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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罗尔斯交叠共识之理想
评罗尔斯“交叠共识”之理想
后期罗尔斯主张的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要把对社会基本结构的合理性的追求与对宗教、道德或形而上学的终极真理的追求分离开来。
这就意味着,就算作为主体的社会成员欲以追求终极真理,却不得以终极真理之名去僭越社会基本结构的主体间性的合理性。
对此,我们必须追问,是那些认为终极真理无关紧要的人在主张这种分离吗?
首先,无论是现实社会中的我与你,还是罗尔斯致力于刻画的良序社会中的公民的人格同一性,都无法被还原成承载着公共合理性的公民身份一一虽然,互
为彼此的公民身份是千差万别的人格同一性共有的构成性和规范性要素。
人格同一性不仅承载着我们的公共身份和蕴涵在各种私人关系或职业关系中的身份及受其促动或约束的愿望,还承载着由我们作为价值共同体成员的非公共身份去担当的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道德的综合学说(compre-hensivedoctrines)。
无
论是只信奉一种综合学说还是同时信奉多种综合学说的不同内容,我们都是在历史地形成的各种综合学说的交互影响或塑造下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人格。
如果我们信奉的是以确立终极真理为最高目标的综合学说,并且相信,只有这种综合学说才能通达终极真理,我们就会因为对终极真理和对这条真理之路的信奉而确立与之相应的求真人格。
具有求真人格的我们在真理与谬误的交战中或许绝不妥协:
我们宽容崇尚真理但还不得其门的他者,但绝不宽容公然拒绝真理甚或追求谬误之人。
然而,如果认同规范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的合理性,我们就不会不合理地要求用我们的综合学说呈现的终极真理去奠基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
罗尔斯强调,认同这样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我们承认真理的相对性或多元性,更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怀疑论对绝对真理的否定。
由于具有求真人格的我们同时也是理性的和合理的公民,我们之间就有互为彼此的公民义务(thedutyofcivility),而其中就包含着罗尔斯所
说的判断责任(burdensofjudgment)。
无论是在某一综合学说的视野内,还是在涉及全体公民的政治视野内,我们彼此不仅可能发生分歧,而且我们的分歧可能恰好源于我们彼此认可的对终极真理或对公共合理性的真诚追求。
因此,判断责任是理性且合理的人必须共同承担的责任:
我们必须直面合理分歧并为之作出合理解释。
当然,要合理地解释某一综合学说内部的合理分歧,必须诉求于由这种综合学说规定或允许的理性和合理性的出场方式和内容。
类似地,要合理地解释与全体公民相关的合理的政治分歧,就必须诉求于已经蕴涵在宪政民主的公共文化中的那些使公民身份得以可能的根本理念,必须诉求于奠基于这些理念并反过来对这些理念进行融贯说明的、可望被全体公民一致同意的政治正义观。
由于合理分歧无处不在,由于作为公民的我们在社会基本
结构的合理性问题上彼此负有判断责任,“认为我们所有的差异
都扎根于无知和固执,都根源于对权力、地位和经济利益的竞争,就是不真实的;由于这种看法会引起相互的猜忌和敌意,它比不
真实更糟”。
我们作为合理的人必然意识到,在追求人和宇宙的终极真理时,合理的分歧无处不在。
