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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著名典籍
《楚辞》
《楚辞》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楚国的文学总集,原来收入了楚国人屈原、宋玉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的辞赋共十六篇,后来王逸又增加了自己的《九思》,达到十七篇。
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其中《离骚》、《九歌》、《天问》等篇保存了较多的历史资料和神话传说,学术参考价值很高。
屈原(约前339年~约前278年),名平,因为主张改革,推行法治,任用贤能人为官,受到楚怀王儿子子兰等人的诬陷,被罢官。
到了顷襄王时,屈原又被放逐,绝望之下,屈原投汨罗江而死。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这篇宏大的政治抒情诗表现了他的进步理想。
屈原常以历史抒发内心的情怀,而且从中寻找经验教训。
《九歌》原来是古代的乐歌,相传是夏启从天上偷来的。
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基础上创作了《九歌》,沿用了古代乐歌的名称,总共十一篇,保存了关于云神、山神、湘水神、河神、太阳神的神话传说,是现在研究上古民俗和楚文化的宝贵史料。
《天问》则是首长诗,对自然宇宙和社会历史提出了多达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其中也保存了许多神话传说和古史资料。
如关于鲧、禹治水的传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就涉及鲧和鸱龟的关系,禹和鲧治水方法的不同,禹治水时曾得应龙之助,禹娶涂山氏女等细节。
关于后羿的传说所提的问题,涉及到后羿射日,射河伯而妻雒嫔,最后被寒浞杀害等细节。
关于商的始祖契,以及从契到汤的历史,文献资料十分缺乏,而《天问》则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线索,其中涉及契、王季、王亥、王恒、上甲微等殷人先公先王的内容,尤其珍贵。
《论语》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后人记述孔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写成于战国初期(公元前475年前后)。
《论语》记述了孔子的社会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等各方面,甚至记载了他的生活习惯和细节。
全书大体是孔子弟子及其后人所记,是研究孔子的基本资料。
历代研究《论语》的书籍很多,现存的主要有三国何晏的《论语集解》,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是儒家学派对《论语》的代表作。
清代刘宝楠写《论语正义》,吸收了汉、宋、清各代观点,为何晏的集解作了进一步阐述。
近代学者程树德汇集古今书籍两百余种,编成了《论语集释》,很有参考价值
《战国策》
《战国策》是战国到秦汉期间关于纵横家的故事集,不是一人一时所写。
战国时期有一些专门研究外交策略的人,他们研究如何掌握君主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团结一些国家,孤立和打击敌对国家,历史上称为纵横家。
他们为了提高论辩技术,不断地搜集材料,有时候也自己虚拟事例,然后演练。
《战国策》就是这样诞生的。
《战国策》中的权变故事,大致上分成两类。
一类是早期作品,写作时离事件发生的时代不远,说辞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很有史料价值。
《战国策》中许多中短篇的说辞属于这一类。
另一类是晚出的拟作,作者对历史记忆已经模糊,所以内容上有了推测的痕迹,甚至是虚构的,《战国策》中许多长篇说辞属于这一类。
后来,《汉书·艺文志》中共收入了纵横家十二家,二百零七篇。
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奉诏校书,看到了皇家藏书中有六种记载纵横家说辞的版本,内容庞杂,编排错乱,文字残缺不全。
刘向根据国别,按照时间排定次序,形成了《战国策》三十三篇。
不过到隋朝时就已经残缺不全,现在只有十篇保存下来。
除刘向所见的外,当时还有很多民间流传的纵横家说辞。
1973年12月,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帛书,有一部和《战国策》类似的书,经过整理后定名《战国纵横家书》。
