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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与发展一个两难的话语
人类学与发展:
一个两难的话语
作者:
杨清媚来源:
社会发展研究
提要:
本文尝试对人类学的发展研究进行综述。
文章从“发展人类学”与“发展的人类学”两者的区别与联系入手,指出发展研究的基础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另一个是对发展的理论反思。
两者相互呼应,与国际格局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通过梳理西方人类学对发展问题研究的兴起、发展和当下的前沿动态,本文尝试总结人类学对发展问题研究的阶段特点。
在此基础上,简要介绍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求为进一步探索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思考。
关键词:
发展人类学应用人类学世界体系 一、引言 发展问题是人类学视野中的一个经典领域。
它以进化论为基础,曾经占据19世纪人类学研究的主流。
那个时期对发展的思考,通常基于文明史的角度,根据物质、文化与社会对不同地区进行阶序式的排列,从而构拟世界历史的进程。
但是,聚焦于现代化问题的发展研究成为人类学的一个特定议题,并且逐渐衍生成一门分支学科,其实是冷战格局结束后的产物(埃斯科瓦尔,1998;Escobar,1991;Crewe&Harrison,1989:
3-5)。
其背景是,伴随着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独立意识的觉醒,本土社会要求成为自己事务的发言者和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的创造者。
面对这样一个具有全球性的现代化过程,无论是批评或反思,人类学家都需要重新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对此能做些什么(Allen,1986)?
尽管面对“发展”,人类学家一直有不同的态度,但是对于“发展”这个词所包含的诉求却有共识——一种眺望未来的、期待不断获取更多无论物质、精神或权力上的积累(沃勒斯坦,1991)。
这是一种线性的向无限投射的心理。
它表明,单线进化论被一种更多重的多线进化论所取代。
后者相信,进步的总体趋势不变,只是中间形态具有无穷多样性。
客观上,这促使发展人类学开始重新廓定自己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也即,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经济体的社会文化变迁及其问题做出判断,给予解释或提供咨询方案。
国内对发展人类学研究的引进比较晚近。
大概从1990年前后开始,参与式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RuralAppraisal,简称PRA)方法在一些新能源和新技术的社区推广工作中的应用,可以视为国内人类学家主动参与当代发展问题的新趋势(李道亮、傅泽田,1998;李小云,2005:
134-135)。
这一方法在中国的推行得益于美国福特基金会及其后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UNDP在华援助项目中的培训和使用。
PRA的目标是为弱势群体赋权,以社区、环境、资源和发展项目之间的协调关系作为重点,有一套完整的调查评估程序,如村民大会、话题清单、半结构访谈、绘制资源图、利益群体分析、组内信息交流、问题树、成果矩阵等(赵文霞&Chambers,1995;蔡传涛、张智英,1999;段红莲,2004)。
这种评估工作方法原本侧重的是技术人员和社区成员的交流,方便技术专家短期内快速进入社区,评测项目风险和可持续性,因此并不是专为人类学家准备的。
但是,PRA的进入本身也是一种“发展遭遇”(埃斯科瓦尔,2011:
14-17),将西方人类学在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遇到的现代性问题直接推到中国人类学家面前,所以也就必然会出现对这种研究的反思。
参与研究者发现,项目组往往会陷入新的知识权力不平等的困境之中,与其赋权的初衷相悖(郭占锋,2010)。
最近10年,在这种实践和反思双重推动的背景下,国内人类学家正逐渐进入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论题,开拓对国家、区域乃至国际比较研究领域(沈红,2000,2002;李小云等,2010;朱晓阳,2008;朱晓阳、卢晖临、佟新,2010)。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从“发展人类学”与“发展的人类学”两者的分判入手,力图呈现国际学界的研究迁衍,尝试总结人类学对发展问题研究的阶段特点,在此基础上简要介绍中国人类学有关发展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为进一步探索当代中国发展问题提供借鉴和思考。
二、实用与理解:
从“发展人类学”到“发展的人类学”根据列维斯和莫斯(Levis&Mosse,2006:
2-5)的总结,人类学参与到发展问题的研究之中有三种途径:
(1)工具性的(instrumental)。
人类学家作为咨询者、管理者甚至行政人员,从事实际的发展应用工作。
他们通常服务于大型发展机构如世界银行,常用“社会资本”、“赋权”等概念,通过发展干预、制度变革,达成符合工具理性(也即更好地实现项目目的)的社会变迁效果。
(2)民本主义的(populist)。
人类学家基于社会互动论,考察发展专家、发展对象和中间人的互动关系。