虽然真理之路内在地致力于消除合理分歧,但合理分歧之所以合理就在于,在追求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道德的终极真理之路上走得越深,我们关于真理的共识和分歧可能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合理的分歧作为合理的多元事实的一部分,既内含于具有主体间性的合理性的正义原则,又内
在地隶属于融自由平等为一体的正义的良序社会。
由于必须与异
于我们的其他公民共同承担不得以真理之名推卸的判断责任,我
们就有义务不得以真理之名把我们信奉的综合学说强加给持有不同综合学说的公民。
作为终极真理问题上的合理分歧的一方,我们必然坚信自己信奉的综合学说才是真理之道,这也是我们已
然确立的毫不妥协的求真人格对我们的内在要求。
但如果我们也
是合理的公民,当涉及与所有公民相关的社会基本结构的合理性问题时,当试图以我们的综合学说承担的真理去奠基主体间性的公共正义,并依据于这种奠基去实施真理对谬误的强制时,我们
就应该作出这样一个合理预见:
当我们向他人提出这种要求时,合理的他人必然会把我们的这种要求视为不合理。
因此,由于认
识到对公共合理性的诉求独立于对终极真理或全部真理的追求,
合理的公民在坚持自己的真理之路时,就必然会彼此承认,对方的综合学说即使是错的或假的也仍然是合理的。
具有这种合理性的我们,无论在非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执守或践行怎样的宗教的、形而上学的或道德的综合学说,由于有了对公共合理性的内在认同,就必然会内在地认同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良心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原则。
我们的内心认同体现为这样一个条件事实:
即使某一天信奉我们的综合学说的公民赢得了对于社会的支配力,我们也不会用自己信奉的真理去僭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主体间性的公共合理性。
我们的内心认同还体现为另一个相反的条件事实:
在具有公共合理性的社会基本结构保障的各种对话语境中,即使我们信奉的综合学说和真理之路在与别的综合学说和真理之路的竞争中无法赢得追随者而越来越势弱,我们能够和应该做的,最多只是满怀悲情地执守这条真理之路,让自己的生命不无遗憾地但却在合理性的光辉中消逝在真理之路的尽头。
问题是,具有这种合理性的正义人格如何可能?
这个问题的答案蕴涵在为解决稳定性问题而迫使罗尔斯从前期的综合自由主义转向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追问中:
交叠共识如何可能?
罗尔斯强调,交叠共识(overlappingconsen—SUS并非源于利益或价值观的冲突,并非是各方基于理性博弈的让步或妥协。
相反,由于交叠共识的对象是政治的正义观,不仅这种共识是一种道德共识,而且“交叠共识”这个理念本身也是一种道德理念。
“作为公平的正义”就是罗尔斯致力于刻画的希望能够赢得交叠共识的政治正义观:
这种正义观能否成为交叠共识的焦点,取决于它对蕴涵在宪政民主中的“自由”、“平等”、“公民”和“社会作为公平合作体系”等理念的阐释是否具有公共意义上的合理性;取决于它的“原初地位”的理念以及原初地位下各方选择的正义原则能否不诉求于任何综合学说而被确立;当然,也取决于这种正义观能否赢得我与你的或我们与他们的交互的反思平衡。
这就意味着,“作为公平的正义”要赢得持有不同综合学说的公民的交叠共识,要期望公民诉求由其公民身份承担的理性和合理性去建立互为彼此的道德共识,对这种正义观的呈现和阐释就只能诉求于罗尔斯所说的能够被全体公民共享的“公共理性”。
由于合理性意义上的理性(reason)与以目标为基准的理性(rationality)并不相互隔绝,又由于公共理性及其内容结构正是理性的和合理的公民在为彼此确立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时必须基于判断责任而求取相互信任或检验此种信任的依凭,内含于公民身份和公共道德人格的公共理性就必然以对自身的理性的和合理的呈现为目标。