帛书共二十七章,有十一章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其余十六章则是佚书。
由于秦始皇焚书的重点是各国的史书,所以《战国策》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司马迁使用了其中很多史实写入了《史记》。
《战国策》收录的很多是优秀的散文作品,这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战国策》在流传中散失了一些,到北宋中期已经
《老子》
《老子》是用韵文写成的道家哲学著作。
书分为八十一章,上下两篇,即《道篇》和《德篇》。
因其后来被尊为道教经典,故又称《道德经》。
《老子》书中最高的哲学范畴是“道”。
道看不见摸不着,和具体物不同。
他认为,具体物是有对立的,有美就有丑,有善就有恶,“长短相形,高下相倾”,而道是无对立的,“混而为一”。
万物都有生有灭,是“不常”,而道是“常”,是永恒存在的。
老子反对人们争强好胜。
他认为具体的事物都要向反面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汉初的统治者采取“与民生息”的政策,把老子的“无为”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知道思想。
后来,汉武帝重视儒学,黄老思想地位下降。
从汉初崇尚黄老思想之后,历代对《老子》的研究和注释很多。
注释本有六七百种之多,近现代则有朱谦之的《老子校释》、高亨《老子正诂》、任继愈《老子今译》和《老子新译》。
《老子》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被译成了多种文字。
《韩非子》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又名《韩子》。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韩国贵族出身,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
看到韩国国力日益削弱,韩非几次劝谏韩王,但韩王听不进去。
在韩非在世的时候,他写的这本书的名声就很大了,当时还是秦王的秦始皇读到了其中的《孤愤》、《五蠹》等篇章,非常喜欢,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但在公元前234年,韩非奉命出使秦国时,却被李斯陷害入狱,后来被逼服毒自尽。
在西汉时期,刘向校书时加进了几篇别人的作品,如《初见秦》、《有度》和《存韩》的后半篇,最后定《韩非子》共五十五篇。
韩非的思想成就超过了所有的法家代表人物,他在总结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人代表性法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成熟法治理论。
他认为君主必须重视权力、威势和驾驭臣下的权谋之术,这样才能保证法令的贯彻执行,巩固君主的集权地位。
后来,李斯和秦始皇就是充分发挥了他的思想,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
韩非还继承了老师荀子的人性恶学说,主张治理国家必须实行刑赏。
在《韩非子》中,《解老》、《喻老》两篇,都是用法家的观点来对《老子》进行解释,体现了韩非的哲学思想。
《五蠹》则将历史的发展分成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他认为时代在不停地发展,所以社会和政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儒家的恢复周礼的复古思想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了。
《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是南北朝(公元420年~公元581年)时的重要农学书籍,作者是东魏(公元534年~公元550年)的贾思勰,共十卷,九十二篇,还有自序和杂说各一篇。
作者的事迹记载不详。
全书所引用的古籍将近二百种之多,其中的《四民月令》等历史价值很好的农书现先已经散失,本书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书中的记述包括了五谷、瓜果、蔬菜和树木的栽培,以及牲畜、家禽和鱼类的饲养,酒、酱、醋、羹、饼、饭、饴和糖等的制作,还有煮胶和造笔墨的方法等。
最后还列举了很多的“非中国(指中国中部中原)物”,就是北方不出产的蔬菜和瓜果。
书中总结了6世纪以前中国北部黄淮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经验,其中的防旱保墒、选种和培植良种、轮作和绿肥作物栽培等都是有相当水平的。
书中还提出了农业生产要综合考虑各项生产因素,生产过程中要抓好各个环节的思想。
