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看中国早期城市起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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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看中国早期城市起源

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看中国早期城市起源

　　摘要：

郑州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古文化发展连贯，尤以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存最为丰富，考古发现揭示中原地区年代最早的史前城址――西山古城及其周围地区同时期聚落密集，群聚现象明显且存在着一定分级、从西山城址的建筑技术与规模、功能区化与规划布局、奠基与祭祀遗存以及防御功能来看，其政治性特征明显.文化因素分析表明，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遗存与周邻地区的北辛、双墩、大溪、大汶口、薛家岗、崧泽、屈家岭等文化关系密切，聚落内的经济、文化交流功能更加突出，可能为一个商贸中心西山及其周围仰韶文化中晚期聚落因血缘与政治上的朝贡关系而形成并兴起的政治性城市与商贸性城市并存的模式，在中国早期城市起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仰韶文化；聚落考古；西山古城；城市起源

　　中图分类号：

K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04（2015）02-0135-06

　　郑州市区及其西北郊地区处于贾鲁河上游区域，西、南两面为伏牛山余脉的低山丘陵地带，东为占圃田泽，北为黄河，其间分布有贾鲁河及其支流索河、枯河和须水河，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小单元，是古代人类理想的俩息之地。

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表明，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该地区的古文化发展一直连绵不断，尤以仰韶义化遗存最为丰富、迄今为止已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的文化堆积均以中晚期遗存为主，都发现有形制相近的小口尖底瓶、尖底缸、罐、鼎、钵、彩陶、石器等文化遗物，聚落中流行以尖底瓶、尖底缸作为葬具的葬俗，房屋建筑和聚落的布局也较为接近，文化内涵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形成了较为庞大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聚落群。

而西山古城的发现则为我们重新审视该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聚落群的内部关系，探索中国早期城市起源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郑州地区仰韶文化遗存的分期与文化特征

　　目前，郑州地区经过正式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址主要有郑州大河村、西山、后庄王、站马屯及荥阳点军台、青台、方靳砦等多处。

　　大河村遗址位于郑州市北郊柳林镇大河村西南的土岗上，遗址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

1972-1987年，郑州市博物馆、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对其进行了21次发掘，发现其内涵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延续了大约3300多年的时间，其中以仰韶文化堆积为主；在仰韶文化中、晚期，该遗址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发现有大量高规格的房址、白衣彩陶、壕沟等。

　　西山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北郊的古荥镇孙庄村西，遗址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

1993-1996年，国家文物局第七、八、九期考古领队培训班先后在此举办，发掘面积6385平方米，发现一座仰韶文化城址以及大量的窖穴、灰坑、房基和墓葬等遗迹，出土了大批陶、石、骨、蚌器等文化遗物。

城址平而近圆形，南部因枯河冲刷及流水侵蚀已遭破坏，现存面积约占原有面积的五分之四，约1.9万平方米依据层位关系和出土器物的演变规律，西山古城应始建于仰韶文化中期之末，延续使用至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时代早期的大河村五期文化之时即已废弃，其绝对年代在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800年之间。

　　后庄王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北郊沟赵乡后庄王村东北的岗地上，遗址而积约5万平方米，1958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曾在遗址南部进行过考古发掘，1976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郑州市博物馆对其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前后两次发掘面积共计600多平方米。

发现有仰韶文化的房基、灰坑、成人墓和瓮棺葬等，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和骨器等遗物。

根据地层叠压与打破关系，以及各期陶器的特征，初步分为上、中、下三层，年代属仰韶文化中、晚期。

　　站马屯遗址位于郑州市南郊十八里河乡站马屯村南，遗址面积约9万平方米。

1984年文化部文物局郑州培训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发掘，所出文化遗物主要为龙山和东周时期。

2006-2007、2009-2010年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建设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对其进行了发掘，发现有灰坑、墓葬、灰沟、瓮棺、房基、陶窑、陶灶和围栏等仰韶文化中、晚期遗迹，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陶、石、骨器等各类遗物。

