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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族史作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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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族史作文
我的家族史作文
修家谱(族谱或家史)有何的作用修家谱(族谱或家史)有何的作用(天长市内省堂_朱氏家谱)天长市仁和中学朱庆文人从娘腹中十月怀胎,呱呱落地,在世上几十年,但总要静静地离开人世,古人云: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名就是人之本,人生一世死了,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在世上,若干年之后自己的子孙连祖先是谁都不知道,那不是枉活一生,白活一世,换言而之,你的孩子也就是失去了根本。
过去和现在,有很多人为自己的父母、祖父母打碑,一者表示后人的孝心,二者是不忘先人,但它又能保藏多少代呢?
世代变迁,人为的损坏,年代长久日月的风化,也就失去了立碑的作用。
而几千年谱书之风,代代相传从远古至历朝历代,乃至到今天,先祖的名字流传至今,着不是修谱的作用吗?
一、寻根、留本。
古人云:
谱谍身之本也.意思是谱能告诉你,你是谁?
你从哪来。
人们常说: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但你并不知道其中的由来,通过修谱追根溯源,你就会知道了你从哪里来。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你的根底在哪里?
万里江水,源起何处?
一个人连自己的根源都不了解,岂不负先人养你?
特别我们朱氏家族,已有半百年没有修谱了,早我们采方中发现不知道自己祖父母名字的人为数不少,更谈不到自己是哪支哪房,所以说这次修谱,意义重大,一者可以帮你查清你的祖先是谁,让你的名字与先祖一起流芳千古,二者你如果真的断线,把你的祖辈、父辈和你一周记载下来,让你的后人代代相传,永远知道你们是他们的先祖,将来和他们一起流芳千古。
二、清缘、备查。
古人云:
子孙不知姓氏所从来,以昧昭穆之序者,禽兽不如也。
意思是说,姓氏是一种血缘关系的标志,人兽之别,就在于他们对于有血缘关系的本族人,有一种生生相息的寻根意识,使这个家庭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一个人不管漂泊多远,总是望不了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埋葬着他们的祖人。
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人们有着他自己祖宗的事迹记录下来传给后人的习惯,这就是谱,只要有了谱书,凡与族人有关的人和事,谱上都有记载,比如,你要知道朱氏来由、远祖世系,可查朱氏由来,这次续谱,这套资料来之不易,她是我朱氏修谱中贡献最大的无名英雄,,天长市界牌乡人,在天长市仁和中学工作,他耗了很多时间和费用,利用节假日多次到处查寻复印下朱氏信息,我朱氏族人要感谢他对我族续谱工作中无私的贡献。
你要知道内省堂到底是回什么事?
可查内省堂—朱姓的堂号。
你要知道老、新派别,可查老新语录。
你想给自己的子女取个好名字,你想了解朱氏先人在各朝代的功绩和对社会的贡献,一套谱书在手,朱氏家族的情况有了。
三、增知、育人。
古人云:
养不教,父之过。
几十年来由于对自己子女缺乏家族观念的教育,导致现在有很多人没有家庭观念和人伦的教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上下不分,孝义全无,有老不养,有子不教,嫖娼有余,赌不竭力,吃喝玩乐无度,为官不体恤黎民,馋奢无底,为民不尊师长,横蛮逆行,用什么教育他们,谱书中很好的教材,家训族规中规范了朱氏后人的言行。
谱书中收录了历代经典:
如何立志?
如何敬业?
如何治学?
如何治家?
如何做人等等,有很多东西在学校里学不到的。
她能很好的陶冶我们的情操鼓舞我们热爱生活,奋发向上,为国贡献,为族争光。
四、血肉联情。
俗话说:
亲不亲,故乡情。
多个朋友多条路。
在大流通的社会中,在国际一体化世代,人们不可能禁锢封闭。
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这是今后人子孙必行之路,通过联宗族谱,本族同一血脉的同胞更进一步加深了解。
一个人走在外,路人(路上随意向隅的人)不如乡人(自己家乡的人),乡人怎与血肉之情相比。
经济开发中的往来,生死祸福的降临,人与人之间自然也非常必要相互提携、帮助,有了谱书,哪怕你走到天涯海角,哪怕相见恨晚,血肉亲情一定更好、更深厚。
五、承前启后。
这里有双重含义,一是上对先人,二是下对后辈,先人千心万苦创业,育人,为朱氏家族为社会创下了丰功伟绩,不能从我们这一代丢掉,必须通过修谱,为他们树碑立传,把他们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作为永久的纪念,可查内省堂—朱氏的堂号,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综上所述,修家谱有何用呢?
