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疑案10.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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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疑案10
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疑案(10)
”1981年第11
期《半月谈》杂志登刊《胡耀邦改写对联》的文章、1982年苏文祥编写《古
今联话》、1983年张其中收集整理的《对联丛话》等书,亦说是顾宪成所撰
写。
直到最近还有人持比种说法。
如瞿林东在《东林书院和东林党》文中说:
“这是顾宪成在东林书院撰写的一副对联,足见他主张把努力读书和关心政
治结合起来。
”(1984年第11期《文史知识》)
其三,否定顾氏撰写之说。
近几年来,有人对此联曾作过一番考证。
认为,因它未见文献记载,故
此对上述说法予以否定。
如赵承中在《一副名联的作者及其它》文中说:
“假
定这副抱对是顾宪成为东林书院而题”,那么,“天启六年(1626年),当
东林书院惨罹‘不许存留片瓦寸椽’(《东林书院志》卷十四)之灾,庙貌
灰飞,廊房电扫、碑坊寸断、书籍风翻;沿堤树木,尽遭斩伐’(《东林书
院后记》)的时候,它何以能逃脱厄运?
”“虽然也有少数物件得以从这次
浩劫中幸存下来,如燕居庙奉祀的孔子牌位;欧阳东凤撰、文震孟书《重修
东林书院记》..碑刻等。
但这在一些志书中都有明文记载。
为什么唯独出
自东林党首领人物之手的名联,古人却对它讳莫如深,不著一字呢?
”还说:
“东林书院自创设后,先后修过四种专志,前三种也许已成佚典,雍正十一
年(1733年),许献等人在前三种专志的基础上增辑而成的二十二卷本《东
林书院志》(光绪重刻本)却仍可见到。
东林书院这130年间的建置规模、
治革兴废乃至题联匾额等资料,书中保存得颇为完备,独这副抱对不见记载。
散见于锡、金两县邑志和一些私人著作中的、可补雍正之未以来东林专志之
阙的各类记述,包括东林书院的石刻碑记,也从未谈及这副抱对或类似于抱
对的其他对联。
由此可知,这副抱对不是东林书院遗物。
”
赵氏据《顾端文公遗书》所载,证实陈云浦与顾宪成确有那次课试,但
其内容不是那副对联,而是“一篇时文”。
赵氏说:
清人梁章钜所编的《楹联丛话》,是一本“内容丰富,品例详
备”的对联之集大成之书。
诚如梁氏《自序》所称:
元明以来的对联,本书
“非敢尽谓之,而关涉掌故,脍炙艺林之作,则已十得六七”。
该书著录了
无锡祠庙题联多处,其中一则是顾端文公祠的,如“顾晴芬侍郎皋题联云:
‘立朝与天子宰相争是非,悉宗社远谋,国本重计;居恒共师弟朋友相讲习,
惟至善性体、小心工夫。
’”(卷四《庙祀下》)“梁氏既然收录了此对,那么,对于共处一祠之内的另一副更具特色的对联,总不至于会被列为下乘
而不录吧?
”“况且,格式与抱对完全相同的,书中也不是没有..,如‘松
声、竹声、钟磐声,声声自在;山色、水色、烟霞色,色色皆空’”就是一
例。
但却没有那一副“气度不凡的对联”。
为此,“抱对为顾宪成所撰写的
说法,就失去了它最后的支柱。
”(见1983年第1期《文史知识》)
赵氏之说尽管言之有理,可成一家言。
但其他说法也并非空口无凭。
谁
是谁非,仍有待进一步争鸣与探讨。
(任振河)
《西厢记》杂剧的作者是谁?
