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docx
- 文档编号:26962600
- 上传时间:2023-06-24
- 格式:DOCX
- 页数:27
- 大小:52.72KB
汪曾祺.docx
《汪曾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汪曾祺.docx(2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汪曾祺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戏剧家。
他执笔写过《范进中举》、《沙家浜》,创作过《梁红玉》、《裘盛戎》。
在他生前曾发表了大量的以追忆故乡风情、怀念中国文化传统的小说、散文,如《受戒》、《异秉》、《大淖记事》、《故乡三陈》、《故乡的食物》、《故乡的水》、《故乡的人》、《鉴赏家》等。
记得大一的《写作》课上,老师讲授论文的写作,重要的一点是对相关材料的占有。
我突发奇想,写一本关于汪曾祺的书。
从此,我的课余生活大多数泡在图书馆、资料室,这些难忘的大学生活构成了我人生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最早读到汪曾祺的书是漓江出版社的《汪曾祺自选集》(再版时更名为《受戒》),也许出于对家乡文化和作家的珍爱和自豪,这本书成了我放在枕下“长相厮”而又蔚藉我精神的食粮。
后来,江苏文艺出版社请研究汪曾祺的专家、著名评论家陆建华先生主编《汪曾祺文集》,这本书的出版无疑为许多人研究作家提供了捷径,更主要地是为那些厮爱他作品的广大读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可读文集。
准确地说,我是从读《汪曾祺文集》的作品走上文学之路的,而促成将他的文集翻了许多遍,除了教我们文选课的两位先生的特别推荐外,更重要的是作家作品所涣发出的独突的文学魅力在吸引着同我一样的文学青年。
全国大大小小的作家作品研讨会上,许多像汪曾祺同年代的作家被文学史所遗忘,恰恰有人常常提起汪曾祺,像王安忆、苏童这些著名作家毫无讳言的说是“汪曾祺的小说影响了他(她)”。
说是小说影响了他们,不如说是汪曾祺作品中所荡漾的那丝淡淡的、那股浓浓的内在情韵在启迪着许多年青作家的创作,原来“小说是可以这么写的”。
汪曾祺是一个绝对真诚的人。
“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
”(《桥边小说三题》后记);“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关于《受戒》)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越是久远的事情越能唤醒一个人的意识,这种意识是真实的,由意识透视的心理空间必将深而广。
正是这以“真”的主体创作意识、深而广的思考模式和独突的文化视角构成汪曾祺小说(还有其它文体)较强的审美意识、认知水准;作家所居地的民俗文化、民风民情,以及作家较强的艺术修养,这些东西一起构成汪曾祺作品的风景区。
汪曾祺一生长时间呆过三个地方:
童年时期的高邮(祖籍)、读书期间的昆明、写出较多作品的蒲黄榆(北京)。
汪曾祺1920年出生在高邮城内东大街,他19岁离开家乡。
留在作家心灵深处的便是对这些逝去生活的美好追忆,尤其是那浓浓的思乡情结在不时的催促着他在梦中(《大淖记事》),改变不了的饮食习惯(《故乡的食物》)、家乡人的约稿下打开记忆之门,追叙往事。
在故乡有他的亲人(汪曾祺的继母),有他的“初恋”情结,还有童年的伙伴、高邮的文游台、西湖,界首的茶干……以高邮为背景,以故乡人为原型,写家乡的风物人情。
所有一切的构勒与描绘而组成了秩序井然的“人工风景区”,这是一个人道抒情者最扣人心弦的五线谱,是汪曾祺人作为中国传统文人对理想皈依的家园的向往,这里的人、事、物烙上了作家灵魂真正舞蹈的独突的印痕。
高邮是一个文化渊源的地方,算得上是块风雨宝地。
蒲松龄在《高邮月课示》中说“高邮文物,号称名区。
”秦王子婴便在高邮。
北宋出了一个风流倜傥的婉约词派代表──秦少游。
而且历史上这个地方还出现过两年大人物,一个是张士诚,一个吴三桂。
汪曾祺不无自豪地说: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家乡于六十年出了两位皇上,──吴三桂后来是称了帝的,大概是有点‘王气’的。
