资于学生交流、教材补贴、书籍翻译、学校建设以及其他活动，尽可能地影响世界各地的学术领袖、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

这些目标均与政治和经济利益挂钩，而高等教育则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一个主战场。

这种实施原理有时候表现为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但是更多的情况是被包裹在合作的外衣里。

　　这些计划往往给接受者（recipient）很可观的收益，包括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出国留学，提供一些高质量的大学教材、科研设备和其他资源。

同样，这样的计划本着自愿参与的原则，但是，由于资源短缺，到后来情形就变得难以自己控制了。

接受，意味着与捐赠国及其大学日益紧密的联系以及对援助国的长期依附。

例如，为了保证实验室设备的齐全和计算机的充足，接受者不得不长期地依靠提供者的设施、训练以及其他东西。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权力和影响有了新的表现形式的时期。

政治和意识形态让位于利益，前者为市场驱动型政策服务。

目前，跨国公司、媒体集团，甚至少数居于领导地位的大学都可以被视为新新殖民者（newneocolonists），他们寻求商业利益而不是为了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没有完全置身事外，它们在国内寻找合作公司，并且对于维持其国际影响兴趣盎然。

就像冷战时期的情形一样，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和大学今天并非是被迫接受资助、交流或互联网产品，但是它们自愿参与这些活动的压力越来越大。

进入一个更广阔的科学和学术界，获得一些显在的利益，这些都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结果基本是一样的，弱势国家和群体失去了知识和文化的自主。

　　四、英语的角色

　　英语是21世纪的拉丁语。

在当前，要进行全球范围的知识交流，英语至关重要。

从即便是那些不使用英语作为高等教育用语的国家的教学，到跨国学位课程及其他课程计划，都是这样。

英语获得这种统治地位并让人惊奇，如果说全球高等教育意味着必须把握英语的话，那么英语就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值得分析的因素。

[12]

　　作为世界上最广泛学习的外语，英语还是非英语国家最广泛使用的第二语言。

在很多国家，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而且除此之外几乎别无选择。

英语不仅是当前差不多所有国际通行科学期刊的共同用语，还主导着其他学术领域。

大多数国家都很看重其教授在国际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而这些论文基本上以英语为媒介，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语言的优势地位。

科学和学术互联网站点也基本采用英语。

实际上，英语成为科学和学术交流的语言。

赴英语国家大学留学的国际学生群体规模最大。

　　在那些拥有最卓越学术系统的国家里，英语是主要的教学语言。

这些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它们容纳了世界上最多的留学生。

新加坡、埃塞俄比亚和很多以英语为母语的非洲国家同样将英语作为基本教学用语。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也往往使用英语教学。

还有一些国家正在逐渐提供英语学术课程，以吸引一些不以学习本地语言为目的的留学生，并提升本国学生的英语技能从而帮助他们在国际大舞台工作。

许多国家，从阿塞拜疆、保加利亚到吉尔吉斯斯坦和马来西亚，设立了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大学。

许多国家，如日本、荷兰、德国、墨西哥等等，都在当地大学开设了英语学位计划和课程。

许多欧盟国家还提供英语学习，以之作为吸引欧盟内其他地方学生的途径之一。

英语的确是全球高等教育界的一种通用语言。

　　那么，这对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呢？

英语的地位影响着高等教育政策以及学生和学者的工作。

英语处于学术交流的顶端、给美国、英国和其他富裕的英语国家带来了明显的优势。

而美国则因为其具备世界上最大的学术系统和最重要的英语使用者，拥有双重优势。

举例来说，很多科学期刊都是在美国编辑的，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

这就给美国作者以便利，这不仅表现为他们可以用母语写作，而且其同行评价体制也是以美国学者所熟悉的语言和方法论来进行的。

别人要与他们交流的话，就不得不采用外语，并且要尽量适应这种陌生的学术规范。

如前所述，许多地方的学者面临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压力，人们认为在“最佳”科学期刊发表论文是学术工作成绩的必要证据。

