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史039魏晋南北朝文学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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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039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中国全史-039-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中国全史》 039/一百卷 史仲文胡晓林
中国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本卷提要
本卷内容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状况,时间断限大致为自东汉献帝建安元年(196 年)到陈后主祯明三年亦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 年),出于体例的考虑,隋朝文学未纳入本卷叙述范围。
具体内容共包括1.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背景;2.诗歌创作及主要诗人;3.辞赋及骈文;4.志怪与志人小说;5.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6.南北乐府民歌。
除概论和结语外,以朝代为基本单位,共分八章叙述。
叙述上采用点线面相结合方式,对代表性作者及其作品进行重点分析,兼及同时代的文学群体及前后源流影响。
其余各种文学体裁,亦着重阐明其具体创作手法与艺术特色,并从历史与文化高度对其作出评价。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述魏晋南北朝,是古代文学发展中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在400 年乱世的贫瘠土壤里,生长发育了中古时期最灿烂的文化,而其中文学方面的成就尤令人瞩目。
文坛上,不仅可见许多文学形式产生、发展,奠定了后世创作的基础,而且有些体裁,在当时已经达到巅峰,其绚丽精美,非但空前,亦为后世所难以企及。
此时期文学发展最可称道者略有四点:
其一,是诗歌艺术汇源导流,走向成熟。
魏晋南北朝诗歌在承袭《诗经》、《楚辞》、汉代民间乐府和古诗19 首优良创作传统基础上,思想上又为后世开创了关注现实,积极进取的建安风骨传统;体式上完成了古诗从四言、骚体到五言乃至七言的发展过渡,尤其五言诗在形式上完全成熟,成为古代诗人沿用千年的正统诗体;内容方面则开辟了咏怀、咏史、游仙、招隐、玄言、田园、山水等丰富多采的题材;诗坛上涌现的曹操、曹植、嵇康、阮籍、陆机、左思、郭璞、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等作者,均属古代最伟大诗人之列。
其二是骈文的创作成就。
魏晋南北朝的骈文,是一种艺术水准很高的精美文体,代表了当时社会人们对文章写作的审美追求。
骈文虽注重形式美,却并非空洞没有内涵,它以作诗的方法作文,使文章具有诗的独特韵昧和魅力。
骈文音节和谐,用典考究,对偶工整,说理因难见巧,精辟有致;抒情清新含蓄,意深辞美;骈赋则铺陈典雅,绮丽华瞻。
其中上乘之作,较之先秦诸子、两汉政论及以后的唐宋散文名篇,并无逊色。
其三是志怪和志人小说(或曰佚事小说)兴盛发展。
在汉代小说已有雏形的基础上,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在思想、题材和表现手法上都有很大拓展。
它们或用各种灵怪奇异的浪漫主义手法,折射当时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习;或用精悍短小的篇幅,清新隽永的语言,从各个方面生动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士大夫阶层的言行风貌,其作品不仅兼有文学和历史两方面的宝贵价值,而且对唐代以后不同体裁小说的产生和成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其四是文学批评肇始发端,影响后世。
在这一时期各种文学形式丰富发展,文学在受到普遍重视的基础上,文学批评出现繁荣景象。
文人思辨能力空前提高,审美意识自觉发扬,对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著述体裁、审美内涵、发展流变、作用价值及作者优劣,都有系统精到的分析,形成许多新颖深刻的文学观点,不仅推动了当时的文学创作,也为下一代文学的发展拓清了道路。
放在历史、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魏晋南北朝文学所展示的成就,一方面是对《诗经》、《楚辞》以来的古代文学成果如汉大赋、乐府歌辞、杂言小说、古诗19 首等篇章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特定时代环境下的特定产物。