”(转引自胡河清的《汪曾祺论》)这并不是说,汪曾祺沾上了这点霸气,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恬淡、平和至极的人,一生都是付“顽皮”、洒脱的个性。
“建华:
你最近给我的信都收到。
鸭蛋收到,谢谢。
高邮鸭蛋还真是名不虚传,其特点是肉质细腻,味道浓,──虽然现在的鸭蛋没有过去的油多了。
偶有客来,煮几个给他们尝尝,无不称赞。
本想留一部分送人,不想吃得差不多了。
鸭蛋已快吃完,信却没写,真不象话。
……”这是作家写给《汪曾祺全集》的主编、《汪曾祺传》的作者陆建华先生的信。
从信中,作家对故乡的食物是情有独衷的,而且善待客人,最为重要的就是闪现出作家人格深处的幽默和恬淡。
作家就曾经以《自得其乐》、《随遇而安》等题写出作家的这种心态,尽管他也不得不说:
“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会产生消极作用的。
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有原因(我就是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中国和知识分子是善良的。
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
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实现自己的价值。
人活着,总得做点事。
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
高邮除了人文历史,还有盂城驿、文游台,浩淼的西湖,精美贡品──界首的茶干、董糖,以及今天仍然屹立着的镇国寺塔。
高邮经济水平并不算发达,少了大规模地工业开发、高楼大厦的栉比鳞复,相反却保护了许多自然景观。
这种静止的风景恰恰给了汪曾祺宁静的修养,敦厚的文化底蕴。
如果一个城市给作家仅仅是一些历史的碎片,那绝对不会产生大的作家,作家只有将这些静止的东西转化为对人的思考和关怀,呈现出的作品才会产生动人的艺术感染力。
汪曾祺的创作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他为文学史留下了不朽的杠鼎之作《受戒》、《大淖记事》等等,许多外国的大学把《受戒》作为汉语文本的范文。
小巷依旧,人情依在……
分享:
分享到新浪Qing
张宗刚:
汪曾祺受的“戒”
(2012-12-1320:
36:
03)
转载▼
标签:
张宗刚汪曾祺受的“
杂谈
分类:
大淖记事
牡丹式的“国花”
汪曾祺集小说名家、散文宗师、戏剧高手于一身,是一位工诗文、善书画、充满士大夫情调的妙才;20余年来,他的小说、散文、诗歌、戏曲,以无可替代的文体意义和历久弥香的艺术魅力,引发了一番番“汪曾祺热”。
正值汪曾祺辞世十周年之际,读到了陆建华先生的《汪曾祺的春夏秋冬》一书。
摄取汪曾祺不同时期的影踪。
汪曾祺17岁辞乡远游,入名师如云的西南联大求学数载,之后萍踪不定,直至定居并终老于北京。
汪曾祺先后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馆员、刊物编辑、下放右派、剧团编剧,置身大时代,个人虽渺小如浮沤,但他牢记乃师沈从文教诲,永远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穷愁潦倒,职场蹭蹬,于他曾为常事,虽艰辛备尝,但汪曾祺始终视生活为一支温暖的歌,一首温情的诗。
政治的魔杖,一度将他打入冷宫,也一度把他推向个体荣耀的高峰,他深深领教过命运那只翻云覆雨手的力量。
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汪曾祺皆能自持。
汪曾祺的作品,有人情味,有烟火气,亦多名士风。
汪曾祺60岁写《受戒》,61岁写《大淖记事》,作为羯鼓铿锵中的锦瑟银筝,两文开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
浑厚的国学底子,出色的古文修养,对民间文化的天然亲和,成就了汪氏作品的文体价值。
不得不承认,他对于白话汉语的运用,几臻炉火纯青之境。
由他主笔的“样板戏”《沙家浜》,亦于热火朝天中透出一丝彼时代罕有的诗情雅趣。
