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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当代学校德育改革
第四部分当代学校德育改革
第一章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研究中的范式转换与现代诠释
对中国传统道德的现代解读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重要趋势,然而,如何对其进行解读,特别是如何理解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在当前世界文化全球化背景中的传承与影响,如何体现特色,如何理解东西方道德文化的差异,特别是如何突破长期以来在道德文化与教育研究中形成的“西方化”思维定式等问题均需要认真思考。
笔者试图从范式转换的角度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发展与演化进行另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解读。
第一节范式解读与道德教育研究价值取向反思
任何一种研究均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不同的方法论指导之下的研究,其思想成果往往差异很大。
它不仅反映出研究者们的研究价值取向,同时也关涉着研究者们对其所面对的各种研究成果的评价与选择。
范式作为一种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由美国科学史研究专家托马斯·库恩所提出。
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
一是“科学共同体”,另一则是“范式”。
就两者的关系而言,他认为“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范式是团体承诺的集合,是共有的范例。
”可以这样说,范式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或者研究共同体的学术标志,而同时,范式也成为约束共同体成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隐形或者说是潜在的规范。
库恩的思想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分别在大陆与台湾由学者翻译出版,开始逐渐流行于中国,多年来,“范式”这一发轫于科学史研究中的科学哲学术语风穈世界并产生了重大影响。
库恩认为:
“两组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科学家从同一点注视同一方向时,他们看到不同的东西。
这并不是说他们能看到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
他们都注视这个世界,而且他们所注视的东西并没有改变。
但是有些领域中他们看到不同的东西,而且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彼此间的关系也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对一组科学家而言根本无法证明的定律,另一组科学家有时却认为直觉上很明显。
同样,这也是为什么在他们希望彼此能完全沟通之前,前面一组必须经历我们称之为范式转换的变化过程。
正因为它是一种不可通约之间的转变,竞争着的范式之间的转变就不可能逐步地完成。
就像格式塔转换一样,它要么必须立即整个地变,要么就根本不变。
”
这种“倒转乾坤”式的转变,如同“处理与以前一样的同一堆资料,但通过给他们一个不同的柜架,使它们处于一个新的相互关系系统中了。
”就这样,“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而导致这种科学革命的原因正是“范式”的转变。
范式的转变从内涵与外延上均改变了科学传统中的常规认识,它使得科学家们的研究视角进入到另一个层面,其话语体系以及表达的方式也随之改变。
而“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
”
库恩的范式理论自一开始便深刻地影响到西方的科学研究。
被介绍入中国后,库恩范式理论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对于中国的学术研究的发展与突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一理论也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不少研究者运用该理论对我国的学术发展、文化比较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构建具有独立的学科意义的范式成为中国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主题。
有研究者认为缺乏科学研究“范式”与因范式转换所带来的科学革命是中国传统科技乃至文化落后的根本原因。
进而,“范式”这一术语成为我国学术研究中的主流话语。
今天,“范式”理论甚至成为中国学人们用以评判一个学科是否独立或者是否成立、成熟的标志。
如不同领域的学者在对其研究学科发展的朔源中,将其学科发展通常分作四个阶段,包括:
“萌芽、学科独立、科学化与学科的当代发展。
”论及萌芽阶段,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均存在,而学科的独立无疑均起源于西方,如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管理学等等,它们均起源于西方十七至十九世纪。
不少学者所称的学科的话语体系危机也是从研究范式上的意义上着眼的。
需要指出,这里的危机主要是指学科发展的危机,或者指学者所认为的身份危机。
(在教育学、比较文学、美学等学科均有不少研究者提出了如此观点。
)造成这种危机的内在原因其实就在于“他学科”范式与话语体系的大量移植,使得一些学科丧夫了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
此外,是因为科学共同体界限的模糊,这一点在教育学研究中最为明显。
“他”学科的介入使得教育学科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分化,各种分支学科纷纷涌现,研究队伍也日益庞大。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
这些具有不同学科与专业背景的研究者的介入使得原有的稳定被打破。