后期罗尔斯对“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呈现和阐释,既不奠基于作为一种综合学说的理性主义价值观,也不奠基于旨在对人类价值进行综合解释的康德式自主。
相反,“作为公平的正义”要赢得各种综合学说的交叠共识,对它的呈现和阐释就只能诉求中立于任何综合学说但又蕴涵在各种人类
思想、信仰和活动中的形式的“理性”(reason/rationality)概念,特别是,只能诉求于两种意义上的理性在宪政民主的社会基本结构的公共语境中可望被所有公民共享和共同承担的出场方式和内容。
因此,作为公共理由(publicreasons)的提供者,罗尔斯意义上的公共理性(publicreason),就同时意指以公民的公共身份和公共道德人格来承担的、旨在展现主体间性意义上的公共合理性的理性(reason),和以这种公共合理性本身的内容和结构为目标并受其规范、但又反过来对其予以支撑的公民的理性(rationality)。
由于交叠共识的对象是“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asFairness)的政治正义观,不仅这种正义观要中立于各种综合学说,而且对这种正义观进行中立呈现和阐释所依凭的公共理性,也中立于由各种综合学说向其信奉者规定的以价值共同体成员身份去承担的理性的出场方式和内容结构。
换言之,作为交叠共识对象的政治正义观要由共同的公共理性来呈现。
然而,罗尔斯却说:
“所有确认这种政治正义观的人,都始于自己的综合学说的内部,都利用自己的综合学说提供的宗教的、哲学的和道德的依据。
人们按照那些依据确认同一种政治观一一这个事实,并不
使他们的确认较少宗教的、哲学的或道德的意味……因为,被真诚持有的那些依据决定着他们的确认的性质。
”这就意味着。
要使这种正义观从自身产生出基于交叠共识的稳定性,它就必须包容各种类型的确认依据。
正是因为公民能够从自己信奉的各不相同的综合学说的内部为之找到各不相同的依据,“作为公平的正义”才可能成为“交叠共识”而非“重叠共识”的对象。
换言之,虽然对“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呈现和阐释诉求的是由共同的公民身份承载的公共理性,但这种正义观本身却允许公民通过诉求自己的综合学说给予的非公共依据来对它进行确认。
无论依据是什么,能够确认这种政治正义观及其正义原则的综合学说,就是具有公共合理性的综合学说;无论信仰是什么,愿意诉求于自己的综合学说去确认这种正义观并在此基础上遵守相应正义原则的人,就是具有公共合理性的人。
当然,具有公共合理性的综合学说的核心信念或价值本身是正确还是错误,不是公共理性评判的内容,只要对它们的信奉或践行不违背要由公共理性来说明的公共正义原则和由这些原则架构的制度规范。
罗尔斯说,正是因为“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中立特性,它才能作为一个“模块”(module),镶嵌进各种合理的综合学说,从而成为它们的本质的构成要素,得到被其规范的社会中持续存在的各种合理综合学说的支持。
因此,政治自由主义强调的“中立”(freestanding)并非道德意义上的中立――相反,这种中立本身是可诉求于公共理性而被确证的道德要求。
尽管可不诉求于任何一种综合学说而中立地呈现和阐释这种正义观,但这种被中立地呈现的正义观却不因它的中立而无关于各种综合学说。
进一步讲,正是因为它的中立性,“作为公平的正义”就可能以各种形式相关于或镶嵌进各种综合学说。
至于这种政治正义观如何相关于各种综合学说,则不是公共理性能够和应该回答的问题,而是隶属于各种综合学说自身的问题。
于是,通过诉求宪政民主的公共理性而被呈现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不仅反过来充实了公共理性的内容,而且向各种综合学说提出了内在于它们的问题:
具有公共合理性的正义观如何从综合学说的内部被确立?