汪曾祺散文声名,不下于其小说。
上世纪90年代迄今,在一派散文热潮中,汪氏散文一版再版,畅销不衰。
汪曾祺的文字风度散淡,温馨静美,称得上是地道的美文;而其人生态度与文化态度,则可看出儒释道交融的影迹,体现出中国特色的随遇而安。
汪氏散文与明清小品文颇具渊源。
某种意义上,他的文本可以视为士大夫精神的化石。
应该说,汪曾祺那些化沉痛为跳脱的文字,更多的是中国特色的乐感文化的体现,而非西方式的以崇高美为主体的痛感文化的映射。
毋庸讳言,汪曾祺的师承沈从文,已见精神的退缩:
沈氏文本中固有的蛮野之力,传至汪曾祺则少之又少,几至于无。
汪氏散文客观上表现为一种反崇高、反英雄、反宏大气象的格局。
尽管汪曾祺不乏现世情怀,但其文本深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儒家文化精义和中庸文化要旨,总体上缺了金刚怒目、邢天舞干戚式的张扬,缺了那种不平则鸣的血性、拍案而起的雄烈、特立独行的峥嵘、呼天抢地奋不顾身的文化情怀。
汪曾祺散文本是百花齐放之一枝,却在一轮轮的推崇热浪中,几欲被尊为牡丹式的“国花”,某种意义上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了一个民族对宏大叙事的疲惫与拒绝。
尽管我们今天处在一个不再价值定于一尊的多元化时代,但汪氏以其绝高的才情天赋,作出如许退缩性的文化选择,终不免令人略略遗憾。
窃以为,对于现时代的散文创作,尤其对于那些声势不小的“大散文”创作来说,更多需要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书写而非文人化书写,是知识分子书写而非士大夫书写,是思想者书写而非名士书写;但纵览当下势头颇盛的余秋雨、贾平凹诸人创作,包括老一辈的张中行、汪曾祺以至孙犁在内,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文人书写、士大夫书写、名士书写的特点,而鲜有文化书写、知识分子书写、思想者书写的特征;在其文本中总缠绕着一股意态悠然割舍不断的名士气。
这是一种魅力,亦是一种局限。
“此人控制使用”
汪曾祺从张家口回北京京剧团当了专职编剧,成为现代京剧《沙家浜》的主要执笔者,并因此与当时的“文艺旗手”江青有过密切接触。
当时的江青对汪曾祺屡屡青眼相顾,“文革”期间还亲自下令“解放”他,并点名让他登上天安门参加群众大会,不明真相的外人自然会认为这是汪曾祺投靠江青的显在标志。
对此,书中坦然分析,自幼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汪曾祺,潜意识中并非没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想法。
江青因为欣赏他的才华对他客气有加,汪曾祺不免心存感激,偶尔还会流露出知识分子的一点傲气,几分自得。
但如因此断言汪曾祺投靠江青则是荒唐的,汪曾祺本质上绝非进退裕如长袖善舞之徒,在江青面前,狂狷闲散的汪曾祺是敢于跷着二郎腿抽烟的,全无奴才形状。
事实上,汪曾祺与江青根本不是同一条河里的鱼。
鉴于汪曾祺的非党员及摘帽右派身份,江青曾明确指示:
“此人控制使用。
”可见她对汪曾祺是重视而不重用。
对此,汪曾祺自己也是有着清醒认识的:
“我搞了一个时期的样板戏,江青似乎很赏识我。
但是忽然有一天宣布:
‘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这主要是因为我曾是右派。
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这段辩解性话语,寄寓着汪曾祺的沉痛。
现实是冷酷的,清查“四人帮”分子运动开始后,1977年,汪曾祺被工作组正式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勒令他交待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
汪曾祺一下子成了“窦娥”,那段时间他天天在家里喝闷酒,喝罢就喊着要“剁指”明志。
这次审查拖了两年多,汪曾祺先后写了十几万字的材料。
他心中的窝囊与委屈,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可想而知。
谁让他上过天安门,谁让他还在一次会上建议为江青喊三声“乌拉”呢?