这样就使得国际和区域会议逐渐以英语为专用语言，反过来又强化了掌握这门语言的优势。

　　各种各样的英语产品主导着国际学术市场。

这在期刊和教材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比如，基于美国或英国国情的教材销售到世界各地，影响着很多国家的学生和学者，为使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出版商带来了利润。

各学科的英文数据库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最广泛的使用。

大学必须为这些资源付费，其价格对欧美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而言意义是不一样的，对前者相对便宜，对后者则非常昂贵。

然而，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课程、考试资料和其他产品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拥有稳定的市场。

　　那些使用“小语种”的国家可能面临着这样的状况：

来自外部力量诱使它们放弃自己的语种而选择英语作为教学语言。

关于这个问题，荷兰进行了一场辩论。

辩论的结果是，尽管英语学位课程在这个国家已经很盛行了，荷兰暂时不考虑荷兰语的长期生存问题，而坚持以荷兰语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

也有一些国家提供合作学位课程，如马来西亚，该国使用的高等教育教学语言基本上一直是英语，而不是本国语言。

　　英语正在取代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等语言。

作为学术界的国际语言，这些语言不用担心自己会消失于高等教育界，但是它们的世界地位已经收缩了。

使用英语，让那些使用英语的国家取代母语教学的国家逐渐向主要英语国家的学术体系方向发展，这反过来又提高了后者的影响。

如果不考虑后果怎么样，英语是当前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语言。

　　五、全球学生学者市场

　　中世纪以来，世界上从未出现过一个如此巨大的游学国外的学生群体，他们最多时达到了150万人以上。

大量的学者和科学家为了从事研究或教学，暂时旅居国外。

对学术工作而言，这意味着大量的学术移民。

全球化鼓励这种流动，而且会确保这种流动持续增长。

随着学术系统的日益接近，学位逐渐在国际范围内广为接受，移民规则越来越有利于那些高技能人才，以及大学本身也越来越向全球杰出人才开放，这一全球市场肯定还要扩大。

　　各种层次水平学术人才的流动一般都是从南往北，也就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学术系统。

现在，全球国际学生当中也许有多达80％的人来自发展中国家，而且他们基本上在北半球留学，这些学生中绝大多数人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和其他专业学位。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学成后并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

在求学于美国的留学生大军中，约80％来自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苏联解体后，前苏联大量科学家纷纷从这个国家流向西欧和北美。

另一方面，工业化国家的学生在国外学习，通常并不是为了获得学位，他们花一两年时间待在国外，是为了拓宽视野，掌握某种语言，或者获得一些他们在本国无法获得的知识。

　　大多数留学生都是自己付费上学，这样就为东道国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同时也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一种榨取。

据估计，某些发展中国家用于海外留学的费用比该国所获得的国外援助还要高。

这些留学生不仅获得他们专业领域的训练，还吸收了他们置身其中的学术系统的规范和价值观。

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往往热衷于用他们在国外习得的方式来改造大学，而这样的行为往往证明是不现实也不可行的。

留学生起到了国际学术文化载体的作用，而这种文化反映了主要发达国家大学的规则和价值观。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文化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

　　学术人才国际移民潮的日益壮大，人们主要从南半球流向北半球。

目前，大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最优秀人才在发达国家工作。

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访问学者到国外担任临时教学岗位或者从事研究工作。

2000年，美国大学吸收了8万名访问学者。

尽管没有确切统计，估计全球共有20万名访问学者。

学术移民主要是自南向北流动，工业化国家内部的学术人才流动也很频繁。

人才流动的形式还包括区域内流动，如在拉丁美洲内的流动。

大多数访问学者在旅居结束后回到自己的国家，但也有一些人利用他们的工作机会实现了永久移民。

　　为数众多的人才移民是为了在其他国家找到工作。

重申一下，这种流动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

如前所述，相当多的留学生学成后并没有回国服务，他们一般都在授予他们学位的国家找到了工作。

另外有一些人则想方设法在国外谋职。

尽管我们无法获得确切的国际统计数据，这种现象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是相当严重的。