《齐民要术》是研究北朝时期物质生产及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
《汉书》
《汉书》是东汉时期(公元25年~公元220年)最重要的历史著作,由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
《汉书》起自汉高祖刘邦,止于平帝、王莽,写了西汉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班固的父亲班彪,继《史记》之后,作《后传》六十五篇。
班彪死,班固继承父业,完成《汉书》一百卷。
班固死时,《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完成,后来由班固妹班昭等人补写。
《汉书》大体上沿袭《史记》的体例,只是把《史记》的世家并入列传,改书为志,共分纪、表、志、传四类。
《汉书》十志的规模比《史记》的八书更宏大,其中《刑法》、《五行》、《地理》和《艺文》四志,是《史记》没有的。
《汉书》吸取过去许多历史著作的长处,有《史记》、《后传》作基础,所以它的叙述“文瞻而事详”,周密而有条理。
但班固依附于外戚窦宪,热衷于功名利禄,所以在《汉书》里,他歌颂权势集团,迎合统治者的意志,否定了《史记》某些方面的成就。
《汉简》
汉简主要指两汉时期保留下来的竹木简。
北周时期,在居延地区就曾经发现了汉代“竹简书”,后来,北宋在甘肃等地也得到过东汉简。
到了近代,最早发现的古简是魏晋时期的。
在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罗布泊北部地区的一个古遗址里发现了一批魏晋木简和字纸。
这个遗址就是后来命名的楼兰遗址。
也是这一年,考古学家、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民丰北部又发现了魏晋简。
到了1906年,斯坦因又在新疆民丰县北部的尼雅遗址发现了少量汉简,第二年,他在甘肃敦煌县一带的汉代边塞遗址中发现七百多枚汉简。
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发现汉简。
以后就有更多的汉简陆续被发掘,到现在为止,七十多年共发现四万多枚,有非常完整的,也有破碎得只有一两个字的。
发现的汉简基本可以分两类:
一类是在汉代西北边塞地区遗址里发现的,简称边塞汉简;另一类发现于汉墓中,简称墓葬汉简。
边塞汉简
边塞汉简又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敦煌汉简。
斯坦因在1907年于敦煌附近发现汉简后,在1914年又在甘肃的敦煌、安西、酒泉等地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一百七十枚左右的汉简。
1944年,夏鼐等人在敦煌小方盘城以东的汉代边塞遗址中,发掘出了四十三枚汉简。
建国后1979年,考古学者们在敦煌小方盘城以西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里发现汉简共一千二百多枚,收获颇丰。
而且这还是敦煌汉简发现数量最多的一次。
斯坦因1914年发现汉简的地点横跨汉代敦煌、酒泉两郡,70年代发现汉简的玉门花海也应属酒泉郡,但是习惯上把这些汉简统称为敦煌简。
第二居延汉简。
1930~1931年,中国和瑞典学者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在甘肃、内蒙古境内的额济纳河两岸和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东南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一万枚左右的汉简。
发现地点中,北部的属于汉朝张掖郡的居延都尉辖区,南部的属于张掖郡的肩水都尉辖区,但习惯把这两个地区出土的汉简统称为居延汉简。
1930年,考查团在甘肃鼎新以西的北大河沿岸,斯坦因在1914年调查过的一段边塞遗址里,又发现了少量汉简。
这段边塞应属酒泉郡,所以,在居延简里实际上还包括极少量的酒泉简。
1973年到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破城子(居延都尉所属甲渠候官治所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等地进行试掘,获汉简近两万枚。
1976年,在居延地区又获汉简一百六十四枚。
第三罗布泊汉简。
1930到1934年,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泊北岸的汉代防戍遗址里,获得西汉宣、元、成各帝时期的木简七十一枚。
这批简的出土地点接近楼兰遗址,有人称为楼兰汉简。
边塞汉简一般发现于边塞地区的官署和烽火台遗址中,可以断定是守卫的官兵所留,其中有的是有目的地保存的,有的则是当作废弃物扔掉的。
西北地区少有竹子,发现的简绝大部分都是木简。
从内容看,主要是公文和簿籍,还有私人书信、医方、占书、字书和其他书籍。