教育学再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相对封闭的学科而具有了更多的开放性。
然而,我们看到,也应充分理解,对“范式”的使用不可过宽、过泛,也不宜单一、片面的使用此理论,更不宜绝对化。
在过去人们进行的有关中国文化或道德教育传统的研究中,更多地使用西方式的“范畴”和“话语体系”,研究者试图以西方的方法、理念诠释中国文化与道德教育建设问题,其比较的结果便是对中国传统道德与教育的消极定位与判断。
或者试图通过对西方一切有利的东西经过如此思维方式的锻造为我们所用,进而构建一个新的体系。
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
在研究方法上,“西方化”倾向明显,而基于中国传统道德与教育内在发展逻辑的“本源式”的研究尚显不足。
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库恩的范式理论固然具有前所未有科学意义,然而,人文社会科学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和独特性,它的革命并非是新的思想对旧的传统的完全否定与取代,而是继承中的新的阐发。
这种阐发是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联的。
应该看到范式的转变并非意味着将所研究的对象视作完全不同的他物,而是在更大的、更宽阔的同时也可以说是在一个新的时空中重新重视所研究的对象。
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是这种新的范式转换是一种危机,倒不如看作是一种科学研究中的必要扩张与进展,或者说是新的思想与方法产生的契机。
更进一步的思考,其实,范式本身也是不定的,动态的。
就此思路,在对范式理论的运用之中,我们也应进行多角度、历时态的审视。
第二节文化的独特性与范式转换的差异性
就道德教育的研究而言,我们需要注意两种情境。
一是要用“范式”规范我们的学术语言,以使我们能够融入到道德教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中,以不至于自说自话,从而失去表达学术主张,得到“他者”理解的可能性和机会;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社会的变化对道德提出的新要求必然要求突破已有的范式从而实现道德教育研究中的革命。
因为,“文化建设或曰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不是一种孤立的精神现象,而是社会实践的积极成果,有着其深刻的客观性,它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一元抽象、逻辑的体用论形而上学的做法来支撑中国的学科,使其丧失自身的活力变成不能自立的瘫儿。
”而那种淡化或忽略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内在逻辑的研究思路与“西方化”的研究范式,忽略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得以产生的社会与文化机制的独特性与多元道德传统文化影响的共存性特点的思路。
如果以西方科学哲学范式作为唯一的研究模式来诠释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道德教育思想,一方面会导致片面、单一的研究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也会因为这种片面,影响到系统、科学的道德教育理论建设。
目前的普遍情况是,一些学者在研究道德或道德教育时,下意识地便要从西方伦理学与教育传统中或者从西方道德心理学理论中寻求根源和文化滋养,“言必称希腊”甚至已经成为部分年轻学者们的研究时尚,也是一个不成文的研究范式,这是一个不得不引起重视的学术倾向。
这种片面的、西方式的“寻根问祖”的研究范式无论是从学科建设(如德育原理教材建设中不少学者均要在教材中编入西方德育理论的内容,而不涉及中国传统道德理论)还是传统道德的整体继承上都是不利的。
要知道,任何道德规范或理论的产生,都并非单个人的个人意志和主观意愿,而是有着深刻、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与背景,其发展和演变也只能遵循其内在逻辑,外在的观照虽然是必要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然而,真正的生长与发展却离不开其内在的社会土壤与文化传统,这一点就如同库恩科学革命中的范式转换的内外条件一样。
不过,与库恩所主张的科学史中的自然科学研究有很大差异的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的文化背景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其价值取向,也会影响到其研究结论。
可以这样说,不同的文化传统背景之下所构成的是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因文化的差异,这种共同体既是多元的,同时也是异质的。
脱离了这一实际去讨论中国的道德教育理论建设,其结果自不待言,几十年来的教育领域中的实践已经从现实中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
沿着单一的思路我们陷入了理论上的尴尬:
我们在抱怨现实生活中的“西方化”以及这种趋势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冲击时,却并没有看到相应的西方道德理论在中国的有效植入与充满生机的生长。
无论是苏格拉底、卢梭、杜威、萨特抑惑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我们所看到的当前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流行的教育理念,如“生命教育”、“生活教育”等,无一不是披上西方教育理论外衣的“中国制造”,它们并非缘于中国自身的道德文化与教育传统,而且这种人为的外衣打造却因缺乏内在的动力与机制正遭遇现实困境。
我们现在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要么放弃对中国传统道德理论和实践的零星与片断式的继承,全面接受西方科学范式的洗礼;_要么重新审读我们的研究思路,包括对范式本身的解读和借鉴。
第三节科学共同体的重新定位与学术队伍建设
范式转变的另一关键问题是库恩理论中所谈到的“科学共同体”的建设问题,具体地说,我们是否有一支专门深入研究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的高水平研究队伍?