由于对此问题的回答取决于不同的综合学说,无需凭借任何一种综合学说而被公共理性呈现的政治正义观,就恰好可能被追求终极真理的综合学说当作终极真理的一部分。
这说明,政治自由主义确立公共合理性对于终极真理的优先性,并非出于对终极真理的否认或漠视。
恰好相反,政治自由主义不仅允许而且欢迎合理的综合学说对公共合理性作出一致于终极真理的解释:
以悬置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道德的终极真理的方式出场的公共合理性,虽然禁止把自身解释成某种类型的终极真理,但却不反对各种综合学说按照自己的核心信仰或价值观进行这样的阐释。
换言之,公共理性以中立的方式出场,既是要为各种综合学说也是要为自身划定界限:
只要不僭越公共合理性的界限,各种综合学说不仅有按自己的核心信仰或价值观解读、追求和践行终极真理的自由,而且有把公共合理性解释成终极真理但却免于公共理性对此解释的正误进行评判的自由。
当然,对于“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交叠共识就意味着,无论从各种综合学说的内部作出怎样的回答,无论这些回答之间有着怎样的不协调,它们都隶属于被这种正义观承认的合理的多元事实(thefactofreasonablepluralism)。
罗尔斯进一步指出,“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中立性源于它自身的完备性(completeness):
“它从自身产生了必需的理念,因此,所有这些理念都在它的框架内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
”在这里,罗尔斯所说的必需的理念,不是由“作为公平的正义”致力于融贯阐释的、已经蕴涵在宪政民主的公共文化中的“自由”、“平等”、“公民”、“公共理性”、“相互尊重”、“社会作为公平的合作体系”等理念,而是特指关于“好”的五种理念:
“作为理性的好”(goodnessasra-tionality)、基本益品(primarygoods)、可允许的价值观(permissibleconceptionsofthegood)、政治美德(politicalvirtues)、
政治社会之好(thegood0fpoliticalsociety)。
有必要强调的
是,促使罗尔斯从前期的综合自由主义转向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根本动因就在于:
由于《正义论》中呈现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还没有摆脱凭借康德式自主对“好”的综合解释,它就不可能作为只诉求公共理性的中立的政治正义观而赢得各种综合学说的交叠共识,从而不能产生对于自身的具有道德意义的稳定性。
而政治自由主义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之所以是完备的,就在于它不仅在政治自由主义允许的限度内产生了关于“好”的五种中立的理念,而且这五种理念对于政治自由主义的目标一一为社会基本结构确立具有公共合理性的稳定的正义原则――是充分的。
“作为理性的好”的理念指向的是中立于各种价值观(conceptionsofthegood)的一般事实:
无论价值观有怎样的差异,民主社会的成员都具有理性的生活计划,正是凭借这个计划,他们才会理性地分配自己的各种资源(心智、时间和精力)和理性地追求自己的价值观。
如前所述,这里的理性
(rationali—ty)特指主体的依系于目标的理性,它的具体内容要由主体持守的价值观或信奉的综合学说来给出。
“作为理性的好”结合政治自由主义的关于人的政治观,就可给出理性的公民都会需求的基本益品的清单。
有了这个清单,就可以诉求合理刻画的原初地位下各方的理性选择,去确立正义原则,从而依据正义原则去解释什么是可允许的价值观。
公共正义的建立意味着对公共美德的支持,包括:
公民之间相互尊重的美德、宽容的美德、追求公共合理性的美德、公平感或正义感的美德。
由具有这些美德的公民构成的政治社会,不仅因能公平地对待各种价值观而支撑人类社会的繁荣,而且,由于能够得到信奉各种综合学说的公民发自内心的认同,它的正义就是不冲突于各种非政治价值的正义,就是不外于由各种综合学说呈现的好生活的正义。
罗尔斯说,这种稳定的正义且好的社会的形成,就像宪政民主一样,必然是基于公民的相互依赖和彼此信任才能够被实现的、可由所有公民共享的伟大的历史成就。
正因为如此,对于交叠共识的逻辑可能性的确证不能取代对于交叠共识的发生可能性的确证:
具有现实合理性的政治自由主义必须通过刻画交叠共识的发生逻辑去补充交叠共识的辩护逻辑。
为此,罗尔斯借助历史事实刻画了交叠共识形成之前的“宪政共识”(constitutionalconsensus),设想在某一时间,由于历史的偶然,一些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作为临时妥协而被接受并被整合进了社会基本结构之中。
问题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仅仅对满足自由主义正义原则的宪政的妥协和默认,如何可能发展成使这些原则本身被确认的宪政共识?