正如人们所注意到的,历代文学创作的繁荣,常出自正与奇两种原因。
凡国家政治清明,国力强盛,中央集权稳定,文人生活优裕,精神较少压抑,能自由选择出处,臧否时政,文学一般都发展昌盛,如盛唐北宋之例;相反,在朝政昏乱,战祸绵延,民生凋敝,文学之士的生存和精神自由都面临威胁之时,也可能激起文土强烈的创作冲动,写出最出色的文学作品,从而出现文学创作的繁荣。
魏晋南北朝恰好是后一种情况的典型例子。
如果更具体地探寻魏晋南北朝文学繁荣的动因,《文心雕龙·时序》篇有关建安文学的一段著名议论颇有概括性:
"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析而言之,这400 年历史中的"世积乱离",生民多艰,使得思想上崇尚理想而内心世界敏感复杂丰富的文人士大夫,在目睹乱世里百姓转死流亡的悲惨命运并面临理想破灭,道义沦丧,人的生命与精神都受到摧残的现实境遇时,常常选择文学活动作为他们寻求安慰解脱,对昏乱的时政进行积极或消极反抗的重要手段。
这一做法当然首先是由文学原本具备的美善刺恶抒情言志,以俾政治教化的传统功能所决定的。
许多理想主义诗人,本着"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毛诗·序》)的宗旨,以激烈的情怀反映现实,针砭流俗,抨击黑暗,抒发忧生忧世之慨,表达用世之志,宣泄政治情感,创作了许多诸如《诗》中变《风》变《雅》一类慷慨之作。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所蕴含的怡情审美的娱乐价值亦渐渐得到开发。
所以在很多时候,内心痛苦软弱的文士,常藉诗文创作摆脱世事的困扰,娱悦精神,怡养性情,东晋南朝文学表现出的"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实际上是这一情况的反映。
而从创作的主体来看,此时期知识分子在精神人格方面的觉醒觉悟,无疑极大地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
传统的儒学,本是一种社会理想与道德哲学、世界观与人生观融合为一的思想体系;儒学知识分子,受孔子道德人格影响,对人生也总抱有政治和道德的两重理想追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进入东汉社会后,士大夫的个体自觉意识尤其有很大增长。
在汉未经学衰落,传统道德陷于危机之后,玄学引老庄进入旧有价值系统,改良完善儒学本体,使之具有更大的思想包容性。
而士大夫亦将原有的重视个人道德修养进一步发展为强调人格精神的自由完善,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由此,使知识分子对一己精神的存在愈加珍视,也更加渴望精神生命的长久延续,崇仰"三不朽"的境界。
然而在乱世里,注定了人们无法实现夙有的"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流逝的时光,又使一切外在的功业迅速湮灭,"立德扬名",谈何容易!
真正不朽而流传久远的东西只能是那些具有永恒魅力的人的内在精神的凝集,即所谓"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
。
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典论·论文》)
这样透彻的觉悟,促使这一时期的一代代文人在理想仕途受挫,价值取向转换调整之际,将个人的志趣转向广泛的文化方面,对文学创作尤其投注了空前的热情。
从汉末建安七子到南朝"高斋学士",一个个文学集团先后出现,文士因不同的创作主张初步分流别派,推动创作沿自身规律向前发展。
流风所及,从事文学创作者的社会身份更加多样化,从前代被统治者徘优蓄之的文学侍从之臣扩展到帝王、宗室、巨官显宦、武人、僧道、妇女等各个阶层。
人们对于文学的态度,恰如《诗品》所言:
"词人作者,罔不爱好。
今之士俗,斯风炽矣。
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鹜焉。
"
从创作的客体看,社会中自觉为文的风气进一步推动了此时期"文的自觉"。
藉文学活动追求显迹扬名,身名不朽,实际上是确认了文学本身不依附其他任何事物的独立本体价值。
而由于文学创作改变了过去为教化服务的从属于政治的地位,这时的文学,也能够强调作品的个性,研究探讨创作的规律特点,在形式、技巧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体裁上愈加丰富多采。
在这一过程中,老庄玄学佛道等思想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以庄子思想而言,其寄情山林,感慨哀乐,实为一种极富艺术精神和文学情致的哲学。
由于老庄的影响,不仅文学之士的审美层次有很大提高,文学的表现领域也由于山水等题材的进入而日益拓宽。
总之,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繁荣,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与此时文人所遭遇的社会环境和由此产生的思想、心态、情感变化密切相关。
它们是前代文化精神的积聚与延续,更是后世文学发展不可缺少的前篇。