回答是:
寻根留本,清缘备查,增知育人,血肉联情,承前启后……新时期以来汉族作家边疆叙事的文学史意义[摘要]边疆对于内地主流文化区域内的汉族作家,具有异域文化的特质。
新时期以来,汉族作家在对边疆异域的想象中,流溢出不同于内地中原或东部沿海文学的异质元素,彰显出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他们对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及宗教生活的描写,使特殊的边缘文化群落和宗教题材进入了当代文学的表现领域。
通过对边疆大自然的复魅书写与动物重塑,树立了自然伦理的尊严;通过对边疆神性文化的推崇,表达了一种对过度理性的反思。
同时,他们的边疆叙事小说,也为当代文学带来了更加丰盈的想象力,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容量和刚健的风格等诸多新的审美气象。
[关键词]新时期;汉族作家;边疆叙事;文学史意义;价值取向;审美气象[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4)01-0082-06在新时期文学中,有一种令人瞩目的现象:
创作主体是生活在内地主流文化区域内的汉族作家,由于社会时代情势或个人兴趣爱好所致,他们或者长期生活于边疆地带,或者短暂偶涉边疆,他们将笔墨倾注边疆区域,突出表现迥异于内地主流文化的少数民族风情和生活体验。
神秘而遥远的边疆地带(如西北边疆之新疆,西南边疆之西藏、云南,东北边疆之大兴安岭、内蒙大草原)成为了他们小说创作的背景与表现空间。
如王蒙、红柯、董立勃的新疆小说,郑万隆、迟子建的东北边疆小说,冯植苓、老鬼、姜戎的内蒙古草原小说,马原、马丽华、范稳、杨志军、杜光辉、宁肯等人的西藏小说。
边疆于他们来说,具有异域文化的特质,故其小说在对边疆异域的想象、描摹与呈示之中,流溢出不同于内地中原或东部沿海文学的异质元素。
也正是这些异质元素为新时期小说带来了诸多新的维度与面相,从而彰显出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一、表现向度的延展拓宽很显然,中国边疆地区如新疆、内蒙古、西藏、东北、云南等地,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从地理和文化意义上来说,具有某种边缘性和异质性。
长期以来,当代文学惯有的叙事逻辑起点,是偏重于对内地中原或东部沿海等文化区域内的生活的发现和开掘,如革命历史小说、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无不是迎应着主流文化区域内社会前行的步伐与内地人的世俗所需。
20世纪50―60年代,即便有大量的边疆革命题材小说及建设边疆、开发边疆的小说涌现,但作家依然是把主流文化预设为叙事的原点,从主流文化的视域打量着边疆,且带有明显的集体化叙事风格,亦即边疆总是主流文化要化之对象,亦如张柠所说:
对边疆的花草树木、山水荒漠进行‘二度叙事’,目的在于建构一种美学和行政管理学合二为一的新型词语系统和想象方式。
大雁落脚的地方草美花香,澜沧江边的芦笙恋歌,蝴蝶泉边梳妆的美女,吊脚楼里的姑娘,天山脚下姑娘的曼妙舞姿,蒙古包里的马头琴和歌声,雪山下的哈达与青稞……通过修辞想象,美的自然、美的姑娘、美的爱情这种‘天人合一’神话,与缓解城市管理压力、建设边疆、无私奉献的现实律令浑然一体,既是命令也是诱惑。
[1]也就是说,彼时的边疆在文学中惯常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处理,边疆自身的文化特质沉埋于内地主流文化的强势躯体之下。
新时期以来,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则以个人化经历或体验作为叙事原点或者逻辑起点,撇开对边疆进行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处理的路径,多以边疆少数民族信仰和文化作为叙事核心,对边疆的文化事象与文化生态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对边疆文化真实、生命真实和存在真实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他们对边疆的异质文化与生活的态度,不再如20世纪50―60年代的边疆小说那样强调主流文化对边疆的改造,而是一再强调边疆的异域文化和异域生活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于文化的多样生态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他们不是以批判、否定、改造、化成的态度对待边缘文化群落,而是能够以一种宽容、平和、同情、羡赏的心情来观照、理解和表现边疆。