不谙政治的汪曾祺,遇事怎晓得权衡个中利害?
!
毕竟是书生。
汪曾祺的许多“文革”后文本,有意识地疏离中心话语和意识形态,几乎整个儿退回民国,退到从前,着意于写数十年前的梦与醒,爱与美。
这或许正是因为汪氏身为寻常文人,对政治天性疏离,却阴差阳错地一度和政治靠得过近,极一时之盛衰、历半生之炎凉的缘故吧。
不难揣测,置身现实世界,面对铜墙铁壁般的集体无意识,汪曾祺既然百口莫辩力不从心,干脆便在喧嚣的时代声浪中三缄其口。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倘果真如此,我们完全理解汪曾祺的幽远心曲。
在一种“枪打出头鸟”的群体氛围中,每有时局变易,汪曾祺这样率真行事的人往往最易沦为替罪羊。
———别人纷纷倒霉之际,你兀自一个人在那里“风光”,凭此一点,难道不该成为日后清算你的绝好理由吗?
而当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成为他人的箭靶子,汪曾祺内心的绝望与悲凉委实无可纾解。
汪曾祺的“文革”经历颇让人联想到钱锺书夫妇。
钱氏夫妇也曾遭遇过那个特定时代的凄雨冷风(如下放干校等),但总体上较少受到冲击,并一度锦衣玉食,恩泽加身。
期间,钱锺书曾被钦点为英译毛选定稿人之一,亦曾成为毛泽东诗词翻译小组成员,不免要承蒙江青关照;对此,杨绛先生在其发行量可观的回忆录《我们仨》中提及,她与钱钟书先后两次断然拒绝了江青让他们搬到钓鱼台去住以及用小车接他们游园的美意。
如1974年至1975年间,钱钟书奉命翻译毛主席诗词期间,住在一间简陋的学部办公室兼宿舍里。
杨绎写到,江青曾让他们搬到钓鱼台去住,“……传来江青的话:
‘钟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顾钟书同志。
’我不客气说:
‘我不会照顾人,我还要阿姨照顾呢。
’过一天,江青又传话:
‘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
’我们两个没有心理准备,两人都呆着脸,一言不发。
”最终两人还是没有搬家,坚持住在陋室。
杨绎又写道:
“1975年的国庆日,钟书得到国宴的请帖,他请了病假。
下午袁水拍来说:
‘江青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接两位去游园。
’锺书说:
‘我国宴都没能去。
’袁说:
‘钟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呀。
’我说:
‘今天阿姨放假,我还得做晚饭,还得看着病人呢。
’我对袁水拍同志实在很抱歉,我并不愿意得罪他,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们俩之间,只好对不起他了。
”(均见《我们仨》152、153页)上述文字表明,在那个年代,钱氏夫妇能够对江青作出如此高调的反抗性回应,其铁骨铮铮壮怀激烈,殊不逊于张志新、遇罗克。
同样受到“国母”礼遇的汪曾祺就傻得多了,可叹他全无先知先觉未雨绸缪之能,整个儿把自己裸裎于众目睽睽之下,主动授人以柄。
这种处世之道,也许最为切合中国文人的传统生态了:
想想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莫不才华惊世而性情趋于佻达褊躁、飞扬直露,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又怎会太妙?
!