简的年代基本开始于西汉中期,止于东汉后期,中间包括王莽“新”朝和“更始”时期。
边塞汉简所反映的不仅是边塞地区的情况,因为在很多方面,边塞和其他地方的情况是一致的,如诏书及中央部门的公文。
所以,汉简对于研究边塞地区和整个的汉代史都是非常重要的史料。
六七十年来,通过汉简,汉代的边防设施、屯田制度、兵制、官制、行政制度以及汉代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了新的进展。
·墓葬汉简
20世纪50年代后接连发现,重要的有下列几批:
1959年7月,甘肃省武威县磨咀子6号汉墓出土竹木简五百枚左右,主要部分是《仪礼》的九篇抄本,大概抄写于西汉末至王莽时期。
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约当武帝初期)出竹简六千枚左右,但大部分已残碎。
1972年,甘肃省武威旱滩坡汉墓(约当东汉前期)出医方简牍一批。
1973年,河北省定县40号汉墓(为西汉晚期的中山王墓)出一批已经炭化的残碎竹简,字迹勉强能够辨认。
1978年7月,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约当西汉晚期)出残木简四百枚,内容主要是军法。
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江陵张家山247号、249号、258号三座西汉前期墓出大量竹简。
汉墓中出土的古书,很多是长期失传的书,有的还可以纠正现在流传版本的错误,甚至可以用来确定书的写作年代,其文物价值极高。
银雀山1号汉墓所出佚书中有《田法》篇,有政府授田给农民的制度及农民的各种负担的内容,成为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史料。
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的乡文书,提供了西汉前期田租、赋税、徭役和土地占有等方面的重要参考资料。
张家山247号墓出土的汉律虽然只是一部分,但内容却非常重要,是相关学者研究汉代史的宝贵史料。
另外,汉简还有助于研究古文字的发展史,西汉简可以看出汉字的字体从古隶书演变到八分,以及草书的形成脉络。
东汉中后期简则可以看出隶书开始向楷书演变的情况。
《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有关个人经历、思想、学识并对子孙进行告诫的古书,作者颜之推,分为七卷,二十篇。
颜之推(公元531年~公元591年),字介,原籍琅邪临沂(今中国东部山东临沂北),先祖在东晋(公元317年~公元420年)时渡江,定居在建康。
在后来侯景之乱时,梁元帝萧绎在江陵自立,颜之推任散骑侍郎。
公元554年,西魏攻陷了江陵,颜之推被俘,后来在北齐任官。
此后在北周和隋任职。
他的《颜氏家训》是在隋灭陈,即公元589年之后完成的。
颜之推士族出身,受儒家礼法影响,也信仰佛教。
他博学多才,处事机敏,因而在多个在政权中任职,地位都很高。
他的阅历异常丰富,这是他书中思想形成的社会基础。
书中虽然有些观点陈旧,但也有很多涉及南北朝社会、政治、文化的内容和议论,史料价值很高。
《管子》
《管子》是战国时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传说是春秋时期管仲的著作。
现在版本的《管子》是在西汉时由刘向编定的,原有八十六篇,现只有七十六篇,内容分为八类:
《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
在刘向编定之前,韩非、贾谊、司马迁等人都认为它有一个中心思想,即主张法治的同时也提倡用道德教化来进行统治,对礼和法是并重的。
所以有人推测这是齐国学者结合本国特点,托名管仲提出的一种新学说。
也许是刘向或其他人把各派的著作编进了《管子》,造成了内容庞杂的结果。
尽管如此,《管子》还是在保存丰富的史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清戴望所著《管子校正》很有参考价值,郭沫若、闻一多等人写的《管子集校》把前人研究成果汇集一书,学习、使用都很方便。
《礼记》
《礼记》是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到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儒家论说或解释礼制的文章汇编。
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是“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
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
相传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
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