比如王蒙的新疆小说对维吾尔族文化和生活的表现,就丰富了当代小说的题材维度,他的《在伊犁》系列,从新疆的城镇、农村的日常生活入手,以宏观与微雕、粗犷与精细相协同的笔墨,描绘了一幅绵密而浓烈的新疆(特别是伊犁河谷)版的清明上河图式的社会风情画卷。
他细致而精彩地描写新疆伊犁各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各种礼仪交际等日常生活,为我们提供了真切而全面的新疆文化记忆的底版。
同样是新疆题材的小说,红柯则以诗性传奇和梦幻叙事的方式,为当代文学表现领域带来了一股强悍的新疆地域的血性阳刚的文化风貌,他的《西去的骑手》、《乌尔禾》、《帐篷》、《太阳发芽》、《莫合烟》,展示了新疆大野上不同于中原内地汉儒文化的别一种文化面影与精魂。
马原的系列西藏题材小说,如《拉萨河女神》、《西海的无帆船》、《冈底斯的诱惑》、《虚构》,尽管被诟病为猎奇化书写,是把西藏作为他手中增加作品吸引力和虚构力度的工具和背景云云,但那些诸如天葬奇观、野人传说、活佛转世、白日飞升等藏域文化元素与藏民特质,毕竟在文学领域登堂入室了,尤其是他的小说真实展示了汉族知识分子闯入西藏,面对异质文化后那兴奋与惊奇齐生、感动与惶惑并存的复杂心绪,亦是对新时期文学表现疆域的拓展。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以挽歌情调,展示了位于中国东北边疆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的生存现状与百年沧桑;姜戎的《狼图腾》以蒙古草原上的狼为叙述主体,透递出游牧文化的精髓所在;范稳的《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藏地三部曲,以及2011年出版的表现彝族文化的《碧色寨》,让我们感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别样的渊深与神奇。
无疑,这些陌生化边疆题材的不断闪现,冲决了当代文学史一向以表现汉民族生活的作品为主体的传统习惯。
那些未被表现的、边缘性的或被遮蔽的边疆经验,终于得以在主流文化所制导的文学中喷薄而出,并浮出文化的地表。
与此相关的是,或许这种展现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他者化的眼光,但毕竟对边缘的特殊文化群落进行了多方位的表现和描述,也正是通过表现少数民族异样文化与异样人生,一方面有效地缓释了当代文学题材单调与贫困的格局,丰富了当代文学的文化维度;另一方面,又承担着少数族群文化资源的留存功能,具有人类学的意义,尤其是作为异域文化想象的文本,描绘了汉族写作主体在异质文化中的穿行与体验,为读者建构了不同文化之间交往、互动、杂糅的异度空间。
所有这些,都对中国当代文学重视主流文化空间的单一向度是一种矫正与修补,是新鲜而有开拓性的。
由此言之,边疆叙事在一定意义上拓宽了文学的表现疆域,同时,为新时期文学寻找到了一个新的生长点。
如上所述,在小说表现向度的拓展上,新时期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使边缘的特殊文化群落进入了当代文学的视野。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突出的贡献,即是正面直接肯定地描写了多种宗教生活,跳出了在当代文学之初一贯对宗教予以贬抑性描写的框架,宗教长期被视为欺骗和麻痹人民鸦片的固化形象得到了改写。
中国当代文学由于对现代性叙事的追求,大多数小说是与宗教疏离,有时宗教甚至成为小说揭露批判的对象。
如20世纪50―6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宗教往往成了阶级敌人兴风作浪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小说基本上承担政治启蒙的现实效用,精神文化意义在强大的政治思想的遮覆下,难觅踪迹;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下,虽然小说摆脱了政治话语的拘禁,可是顺应着市场化的潮流,堕入了形而下的层面。
尽管当代小说亦有与宗教的牵手,但绝大部分作品不是正面表现宗教,宗教在小说中只是作为表达某种意蕴主题的附件而存在,或曰宗教实为一幌子而已。