　　点军台遗址位于郑州荥阳市广武镇点军台村南，遗址面积约6万平方米。

这是一处古代遗存极其丰富的遗址，而且保存较好，但在十年动乱中，遗址主要部分几乎全部被推平，埋藏文物遭到了空前的破坏。

1980年郑州市博物馆对遗址残存部分进行了发掘，发现有红烧土排房、墓葬、陶窑等遗迹，出土了相当丰富的陶、石器等遗物。

报告根据层位关系及出土器物特征，将该遗址史前遗存分为四期，其年代属于仰韶文化中、晚期。

　　青台遗址位于郑州荥阳市广武镇青台村东的土岗上，遗址面积8万平方米。

1981年为配合基本农田建设，郑州市文物工作队对其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现大量房基、墓葬、瓮棺、窖穴、陶窑等遗迹以及丰富的文化遗物，从文化层堆积和遗物对比分析可知，该遗址的史前堆积从仰韶文化中期一直延续至晚期。

　　方靳砦遗址位于郑州荥阳市城关镇方靳砦村紧临索河台地的东半部，遗址面积20万平方米。

1958年修河王水库时，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其进行过试掘，1988年为配合荥阳造纸厂建设工程，郑州市文物工作队等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有仰韶文化时期的房基、窖穴、幼儿瓮棺葬等，两次发掘所出遗迹、遗物均以仰韶文化中期为主。

　　根据目前已公布的考古材料，参考大河村、西山、后庄王、站马屯、青台、点军台、方靳砦等典型遗址的层位关系，结合出土器物的组合、特征及其演变规律，我们可以把郑州地区仰韶文化分为四期（P38-51）：

第一期主要见于大河村遗址，以大河村前三期为代表；第二期主要见于大河村、西山等遗址，以大河村前二、前一期和西山第一组为代表；第三期是仰韶文化在郑州地区最为繁盛的时期，所有仰韶文化遗址堆积中均以该类遗存最为丰富，以大河村第一至三期、西山第二至四组为代表；第四期主要见于大河村、点军台、青台、后庄王、西史赵等遗址，以大河村第四期、西山第五、六组为代表。

　　郑州地区仰韶文化第一、二期遗存日前发现较少。

从大河村遗址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的陶器以红陶为主，灰陶也占一定比例。

器表以素面为大宗，有少量磨光陶。

纹饰以弦纹多见，还有少量的指甲纹、锥刺纹等。

彩陶少见，第一期仅见宽带纹一种，第二期以正倒相间的三角形图案最有代表性。

第一期常见器类有弦纹圆腹罐、鼎、盆、钵、碗、蒜头细颈壶、束腰器座等；第二期器类增多，以鼎最为常见，根据腹部形态，又有釜形鼎、盆形鼎、罐形鼎之分，其他还有饰鹰嘴凸饰的大口圜底缸、饰有正倒相间三角形图案的彩陶圜底钵、小口壶、大头圆腹壶等。

其文化面貌分别与石固五期、后岗一期一类遗存较为接近，文化性质分属“石固类型”和“后岗类型”，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000年（P39-41）。

　　仰韶文化第三期遗址数量发现最多，出土遗物也最为丰富，显示出当时的经济文化最为发达。

陶器以红陶居多，灰陶比例也显著增加。

器表以素面居多，有部分磨光陶。

纹饰以弦纹多见，还有少量划纹、附加堆纹、线纹，绳纹极为少见。

彩陶占一定比例，以黑彩居多，红彩少见，还有部分白衣和红衣彩陶；象生性花纹少见，但图案花纹繁多，主要有弧边三角纹、圆点纹、回旋勾连纹、窄带纹、垂弧纹、花瓣纹、太阳纹、日晕纹、六角星纹、梳齿纹、“一X”纹、锯齿纹、同心圆纹、网格纹、平行直线纹等，到这一时期的稍晚阶段，出现了数量较多的白衣彩陶。

器类仍以鼎最为多见，根据腹部形态，可以分为罐形鼎、釜肜鼎、折腹鼎、盆形鼎、壶形鼎等，其他还有矮直领鼓腹罐、矮直领折腹罐、饰网纹和“一X”纹的鼓腹彩陶罐、白衣彩陶敛口钵、束腰尖底瓶等器物。

此时期的文化面貌极具地方特色，文化性质属“阎村类型”，属于仰韶文化中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500年（P43-44）。

　　仰韶文化第四期时，遗址数量虽较前一期有所减少，但出土遗物仍然较为丰富。

陶器以灰陶多见，红陶亦占相当大的比例。

器表仍以素面为大宗，有相当数量的磨光陶。

纹饰以弦纹、附加堆纹、绳纹和篮纹多见，还发现有少量的方格纹。

彩陶数量明显减少，均为单彩而不见复合彩，且以红彩居多；第三期较为常见的白衣彩陶已经绝迹，仅有少量的红衣彩陶；花纹图案主要有网格纹、平行线纹、水波纹、禾苗纹、重叠八字形纹、“～X”纹和变形索纹等。