我们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个以研究中国道德文化与道德教育传统为已任并有着自身研究“范式”与“话语”体系的科学共同体?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近年来,与科学共同体内沉寂现象相对的是,传统道德理论的“墙外花香”,引起了学术界的反思。
《易经》、《道德经》、《论语》等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已经通过这种“科学共同体”的再创造,正在逐步重新回到大众的生活之中,并开始在不经意之间影响大众的日常生活。
傅佩荣、于丹等也正成为中国家喻户哓的人物,无论这种现象背后的学术含金量如何,它们至少让大众从另一个层面认识并初步了解了中国的道德文化传统,也看到了这种现代诠释的可能性,或许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范式”的雏形,这种雏形正在孕育着一支新的团队或者“共同体”。
简单地否定与拒斥是不可取的,认真地反思才应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
多年来,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理论研究在理论上的式微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现实,对传统道德教育理论的研究仍是一个需要长期不断努力的过程。
这一点可以从我们专门从事德育理论与实践教学与工作者的心态中便可看出。
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对自身所从事的研究内容缺乏自信的人,会对其理论本身有很好的研究和实质性的突破。
不可否认,库恩的范式理论对于解释科学危机的产生以及新范式的出现所带来的科学革命具有的积极意义,更要深刻领会他所主张的革命其实就是世界观的转变,这里形成了一个相互联运的链环:
即范式转换带来观念转变进而引起科学革命,而革命后的科学又必然以新的范式来维护。
这种转变既是必然的也是无形的。
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科学与人文的世界观的差异尤其重要也至为关键。
对于我国的学术队伍的建设与发展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当前我国的教育理论研究者们面临着一个非常迫切也是意义重大的任务。
如何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文化传统;如何使中华文化既融入世界文化大流,又保持自身特色,成为我们肩负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可以说是一种神圣的使命。
需要注意的是与国际接轨并非单纯地接受与照搬其研究范式,这一思路本身就陷入了“一元论”的片面陷阱,它已经暗含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道德教育落后的思想观念。
在这种观念指导之下,我们所进行的研究一个可能的结果便是表面繁荣之下掩盖着的我们思想上的贫穷,伴随经济全球化的便是对文化全球化的无个性追逐,继而可能就是我们在当代自身道德教育理论建设特色的缺失。
同时,我们还要厘清的观念是:
理论创新并非仅是与国际接轨,也绝对不是以西方的话语体系来代替学术的研究,内在的文化领悟与挖掘也是一种创新,而且是更有文化底蕴的、更具生命力的现实的创新。
第四节挑战与机遇:
传统道德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挑战已经悄然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只是我们是否作好了应对的准备。
就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而论,要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勇气和胆识,更需要领悟天地人生真谛的大智慧。
这是一个不断嬗变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之功,也不是简单的研究成果的堆积。
要构建一个新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道德教育思想的诠释体系与系统,使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道德教育思想的新认识成为新时期普遍被人接受的东西需要创造性的研究。
正如库恩指出的:
“从一个处于危机的范式,转变到一个常规科学的新传统能够从其中产生出来的新范式,远不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即远不是一个可以经由对旧范式的修改或扩展所能达到的过程。
宁可说,它是一个在新的基础上重建该研究领域的过程,这种重建改变了研究领域中某些最基本的理论概括,也改变了该研究领域中许多范式的方法和应用。
”
因此,对中国传统道德的现代诠释,既不是人们常常论述的继承,也不是完全的改造,而是要以新的时代背景为基础对其进行重新定位与创造性突破,这其中不仅是“范式”的转换,更涉及到思维方式的改造和重新定位。
这是由于“尽管每一位科学家都会对即将来临的革命有所意识,但是,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普遍的迹象可以告诉科学领域中甚至最为敏锐的观察家,下一场革命将在哪里发生、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
即使最有才华的科学家也无法精确地预见他们自己将会引起什么样的革命。
在科学中之所以无法准确地预见革命将在哪里发生或它将由什么构成,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不同的科学彼此都可谓是‘艺术’。