这方面包括自下而上(bottomup)的发展模式、选择性发展(alternativedevelopment),高扬本土知识和地方能力,反思普世科学和自上而下的技术革新。
钱伯斯(Chambers,1983,1997)是这场运动先锋,是他将PRA方法系统化并颇具说服力地成功实践了它。
这种民本主义的观点最初普遍为NGO采用,后来也逐渐被发展机构接受,不过他们将其与工具理性重新组织在一起。
(3)解构主义的(deconstructive)。
人类学家作为政策的批评者,针对政治经济掌握话语支配权的发展观进行解构和批评。
这三种途径也被有的学者分为两类:
发展人类学(或者应用人类学)(developmentanthropology)和发展的人类学(anthropologyofdevelopment)(Gardner&Lewis,1996;刘晓茜、李小云,2009)。
上述第一种属于发展人类学范畴,第二种可以视为发展人类学和发展的人类学的重叠,而第三种则主要是发展的人类学研究。
列维斯的看法大体依据1990年代以来的情况,但是在此之前,无论应用人类学还是发展的人类学都经历了多次深刻的现实世界变革,受过多种理论影响。
从表面看来,这三种分类反映的是人类学家对“发展”的质疑和反思的逐步加深,而从更深层次来说,从应用人类学到发展的人类学研究,其根源来自1960年代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
这需要从发展人类学的最初形成说起。
本文虽然着重分辨英美两大学术脉络,但并不意味着其他学术脉络如法国和德国的影响就不重要。
实际上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过程中,交织着这些传统,比如在应用人类学早期,拉德克里夫-布朗就与法国涂尔干年鉴学派社会学的思想有密切关系;美国人类学的奠基者博厄斯学派继承了德国理想主义的传统。
不过,学术脉络和国别传统依然有差别,在人类学的应用研究上尤其如此。
它服务于特定国家的理想、文化传统、信仰;这些特点决定了应用研究的目光投向哪里、希望实现的目标和实现的方式。
简言之,国别特征预设了应用研究的起点问题,学术传统则决定了研究者分析概念、框架和操作的偏好。
因此本文更注重先从客观时代变迁来展示人类学对现实问题的介入的阶段变化。
(一)实用的视角:
应用人类学的滥觞 发展人类学的初觞在19世纪后期,由英国人类学家皮特-里弗斯(LaneFoxRivers)开始使用“应用人类学”(appliedanthropology)一词(刘晓茜、李小云,2009),提倡人类学对其所处的现实世界进行关注,而不再是基于一些遥远地区的旅行志和民族志的抽象概括。
他所说的“应用人类学”实指发挥人类学的实践能力(Vincent,1990:
63)。
到20世纪初期,另一位里弗斯(W.H.R.Rivers)做出了进一步重要突破,提出人类学长期实地调查方法,以及分析上采用“发生学方法”(thegenealogicalmethod),从行动出发考察制度的运行及效果。
他对南印度托达人社会组织的研究围绕“世系群”、“继承制度”、“适应”、“政府治理”、“犯罪”、“自杀”、“委任头人”、“本地头人”、“财产”、“债务”、“妇女地位”等议题,开创了人类学对英国政府治理殖民地的直接贡献(Vincent,1990:
106-108)。
其后被拉德克里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和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延续下来,更密切地应用到殖民治理事务之中。
到1940年代以埃文思-普理查德(E.E.EvansPritchard)、利奇(EdmundLeach)的新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提出社会结构变迁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实现创新。
其中,政治、宗教、经济、社会结构(亲属制度)和风俗意义上的文化,成为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核心概念。
应该指出的是,里弗斯的出现预示着英国与其殖民地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1898-1901年,英国人打败了原先据有南非的荷兰人,在非洲的殖民统治权达到顶峰;但大约同时期,英国海外市场受到美国觊觎,受美国资本主义扩张的潜在影响,英国政府不得已将殖民统治政策调整为殖民地发展的策略(Vincent,1990:
79)。
此时,人类学关于海外知识的兴趣由于英国的帝国体系和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张力,已经出现了向不同方向发展的端倪。
这两种意识形态,前者习惯于从英国本土出发,认为宗主国的“制动”才是重要的;后者则将注意力集中在前沿扩张地带,认为这些地区才是资本主义“帝国”的核心。
在人类学里,这种差异被理解为现代英美人类学的国别传统。
二战之后,应用人类学研究陷入低谷状态,通常认为一大原因是英国失去了它的殖民地所致(Pathy,1981)。
其实,这也跟二战后美国的发展研究强势兴起有关。
不过,应用人类学在战后美国人类学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扬,这始于1931-1936年拉德克里夫-布朗到芝加哥大学讲学播下的种子。
美国的应用人类学来自印第安学这一独特的传统。
印第安学曾经是美国人类学最主要的范式,从1880年到1930年经历了50年的黄金时期(亚当斯,2006:
235)。
因为美国政府将印第安人视为国内问题,对他们的文化、语言、社会各个方面加以记录搜集的兴趣,要远甚于将他们转变为和自己一样的基督徒(亚当斯,2006:
214),其学术焦点不像英国人类学那样集中在地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变革等方面,而在于文化保存与展览。