陶器组合中以鼎的数量最多，形制也最为丰富，其他还有深腹罐、大口缸、深折腹彩陶罐、折盘豆、折腹盆、小口瓮、敛口钵等。

同时也出现了较多的外来因素，如东方大汶口文化的背壶、宽肩壶、圈足尊、浅盘豆等，还有南方屈家岭文化的倒梯形凹面宽扁足鼎、圈足杯等。

该时期遗存以大河村遗址第四期最为典型，文化性质属“大河村类型”，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000年（p49）。

　　二、郑州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聚落关系的探究

　　单体聚落研究是聚落之间关系研究的基础，其前提则是要厘清聚落内遗存的相对年代，解决不同聚落之间的“共时性”问题。

根据典型遗址所建立的分期，西山遗址周围属于仰韶文化中、晚期的聚落除了上述遗址外，目前经过较为详细调查或发掘的遗址还有荥阳秦王寨、楚湾、槐树洼、河王、汪沟、阎村、池沟寨、翟沟、陈沟、张河、竹川、杨寨北、石河，以及郑州尚岗杨、建业壹号城邦、林山寨、布袋李、兰寨、陈庄、齐礼阎、白庄、陈家沟、胡河、小庙咀东、黄冈寺、老坟岗、朱寨、西史赵、阎垛、黄水河、民主路等，共计80余处。

仰韶文化中、晚期聚落的大量发现，为探讨西山城址的性质、不同聚落之间的关系乃至早期城市起源提供了契机。

　　从分布地域上看，这些聚落集中分布在嵩山东北部的索河、枯河、须水河、贾鲁河等河流沿岸或交汇处的三角形台地上，邻近水源，地势较为开阔。

考古材料和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出现与发展促使人类逐步开始定居生活，聚落规模由小到大，聚落群聚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更加普遍，从而促进了聚落关系的改变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化。

西山及其周围仰韶文化中晚期的聚落密集分布在从低山向海拔较低的山前冲积平原的过渡地带，基本控制了东西交往的重要通道，借助沿河水陆交通便利的条件，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

　　从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看，聚落的一体化趋势较强，其主要表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聚落关系的紧密，而其背后则需要强有力的核心聚落上推进。

在物质方面，首先是反映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的陶器和石器的文化特征较为接近。

陶器流行夹砂或泥质红陶、灰陶、鼎、罐、盆、钵、小口尖底瓶、尖底缸等器物形制接近，器表以素而为大宗，纹饰以弦纹、线纹、附加堆纹和绳纹多见；在生产工具上，以石斧为主，石铲也较为常见；房屋建筑风格相同，流行地面式排房建筑，房屋多呈方形，有些房子还发现有经特殊工艺加工的“水泥地面”等。

在精神层面上，主要反映在文化艺术、墓葬及发现的少量祭祀类遗存中。

彩陶是仰韶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艺术，不同的彩陶纹样反映了先民们可能存在的原始信仰或图腾崇拜。

在周邻彩陶文化艺术的基础上，贾鲁河上游地区形成了独特的白衣或红衣黑彩的彩陶风格，象牛性动物纹数量极少，图案花纹种类繁多，纹样丰题较为接近，主要有弧边三角纹、圆点纹、回旋勾连纹、窄带纹、垂弧纹、花瓣纹、太阳纹、日晕纹、六角星纹、梳齿纹、“～X”纹、锯齿纹、同心圆纹、网状纹等除西山城址发现有两处相对集中的墓地外，其他聚落墓葬区和居住区交错分布，墓葬大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盛行以尖底瓶或尖底缸为葬具的瓮棺葬葬俗。

祭祀类遗存仅在西山和大河村遗址发现，又以两山遗址居多，主要采用整头猪埋葬的方式，西山城址发现24具、大河村发现8具，显然这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原始宗教意义，可能是巩固不同聚落关系的精神纽带。

　　从聚落布局上看，除一些大型的中心聚落有环壕、核心聚落有大型排房建筑、城墙、广场性质的遗存和可能存在的祭祀类遗存外，每个聚落基本都由房址、陶窑、墓葬区（包括瓮棺葬）等基本部分组成，聚落组成结构趋同，但是从聚落规模比较分析，其问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聚落分级。