在一个领域中某项不可预见的革命性革新,也许会为某个别的领域提供手段,从而导致该领域取得惊人的进展。
这是因为,某一科学领域中的革命性进展,往往信赖于其他科学领域中的革命,这种不可预见性是快速地按指数增加的。
”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倡导的“范式”转换并非如库恩所主张的科学革命中的“新”范式取代“旧”范式,而是试图以一种整体的,多视角的范式实现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教育理论研究中的整合式、多层次、立体式的整体开发与利用而不是简单的、分割的与片断式的碎片继承。
由此,它将一方面使得我们对传统道德教育理论的研究不至于缺乏了比较和借鉴而陷入了“孤独”的“自说自话”的境地,另一方面也不至于使具有悠久传统与积淀的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理论蜕化为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建设的陪衬或是附庸。
其实,范式的转变绝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或者是一系列范畴的转变问题,而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转变,是整个思维模式的变革,它是整体的,而非局部。
第二章传统道德的生命内涵与“生命·实践”道德体系的现代构建
第一节现实社会中“道德”意义的异化
学校道德教育自上个世纪末一直是我国学校教育改革的重要主题,研究者们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然而,迄今仍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那就是学校道德教育的实效性问题,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在高等教育中均存在着如此状况。
一个让人困惑的现实是,青少年在调查和问卷中所表现出的较高水平的道德意识与觉悟和现实中的道德价值观模糊乃至行为失范的强烈反差和冲突,以至到了高等教育阶段,我们还不得不进行基础性的道德知识教育和基本的道德行为训练。
在许多研究中,研究者们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新”、“旧”道德价值观念的冲突以及对外开放带来的他国价值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所主张的解构一切所导致的价值多元与相对主义价值观的后果上。
不可否认,这些影响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校道德教育,对于主体意识已经萌发的青少年学生来说,相对于过去学校道德教育的机械与呆板,接受这些“生动的”、充满诱惑力的思想影响也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
问题是,近三十年来,针对着这种种状况,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并在学校中进行了长期不懈与声势浩大的“有针对性”的教育,而收效却甚微呢?
学校德育实效性问题成了教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在我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对道德的理解上。
在长期的学校道德教育中,道德的意义逐渐被异化,道德教育同其它各育一样,成为一种知识教育,或者说是一种认知的教育,并在方法上表现出强烈的科学化倾向。
人们将道德仅视为外在的纲常礼仪与行为规范,进而在学校教育中强调学生对这些规范的模仿和操练,忽略了道德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所具有的内在主体性和动态生成性,其后果是导致了道德整体性中的一个重要维度的缺失,即道德价值观念形成过程与道德行为实践中生命意义的缺失。
道德中的生命维度被忽视,其直接结果便是道德整体性被肢解与学校道德教育的完整性遭到破坏。
学生则被塑造成一个个简单的、等待摆弄的人,甚至连人的生命也被分割,学校教育放弃了对道德以及道德教育本质的追问,从而以违反生命伦理与道德的方式在进行着所谓的“现代”德育,学生们被要求以现在的片面牺牲以换取未来不确定的幸福与成功,道德教育竟然最后演化为一种纯粹而简单的“牺牲”教育。
第二节回归生活世界的世纪呼唤
不仅如此,我们正遭遇着另一危机。
在现代的未成年人的生活世界中,话语体系与生活方式的悄然改变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
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先进科学技术与思想的同时,我们的传统文化与道德精神可以说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如传统的问候与分别话语在不少的未成年人那里变成了英文,“OK、HELLO”等代替了“您好”,不少青年教师以谈吐中的英文介入作为生活中的时髦,中小学生,甚至是大学生研究生对西方节日的了解与热情胜过了中国的传统节日。
我们不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对西方文化可以如数家珍,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精神除了不屑一顾,却不知其它……。
面对着上述境况,追寻走出困境之出路成为我国社会与教育理论界之当务之急。
而面向生活,回归生活世界则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条现实之途。
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未成年人……多用鲜活通俗的语言,多用生动典型的事例,多用喜闻乐见的形式……”成为回归生活世界的指导思想。
而面向谁的生活?
回归谁的生活世界?