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作者借对上帝的皈依来超越政治和历史苦难;20世纪90年代,张承志以带有强烈宣教色彩的《心灵史》,表达在哲合忍耶那里寻找人生真谛和心灵归宿的渴望;史铁生则从自身的苦难出发,以《我与地坛》、《宿命》暗喻着通过受难和救赎为自己活下去寻找牢靠的理由。
不难看出,这些作品是作家在借助宗教表达对现实与历史问题的思考,或者完成作家本人的人生理想和精神建构,宗教只是作品的外壳与主题资源,而没有成为作品的叙事内核与题材对象。
不同的是,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出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膺服,作品直接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宗教生活进行全方位的表现,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予以赞赏、推崇,宗教生活本身构成了作品唯一的题材对象和主题诉求。
如萨满教是东北边疆一带少数民族信奉的一种宗教,曾一度在文学中被归入非理性、原始性和异常迷信之中,像萧红的《呼兰河传》对于萨满教巫师跳大神坑死小团圆媳妇的描写,就是把萨满教作为迷信害人的工具来看的。
而郑万隆的《我的光》、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则描写了萨满教的精神内涵、祭祀形式和活动方式及自然崇拜等,深入挖掘了萨满教所显露的当代意义。
流行于中国西藏、青海、云南、四川、甘肃、内蒙古、新疆等省、自治区的藏传佛教,不仅构成了马原、范稳、杨志军等人的藏文化小说的基本要素,而且铸就了当代文学中难得一见的宗教题材小说。
范稳的《水乳大地》最主要的篇幅和最重要的关节,是写宗教密切相关生活,它状绘了在滇藏交界处藏传佛教、天主教、东巴教等多种宗教之间的辩论、斗法、争锋、纠缠,直到和谐共处、水乳交融的情景。
另一部小说《悲悯大地》更是专注于对藏族生活一个维度亦即宗教生活的描述,小说重点讲述了在漫长的转经朝佛路上,阿拉西历经艰辛和灾难终成正果的故事。
杨志军的《伏藏》、何马的《藏地密码》也多以藏传佛教的历史与传说作为小说的核心内容。
正是这些表现边疆少数民族宗教生活内容的边疆叙事,开启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别开生面的一种题材领域,促使当代小说从一味沉溺于世俗生活,而向形而上的精神世界敞开。
正如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一书所说:
描写地区体验的文学意义以及写地区意义的文学体验均是文化生成或消亡过程中的一部分。
它们并不因作者的意图开始或停止,不寄居在文章中,不局限于作品的创作与推广,也不因读者的类型和特性而开始或结束,它们是所有这一切或更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它们是意义历史的螺旋式上升的所有时刻。
[2]而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对边缘特殊文化群落的关注,对少数族群宗教生活的正面描写,正是这样的地区体验或写地区意义的文学,这样一类具有地区意义的文学作品,在文化趋同的全球化语境下显得风姿绰约,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是意义历史的螺旋式上升的所有时刻。
二、价值取向的嬗变崛起考察新时期以来汉族作家边疆叙事的小说,我们会发现,他们小说中所呈示的价值取向的革命性与颠覆性,同样是值得重视的:
一方面,他们在呈现边疆异域风情的同时,提供了一种新的自然伦理,即在他们的作品中,充满着对大自然的敬畏,自然不再是简单的物质改造的背景或者表情达意的工具,而是饱含自身魅力的精神实体;另一方面,他们在对自然的含魅书写过程中,亦带来了对于神性的张扬,即对具有神性色彩的文化表现出高度的认同与尊崇,这恰与当代中国作家长期以来追求理性的现代性焦虑相比,构成了明显的反动。
其一,自然伦理的矗立。
我们知道,根据现代性的人类主体性原则,认为自然是人类征服、改造、索取的对象,自然界的一切动物、植物都被视为无意识,也无目的性、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的被动之物。