二战期间,美国应用人类学蓬勃发展,据估算约有95%的人类学家参与战时事务研究,并供职于国家道德委员会(TheCommitteeofNationalMorale)、中情局的政策服务处等机构(RylkoBaueretal,2006)。
因此二战后印第安学传统的衰落就是必然的。
那些战争中受创的欧洲国家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援助,从而接受美国人类学家的进入。
于是突然之间,全球范围的殖民地国家和地区都向美国敞开了大门,印第安人不再是美国人类学的研究重点(亚当斯,2006:
238)。
随之兴起的,就是基于这种新全球观的发展的人类学。
然而,从印第安学身上塑造的美国人类学性格顺势转移到了人类学家眺望亚洲、非洲、大洋洲的目光里——它们是博物学(自然史)、民族主义和进步主义(亚当斯,2006:
214)。
同时,英国结构功能主义在芝加哥大学得到发展,使美国人类学开始吸纳社会学特点,向关注现实问题转变。
因此在当代发展研究多项领域——社会福利、社区建设、技术引进、移民、文化变迁等具体事项上,美国人类学家的发言既离不开印第安学的基本色彩,又借鉴了英国应用人类学划下的研究范畴(Rubin,1961)。
这些都构成二战后美国人类学的转型特点。
最著名的例子无疑是1952-1964年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家主导的“维科斯计划”(VicosProject)(董建辉,石奕龙,2005)。
康奈尔大学租下了秘鲁中部高山地区的维科斯庄园,交由霍姆伯格(AllanHolmberg)负责进行社区改造。
这个庄园大约有1700名印第安人,以务农为主间杂少量畜牧。
维科斯人以向庄园承租人提供无偿劳役为代价,换取很少的几亩土地耕作权维持生计,根本没有人身自由。
霍姆伯格的改造计划是一个综合性的变迁计划,包括社会关系、经济、技术多方面,鼓励当地人寻求自治,以最终实现自由社区的发展目标(Dobynsetal.1971)。
“维科斯计划”成为美国应用人类学的经典案例,其后有大量的追踪研究和无数的批评反思(Greavesetal.2011)。
批评者认为霍姆伯格主张“参与介入”(participantintervention)的方式,是将西方价值灌输到当地社区。
由此引发了关于“发展的主体”究竟是人类学家还是社区的争论(RylkoBaueretal,2006)。
有意与之对应的就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主导的“福克斯计划”(FoxProject),一项对美国衣阿华州塔马地区印第安人的发展研究,把当地居民的“自决”(selfdetermination)作为行动原则(Foley,1999)。
无论是“维科斯”还是“福克斯”,积极参与干预或者控制干预,向底层赋权的问题意识已凸显。
同时,它们的持久性保证了以实用为特征成为发展研究的一种特色。
同期也兴起发展研究的另一种,是人类学家以文化观察者和反思者的面目出现,不以“实用”为旨趣。
(二)理论的视角:
反思发展 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在1930开始对墨西哥乡民社会的研究,1940年代后期提出“大小传统”理论,标志其研究成熟,成为人类学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地研究的奠基者之一(Redfield,1956:
1-34)。
之前人类学家关注的大多是诸如澳洲、非洲、美洲印第安人区域等被认为是原始社会的地方,诸如墨西哥这样有国家和文明传统的区域,及其与西方接触的现代化变迁从这时候开始,进入人类学视野。
这部分地区的“发现”为人类学的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主要舞台。
可以说,农民社会是人类学大规模介入发展问题的契机,也是其经典领域。
格尔茨(CliffordGeertz)的《农业革命——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迁》(Geertz,1963)一书,通过印尼两种农耕方式——烧垦和水田的分布、生产方式变迁等描述,提出“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的观点。
他认为,印尼爪哇地区生态稳定、人口密度大,形成高密度的耕作模式,以向内消化资本密集投入,缺少新工业和新技术的植入空间;同时由于当地社会具有高度弹性,能够不断吸收承担社会生产的压力,缺少变迁的动力。
这个观点很快成为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研究中最有分量的引介理论,用以解释中国特色的乡镇经济发展现象(张小军,1998;黄宗智,2000)。
但是由于过度关注“内卷化”这个概念,我们容易忽略格尔茨想表达的两个重要内容:
一是,发展不可能消灭地方文化;二是从斯图瓦尔德(JulianSteward)那里继承的对文化生态学的讨论。
而在国际学界,这两方面都在1970年代以后成为了全球化理论的重要盟友。
格尔茨这本书也标示着政府机构之外的人类学家开始开拓发展人类学的领域,而不仅仅局限于服务政策的应用性研究。
就在这一时期,美国人类学带着面对世界的跃跃欲试,与1960年代中期胜出的弗兰克(A.G.Frank)“依附理论”和华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一拍即合,产生了强大的学术动员力量。
人类学家加入大量国际援助团队,通过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式的参与,希望帮助被援助国家和地区的贫困人群分享经济成果(Belshaw,1974;RylkoBaueretal.2006)。
这在客观上也促成了各国人类学家对发展问题的重视与思考,成为战后第三世界本土人类学发展的契机。