书中还有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内容。
宋代的理学家选中《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把他们合称为“四书”,用来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
《申子》
《申子》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的所著。
申不害(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7年),郑国京(今中国中部河南省荥阳县东南)人,韩国灭掉郑国后,韩昭侯重用他为丞相,在韩国主持改革,十五年间便使韩国强盛起来。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他原来信奉道家思想,后来分化出来,成为法家。
他的著作《申子》原来有两篇,《汉书·艺文志》中说是六篇。
清朝时,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有《申子》的辑本,但不是原貌了。
现只在《群书治要》第三十六卷所引《大体篇》和一些佚文。
申不害继承了道家的学说,主要从道家里边吸收了“君人南面之术”,即驾御大臣的权术,以此来加强法家当时所主张的君主中央集权制度。
他主张君主“无为”,即不从事任何具体的工作,只是不动声色地用“术”去驾驭臣子。
根据《韩非子·定法篇》中的解释,“术”的意思是说,君主要按照大臣们的才干授予官职,还要经常对他们进行督促和考核,根据政绩来决定赏罚。
申不害强调,明君是身体,大臣是双手,君主要掌握权柄,大臣去做具体的工作。
即君主要把立法、任免、赏罚等大权掌握在手,做事要抓要害,抓大事。
因此,君主要防止大臣蒙蔽君主的视听,防止大臣主权独断,侵害君主的权力,那样很可能导致大臣谋杀君主而自立为王。
申不害主张的“术”,最典型的就是“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这是具体的驾御大臣的权术。
要求君主“去听”、“去视”、“去智”,就是装听不见,装看不见,装不知道事情真相,避免暴露自己,这使大臣摸不清君主的底细,没办法投其所好,也就没法掩盖他们自己的缺陷。
而君主则可以看得明白,辨别出忠臣和奸佞小人。
韩非认为,“术”是必要的,但只讲术而忽视法,会导致法令前后矛盾,给人可利用的机会。
所以,韩非批评申不害是只懂得“术”而无法,所以改革成效不大。
《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证字源的字书,简称《说文》,作者是东汉时期的许慎,他在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完成了这部中国古代字书的奠基之作。
该书原有十四篇,叙目一篇。
正文以小篆为主,收入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还有古文、籀文等异体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字,解说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
在流传中被改动较多,现在的版本由宋朝徐铉校定,和原书出入很多,徐氏本的篇目很多,每篇又分成了上下两卷,总共三十卷,收入九千四百三十一字,重文一千二百七十九字,解说十二万二千六百九十九字。
《说文解字》改变了周、秦到汉字书的编纂方法,将所收字编成四言、七言韵语的形式,开创了部首编排法,共分为五百四十部。
许氏总结了先前的“六书”理论,创造了系统解释
文字之法,是先解释字义,再剖析形体构造,最后注明读音。
剖析字形的方法,是以前字书中没有出现过的。
《说文解字》对古文字、古文献和古史的研究多做出了重要贡献。
现存版本以徐铉校订的宋刊本最早,《四部丛刊》初编和《续古逸丛刊》也有影印本。
到了清朝,学者们把研究《说文》作为考据对象之一,作注的就有几十家,其中有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句读》、《说文释例》和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最有名。
近代的丁福保比较研究了先前各家专著,参考甲骨文、金文的资料,汇编成《说文解字诂林》,后来又补充资料编为《补遗》,作为总注释。
《水经注》
《水经注》是中国古代的地理名著,作者是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年)的郦道元。
三国时的桑钦写了《水经》一书,郦道元作注,得名《水经注》。
原有四十卷,北宋(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初年已经散失五卷,后人将三十五卷分开,补足四十卷。
郦道元(公元469年?
