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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复习
一、《诗经》中赋、比、兴的手法是如何运用的?
试各举例说明之。
赋——铺陈,直言其事,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
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七月》等。
比——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
如“桃之夭夭”喻妇人之貌美;“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比喻青春的易逝;《硕鼠》、《硕人》等。
兴——联想,触景生情,感物而发,因物起兴。
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大多在诗歌的发端。
如见关雎之和鸣而兴君子之思淑女
“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
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
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
”(杨慎《升庵诗话》)
赋比兴的综合运用,使诗歌情景交融,以《秦风·蒹葭》为例
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例如《豳风·七月》、《卫风·氓》都是赋体:
前者铺叙了奴隶春耕、采桑、纺织、田猎、造酒、贮藏和准备过冬等一年四季的全部劳动生活,表现了阶级的对立和奴隶们的悲愤之情;后者倒叙了弃妇与氓由恋爱到结婚直至被氓遗弃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弃妇的哀怨和决绝。
又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都是比体:
前者把剥削者比作贪婪的大老鼠;后者把淫乱无耻的卫宣公比作大癞蛤蟆;二者都寄寓了极大的讽刺之意。
另如《周南·关雎》、《魏风·伐檀》都是兴体:
前者以贞鸟雎鸠的“关关”叫声起兴,联想起人的男女之情;后者以奴隶们的“坎坎”伐木声起兴,联想到奴隶主阶级的不劳而获。
在《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常常是交替使用的,有“赋而比也”,有“比而兴也”,还有“兴而比也”。
如《卫风·氓》是赋体,但诗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又显然是“兴而比也”。
另如《卫风·硕人》,用铺陈的手法描写庄姜美貌,但其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传神地表现出庄姜的天生丽质,这显然又是“赋而比也”。
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厚风土气息的重要原因。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总体上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
他主要反映了人民大众苦于剥削和压迫、苦于战争和徭役;反映劳动、婚姻、生活、以及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等。
赋、比、兴是《诗经》独特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在《诗经》的许多篇章中都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同时赋、比、兴也体现了《诗经》的诗歌艺术,对构造诗歌意泉、创造诗歌意境、表达诗人情感起到很大作用,对后世的影响颇大。
最早提到“赋、比、兴”的是《周礼-春官》:
“太师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曰兴、日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这里的“六诗”指的是以音律配合的六类乐歌。
后人将“赋、比、兴”视为《诗经》的三种典型的表现方法。
《诗经》中赋比兴的概念及其演变。
“赋”、“比”、“兴”是《诗经》中常用的手法:
一、“赋”的表现手法:
“赋”的本义是贡赋,“赋为土地所生以供天子”。
诸侯向天子献上贡赋之时必须开具清单,面面俱到,清楚明了,以供天子接受时按清单点收。
贡赋的物品都是祭祀所用,必须一一铺陈,排列于神位之前。
后来,这种物质的排列逐渐转化成语言文字的排列。
从此,“赋”成为一种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以“直接铺陈”的方式把人和事、情志和外物完整地表述出来。
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之“六诗”是将“赋”解释为“铺”,“直铺陈”。
唐代学者孔颖达在疏解《毛诗》大序时认为“赋则直陈其事”,“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
二、“比”的表现手法:
“比”,就是比喻,比拟,借代,夸张等,不是单纯的比喻,包括的面较宽,这就如朱熹所说的“以彼物比此物也”。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以桑叶之润泽有光,比喻女子的容颜亮丽。
另一说,用桑叶茂盛比喻男子对女方恩爱之浓。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以桑叶的枯黄飘落,比喻女子的憔悴和被弃。
从桑叶青春到桑叶黄落,不仅显示了女子年龄的由盛而衰,而且暗示了时光的推移。
另一说,比喻男子情意的衰落。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
于嗟女兮,无与士耽”——桑葚是甜的,鸠多食则易致醉:
比喻爱情是美好的,人多迷恋则易上当受骗。
男人沉溺于爱情犹可解脱,女子一旦堕入爱河,则无法挣离。
这是多么沉痛的语言!