若想了解历史上无比灿烂的盛唐文学之谜,或许最初的线索正在此时期文学发展之中。
二、建安文学
(一)特定的孕育发展条件中国古代文学,经过先秦两汉近千年的发展,到汉魏之际的建安时期,创作上呈现出崭新的繁荣局面,所谓"彬彬之盛,大备于时",其辞采风力之影响,更远及于后世。
建安是东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公元196-220 年),虽然朝代上尚属东汉的范围,但历史的进程,却已从两汉跨入了魏晋新时代的门槛,社会的政治格局,思想风貌都迥异于前代,文学创作从形式到内容上,也都处在从"汉音"到"魏响"的转化过程之中。
而建安文学在分期上,亦顺理成章地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端。
严格来说,具备建安文学特点的文学创作,并不仅限于建安时期。
建安七子中,孔融卒于建安十三年,阮瑀卒于建安十七年,其余如王粲、徐干、刘桢、陈琳、应瑒,并卒于建安二十二年,其创作生涯,固是结束于建安时期;而曹氏父子中曹操卒于延康元年,曹丕卒于黄初七年,曹植则一直生活到太和末年;许多较次要作家的生活年限,也都不止于建安时期,邯郸淳、左延年等人,都卒于黄初以后,其中的吴质,甚至活到太和四年(230 年)。
所以,建安文学创作,实际上是从东汉末年一直延续到魏明帝统治时期,或许,可以将文坛巨子曹植的逝世,视为建安文学创作时期结束的一个标志。
无论从整体上还是从作家的个体的创作上看,建安文学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其创作的主体,有从最高统治层的曹氏父子,到孔、阮、王、徐、陈、应、刘等邺下七子;再从女诗人蔡琰,到邯郸淳、繁钦、路粹、吴质、左延年、丁仪丁廙兄弟、杨修、荀纬等诸多才士①;更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②,可谓"俊才云蒸"。
虽在戎马倥偬之际,然"当此时也,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③,"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④,赋诗著文,期诸不朽。
其中诗歌是建安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诗人直接继承了两汉乐府和文人诗的创作传统,以反映现实,表现人生为宗旨,缘情尚气,驰骋才华,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篇章,不仅极大拓展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尤其推动了五言体式的发展成熟。
此外,如章、奏、表、檄等各体文章的写作,亦气势酣畅,文笔兼美;而书疏辞赋抒情写心,志意真挚,文采缤纷,一洗"侈丽"之风而开启后世美文之先河。
在创作繁荣和审美意识觉醒基础上,文学批评肇始发端,论文的范围,广泛涉及作家才性、作品风格、文体和文章审美价值等内容,有力推动和影响了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创作活动。
无疑,建安文学,是以其特有的思想艺术光采,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关于建安文学,《文心雕龙·时序篇》有一段概括的论述,言及其主要的风格特点及所以产生的诸多条件背景:
自汉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
① 徐幹:
《中论·智行篇》。
②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③ 曹植:
《与杨德祖书》。
④ 曹丕:
《典论·论文》。
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
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官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子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概括而言,有关建安文学产生的社会政治、思想诸方面的条件,大致是由汉末的社会动乱、思想领域的新旧冲突、统治集团的推动引导这几大因素所作用造就。
1。
汉末的社会动乱无疑,建安文学的感人魅力,首先来自动荡的社会和艰难的生存环境对文士心灵的震撼和磨砺。
汉末人们所面临的,是自秦统一以来历史上的第一次严重的动乱分裂局面。
东汉中期以后,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国家名器操纵于外戚宦官之手,权入私门,政以贿成,纲纪大坏。
许多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抱着澄清天下的儒学政治理想,结成同道,起而抨击宦官外戚的腐朽统治,"品核公卿,裁量执政"①,以图改善封建政治。
两次党锢之祸的打击,使他们的努力归于失败,此后不仅朝政愈加昏暗,且广大的士大夫阶层,也由于其独立的政治意识和用世精神的被扼杀而开始了在以后漫长岁月里政治和精神上的悲剧历程。