华勒斯坦(1998:
462-463)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指的是资本主义通过军事、经济和政治向全球扩张,形成以西方某些中心国家与其他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之间的“中心—边缘”关系格局(华勒斯坦,2000:
183-183)。
他认为,这种世界体系不呈现为政治统一的帝国,却通过广泛的劳动分工将多个政治体系连接在一起,每当边缘的政治体不断尝试颠覆“中心—边缘”的支配关系之时,其结果往往反而强化了它(华勒斯坦,1998:
460-461)。
弗兰克将这种格局的空间化称之为“都会—卫星”(metropolissatellite)结构。
他认为在拉美地区,源自殖民时期的大城市具有政治经济特权,将周边卫星地区的财富汇聚到自己,造成了卫星地区对城市的依附性发展(Frank,1985:
159-160)。
华勒斯坦和弗兰克的观点表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以牺牲“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为代价的,“中心—边缘”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存在,所以现代化不是一个均质化的过程,边缘地区永远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赶上中心地区;也因此不存在“现代”与“传统”的区别,是欠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处境而不是它的传统文化阻碍了其现代化。
但是华勒斯坦并没有像考察经济关系那样充分考虑到文化的角色。
大量移民涌入中心城市的结果,是将土著文化带入中心,改变了城市景观。
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中心—边缘”的倒置。
受这些启发以及对这方面的补充,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率先兴起,从较大规模的政治经济体系分析入手,对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渗透展开批评。
他们的焦点集中在某一地区社会对外来资本主义力量冲击的反应及结果;常用概念包括文化霸权、象征、市场网络、阶层等。
代表人物如沃尔夫(EricWolf)、陶西格(MichaelTaussig)、西敏司(SidneyMintz)等。
沃尔夫(2006)描述了1400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前世今生。
他认为这是西方和非西方进入同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原有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成为当地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与文化都是与某种生产方式嵌套的观念,进而形成意识形态;当生产方式运动产生新的观念体系,就会冲击意识形态,构成社会冲突和紧张。
陶西格(Taussig,1980)则通过南美洲哥伦比亚农民和玻利维亚矿工对他们自己被卷入资本主义大生产中的反应,指出这些被压迫者往往通过宗教和文化象征,来表达自己的反抗。
西敏司(Mintz,2010)从加勒比海地区的蔗糖生产出发,考察了“糖”从欧洲国家的奢侈品到伴随殖民地扩张和贸易转变为工业化商品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社会赋予物的文化意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都发生了相互牵连的变化,从而将被发展地区与资本主义中心连接在一起。
总体上,1960年代是美国人类学主导着人类学的发展研究的舞台。
强调实用的应用人类学和强调理解的发展研究共同将目标锁定在华勒斯坦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各种特征中。
也许关键不在于人类学家选择去“做”或者“不做”,而在于他们“有机会去做/看”这个事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被视为发展的受益者。
很快,连这一事实也将被人类学家深刻检讨。
三、反思与建设性:
“发展”议题中的多元声音1960年代大批人类学家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结果,促成了本地人类学的发展,同时也将他们对美国为主导的政治文化霸权的批评带了进来。
这种反思与民族主义一起汇聚成1970年代空前巨大的回响。
也许学术反思的力度越大,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它与现实的拉力越大。
从1950年代开始到1980年代中期,以拉美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人口年增长率高达4.1%,城市化水平也以每年2%的速度上升。
这种增长速度不仅史无前例,而且也远远高于欧美国家在社会经济相似的发展时期的城市化速度。
人口大规模聚集的原因是工业化的发展。
城市聚集了一国最主要的资源。
由于城市工业在不同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伴随工业结构转型,就业增长普遍放缓,与之带来的城市问题如贫困、交通拥挤、污染、阶层分化等纷纷突显(俞金尧,2011)。
这些变化引起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环境科学等各社会科学的广泛讨论与合作。