三、“兴”的表现手法:
“兴”就是朱熹所说的“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兴”的意思是“起”,是托物寓情,是寄托,是联想,其作用是含蓄、蕴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
有些情感如果直言表达,容易穷尽。
把情感寄寓在形象之中,让读者不知不觉地从形象中受到感染,产生意味无穷的效果。
比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果舍去景物,不过是说“去时是春天,回来是冬天”,还有什么意味呢?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
“兴”字的本义是“起”。
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
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
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
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
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
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
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
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
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地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等等。
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
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
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
因此对于《诗经》的艺术手法,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从类型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
作为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已流传了二千五百年之久,它之所以能流传至今,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因而成为后代诗人学习、仿效的对象。
《诗经》的许多作品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那个年代,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写实传统,堪称为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
特别是其中的民歌作者,本身是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劳动者,他们“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 。
他们写自己的劳动和生活,表现自己思想愿望苦乐悲欢,这些触景生情、情由衷发的诗篇,都能如实描写,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态和粉饰雕琢之弊,形成了朴素、自然的艺术风格。
《诗经》中的政治讽喻诗,敢于揭开内幕,指斥时弊,且能表达出作者鲜明的憎恶或误伤之情,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形象地表现生活是文学的共同要求。
《诗经》的一些优秀篇章,大多能塑造出较为鲜明、生动的形象,把生活中人物的某些特点再现在作品中。
如《邶风·静女》的“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鄘风·柏舟》的“髡彼两髦,实维我仪” ,《齐风·东方未明》的“东方未明,颠倒衣裳” ,动态描写都十分逼真传神。
《郑风·出其东门》的“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都描写了主人公所爱对象的模样:
前者写发式——两边垂着齐眉发;后者写衣饰——白色的上衣,淡绿色的头巾。
这些外貌描写也具有形象性。
至于《诗经》中的一些叙事诗,如《卫风·氓》、《邶风·谷风》中的主人公,更是具有初步的性格特征,为后来叙事性文学作品的形象塑造提供了一个起点。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开端。
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特别是抒情诗,在三千年以前就开始步入成熟的阶段。
它的思想艺术成就,在文学史上有多方面的开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以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精湛而杰出的艺术成就,把我国诗歌发展推向了第一个高峰,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中民歌和文人诗的优秀诗篇都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现实,推动后代作家把注意力投向现实,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并把这些现实内容真实地用作品反映出来。
屈原诗歌的兼善风雅、汉乐府的“缘事而发” 、建安诗歌的“风骨” 精神,直到杜甫的“裁伪体亲风雅” 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 都与《诗经》的写实精神一脉相承。
《诗经》虽也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诗经》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
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
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离骚》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
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
同时,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
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则,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
《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
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
后代的民歌明显地继承了《诗经》起兴手法。
屈原在《楚辞》中,更是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
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
如,《短歌行》就是一篇历来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
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关于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也将是无限的。
晚近时期的学者,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排除汉、宋门户之见,进一步从文学、史学、社会学等角度阐发诗义,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许多学者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将《诗经》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了中国的国界,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了汉文版的《诗经》;从十八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诗经》的全译或选译本,成为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
二、王维与禅。
v佛教在唐代有很大的发展,在当时众多的教派中,禅宗对文人士大夫的影响尤其深远;禅宗对于文学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文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反映到作品中来
v王维很早就归心于佛法,精研佛理,受禅宗的影响比较大。
佛禅思想中的“无生”观念影响着王维。
王维说:
“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
”“无生”之说,出于佛典里德大乘般若空观,是“寂灭”和“涅槃”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流行于唐代诗人中的《维摩诘经》里,有“无生无灭是寂灭义”。
学无生所要达到的是一切毕竟空的“无我”之境。
王维学无生的具体方法是坐禅,即静坐澄心,最大限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让心体处于近于寂灭的虚空状态。
v王维的山水诗创作受禅宗思想影响非常明显,从观物方式到感情格调,都饶有禅意和禅趣。
v表现禅趣,契入禅境,以诗境表现禅境: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深浦”(王维《酬张少府》)等
v喜欢写独坐时的感悟,将禅的静默观照和山水审美体验合而为一:
如王维《秋夜独坐》、《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等
v禅的空灵境界与王维山水诗空明境界和宁静之美: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山中》、《终南山》等
王维是虔诚的佛教信徒。
在他生前,人们就认为他是“当代诗匠,又精禅上理。
”死后更得到“诗佛”的称号。
王维说禅的诗如《秋夜独坐》:
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
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
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
诗题“秋夜独坐”,就使人不自而然地想起佛僧静夜坐禅,而全诗也确是写禅悟的过程,尤其是后半篇,纯属佛理的说教,枯燥乏味。
如“眼界念无染,心空安可速?