到黄巾起义之后,东汉帝国大一统的政治统治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各割据军阀间相互攻杀,兵连祸结,广大人民陷入了更加深重的苦难。
数十年战乱,使关洛之区,尽为屠场;两京繁华,化作灰烬。
整个社会自汉帝以下,百官公卿,士庶百姓,播越流亡,转死道路。
在民生凋敝,白骨蔽野的惨景之中作为封建统治秩序象征的汉官威仪,亦已扫地以尽。
史载献帝流亡河东,"乘舆居棘篱中,门户无关闭,天子与群臣会,兵士伏篱上观,相互镇压以为笑";后因"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①。
这样的情景,对士大夫内心所造成的震撼与冲击,是不言而喻的。
汉室倾颓,群雄并起的形势,使客观上和封建大一统政权有密切依存关系,以通经求仕,显于朝廷为基本发展模式的士大夫阶层的地位出路也失去保障。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是曹操《短歌行》中的诗句,却恰好表现了当时士人在故国倾覆之后的现实困境和失图之心态。
为了避乱自保,中原地区的许多士大夫志愿或非志愿地投靠了一些割据军阀。
然而那些质性庸劣、眼光短小的偏霸之主并非惜才之辈,正直的士大夫所遭遇的,也往往是被权势猜忌迫害的命运。
汉末辽东的公孙述、河北的袁绍、徐州的陶谦、荆州的刘表,都曾有过加害士人的行为。
即便是以后成为文坛盟主,在邺下招聚了大批文士的曹氏集团,无论是在创业初还是已成气候之后,对士大夫亦多有威逼利用打击之举。
那些仍抱儒学道义理想并对东汉王朝怀有微妙感情的士大夫,最后虽在身为汉相的曹操摩下找到了一席栖身之地,然而奉行申商之术的曹操对待士人的真正态度,却决定了曹氏政权远非士大夫实现济世之志的理想场所。
因此故,建安文士的真正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而对社会苦难的感慨和个人内心失意的相互激荡,使得建安文学之上一方面创作了大量诸如"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①、"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②、"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尘,。
。
犹获婴凶祸,流落恒苦辛"③及"安能苦一身,与世同举厝"④、"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⑤、"建功
① 沈仲常:
《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的崖墓》,《考古学报》1959 年第2 期。
① 《三国志·魏志·刘劭传》。
①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②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③ 《魏书》卷48《高允传》。
④ 《秦汉魏晋南北朝教育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不及时,钟鼎何所铭"⑥、"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⑦等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痛苦及抒发其建功立业,拯济生民积极感情的作品;另一方面,其作品又总是覆盖着一层难以排遣的悲凉梗概哀楚之气,象"去去莫复道,沈忧令人老"⑧ "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⑨ "日暮愁吾心,。
。
忧思壮难任"⑩之类诗句,都潜在反映了一种志不获骋的政治理想挫折感,折射出建安士大夫的深层心境。
⑤ 王粲《从军诗》其四。
⑥ 陈琳:
《游览诗》。
⑦ 曹植:
《与杨德祖书》。
⑧ 曹植:
《杂诗》"转蓬离根本"。
⑨ 曹植:
《。
。
E 篇》。
⑩ 王粲:
《七哀诗》其二。
2。
思想领域的新旧冲突汉魏间思想领域的新旧价值观念冲突所引起的文士人格意识和审美意识觉醒,赋与了建安文学作品鲜明的个性和抒情风格。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是社会的统治思想。
在两汉时期,这种统治是以掺杂着谶纬神学的经学形式出现的。
东汉中期以后,传统的经学由于其妖妄、附会,拘守章句,繁琐考证等诸多流弊而日益衰落。
官方传习经书的太学,尽管规模庞大,弟子逾万,但"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①,学风已流于虚浮伪诞,甚至进而成为邀求浮名者的结党游谈之地②。
与之相应的是,被东汉统治者奉为治国之本的名教礼法,也由于被尊崇拔高到极端的地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狼藉败坏,成为一切伪善矫情之行的渊薮。