翟业军:
“人的心,是脆的” ——从《受戒》看汪曾祺创作心理
(2012-12-1110:
02:
58)
转载▼
标签:
翟业军“人的心是脆
杂谈
分类:
大淖记事
1980年8月,正值花甲的汪曾祺写定《受戒》。
10月,《受戒》辗转发表于《北京文学》,并获该年度北京文学奖。
次年,《大淖记事》发表于《北京文学》4月号,并获该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一时间,汪曾祺犹如出土文物般重放异彩,引来大批崇敬者、模仿者、阐释者。
有人说,汪曾祺的小说“用一种轻快欢乐的调子朗诵了一首又一首关于劳动人民人情美和人性美的颂诗”[1],也有人说汪曾祺的创作深得京派文学神韵,为新时期文学汲来四十年代文学的活水[2]。
这些观点都不错。
但是,汪曾祺为什么会在一片“伤痕”、“反思”的愁云惨雾中,着力铺排里下河地区优美的风俗画面,摹写小儿女们纯美得近乎圣洁的情态?
有违常理的创作究竟隐含着什么样的衷情?
时过二十多年,彼时的喧嚣早已落定,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凭借时间赠与的后见之明,深究这个为什么。
本文大抵以《受戒》为例。
一、
我最起码可以找到三点致命的理由,来证明《受戒》的不真。
首先,从细节描写上说,《受戒》严重美化了水乡高邮的生存状态。
比如,小说这样写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割稻、打场等重活:
这地方兴换工。
排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
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
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
干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
其余的时候,各顾各,不显得紧张。
这哪里是什么沉重的农活,不正像《边城》中赛龙舟、捉鸭子的端午狂欢?
有酒有肉,酒神来到人间,醉倒了大批狂酣的民众;有歌有鼓,鼓点敲打出、蛊惑着生命的律动。
而低田上水,只要十四轧的水车,两个人车半天就够了。
明海和小英子伏在车杠上,不紧不慢地踩,轻轻唱三师父教的各处山歌。
这就更不是农活,而像抒情的夜曲,使躁动的身体宁静,使狂喜的心灵平息,生命柔美的诗意于是汩汩流溢。
就这样,狂酣和宁静有张有驰、天衣无缝地构建起一个暖融融的现世里的洞天福地。
汪曾祺在《故乡水》等散文中,对农活特别是车水却别有一番真实得惨烈的描写:
一到车水,是“外头不住地敲”——车水都要敲锣鼓,“家里不住地烧”——烧吃的,“心里不住地焦”——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把田里的水上满,一到太阳落山,田里有一角上不到水,这家子就哭咧,——这一年都没指望了。
农时紧,成本高还在其次,更要命的是高强度的劳动摧毁了一个个棒小伙的身体:
n 看看这些小伙,好像很快活,其实是在拼命。
有的当场就吐了血。
吐了血,抬了就走,二话不说,绝不找主家的麻烦。
这是规矩。
还有的,踩着踩着,不好了:
把个大卵子忑下来了!
(小肠气——引者)
吐了血或得了小肠气的人,就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
有些人自暴自弃,就成了游手好闲的二流子。
1981年10月,汪曾祺阔别高邮四十多年后首度还乡,车到车逻(高邮近郊),一个乞丐挤上车来,死皮赖脸、玩世不恭地一边念叨:
“修福修寿!
修儿子!
修孙子”,一边伸出肮脏的手,向旅客要钱。
汪曾祺罕见地一改温柔敦厚的态度,出离愤怒地痛责:
“这个人留给我的印象是:
丑恶;而且,无耻!
”后来知道,这个乞丐原是车水的一把好手,得了小肠气才混成这般模样。
农活的艰难和酷烈,原来是故乡人愚昧和麻木的根源。
或者说,农活如一把锋利的犁铧,在故乡人的心灵划过一道道血淋淋的伤口。
只有大兴水利,实现了自流灌溉,才把故乡人从地狱里拯救出来,这一道道伤口才渐渐愈合。
汪曾祺怎能不礼赞这项惠泽万民的浩大工程?
怎能不劫后余生般轻松、愉快地说:
“再见,水车”?
如重轭般套在故乡人身上的农活,如刑具般拷打故乡人身心的水车,为什么会如此抒情性地出现在《受戒》里,成为开启狂喜或诗意的魔棒?