人类学也是其中一支积极参与的力量。
与此前不同的是,此时的发展议题更多元,人类学家开始思考不仅仅是对“发展”的态度,还包括如何进入发展问题的核心,做出更具建设性的举措。
(一)发展作为“话语” 1970年代,福柯(MichelFoucault)的影响开始向美国蔓延。
1977年《规训与惩罚》一书英文版出版,引起美国知识界和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随后,他将越来越多的时间花教学上。
1984年,他在去世前正在与伯克利大学师生合作一份针对193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政府统治心态的研究,其中包括美国的福利国家、意大利的法西斯与休闲组织、法国的社会救济国家及其在殖民地的城建实验等(高宣扬,2004)。
受福柯的启发,1980年代以后人类学出现了新趋势,将“发展”视为一种“话语”(discourse)——一个知识、实践、技术和权力关系体系,规定并限制了其视域内的描述与行动。
奠定这一研究途径的,有两位学者比较重要:
一位是弗格森(Ferguson,1990),通过南非莱索托的民族志呈现当地发展的话语如何产生去政治化的知识,来解决发展问题。
另一位是埃斯科瓦尔(2011/1995),他讨论了“发展”如何作为一种西方世界对“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力,建构了所谓的“第三世界。
” 弗格森将福柯的“监狱”理论运用到应用研究的批评之中。
他认为国际援助主导的发展,实际上反而强化了不发展。
在莱索托,有一个世界银行和加拿大国际发展署资助的综合性农业发展项目“塔巴-特斯卡”(ThabaTseka)。
项目设计初期,将莱索托定位为一个低度发展国家,并认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于技术落后,于是尝试通过有计划的、非政治的技术援助来解决。
牛饲养是其中一项主要的技术援助项目。
但是由于牛在当地文化中是既是男子的财产,又是他们维持其性别、声望、地位的象征,是绝难买卖的。
技术引进没有促成生产商品化,反而被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网络所改变,不断复制和强化了不发展。
因此他主张,要将发展放在一个更大语境里考察,要转变现有发展模式,需要先改变当地的社会结构,向民众赋权,使其享有公民权利,充分参与本国政治(杨小柳,2007)。
与弗格森从发展项目个案出发的角度不同,埃斯科瓦尔直接将矛头指向实施各种发展项目的西方机构,更进一步解构“发展”话语形成的客观背景。
埃斯科瓦尔认为,二战后初期“发展”的发明。
在二战初期,由于美国应对美洲大陆实现一体化问题而需要“帮一把”闹民族主义情绪的拉美国家,成立了“美洲发展委员会”,连同战时成立的“进出口银行”和“复兴银行公司”,构成了美国援助拉美的重要机构。
第三世界国家要接受西方的援助,意味着必须营造合适的环境,包括承诺发展资本主义、抑制民族主义,对左翼、工人阶级和小农阶级进行控制。
国际复兴银行(也即人们熟知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正是和这套目标相平行的配套。
人们相信技术能增进进步并且赋予这种进步以方向感和意义。
但是在对第三世界发展的问题上,技术反倒被看做价值中立的,不是一种创建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手段,它隐性搭载着一个预设:
及时进行技术转移是发展项目中最重要的要素,而这种转移需要依靠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变化。
正是如此,在美国校园里突然兴起了对拉美地区历史、文化、民族学的知识兴趣,同时,应用那些快速繁衍的、新的、科学的社会科学来获得这些精确知识(如帕森斯的社会学、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系统论和运筹学、人口学和统计学)(埃斯科瓦尔,2011:
35-40)。
弗格森和埃斯科瓦尔分别从应用研究和理论反思两个角度,对“发展”的意识形态进行深刻解剖,而不像此前时代的人类学家将“发展”更多视为一种历史过程。
这延续并加强了“世界体系”理论对“发展”的批评态度。
(二)发展作为“文化霸权” 在将发展作为话语解构的基础上,延伸出了另一脉解构发展的理论,就是将发展视为文化霸权;认为欧美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观点灌输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实质是要保证其向海外转移的生产体系的利益。
这一时期,人类学家对发展的反思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19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出现使得依附理论有所式微——因为它似乎证明了处于依附地位的地区也有高增长的机会。
当时为了解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又不愿意重蹈自由经济学的窠臼,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概念,将东亚经济增长归功于政府有效干预。
这仍旧是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并以如何有效并最大化地追求增长作为核心关注点,结果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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