庞大的东汉帝国,在其最后易箦就木之前,统治的基础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由于衰朽的经学在维护封建统治和满足士大夫追求信仰、探索新知需要这两个层面都已难于发挥效用,所以汉魏之际的社会里,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一般士人,都急于寻找新的思想崇尚物,以帮助"治民"或帮助排解乱世里心灵的困惑。
在汉末封建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都趋于松弛的背景下,先秦后一度湮没无闻的诸子之说又有复兴之势,道、法、阴阳、五行、墨、兵、纵横等家思想都有出现。
《三国志·文帝纪》尝言曹丕自幼"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言"③,可见当时社会思想潮流的新变化。
尽管从本质上说儒学对社会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在经学衰落后,一时间它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新的存在及传播形式。
所以汉魏之际的思想领域,确实在动荡分化之中表现出一种思想解放的格局,或多或少地冲击到儒学本体。
不过,尽管建安时期人们的思想已从两汉经学的狭隘眼界中解放出来,但是和魏以后的思想领域不同的是,此时并没有一种可真正慰藉人心灵的新人生哲学--玄学的诞生尚有待天才的王弼的思考研究(而此点常为论者所忽略);汉代的清议,在此时固已改变了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政治批判性质,但还远非纯粹玄远不近人事的清谈,人物的品鉴除去士人间的互谑互誉,还往往带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因此故,建安时期可以说是一个"觉醒"的时代,但却还不是"觉悟"的时代;也可以说,在汉学和魏晋玄学之间,这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期,各种思想观念尚在冲突碰撞化合之中。
所以在此时,我们一方面能看到建安诸杰的思想行为,很大程度上仍保留着两汉士大夫的遗风,其建功立业、拯济生民的人生目标,本质上和东汉知识分子"澄清天下"的理想追求相近相通;文学创作上,也不乏古直朴拙的风格。
另一方面则可看到,此时人们的思想呈现多向探索的倾向,有一个相对自由发展的空间。
认识的对象,涉及人生宇宙上下古今的许多问题。
其间,士大夫的自我人格意识,在外界参照物的映衬之下,有了初步的体认,所谓诸子百家之说的复兴,也是这种探索的一个表现。
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尝提出当道德标准和社会风气"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和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
各行其是,而互
① 《晋书》卷八十八《陶侃传》。
② 《陈书》卷26《徐孝克传》。
③ 《晋书》卷88《孝友传》。
非其非也"。
实际上,建安时期,就正是这样一个转换之际,社会中的一切原则准则,都可能有两种判断标准,两种品评方式;人们的所作所为,也往往呈现复杂和矛盾的一面。
如曹操,既身为申商权术政治的信奉者,一个"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同时又是一位不拘小节,情感真挚的诗人;他的儿子曹丕,一方面是一个工于心计,虚伪矫饰的权力争夺者,一个冷酷猜忌的皇帝,另一方面则是个对文人颇为理解和颇有见地的文学评论家,文学之士的朋友和保护人,不乏细腻感情的诗作家。
而建安诸子中的许多人,一方面是骨鲠的知识分子,情感上眷恋故国,有高远理想,同时却又不无卑恭的屈事曹氏,安于逢迎捧裾的文学侍从之臣地位。
由于刚从两汉迷茫混沌的元气论中走出,对宇宙人生本体的一切认知体会都尚模糊、陌生,无从把握,此时期士人内心存在着一种政治和思想上的失重感。
社会的黑暗动乱、人生的苦难、理论探索过程中价值准则的无确定性等等,都使他们精神上感受到惶惑、迷惘,甚至悲哀。
摆在这些刚刚意识到自我的建安文人面前的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
和天地宇宙万物相比,人的生命是极其短暂和渺小的。
所谓"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①,"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②,一切人世间的功业荣名、富贵权势都将瞬即消逝。
这一事实本身导致从两汉旧思想体系中觉醒而出的人们首先感到的不是欣喜,而是深刻的悲哀。
此点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样一种从思想心灵深处迸发出的悲哀之气,正是建安文学作品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风骨的真实内涵。
(而这种生命的悲哀之气,在汉末以降文人的思想中大致有四个走向:
其一是追求及时行乐,享受人生,留恋生命,所谓"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③正表达了这类追求。