譬如，大量拥有博士学位的埃塞俄比亚人都在该国之外工作，30％的受过最好教育的加纳人和塞拉利昂人在海外生活、工作。

[13]很多非洲国家都存在这种情况。

南非每年都有大量高禀赋的学者流失到北半球；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才从非洲其他地方流向该国。

这种移民潮已经严重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学术机构。

　　移民不只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学者们倾向于在那些能够提供更具吸引力的机会、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国家工作。

目前，因为工资低廉、工作条件日益恶化，英国和加拿大每年都有为数不多但相当出色的人才移居美国，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且持续不断。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恶化，英国政府已经拨付资金，用以将他们的最优秀教授留在国内。

那些处在报酬优厚的小国，如丹麦、芬兰的学术系统的学者有时候也会被吸引到世界级学术中心去，因为在那里有置身研究前沿的前景，并且有机会使用最先进的科学设备。

在某些领域，譬如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方面，在美国工作的教授中相当高比例的人都来自国外，这反映了在美国这些领域半数以上的博士生都来自外国的事实。

学术系统的各个层次都有学术移民，尤其是自然科学、工程、信息技术和一些管理领域。

那些处于学术系统顶端的院校更能够吸引学术移民，这是因为世界著名学者容易获得顶尖级大学的高薪；而低层次院校，其较低的工资无法吸引本国申请者，但对国外学者具有吸引力。

　　学术移民遵循着复杂的路线。

埃及、约旦和巴勒斯坦的很多学术人才都在阿拉伯湾的大学工作，这里提供了比他们本国优越得多的工资和工作条件。

印度和巴基斯坦人则既选择到这里工作，也流向东南亚。

新加坡和香港吸引着来自全球的学术人才。

墨西哥和巴西聘用来自拉丁美洲其他地方的学者。

目前，南非、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将非洲各地的人才补充到自己的国家。

一些来自俄罗斯和中欧的最优秀学者和科学家在西欧和北美找到了工作岗位。

随着欧盟协调院校系统政策的实施，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人才流动肯定会大大提升。

　　最重要的“拉”（pull）因素包括：

更优厚的工资、更优越的工作条件、处于世界科学和学术的中心。

[14]南北半球在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存在差距，这意味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学者难以指望过上中产阶级生活，或者拥有进行科学研究和学术的必要工具，包括获得最前沿的知识以及与国际学术团体进行交流。

在众多“推”（push）因素中，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学术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局限，学术有时候屈从于各种限制，如果研究背离官方批准的主题的话，学者们甚至有可能因而被捕；在学术任命和晋升方面以及其他领域的任人唯亲乃至腐败都有可能侵蚀大学的学术氛围；有些地方，要想获得工作安全感和稳定感几乎不可能。

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以下问题：

资源短缺、日益增加的学生数对不堪重负的院校机构和系统造成压力。

位于学术中心的“拉”力难以改变，但“推”力是可以缓和的。

然而，总的来说，在当前的全球化环境里，学术人才的移民还会继续下去。

　　学术人才的移民一度被视为人才外流（braindrain），因为人们认为这些移民离开他们的祖国后就意味着永久流失了，他们给原来国家只是带来了负面影响，或者变得与祖国毫无关系。

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15]很多学者离开自己的祖国后还与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与原来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维持着科学和学术方面的联系。

有些人甚至在祖国的学术条件有所改观后又回归了，尽管此时他们已经在国外建立了自己的事业。

譬如，一旦出生地的学术工作条件、工资及学术自由得到改善，一些来自韩国、台湾地区的学术人才就从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回去了，并且获得了高级学术职位。

更普遍的情况是，学术人才是以做学术报告、咨询、与出生地国家的同事进行合作研究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