描写崔莺莺与张珙的恋爱故事的元代杂剧《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
月西厢记》,取材于唐代元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又名《莺莺传》),是
我国较早的一部以多本杂剧连演一个故事的剧本。
数百年来,它所表达的“愿
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祝愿,深深叩动着青年男女的心弦,连《红
楼梦》里的林黛玉也称赞它“词句警人,余香满口”。
《西厢记》元刊本现在已无从见到,现存的大都是明人枝订本。
也正是
从明代开始,对于它的作者是谁,出现了几种不同说法。
元末锺嗣成的《录
鬼簿》认为是王实甫,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及稍后王世贞的《艺苑卮
言》也持有同样看法。
几乎与此同时,又有人提出《西厢记》是关汉卿作或
者关汉卿作王实甫续和王实甫作关汉卿续三种意见。
《西厢记》全剧共五本
二十一折,所谓“关作王续”、“王作关续”,意即其中第五本系由王或关
补续。
王实甫和关汉卿的生平后人知之甚少,因此《西厢记》究竟出自谁人
之手,各家都拿不出证据确凿的理由来,主张“王作关续”最早的明代戏曲
作家徐复祚在《三家村老委谈》中,指出《西厢记》第五本“雅语、俗语、
措大语、自撰语层见迭出”,文学风格和语言与前四本不统一。
明末卓人月
将《西厢记》第五本和前四本分别与宣扬“始乱终弃”的《莺莺传》作了比
较,认为《西厢》全不合传,若王实甫所作犹存其意,至关汉卿续之则本意
全失矣”(《新西厢》自序),也主张“王作关续”。
明崇祯十二年张深之
校正本,更是明署“大都王实甫编,关汉卿续”,到了清初,金圣叹批本《第
六才子书》盛见流行,“王作关续”说也几乎就成了一时之定论了。
解放后,国内比较通行的看法都认为《西厢记》为王实甫一人所作。
游
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所谓“王作关续”,是封建统治者对《西
厢记》的排斥和丑诋。
谭正壁也认为,《录鬼薄》和《太和正音谱》的说法
是可信的,但他又认为,关汉卿也是作过《西厢记》的,不过不是杂剧,而
可能是小令(《乐府群珠》卷四中,就有关汉卿作的总题为《崔张十六事》
的《普天乐》小令十六支),这就是后人误传关汉卿作或续作《西厢记》杂
剧的由来。
从60年代初开始,又有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
例
如,陈中凡既否定王实甫独作说,也不赞成“王作关续”说。
他认为,《西
厢记》确实原属王实甫的创作,但那不是多本连演的杂剧。
元杂剧的通例是
一本四折,每折由一人独唱到底,而现存的《西厢记》却打破了这些限制,
在王实甫生活的元代前期还不具备这种条件。
再则,《西厢记》与公认为王
实甫所创作的《丽春堂》等剧相比,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都有极大的差异。
因而可以推知现存的《西厢记》是在元曲创作阵地南移到杭州,受到南戏影响后,由元代后期曲家改编而成的。
其中第五本所用的曲调完全打破了前四
本遵用北曲联套的习惯,唱法也不尽相同,自由运用声腔尤见进步,证明第
五本尤为晚出。
不久前,又有人从《西厢记》全剧情节发展的时间上的疏漏,
结局与主题的不同等方面,论证了第五本非王实甫所作,认为《西厢记》,
在第四本“惊梦”之后便告结束,不仅符合我国传统戏曲的结构特点,而且
改变了当时戏曲作品以大团圆来结尾的通病,否定了夫荣妻贵、衣锦荣归的
封建正统观念,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都极其高明,而第五本
的结局,只有在元末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由于重新开放科举仕进之阶而有了
一些变化之后才可能产生。
同时,从史料记载来看,无论是最早有关《西厢
记》记载的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还是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
都只摘引了《西厢记》前四本,而没有任何第五本的资料,因此推断“王西
厢”的原本应是四本,金圣叹将第五本定为“续书”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谢海阳)
《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吗?
百回本《西游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奇书”之一。
目前较多的意
见认为,它的作者是江苏淮安人吴承恩。
但是,从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各种
《西游记》的版本来看,却没有一部是署名“吴承恩”所作的。
有关《西游
记》的明刊本和清刊本,或署“朱鼎臣撰”,或署“邱处机”著,有的甚至
连著者的姓名也没有,只写上校阅人“华阳洞天主人”,或评点人如“李贽”
等等。
那么,该书的著作权又是怎么会归到“吴承恩”名下的呢?
自从《西游记》问世以来的数百年间,由于它在社会上有十分广泛的影
响,所以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浓厚兴趣。
《西游记》的作者究竟是谁?