这是因为散文和小说截然不同的文体暗示?
是因为汪曾祺故意地瞒和骗?
抑或是因为他有着太深刻的隐而难彰的苦衷?
其次,从人物设置、情感基调上看,《受戒》严重美化了少年记忆。
《受戒》结尾说:
“一九八0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但汪曾祺忘了,荸荠庵的故事如果真是“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的话,这个梦已经有一个拓本发表在1946年10月14日的《大公报》上,而这个拓本和1980年拓本的立意、基调相差极大。
1946年拓本叫《庙与僧》。
《庙与僧》同样描述了小庙里一个小和尚和三个大和尚一如在家人的凡俗生活,讲到了赌钱、过年杀猪、盂兰会放焰口,讲到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二师母,讲到了上书“一花一世界,三邈三菩提”的小门。
但是,《庙与僧》与《受戒》有三点根本性的差异。
1、《受戒》是封闭、自给自足的世界,外物无法侵扰,时间也没有流过,人性如繁花,自然、优雅地开落。
《庙与僧》却是峻切、惫怠的叙事人“我”草草数笔勾画出的素描,素描中的风景、人物莫不是“我”消沉、厌倦的心境的写照。
2、《受戒》中明海面如朗月,声如钟磬,聪明记性好,深受大家宠爱。
《庙与僧》里的小和尚却没有名字,没有玩伴,只能含含糊糊地念经,或是赤着脚跟黄狗在天井里玩。
当家和尚常常打他,一挨打,“他就伏在门口布袋和尚脚下悠悠的哭,一哭半天”。
小和尚就像万卡,汪曾祺想表达契诃夫式的隔膜和孤独[3]。
3、《受戒》不仅写了荸荠庵,还写了庵赵庄,写了仙女般的两姐妹:
“这两个丫头,这一头的好头发!
通红的发根,雪白的簪子!
娘女三个去赶集,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
”正是这种“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式健康、优美的烟火气息弥漫全篇,使得庵里杀猪吃肉、赌咒发誓的世俗生活显得可以相信,可以接受。
《庙与僧》却根本没有描写在家人世界。
缺少了在家人生活氛围的烘染,庙里的生活便如空穴来风,显得可怪,甚至可鄙。
两个拓本相别云泥,究竟哪个拓本更真实可信,更接近原梦?
抑或这个梦压根就不存在,只是汪曾祺一个善意的谎言?
我的看法是,梦的真、假姑且存而不论,根据汪曾祺的多次自述,这种生活是确实存在的,而《庙与僧》是这种生活相对忠实的写照。
原因有二。
1、1937年,为躲避抗日战火,汪曾祺和祖父、父亲到一个乡下小庵里住了半年,了解了和尚的日常起居。
《庙与僧》距离这段生活只有九年,这段生活还是真切的,可以打捞的。
《受戒》却是隔着四十三年悲欣交集的云雾,去追忆早已漫漶、斑驳的旧事,旧事一定被长长的悲欣浸湿、染透。
2、汪曾祺后来回忆,那个庵子里没有明海。
“倒是有一个小和尚,人相当蠢,和明海不一样。
”[4]以这个相当蠢的小和尚为标尺,《庙与僧》里的无名、寂寞、老挨打的小和尚更接近事实,明海显然经过了汪曾祺有意为之的美化、拔高。
最后,《受戒》全篇洋溢的内在欢乐根本不符合汪曾祺彼时的心境。
愤懑之人如何奏出清新、柔美之音?
据汪朗回忆,“四人帮”倒台,汪曾祺非常高兴,十分活跃地写标语、大字报以及揭批“四人帮”的诗词散曲。
“他觉得,历次运动他都沾了点边,惟独这一次清查‘四人帮’分子与他无关,因为他是受害者。
”可是,在很多人看来,一个摘帽右派竟受到江青重用,上了天安门,如果不是卖身投靠,哪能如此风光?