在历史中形成的综合学说有各种特性,有些综合学说是一般的和充分的:
它们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够在其体系内对各种非政治价值和政治价值予以一致的解释。
其中的一些,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由于能够从自身推出作为临时妥协对象的宪政原则,它们就蕴涵着对宪政共识的内在要求。
但这一类型中还有很多并不具有那种程度的综合学说,是被各种子类的价值和信念体系松散地组合而成的。
由于它们本身的松散特征,宪政共识的原则并不能严格地从其中推出。
但宪政原则要么作为一个旧的子类,已经隶属于这类综合学说,要么能够作为一个新的子类,以不冲突于别的子类的方式成为这类综合学说的一部分。
当然,无论是严密的综合学说还是松散的综合学说,都可能抗拒临时妥协的宪政原则。
因此。
临时妥协的宪政原则与各种综合学说就有三种可能的关系:
要么前者能够从后者推出,要么前者虽然不能从后者推出但却与后者一致,要么前者与后者不一致。
但罗尔斯说,日常生活中的人们通常不会去深入思考自己的
综合学说与临时妥协的宪政原则属于哪种关系,并且,由于这样
的思考和判定会引出高度复杂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并不
会去进行这样的判定。
大多数人由于不会视自己信奉的综合学说具有严格意义上的一般性和充分性,就能够接受对自己信奉的综合学说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调整:
有很多可能性让临时妥协的宪政原则与那些不充分的综合学说松散地融为一体,也有很多可能性
在宪政原则的范围内追求这些综合学说。
综合学说与宪政原则之间的整合可能是这样发生的:
人们由于看重这些临时妥协的原则对自己和自己关爱之人及对整个社会的好处,就会在这些原则的
影响和塑造下,缓慢地把它们确证进自己的综合学说。
这种确证
同时意味着,被认同的政治原则会反过来缓慢地改变把这些原则包容进去的综合学说,从而使其一致于这些原则。
因此,如果人们后来发现已经被认同的宪政原则与自己综合学说的某些部分产生了不协调,就完全可能会再次修正自己的综合学说而不是拒绝那些原则。
一旦自由主义的宪政原则有效地规范着基本的政治制度并产生着对于自身的认同,它们就满足了稳定的宪政共识的三个要求:
第一,一劳永逸地确立某些政治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的内容以及旨在缓和政治冲突的民主程序,并赋予它们以不受制于社
会利益的计算的优先性;第二,对宪政原则的确立和解释,要公开诉求于可被公民共享的公共理性;第三,整合了这些原则的政治制度以及解释和应用这些原则时体现出来的公共理性,倾向于鼓励政治生活中的合作美德,即合理性的美德、公平感的美德、妥协精神的美德、愿意倾听的美德。
到了这个程度,就达成了从简单多元迈向合理多元的宪政共识。
但人们如何可能从宪政共识走向交叠共识呢?
罗尔斯说,一旦有了宪政共识,人们必然要进入政治讨论的公共论坛,必然要想法吸引不共享自己综合学说的其他群体。
这个事实意味着,人们只有采取下述做法才在通达自己目标的意义上是理性的(rational):
只有从自己的较狭窄的视野走出来,去发展某种公共的政治正义观,人们才能在更广大的公众面前辩护自己的政治提案,才可望形成一个能够赞同提案的多数群体。
当然,随着有深度的政治正义观的提出,当以这种政治正义观的视野去评判已经形成的宪政共识时,不仅必然会引出宪政共识的更基础的问题,而且必须会引出此前的宪政共识未曾覆盖的新的宪政问题。
人们在宪政基础和新的宪政问题上的论辩,会迫使相互竞争的群体去更深地理解和建构能为公共理性提供内容和活力的政治正义观。
而无论政治正义观彼此之间有怎样的分歧,它们都必须把已经蕴涵在宪政共识中的那些根本理念包含进来,并为之提供融贯且合理的解释,必须能够提供只诉求于公共理性就能确立的共识原则和理想――包括稳定的良序社会的理想和以公民身份承载的理性的、合理的人的理想。
简而言之,要想巩固和发展宪政共识,必须就具有这种深度的政治正义观达成交叠
共识
这种深度的政治正义观必然在宽度上突破已经达成的宪政共识,交叠共识也不再只是对于狭义的政治权利和民主程序的共识,而是对于旨在规范整个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和能够为这些原则提供公共辩护的政治正义观的共识。
进一步的共识原则还包括:
以良知自由、思想自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为代表的更具实质特征的自由原则,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以及涉及公民的基本需求的经济正义原则。
但交叠共识的深度和宽度的同时推进,却会引发交叠共识自身的确切度的问题。
由于交叠共识的对象不是宪政原则而是能够对宪政原则予以解释、辩护或拓展的公共正义观,随着共识的深度和宽度的增加,随着不合理分歧的减少,必然会在进一步明确共识对象时凸显合理分歧:
具有足够深度和宽度的交叠共识对象的政治正义观究竟应该包含或不包含哪些内容,以及具有类似丰富度的政治正义观中的哪一个最具公共合理性?