这就
成为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
早在清初,有人就对《西游记》上署名
“邱处机”(或日“长春道人”、“邱长春”、“长春真人”)表示过怀疑,
但最早明确地提出《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的,当推吴玉搢他在《山阳志
遗》卷四中说:
“天启旧志列先生(按:
指吴承恩)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
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
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
时’。
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
”
其后,阮葵生的《茶余客话》也说:
“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
俗演义》”,“世乃称为证道之书,批评穿凿,谓吻合金丹大旨,前冠以虞
道园一序,而尊为长春道人之秘本,亦作伪可嗤者矣。
..观其中方言俚语,
皆淮上之乡音街谈,..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
”此外,清代尚有钱大听的
《跋长春真人〈西游记〉》、丁晏的《百亭记事续编》、纪昀的《阅微草堂
笔记》、焦循的《剧说》、陆以湉的《冷庐杂识》等,或直说,或假托,或
转引,都对《西游记》的作者问题有所论述。
但他们的基本内容,都没有超
出吴玉搢、阮葵生的范围。
诚然,还有人仍主张《西游记》不是吴承恩所作。
例如,毛奇龄据陶宗
仪的《辍耕录》而认定《西游记》的作者是元代邱长春。
王培荀的《乡园旧
闻录》,也十分肯定地说,此书乃“长春真人邱处机作”。
但由于他们的论
据并不充分,所以也难以成为定论。
到了本世纪的20年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肯定了《西游记》
的作者是吴承恩。
几乎与此同时,胡适在1923年第6期《读书杂志》上,发表了《〈西游记〉考证》的长篇论文,指出“现在《西游记》的作者是一位
‘放浪诗酒,复善谐谚’的大文豪”,而这个大文豪就是吴承恩,并初步撰
写了吴承恩的年谱,第二年的七月,鲁迅在西安讲学时说:
“《西游记》世
人多以为是元朝的道士邱长春做的,其实不然。
邱长春自己另有《西游记》
三卷,是纪行,今尚存‘道藏’中,惟因书名一样,人们遂误以为是一种。
加以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所作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序》
冠其首,便信这《西游记》是邱长春所做的了。
———实则做这《西游记》
者,乃是江苏山阴人吴承恩。
”(《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自此以后,鲁
迅和胡适的这种意见,被我国学术界的大多数人所承认。
但是,学者们并没有到此止步。
他们在继续探寻《西游记》作者之谜时,
发现上述结论尚不能令人十分信服。
章培恒先生在1983年第4期《社会科学
战线》上发表了《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打破了我国学
术界多年以来在此问题上的沉默,他在文中指出,主张百回本《西游记》是
吴承恩所作的人,其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吴玉搢《山阳志遗》和阮葵生的《茶
余客话》,而吴、阮两人据以立论的关键则是天启《淮安府志》中的《淮贤
文目》。
可是,我们在《淮贤文目》中只看到“吴承恩:
《射阳集》四卷□
册;《春秋列传序》;《西游记》”这样的记载,它仅指明了吴承恩写过《西
游记》,而没有说明此《西游记》是属于什么性质的书,也难以知道其确切
的卷数或回数。
相反,在清初黄虞稷所撰的《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地理类
中,却记载“吴承恩”的《西游记》,是游记之类著作,而绝非通俗小说。
)
这就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另外章培恒还根据现有的材料,从研究方言入手,
论证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不是淮安人吴承恩,而可能是吴语方言地区的
人。
(张兵)