更有甚者,有人揭发,“四人帮”倒台前曾组织“第二套班底”潜伏下来,徐图大计,汪曾祺可能就是骨干成员。
于是,1977年4月,北京京剧团给汪曾祺贴了第一批大字报。
有张大字报这样写道:
“我们总怀疑有些曾被江青重用过的人在干扰运动的大方向”[5]。
很快,汪曾祺成为重点审查对象,被勒令交代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
审查历时两年多,交代材料写了十多万字。
这期间,汪曾祺上班时老老实实,回家后脾气很大,天天喝酒,喝完酒就骂人,还常说要把手指头剁下来“明志”。
审查略松后,他稍稍平和,开始提起搁置已久的画笔作画:
他画的画都是怪里怪气的,瞪着眼睛的鱼,单脚独立的鸟。
画完之后还题上字:
八大山人无此霸悍。
他是借画抒发自己心中的闷气。
[6]
当全国作家都理直气壮地炫耀着自己身上的伤痕,苦难成为无形资本的时候,自己却被打入另册,被怀疑为制造苦难的帮凶,心高气傲的汪曾祺怎么受得了?
一腔怒气、怨气发而为画,就成为怪鱼异鸟,发而为文,也应该是屈原骚、相如赋。
可是,《受戒》里却除尽了一丁点的火气和感伤主义。
我们能说《受戒》是作家彼时真实心态的反映吗?
他真的会天真到认为生命没有烦恼,人心皆无纤尘?
如此,我可以认定,《受戒》从基本事实到情感基调,都是不真的。
那么,汪曾祺为什么不惜扭曲、粉饰现实,在谣诼、猜忌纷扰的现世执拗地唱一首首牧歌?
这是明目张胆的瞒和骗,还是深藏着某种不得已的衷情?
二、
《受戒》一出炉,唐挚(唐达成)就撰文盛赞:
《受戒》的意义在于赞美“人间的、自然的、充满生命力的现实世界”,大胆挑战“出世的、非自然的、充满虚妄的神的世界”,其威力“绝不下于一篇宣扬无神论的檄文”[7]。
其实,《受戒》眷顾现世,排拒神秘的写法和倾向并非独创。
鲁迅于1936年4月1日就曾写下《我的第一个师父》,深情回忆龙师父一家“剃光了头发的俗人”式琐屑生活。
或许,他们都服膺“但尽凡心,别无圣解”的禅意,相信妙道尽在日常居处之中?
初看《我的第一个师父》,人们大抵会讶异:
纠缠如蛇、执著如鬼的鲁迅,怎么会如此慈眉善目地追忆一种俨乎其然的“做戏”生活?
更何况彼时鲁迅正深陷于“两个口号”论争等左翼文学团体的矛盾漩涡之中,哪有这份闲暇?
但是,如果我们联想到,鲁迅自1936年3月2日旧病复发至10月19日去世,半年中陆续写下《我的第一个师父》、《“这也是生活”……》、《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女吊》等一系列温情、眷恋的小品,我们就能明白,正是将死的恐惧赋予他“第二视力”。
他第一次强烈地体会到,现世的一草一木,那些过往的人、事,是多么地温暖人心。
他深情地写下:
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8]
如果说,彼时的鲁迅是将死,而1980年的汪曾祺却早已死过多次,只是这死是指失业时想自杀、打成右派、在江青控制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写样板戏、“挂”起来接受审查等一系列厄运。
站在死亡门槛的那一边,汪曾祺用“第二视力”一下子看穿了“伤痕”中浅薄之至的火气和感伤,看透了“反思”中人人急于洗刷自己,把罪责推诿给别人的真相,更如将死的鲁迅,真切地感知到现世烟火的温馨和熨贴,认识到优美、健康的人性的可贵和难得。
于是,他回忆起火辣辣的山歌:
“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描摹着夏天夜晚,明海和小英子一起看场,听青蛙打鼓,听寒蛇唱歌,看萤火虫飞来飞去,看流星滑过的动人画面,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汪曾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