遂成为我们必须首先回答的前提性问题。
针对当前形势下我国社会生活中民族精神的淡化甚至逐步丧失的严峻现实,对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已经成为当前学校道德教育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而现代西方哲学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眸、特别是对传统文化与道德中对整体生命的领悟以及个体对道德精神的体悟的强调可以成为我们今天解开道德困境之匙,故而,对传统道德精神的追问便具有了迫切的现实意义。
第三节传统道德之生命意义解读
《文子》曰:
“德者,名一而数变。
道生之而德畜之,长养万物,天之德。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其意义非常丰富,不仅涉及人类的社会生活,而且更直接关注的是人协调天、地、人三者关系的生命活动。
领悟阴阳、刚柔转换之精妙,体现仁义关怀之细微成为整个中华民族道德传统之精华,具有异于它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而对生命意义的强调可以说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维度。
这一思想在《道德经》中得到了集中的阐述和体现。
在老子的《道德经》中,“道”出现数十多次,包含多种含义:
从形成世界的本原、决定世界的本体一直到世界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和秩序。
在老子看来,世界由道而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庄子则认为:
道“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总之,道是天地人的本体,万物循道而运动变化。
在他们看来,道既是不可见之虚物,空虚无形,“无状无象,无物之象”,但是却真实地存在并体现于万物之中,涵养万物,促成万物,使万物得以自然生息。
其作用却无穷无尽,永不枯竭。
其浩翰、深邃,是玄牝之门,是天地之根,是世界万物产生之根源。
而这种涵养,促成万物,使万物自然生息,就是德。
正所谓“物生者道也,长者德也。
”这种德便是一种“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玄德。
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之久的易经对此进行过生动的概括。
古人将万物生长湮灭变化之“道”总称为“易”。
“生生之谓易”集中概括了古人眼中之“道”。
这种生生不易之道,便是“天之大德”,这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体系建立的原初始基。
个人则通过体道而得道,以达到至道全德的境界,与天地精神合而为一,实现精神的绝对自由。
就道德的意义考察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经过了一个二而为一的演变过程。
“道”的原初意义既指人的一切行为应当遵循的基本的、最高的准则;也是人的生命活动展开以及生长发展籍以的凭据。
作为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和秩序。
既指人的自然本性,也包括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以及群体的典章制度、组织原则等等。
这种展开与生长,就是人的体“道”成“德”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动态的认识、体会与领悟的内省和外化的过程。
《说文》中“德者,得也”,“内得于心,外得于人。
”便是对此意义之描述。
如管子认为:
“德者道之舍。
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
得也者,谓其所得以然也。
”韩非则认为:
道无限广大而无形无状,德内含事理而普遍存在。
万物都由道产生,由德繁盛。
德是道的寄托和存留,道于身为德。
物得道便可以生生不息,人得道便是有德的人。
“德”作为人对“道”的领会与理解,是指人的德行、品德,是合理的行为原则的具体体现。
而最深厚的德,也就是完全体现道的自然本性。
因此,只要道的思想普遍贯彻于社会人生,那么,德也就真正地统行于天下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道的贯彻并非一个自然的外在赋与的过程,其基础是一种基于生命的内在“体悟”。
这是因为道德无论是作为一种“知识”或是一种“智慧”都与个体生命的经验、需要联系在一起,个人的道德选择都直接源于个体生命实践的价值取向。
这些道德知识或智慧实际上处于一种动态的转化状态,在由静态向动态转变的过程中,个体生命需要主动调动自己的体验去活化和内化,并通过个体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完成它们与现实生命的内在联系。
而学校教育正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
因而,我们可以说,学校教育本质上实际就是一种道德教育,一种教人珍惜生命、呵护生命的道德教育。
叶澜教授认为,“强调体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智慧中最富有特色和值得珍视、发扬的方面,人只有进入’体悟’、经过体悟,才能真正与周围世界、与他人建立起‘我’、‘你’关系,而不是停留在‘我’、‘他’关系之中。
”遗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展现生命活动的丰富维度并未随时间的流逝而得以充分彰显,反而演化为僵持而机械的单一向度,包容天、地、人三才之道,孕育自然、社会、人生协调发展的生命之大德竟不知不觉地被消解于我们“高度重视”的道德教育之中。
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道德文化传承中的重大挫折,以至于今日,我们的许多研究者不得不借助于西学以图重振中国之道德与道德教育。
第四节生命·实践之道德体系构建:
传统道德的现代演绎
向西方学习并从中取得借鉴是一条较为现实的路径,强调儿童自然生活与生命的西方近现代哲学与教育理论因而广泛进入我国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者的视野,一场前所未有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以西方生命哲学为理论指导的论及道德与生命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于道德与生命关联的探寻,回归生活世界也成为现实学校教育中的一个新的主题。
然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悠久道德传统的国度,我们是否能从中继承点什么呢?
我们又将如何运用那已经成为过去的“曾经的未来与现实”来进行今日之筹划呢?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并非仅是机械的外在行为规范,而实质上是一种涵括自然、社会与人生的多层面、多维度的动态生存方式。
道德教育的目的应是引领人们在这种涉及多层面的生命活动之展开中,领悟其丰富与复杂,而不是相反,变复杂而深刻的领悟为简单与外显的行为操练。
因为“生命的延续,不仅仅是知识的累积、能力的发展、道德水准的提高,这只是生命借助的材料;而生命是通过活生生的人的存在、通过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命情态体现出来。
它包容着知识与能力,但又是以绵延的方式运行着。
在这种运行中,生命的活力得以展现,生命个体得以获得生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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