《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
《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
聚讼纷坛近400年之久,迄今仍无定论。
《金瓶梅》问世时,由于种种原因,作者并没有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
但因此书丰富的思想内容、娴熟的艺术手法,在我国文学的发展史上,日益
引起人们的注目。
因此学者们对于探索它的作者问题,始终抱着很大的兴趣。
从现有的各种材料记载来看,晚明就有人提出了《金瓶梅》为“某大官
家中的教师绍兴老儒”、“金吾戚里门客”、“某孝廉”等所作,由于这些
看法纯系传说,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
但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过《金
瓶梅》一书乃“出于嘉靖间大名士之手”的话,而研究者们一时又找不出更
为确凿的材料来证明这种推测性论断的不可靠性,因此,尚能迷惑一些人。
入清以来,“嘉靖间大名士”如徐渭、卢楠、薛应旗、赵南星、李卓吾等人,
都曾被假定为《金瓶梅》的作者。
不过最为流行的看法,则是指嘉靖年间的
大文学王世贞。
据传王世贞的父亲王杼,因献《清明上河图》的赝品,为唐
顺之识破,因而得罪于权臣严嵩和严世蕃父子,最后被残害致死。
王世贞为
报父仇,特作小说《金瓶梅》献给严世蕃投其所好。
书的内容隐射严嵩父子,
揭露他们的种种丑行,而书上又涂有毒药,书阅毕,严世蕃即中毒而亡。
这
个故事后来成了“寓意说”、“苦孝说”的根据。
1932年,山西省发现了《金瓶梅词话》。
书前刻有“欣欣子序,兰陵笑笑生作,明万历四十三年”字样。
它比原来的明崇祯天启年间的刻本———
《绣像金瓶梅》和在康熙三十四年张竹坡根据崇祯本批点的《第一奇书金瓶
梅》都早。
由于这一新版本微露了作者的端倪,因而研究者们对《金瓶梅》
作者的考辨更为重视。
1933年10月10日《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吴
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率先对上述旧说提出质疑。
该文用严谨的史学考证方法、查阅了大量的正史、野史、笔记,以翔实的史
料作依据,剖析了前人据以立论的主要根据——《清明上河图》与王世贞家
族的关系,得出历史上的王世贞之父并非献假图受害,严世著亦非中毒身亡
的结论,就有力地否定了牵强附会的“寓意说”和“苦孝说”,也否定了《金
瓶梅》为王世贞所作的传统看法。
吴晗还从书中大量运用的是“山东方言”
这一点来看,认为王世贞虽在山东做过三年官,但要像当地土著一样使用方
言写出如此巨著是不可能的。
他明确提出,《金瓶梅》应为万历十年———
三十年的作品,作者绝不可能是所谓的“嘉靖间大名士”。
时隔不久,有不
少研究者撰文支持吴晗的观点。
例如,王采石在《民治月刊》第二十期上发
表《王世贞未作〈金瓶梅〉之确证》,说:
“《金瓶梅》叙宋代之事俱不得
要领,与王世贞‘博雅’的史学修养存在矛盾。
”赵景深也发表了《谈〈金
瓶梅词话〉》一文,确定“笑笑生”为山东峰县人。
这样,王世贞非《金瓶
梅》作者,在当时似乎己成为定论。
然而,“笑笑生”究竟是何人,却仍然
是一个难解的谜。
解放后,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更趋活
跃,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
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六说:
王世贞说。
有的研究者主要根据《明史·王世贞传》和《万历野获编》
以及有关王世贞的身世、生平、籍贯、爱好、文学素养、社会经历、思想风
貌、创作时间、生活习惯等,“与《金瓶梅》全书对勘,认为作品所描写的
内容与王世贞的各种情况都“很对口径”、“王世贞的影子完全摄在《金瓶
梅》中”,所以,“王世贞是最有条件写此书的作者”。
李开先说。
有的研究者认为,李开先的身世、生平和“对词曲等市井文
学的极深的爱好和修养”等,与前人对《金瓶梅》的说法不谋而合;作品本
身证明它同李开先关系密切;把《金瓶梅》和李开先的《宝剑记》作比较,
就会发现有不少相同之处。
所以,《金瓶梅》和《三国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一样,都是在民间艺人中长期流传之后,经作家个人写定的,而
这个写定音是李开先。
贾三近说。
有的研究者从新发现的《三希堂法帖》第一册中王羲之《快
雪时晴帖》后的四篇题跋中,纠正了《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的两处错