这无疑是一种颓废不足取的人生选择,但它所体现的那份初有觉醒的文人无法把握生命的惶然与无奈,仍是深值同情的。
其二是追求建立功业,实现济世理想,以把握生命。
多数建安诗人,都抱有这样的人生宗旨,并将它们表现在作品之中。
其三是追求立言,希望在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中延续人生的价值,实现精神生命的不朽,即所谓"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①,这是建安以来"文的自觉"的基础。
其四则是追求在更深层面上认识体悟宇宙人生,超越生命,因此而产生对哲学、宗教的探索与研究。
此点努力在建安群才之后,为何、王、嵇、阮诸公所接续。
)
① 《拾遗记》卷一。
② 曹植:
《箜篌引》。
③ 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
① 《太平御览》卷九六七。
3。
统治集团的推动引导除去以上那些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深刻背景之外,建安文学创作的出现发展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即当时执政的曹氏集团的推动引导。
无可置疑,在汉末中央集权瓦解而文士星散的战乱年代,能有众多的文士聚集邺下,形成创作群体,首先即与曹氏的大力罗致有关。
乱世里的文人写作,似乎比平时更需要权势的庇护,这对文人是一个可悲的然而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曹氏父子都雅好辞章,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但除曹植而外,整个曹氏家族又具有先秦法术刑名纵横诸家好阴谋权术,注重实际利害的思想特色。
两者的结合,使曹氏集团对文士和文学活动有近乎矛盾的感情态度。
曹操本人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和一统天下的雄心大志,但出身宦官寒族,在汉末官僚士大夫中声望不高尤其受到许多忠于汉室的士人的敌视反对。
其起家之初的行为,与一般戕害士人的割据军阀亦无二致,对政治上不与自己合作的士大夫,常采用杀戮手段①。
在通过屯田和迎献帝许都等措施发展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名分地位之后,曹操为成就王霸之业,开始表现出求贤若渴的形象,注意广泛延揽人才,藉以改变仅有"天时"而无"人和"的不利状况,标榜"天命"所归。
特别是在建安九年,曹操攻下邺城,被汉帝任命为冀州牧之后,为使人心归附,接受了他最信任的谋臣郭嘉的建议,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为掾属。
此后遂以邺为根据地,大量罗致文学之士,使邺城一变成为曹氏集团政治和文化活动中心。
在建安中,曹操一再下求贤令,要求不受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去拔擢人才,甚至公开提出要用"不忠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
在其不遗余力的延揽下,十余年间,天下英才如云归附,曹操区别才性,综核名实,分别予以任用。
凡兼通经术名法,富于统治之才的士人,则委之军国政事,以收实用之效;而对大批盛有才藻的文学之士,除使之处理章奏之外,更主要是利用他们在社会中的文名声望,为曹氏集团粉饰形象。
此期间,孔融于建安元年被征为将作大匠,进入许都;而在建安五年前后,阮瑀、刘桢等人相继应曹操征召成为其掾属;到建安九年,陈琳于袁氏失败之后归降曹操,与阮瑀共掌书记;建安十三年,在曹操征荆州之前,孔融被杀,这一年晚些时候,原在荆州依附刘表的王粲投归曹操,被任为丞相掾,封关内侯。
至此,建安七子除孔融已死外,已齐集曹氏麾下。
女诗人蔡琰也在建安十二年左右从南匈奴回到中原。
建安文学创作在这样的人事条件下进入兴盛期。
必须看到,凡事注重实际不喜浮华的曹操所以广泛招聚罗致文士,除去个人爱好文学的因素而外,尚有许多现实利害的考虑。
曹植尝在其《辩道论》中说到曹操在邺下招致方士的用意不过是"诚恐此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并非是因为信奉神仙方术。
对于同样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文学之士,曹操心中未始没有同样的念头,也欲将招聚作为驾驭的手段之一。
正因此故,曹操其实并没有对文士的人生价值和精神情感给予充分的尊重,且不喜欢文人有独立的见解和追求。
举凡孔融、杨修的被杀,刘桢的被刑、王粲等人长期的内心悒郁①等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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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039 魏晋 南北朝 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