”(《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无有一法真,无有一法垢。
”(《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这些有关佛教的文章,直接宣扬“色空”、“诸法皆空”的佛教教义的文字,则比诗更多了一些。
《鹿岩》: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这是王维晚年所作《辋川集》中的另一首名作,同样是描写一个空明寂静的意境。
诗中所表现的清静虚空的心境,正是禅宗所提倡的。
王维的山水诗,有佛教的禅趣,他的《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这也是《辋川集》中的一首山水名作。
诗人安于清冷的孤独,全诗给人以“清幽绝俗”感觉,这正和禅宗的“识心见性、自成佛道,无念为宗”。
《终南山》: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写山上的茫茫云海。
如果用禅理来诠释,云虚无飘渺,捉摸不定,最是通禅理,与佛教的“非有非非有”、“空有空无”完全能挂上钩。
王维的思想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他是一个佛教徒,但他的信佛是自己在生活中失意所寻求的一种寄托,并非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
王维,字摩诘(公元701-706年),太原祁县人。
自幼聪慧,出身于官宦世家,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和书香的熏染,能诗善画,精通音律,多才多艺。
早年有儒家治世之抱负,中年具道家隐逸之风采,晚年得佛家治心之精髓,很符合古代传统士大夫“入于儒,出于道,逃于佛”的理想人格。
王维晚年沉迷佛法,与早年家庭环境有关。
据其《请施为寺表》,其母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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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
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
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
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
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
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
乾元二年七月卒。
临终之际,以缙在风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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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因
王维九岁时父亲早亡,母亲为了摆脱痛苦,开始信佛.王维受母亲的影响青年开始好佛
王母为其取字为"摩诘"就源于佛经<<维摩诘经>>.
王维曾受禅宗大师神会师傅的委托,为南禅宗祖师惠能撰写墓志铭王维也受神会大师点化
内因
王维三十岁左右爱妻病逝王维一直在寡居,半官半隐.后来王维因杨国忠李林甫等佞臣当政王维投身佛学后来暴发安史之乱王维被俘后平反后来王维对现实彻底失去信心在辋川专心修佛
三、苏东坡的人生经历、性格特点对其作品的影响表现在哪里?
苏轼的人生经历(自题画像: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大致分为四期:
王安石变法前,名震京师、初入仕途,初陈政见时期(1036—1069)
熙丰变法时,出离中央、历任四州、乌台诗案、贬谪黄州时期(1069—1085)
元祐更化时,重回中央、历任要职,但又不苟合于司马光、连放外任时期(1085—1093)
哲宗亲政、新党复起,贬至岭南、海南时期(1093—1101)
有道是,作品即人品。
东坡一生沉浮宦海,饱经忧患的拂逆,却仍保持天真淳朴,终生不改。
因为他生性倔强,又过于心直口快,加之才华过人,得罪了许多奸佞小人,小人的龌龊就是见不得美好,诽谤诬陷永远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于是东坡屡遭贬谪、流放,甚至逮捕入狱。
面对所有磨难,他仍不忧不惧,泰然处之。
因为他身上具有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所以无所畏惧。
在黄州,在岭南,在海南岛,不管环境多么艰苦,他都能苦中作乐。
“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却也怡然自得,“酒足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人。
”如此悠哉游哉,比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与洒脱,有过之而无不及。
眼前皆美景,只因心中有阳光!
因此他得以实现从现实人生到艺术人生的转化,使他的坎坷境遇化作充满艺术审美情趣的人生,诗意的生活体现在他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创作中。
这就是苏东坡,官身不由己,却能随遇而安,不怨天不尤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宠辱不惊,去留无意。
好一个东坡,是真英雄自洒脱,是真名士自风流!
(“我愿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但愿人生久,千里共婵娟。
左牵黄,右擎苍……….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东坡的潇洒源于他心灵识见中儒释道混合的人生观。
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虚妄。
他入世而超世,超世而入世,乐天知命,执着人生。
身处乱世,他是无畏的勇者,犹如政坛风暴中的海燕,是庸妄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
他挺身而斗,谴责卑劣的政治手法,主张广开言路,废止青苗贷款法,他单枪匹马向朝廷之腐败无能进军,无情抨击官官相护的虐政,这是何等的胆识与气魄!
东坡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
他的谋国之忠,他的至刚大勇怎能不让人敬佩!
东坡的情,东坡的才,令人无法释怀!
他的文章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他的诗如天地奇观,于境无所不收,于情无所不畅;他的词如天风海雨逼人,指出向上一路。
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春鸟秋虫之声”,信手拈来皆入诗文,都是真情的自然流露,这就是东坡,“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
苏东坡的年代已离我们远去,可他完美的人格与无与伦比的才情岂止影响千年?
!
于我们而言,他是谈笑风生的长者,他是学识渊博的老师,他是爱开玩笑的朋友,他是一个大写的人,永远顶天立地!
潇洒莫过苏东坡!
苏轼的性格
一方面,耿介正直,坦率直爽,不“缄口随众”,极认真、极执着
另一方面,苏轼又是一个随缘自适,处逆如顺的人,极随便、极通脱、极放达
临风饱食得甘寝,肯使细故胸中留!