误,从而也否定了王世贞说,持此观点的人认为,以前有关《金瓶梅》作者
的各种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的大破绽,即籍贯不是“兰陵”(即山东峄县)。
《金瓶梅词话》序中的“兰陵笑笑生”,是峄县人无疑,而此“笑笑生”是
贾三近。
因为在嘉、万年间贾三近的生平经历、文学素养、世界观和精神气
质、笔名和《金瓶梅》全书所反映的内容较为相符。
贾三近所作《左掖漫录》
当是《金瓶梅》的原稿。
“吴侬”说。
所谓“吴侬”,是“生长在吴语地区,或是受吴语影响较
深的人”的昵称。
有的研究者从《金瓶梅》书中多次运用吴语词汇这一点来
证明“改定此书的作者当为一吴侬”,并不一定是山东人。
还有人曾将《忠
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两书进行对照,从作者所用的方言中发现了许多疑问。
特别是作者对山东的地理知识,“似乎十分模糊”,说是“山东人”
的可能性不大。
民间艺人集体创作说。
有的研究者从明人有关《金瓶梅》的记载、词话
源流及书中保留的说唱文学特点的例证认为,《金瓶梅》不是哪个大名士、
大文学家个人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由许多民间
艺人参加的、经过多人加工整理的作品。
还有人更进一步指出:
在《金瓶梅
词话》以前,应该有一部《金瓶梅说唱词话》,后来却把这一部《金瓶梅说
唱词话》改写为《金瓶梅词话》,虽保留了词话的名称,实际上是普通小说。
屠隆说。
有的研究者认为《金瓶梅》成书的确切时间“当在万历十七年
至二十四年间”,这样,作者定非“嘉靖间大名士”。
从《金瓶梅》的内容
来看,作者应是一个很不得志,看穿世事,不满现实,玩世不恭,而又做过
京官,“好叙男女情欲和熟悉小说戏曲游戏文字”的人。
明代万历年间文学
家屠隆在《开卷一笑》中曾用过“笑笑先生”的代名,“笑笑先生”当为“笑
笑生”,而“兰陵”应为江苏武进,是屠隆祖先居住过的地方。
他的书斋是
“婆罗馆”,正是取名于武进的古巷。
从屠隆的籍贯和生活习尚看,符合著
《金瓶梅》的作者条件,万历十二年,屠隆在京师正意气风发之时,被讦与
西宁侯纵淫而罢官,使他看到世态的艰险,同时更纵情于诗酒声色。
这种遭
遇和身世以及对社会的认识,都和《金瓶梅》中所揭露、鞭挞的相一致。
屠
隆对人欲的看法是“既想治欲,又觉得欲根难除”,这与《金瓶梅》既“企
图否定过度的淫欲”,又“不自觉地流露出赞赏”的观点也是吻合的。
屠隆
认为文学作品可以“善恶并采,淫雅杂存”,不必对“淫”的描写躲躲闪闪。
这些都是产生《金瓶梅》的特殊思想基础。
《金瓶梅》是我国古代“四大奇书”之一。
对其著作权问题的各种研究,
都有助于深入探讨此书的思想意义和美学意义。
这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研究
也是大有裨益的。
(张兵)
《繁华梦》是不是李伯元的作品?
李伯元,别署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系清末著名谴责小说代表作家。
其人善诗赋及制艺,精篆刻,能书画。
曾考取头名秀才,但屡应省试不第。
他办过报刊杂志,1901年开始文艺创作,“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嘻笑怒骂之
文”。
李伯元一生多才多艺,在各方面均有建树,尤以小说创作最为突出。
诚如鲁迅先生所说:
清末的谴责小说以“南亭亭长与我佛山人名最著”。
李
怕元在小说中广泛运用讽刺手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清末封建社会的
黑暗现实,特别是对清末官场的种种罪恶行径进行了有力的揭露与鞭挞,在
晚清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于李伯元所作的小说,据一般文学史的记述,有《官场现形记》、《文
明小史》、《中国现在记》、《活地狱》、《海天鸿雪记》、《繁华梦》六
部。
前五部现在已有定论,确系李伯元所写。
只有《繁华梦》一部,目前在
文史学界尚存在着分歧,主要有肯定和否定这两种不同的观点。
对《繁华梦》是不是李伯元的作品,鲁迅先生是予以肯定的。
他在著名
的《中国小说史略·清末之谴责小说》中明确指出:
“..李伯元所著有《庚
子国变弹词》若干卷,《海天鸿雪记》六本,《李莲英》一本,《繁华梦》、《活地狱》各若干本。
..”我国著名的文史专家阿英先生多年来曾对李伯
元的这类作品作过深入的挖掘、考证和分析,他在1941年所作的《清末四大
小说家》一文第一章《南亭亭长李伯元》篇内,附载了李伯元著作单行本书