如西山城址是目前中原腹地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城址，发现遗迹数量众多，经济实力最强，城内原有而积约2.5万平方米，在不到70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内发现房址200余座、灰坑2000余个，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其他遗址（P12-13）；而大河村遗址的面积则达40万平方米，根据墓葬和其他遗迹，有学者推断在大河村四期时其年均人口约2500多人（P45），是贾鲁河上游地区目前发现的同时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聚落。

大型聚落和城址的出现，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实力不断发展的结果，城墙、壕沟的修筑工程量庞大，需要协调大量的人力、物力，也远非一两个聚落就能承担，应是在一定社会组织能力的基础上修建而成；聚落内人口规模的扩大，对食物和生活用器的需求量也大为增加，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则需要聚落内社会分工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或者用聚落间的相互交换与商品流通来弥补。

在西山、大河村周围，还有汪沟、青台、方靳砦、陈庄、尚岗杨等大型聚落及数量众多的中小型聚落，我们利用CIS技术对遗址的资源域分析结果表明，聚落间的资源域存在着大面积的交错部分，这就需要聚落问的再次分工，从而进一步加快了该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

　　三、西山古城、大河村遗址的性质及关系

　　关于西山城址的性质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有益的探讨，或认为是黄帝时代的古城，具有当时政治中心的性质；或认为是当时的经济中心而非政治中心（P38-40）；或认为是同时具有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功能。

从考古材料来看，西山城址较大河村遗址存在有更多的政治性因素，我们认为其性质属当时政治中心的观点不无道理。

　　第一，西山城址修筑技术复杂，规模较大，是在一定社会组织力量的基础上修筑而成的。

城址平面近圆形，直径约180米，现存城墙长约265米，墙顶宽3-5米，残高1.75-2.5米，系小版筑修建而成；城墙外壕沟一般宽约4-7米，西北墙外更宽达11米，沟深达3-4.5米，外壕内面积约为3.5万平方米（p12）

　　第二，城址内功能区完备，建筑布局有序，明显经过一定的规划。

房址因朝向不同基本上可分为两组，一组分布在城内北部的道路两侧、门向北，另一组分布在城内西北部和中北部、门向城址中心；西门内东侧有一处近扇形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在其北侧是一座面积达数百平方米的广场；城内西北部地势较高之处发现有加工规整排列有序的储物窖穴，底部发现有成组的石器、陶器，一些陶器底部还附有炭化的粮食作物的痕迹；在城址东南部邻近枯河河道断崖上还发现有一定数量的陶窑；墓葬区发现两处，一处位于城外西部，一处位于城内北部。

从发掘资料看，各功能区之间有道路相连.

　　第三，城址内发现有大量奠基、祭祀类遗存，可能还存在“杀婴祭祀”的习俗。

在一些房基垫土层中，多埋有一件或者多件陶器，以罐、鼎多见，经发掘者对陶器内土样进行水洗，发现有残缺的婴儿骨骼。

此外，在北城门西侧夯土中，分层埋有彩陶钵、鼎、罐等10余件陶器，一部分陶器中亦发现有婴儿骨骼，与其相对应的城台下则埋有几组瓮棺；西城门门道正中也发现有上下两层埋设的20余件陶罐、鼎等与瓮棺并存的现象。

这些都极可能是建筑过程中的某种祭祀仪式或奠基遗存（P181-183）。

　　第四，城址的军事防御功能明确。

城隅是城墙防御的薄弱之处，《周礼?

考工记?

匠人》云“城隅之制九雉”，郑玄注“城隅谓角浮思也”，孙诒让正义又云“角浮思者，城之四角为屏以障城，高於城二丈，盖城角隐僻，恐奸宄逾越，故加高耳”。

考古发掘证明，西山城址的修筑已经考虑到这一点。

以西山城址西北城角为例，该处加高、加厚，基底宽达11米，级级收杀而呈台阶状，现存顶宽约8米，据《考工记?