(《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
仕路崎岖,群言摧沮,虽死生不变乎己,况用舍岂累其怀。
(《登州谢宣诏赴阙表》)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初到黄州》)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
(《食荔枝》)
苏轼的散文,如行云流水
苏轼的诗,代表着宋诗的最高成就,艺术技巧纯熟,表现乐观旷达的精神,富有人生哲理
苏轼的词,表现豪迈之情,开豪放词派的先声
苏轼一生,进退自如,宠辱不惊;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到处都能发现美的存在
四、宋代文化对宋代文学的影响。
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
宋代理学思想,程颐、朱熹等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
宋代文人士大夫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
宋王朝十分重视文治教化,印刷业和教育事业空前发展
宋汶的文学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诗歌、散文中,反映社会、干预政治是重要主题,关心民瘼,
宋代文学议论成分加强,无论诗歌还是散文都喜欢议论,与唐诗的重抒情不同
宋代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尤其宋代的散文、诗、词,继承唐五代的成就,继续有所发展。
话本、戏曲、说唱文学更为元明以来小说、戏曲的繁荣准备了条件。
宋代散文沿着唐代散文的道路而发展,最终的成就却超过了唐文。
宋代散文的文体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
欧、苏等人并不绝对摒弃骈文,他们的古文注意吸收骈文在辞采、声调等方面的长处,以构筑古文的节奏韵律之美。
同时,他们又借鉴古文手法,对骈文进行改造,创造出参用散体单行的四六和文赋。
这样,古文和骈文经过取长补短而各自获得了新的活力。
此外,宋代散文中还出现了独具一格的笔记文。
这种文体长短不拘,轻松活泼,是古文文体解放的重要标志。
散文在传统上具有议论、叙事、抒情三种主要功能。
在宋代散文中,这些功能更加完善,而且融为一体,使散文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更好地结合起来。
宋代的政论文和学术论文特别发达,从王安石、曾巩到胡铨、吕祖谦,散文的议论功能臻于完善。
以欧、苏为代表的作家则更加注意三种功能的融合,加强了散文的抒情性质与文学意味。
宋代散文的风格丰富多采,几位大家各具鲜明的艺术个性。
就整体倾向而言,宋文的风格是趋于平易畅达、简洁明快,从而在韩文之雄肆、柳文之峻切之外开辟出新的艺术境界。
宋文的风格变化,主要是朝着更加自然、更加贴近生活的方向发展。
这种文从字顺、如行云流水的散文、显然更切于实用,也更易为作者和读者所接受。
从宋代开始,古文成为用途最广的散文文体,以古文为主、骈文为辅的文体格局得以确立。
从整个诗歌史来看,宋诗正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
唐诗与宋诗,本是一脉相承的。
宋代诗人正是充分吸取了唐诗的营养,才创造出一代诗风。
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所以能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
他们所能做的,是在唐人开采过的矿井里继续向深处挖掘。
宋诗在题材方面较成功的开拓,便是向日常生活倾斜。
琐事细物,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
宋诗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多的是普通人,而不再是盖世英雄或绝俗高士。
这种特征使宋诗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但缺乏唐诗那种源于浪漫精神的奇情壮采。
宋诗的任何创新都是以唐诗为参照对象的。
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
宋代许多诗人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生新的。
比如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致,苏轼的畅达,黄庭坚的瘦硬,陈师道的朴拙,杨万里的活泼,都可视为对唐诗风格的陌生化的结果。
然而宋代诗坛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平淡为美。
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苏、黄的诗学理想是殊途同归的。
相对而言,宋诗中的情感内蕴经过理性的节制,比较温和、内敛,不如唐诗那样热烈、外扬;宋诗的艺术外貌平淡瘦劲,不如唐诗那样色泽丰美;宋诗的长处,不在于情韵而在于思理。
它是宋人对生活的深沉思考的文学表现。
唐宋诗在美学风格上,既各树一帜,又互相补充。
它们是古典诗歌美学的两大范式,对后代诗歌具有深远的影响。
作为有宋一代文学之胜的是宋词。
在词史上,宋词占有无与伦比的巅峰地位。
宋词流派众多,名家辈出,自成一家的词人就有几十位,如柳永、张先、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刘过、姜夔、吴文英、王沂孙、蒋捷、张炎等人,都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
宋词的总体成就十分突出:
首先,完成了词体的建设,艺术手段日益成熟。
无论是小令还是长调,最常用的词调都定型于宋代。
在词的过片、句读、字声等方面,宋词都建立了严格的规范。
词与音乐有特别密切的关系,词的声律和章法、句法也格外细密。
宋词独特的艺术魅力是五七言诗难以达到的,它为丰富古典诗歌的艺术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其次,宋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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