目,计16种,其中小说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中
国现在记》、《繁华梦》等。
他认为,《繁华梦》系李伯元所作。
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是,李伯元的堂弟李锡奇1957年在《雨花》杂志发
表《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一文,也说起李伯元曾著《繁华梦》。
他写道:
“余与伯元谊关同族,且系弟兄,虽年少于伯元二十余岁,然回溯往事,印
象尚存。
伯无全家赴沪之前,曾住吾家一时期(伯元因嫁妹借住吾家房屋),
嗣后虽暂相别,然两家联系未断,其逝世之岁,余亦年已十七,故对其生平
及身后情况知之较详。
..所著章回小说及弹词等,亦陆续刊载各报刊。
有
《庚子国变弹词》四十回、《官场现形记》六十回、《文明小史》六十回、
《中国现在记》十二回、《活地狱》四十二回、《海天鸿雪记》二十回、《李
莲英》一册及《海上繁华梦》..等”。
因为李锡奇和李伯元的特殊家庭关
系,所以李锡奇的看法是可信的。
目前国内的一些通俗读本都持《繁华梦》
为李伯元所作的观点。
但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于:
以上各家都没有进一步提供详细材
料来证得《繁华梦》确系李伯元所作。
像李伯元这样的小说名家,其作品经
过阿英等人多年的潜心研究,几乎全部都已有了着落,而唯独《繁华梦》却
迟迟未能发现。
如果问得仔细一点,《繁华梦》是李伯元在什么时候写的?
写些什么题材?
写了多少回?
原来发表在什么报刊?
有没有出过单行本?
这
些问题,到目前为止还尚不明确。
或许正是由于这一不确定性,有的专著如
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就不载李伯元作《繁华梦》事。
还有
的学者则干脆否定了李伯元曾写过《繁华梦》这部小说。
这一派以魏绍昌先
生为代表人物。
魏绍昌先生曾专门发表《〈繁华梦〉非李伯元著作考》,提出了几点否
定的理由。
(1)说李伯元写过《繁华梦》,目前连一点寻找的线索都没有。
而在其他晚清小说中,用“繁华梦”这个名称的,有6种之多:
如孙玉声的
《海上繁华梦》、黄小配的《廿载繁华梦》、夏侣兰的《北京繁华梦》、天
梦的《苏州繁华梦》、老上海的《新繁华梦》、以及未署名的《最新上海繁
华梦》等。
以上后五种的刊印在李伯元逝世之后,可置之不论,只有孙玉声
的《海上繁华梦》(简称《繁华梦》)刊印最早,据他在《退醒庐著书谈》
中提到自己这部小说时说:
“余作《海上繁华梦》,当时沪地犹无社会小说,
我佛山人吴研人君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尚未成书,南亭亭长李伯元君
之《官场现形记》在《繁华报》发刊。
..《繁华梦》成书之后,皆在《笑
林报》馆出版。
”孙玉声的写作和发表《繁华梦》,和李伯元的《官场现形
记》在同地同时,据载《繁华梦》又在报上连载了两年多,出书一续再续,
销售了万余部,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一部社会小说;并且孙玉声和李伯元既
是办报的同行,又是“朝夕过从”的好友。
以此情此理分析,不但李伯元不
可能写作和孙玉声同一名称的小说,倒是外界误将《繁华梦》的作者“孙冠
李戴”,反而是很可能的事。
(2)1904年6月24日出版的《繁华报》和《笑
林报》同时刊登了出售小说图书的广告,如《官场现形记》、《海天鸿雪记》、
《繁华梦》、《庚子国变弹词》各书,两家报馆均有代销,广告上各书虽未
写明作者姓名,但都标明了册数和定价。
其时《官场现形记》在《繁华报》上还只连载至第三十二回,所以单行本只出到二编;《繁华梦》标明已出初
集二集,每集定价一元,按孙玉声的《繁华梦》初集在1903年出版,二集在
1904年出版,三集在1906年出版,其时恰巧只出了初集二集,每集“售洋
一元”,这也和孙玉声在《退醒庐笔记》中的有关记述相合。
显然,这两份
登在他们自己主办的报上的广告,更证实了《繁华梦》的确是孙玉声的作品。
(3)据查考,吴趼人在李伯元死后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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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古 中国 文化史 500 疑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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