~公元527年),字善长,范阳涿县(今属中国中部河北)人。
在北魏宣武帝、孝明帝两朝为官,先后任冀州刺史的长史、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后任御史中尉。
不论在地方还是中央,他为政都以严厉出名。
后来,雍州刺史萧宝夤图谋叛乱,嫉恨郦道元的大臣阴险地上奏,推荐他进行安抚。
萧宝夤害怕他来后于己不利,派兵将郦道元杀害。
郦道元博学广识,足迹遍及长城以南,秦岭和淮河以北,书中的很多材料是他实际调查取得的。
在《水经》里只记载了水道一百三十七条,而郦道元的注竟达一千二百五十二条之多,注文有三十万字,比经文也增多了二十倍。
此书以水道为纲,同时记述流经地区的山陵、湖泊、郡县、城池、关塞、名胜,还有土壤、植被、气候、水文和社会经济、民俗风习等,历史故事也在其中详细记载。
他还记录了水利设施约三十处,对很多伟大工程表示了敬意。
对于从书本或实际调查均无法弄清楚的问题,他也如实记述,如“未知所从”、“非所详也”。
《水经注》对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和世界地理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
《水经注》中山川景物的描写,还被作为文学作品受到后人高度评价。
书中的缺点也有:
他因为是北朝人,所以南方水系的记录有些简单,其中还有些差错。
《晋书》
《晋书》是有关西晋、东晋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包括本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卷。
上自司马懿(西晋世祖武皇帝司马炎之祖),下到刘裕代东晋(公元317年~公元420年)建南朝宋。
该书同时还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
西晋灭亡后,到唐朝之前,有很多记载晋历史的书籍,但没有前后连贯统一的版本。
在唐朝贞观二十年,即公元646年,太宗李世民下诏编修《晋书》,到贞观二十二年完成。
现在的版本《晋书》写的是唐太宗文皇帝御撰,虽然太宗写了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陆机、王羲之的四篇论赞,但主持编纂的是房玄龄、褚遂良和许敬宗。
唐以前纪传体的史书中,对于在今天中国境内建立过政权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大都归入列传,排在末尾。
东晋时,匈奴、鲜卑等族在北方、东北、西北、西南建立很多政权,有五凉(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四燕(前燕、后燕、南燕、北燕),三秦(前秦、后秦、西秦),二赵(前赵、后赵),夏和成汉共十六国。
除了前凉、西凉,《晋书》将其历史作为纪传以外的独立部分,称为载记。
在二十四史之中,载记是《晋书》特有的体裁。
《晋书》的书后附有唐朝何超的《晋书音义》三卷,引用了包括字书在内的很多散佚的古书,对于古典文献和文字音韵的研究很有帮助。
《左传》
《左传》是记载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历史的史学名著,属于编年体史书,和《公羊传》、《谷梁传》一样,是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或《春秋内传》。
《左传》相传作者是春秋末期的鲁国人左丘明,但《左传》的实际成书时间是在战国中期。
春秋时有了专职的史官,他们用简练的文字写成记录重要事件的纲目,《春秋》就是其中的一种。
通过《左传》介绍的历史史实,我们可以更加详细地理解《春秋》中简便纲目所记载的历史原貌。
《左传》除了记载春秋时期许多重要史事外,还包括许多古史传说。
反映了一些进步思想,如轻视鬼神,注重人事,不主张臣民绝对效忠君主等。
《左传》在西汉的时候属于“古文经”,因为和“今文经”的矛盾,长期受到官方压制,没有得到设置博士的合法地位。
但由于其较高的学术价值,所以一直被保存下来,西晋时的杜预写成《春秋经传集解》一书,把《春秋》和《左传》合二为一,加以解释,自成一派。
以后,《左传》的地位逐渐超过了《公羊传》和《谷梁传》。
《尚书》
《尚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又名《书》。
“尚”即上古,“书”是指书写于竹帛上的历史,“尚书”即“上古的史书”,主要是商周两代统治者的一些讲话记录。
《尚书》的书名是汉代今文学家确定的。
汉代的《尚书》是由秦朝的博士伏生藏在墙壁中躲过秦的焚书和楚汉战争的乱世才保留下来的。
伏生从残简中拼凑出了二十八篇,经过学生传承形成西汉的《尚书》学三家,成为官学。
因为伏生藏的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为了区别以后新出现的“古文”本,就称为《今文尚书》。
西汉中期时,几次出现先秦留下来的版本,叫《古文尚书》,此后就引起了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近两千年的今古文之争。
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典籍散失。
东晋初年,梅赜献出一部《尚书》,经文下边有“孔安国传(传就是注释)”的《古文尚书》十三卷。
此书将伏生二十八篇分成三十三篇,又从当时古籍中摘编出二十五篇,凑够了刘向、郑玄所说的“古文五十八篇”。
因为经文完整,注解清楚,所以很容易被接受,加上统治者的支持,逐渐取得正统地位而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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