对此,罗尔斯有两点评论。
第一,“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政治正义观确实把蕴涵在宪政民主的公共文化中的核心理念包含了进来并为之作出了融贯的解释。
至于还有没有同样重要的理念被遗漏了,基于那些可能理念的政治正义观是否会产生出与“作为公平的正义”完全不同的社会理想和原则,以及还能否就这种新的政治正义观达成交叠共识,则无法进行抽象的言说或猜测。
第二,也许有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在支持着不同的政治正义
观,而政治正义观之间的差异也许就表达着这些利益之间的冲突。
由于每种政治正义观规范的稳定的社会基本结构都会支持或鼓励与之相关的利益,究竟有资格的自由主义政治正义观会构成一个多宽的范围,就取决于这些利益冲突的程度。
罗尔斯认为,这些问题都具有高度的猜测性。
确定无疑的只是,要以“作为公平的正义”来明确交叠共识的确切内容,它就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它正确地源于蕴涵在宪政民主的公共文化中的具有核心地位的根本理念,并且,它的稳定性恰好依据于它所鼓励并反过来对其予以支持的各种利益。
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刻画和修正“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罗尔斯,确实认为这种政治正义观能够赢得交叠共识。
但他承认,如果正确地从宪政民主的公共文化中蕴涵的根本理念出发,形成的不是某一种合理的政治正义观(如“作为
公平的正义”),而是若干种自由主义的政治正义观;并且,如果这些正义观都被高度冲突的各种利益所支持并反过来强化这种冲突,如果确实没有办法设计某种宪法政体去克服这种冲突,确切的交叠共识就不可能实现。
虽然罗尔斯本人相信,他建构的具有完备性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确有可能赢得交叠共识,但合理的多元事实既适用于各种综合学说,也适用于具有中立特征的各种政治正义观。
因此,罗尔斯强调,政治自由主义代表着某一类型的思想,它包含着不同的政治正义观。
这些正义观都满足着自由主义的三个特征,但它们提供的实质正义原则和所界定的公共理性的细节内容却互有
差异。
所以,接受公共理性的理念和它的合法性原则,绝不意味着接受某一特定的正义观,更不意味着必须以这种正义观界定的正义原则的全部细节去充当公共辩护的最合理的基础。
。
由于政
治正义观既要凭借已经蕴涵在宪政民主中的公共理性的理念去建构自身,又要反过来为公共理性提供内容,无法事先保证交叠共识的确切度就必然意味着,公共理性的内容要由一组基于共识但却相互分歧的政治正义观来提供。
而罗尔斯承认,无论“作为公平的正义”有哪些优点,政治自由主义都不应按他本人青睐的
“作为公平的正义”去一劳永逸地确定公共理性的内容。
我们已经看到,罗尔斯认为,只诉求于宪政民主的公共文化蕴涵的理念,就能确立中立于任何综合学说又可望被它们达成交叠共识的具有完备性的政治正义观。
但从罗尔斯对临时妥协到宪政共识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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