匠人》记载“墙厚三尺，崇三之”等推断城墙原高度约为4-5米（P179），加上墙外的壕沟，共同构成坚固的防御屏障；西北城墙与城角交接处呈约45度倾斜，形成的对角线长达35米，极为有效地扩大了城角面积，扩大了视野。

西山城址城门的建筑也较为考究，西城门北侧城墙有规整的基槽、柱洞，可能存在有望楼一类的建筑；北城门平面近“八”字形，东西两侧有略呈三角形的城台，门道正中有一条南北向道路自城内延伸而来，门道外侧有一道东西向护门墙，这种结构无疑是我国后世城垣制度中所见“台门”、“曲城”等的雏形（P180）。

　　西山城址的这些特点，反映了西山城址的建造者已经具备了组织管理、工程技术、资源调配等方面的能力，窖穴的大量发现又证明了财富的高度集中。

西山城址的选址位于邙山东端浅山丘陵与向平原过渡地带，地势较高，紧邻枯河河流节点，交通便利，地理位置险要；城址和房屋的建造也采取了当时最先进的版筑技术，一些房屋地面还经过特殊的加工处理，这些在周邻的其他聚落中都是少见的。

具有某些精神文化特征的祭祀和奠基类遗存的大量发现，说明反映社会等级制度核心的礼仪制度的萌芽和发展，加之浓厚的军事防御色彩，进一步证明了西山城址集行政权、军权合二为一，同时兼有精神文化中心的功能，可能为当时的政治中心。

　　但是就出土的遗物来看，西山城址的出土器物较周邻其他遗址则相对单调，综合比较西山周围仰韶文化中晚期聚落中的考古发现，大河村遗址的出土器物种类最为丰富、文化面貌也最为复杂。

根据我们对大河村遗址的研究，大河村遗址第一至四期文化发展连贯、衔接紧密，遗址中常见的罐形鼎、矮领罐、盆、钵等器物有着清晰的演变规律；而文化因素分析表明，自仰韶文化早期开始，大河村遗址就出现了一定的外来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外米因素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

　　大河村遗址前一、二期发现的小口折肩釜彤鼎与北辛文化同类器近似，鸟首形双耳罐和鹿角（骨）靴形器与双墩文化同类器类同，里外涂红衣的碗形豆与大溪文化同类器相近。

大河村遗址第二、三期所见的盆形鼎、折腹鼎、折敛口豆和长颈壶等与大汶口文化早期同类器物相似；折腹杯、器表饰经纬线纹的陶球等与薛家岗文化同类器较为接近；折肩折腹壶、折盘豆等亦能在崧泽文化中找到形制相近的器物。

大河村遗址第叫期所见的外来文化因素明显增多，有来自大汶口文化中期的背壶、宽肩壶、平底尊和圈足尊等，还发现少量具有浓厚大汶口文化因素的墓葬，亦有来自屈家岭文化的圈足杯、倒梯形凹面足鼎、双腹豆等。

　　仰韶文化中期，周邻文化中也发现有来自仰韶文化的因素，如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兖州王因、邳县刘林等遗址中所见的矮领罐、器座、碗、钵、盆、白衣彩陶等（P142-149）；薛家岗文化的黄冈螺蛳山、潜山薛家岗，崧泽文化的青浦崧泽、吴县草鞋山、海安青墩，大溪文化的巫山大溪、枝江关庙山、宜昌中堡岛、京山油子岭、澧县城头山等遗址中发现的弧边三角纹、圆点纹、花瓣纹等彩陶纹样。

这些文化因素都能在大河村遗址中找到原型，应是仰韶文化以郑州地区的大河村遗址为中心向周围传播的结果一.

　　综上来看，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遗存在仰韶文化主体文化因素基础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这种多样性不仅仅来源于某一个地区，也不仅仪局限于某―个阶段，不同时期各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成了大河村遗址的繁荣，而繁荣背后也孕育着不断扩大的贫富分化现象。

大河村遗址共发现仰韶文化中晚期房屋44座，其中中期17座、晚期27座。

从房屋建造技术看，有半地穴式烧土块垒砌、木骨整塑、木骨泥墙、草拌泥筑墙、栽木柱绑篱笆涂泥筑墙几种，地面加工上有三合土铺垫的“水泥”地面、夹砂泥铺垫地面、火烤地面等，一些较好的房屋外围还有散水。

从房屋规模来看，仰韶文化中期的房屋面积从6平方米左右到20余平方米不等，有的为多间排房，有的房屋外侧分布有大最可能用作窖穴的大型袋状灰坑，有的则基本不见；到仰韶文化晚期，这种情况进一步扩大，最大的F15面积达122.2平方米，其他的面积则多在10-20、20-30平方米之间，差异较为明显。

、从聚落布局上看，大河村遗址远远不及西山严谨有序，墓葬区、居住区交错分布，显然缺少规划。

大河村遗址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和贫富的差异性表明其经济、文化交流功能更为突出，可能为该区域的经济交流中心或商贸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