在中国的语境下,现代性是最迫切的诉求,中国对现代性的滞后有着强烈的峻急感和焦虑情结,对自然世界的改造、向自然山水索取丰厚的物质回报,亦就成了现代化追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途径。
于是,与天斗,与地斗,高呼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成了召唤民众追赶现代性的国家政治的巨型话语。
文学作为社会现代化实践的重要内容和实践方式,呈示自然的可改造性与被动性,便成为这类表达现代性焦虑与峻急感的当代中国小说的叙述策略。
小说中,自然多是人物描写的烘托与陪衬,或主人公的人格象征,或作家随意搬用的道具,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文革小说中的一些自然物象,如大雪、青松、乌云、雷电、太阳、北斗星、黄土铺撒的金光大道等,都成了浅显直露的隐喻,沦为了承载一定的政治甚至阶级内涵的简单道具。
但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则开启了新的叙述策略――作家不再强行征用自然,以此作为单纯的渲染和烘托,或当作某种抽象观念或者人物的隐喻与象征,而是努力表现大自然的自在与自足性,呈示边疆大自然令人敬畏的魅力,树立大自然伦理的尊严。
对自然伦理的矗立,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
一是自然复魅。
他们笔下的边疆自然世界,都有着灵魂、性格、意志和力量,赋予自然一种主体性言说。
红柯的新疆小说则以张扬的激情与令人生畏的笔触,书写着西部自然的强大与冷酷、粗犷与野蛮,对自然充满了近乎神圣的推崇与赞美。
《雪鸟》里那条狂暴的奎屯河,不管天有多热,河里的水永远是冰冷的,雪水刺人肌骨。
妇女下水会丧失生育功能。
《打羔》中,沙暴来临之时,就跟一道黑墙一样把天和地砌在了一起。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
初到新疆,辽阔的荒野和雄奇的群山以万钧之势一下子压倒了我,我告诫自己:
这里不是人张狂的地方。
在这里,人是渺小的,而且能让你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与无助。
[3]杨志军的《环湖崩溃》中的青海湖以奔突的生命力傲视着人类:
那青色开始跳荡了,随疾风迎面呼啸而来,像猛兽的群体直面人类的挑战。
青海湖如同变作了疾驰的石破天惊、颠天扑地的生命潮,那富有弹性的浑宽的前额,那富有旋律的激情以白沫形式的大口喷吐,那用雄壮的壮丽绘染而就的深不见底的眼睛,逼视着人类的渺小。
还有他的《藏獒》中的党项山不时闪射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威光,党项大雪山气势逼人,似乎就在头顶的天空,就要崩溃在眨眼之间。
更加逼人的是冰光,它一轮一轮地奔涌而来,试图穿透所有走向它的肉体。
许多边疆小说都醉心于自然的神秘、狞厉、伟力的展示,使自然有了品质、意志、精神和灵魂,在它深邃的胸膛里,搏动着一个巨大的、永不衰竭的,令人感动又令人惧惮的生命[4]。
二是动物重塑。
汉族作家写边疆的小说,聚焦于动物自身属性,突出强调动物情感世界的博大与丰富,它们同样有着自己的快乐与悲伤、幸福与痛苦、情爱与母爱等多维的情感。
在这里,动物被赋予了与现代人平等的地位,它们不但具有独特而精彩的生命形式,还有类似于人的多重情感,有时甚至比人更通人性。
迟子建的《穿过云层的晴朗》中的一条狗比那些疯狂的人有人道;《环湖崩溃》中的白熊库库诺尔至死都捍卫着自己在荒原上的尊严,虽然老得走不动路了,吃不动草了,但它还是朝扑过来的敌人左扇一掌,右扇一掌,之后便毫无声息地倒了下去。
《美丽奴羊》中的奴羊用清纯的泉水般目光凝注、逼视着狠烈的屠夫,屠夫不禁感到从未有过的虚弱――他栽倒时手和膝盖着地,刀子扎进沙土,连柄都进去了。
《狼图腾》实现了中国文学史中那种残忍、贪婪的狼形象(如《中山狼传》等)的革命性颠覆,小说以罕见的热情叙写了草原狼维系草原生态和谐的巨大作用:
腾格里是父,草原是母。
狼杀的全是祸害草原的活物,腾格里能不护着狼吗?
;同时还以充满倾慕赞赏之情的文字,描写狼群卓越的智慧和组织性、纪律性。
这些非人类的生命被赋予了鲜活生动的灵性与血肉,是如此流光溢彩,它们虽然没有人类复杂的心理、合乎逻辑的思维或符合理性的判断,但同样也有厚实自足的精神、复杂丰盈的情感世界,同样是值得敬畏的存在,亦如史韦兹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意识到:
伦理不仅于人,而且与动物也有关,动物和我们一样渴求幸福、承受痛苦和畏惧死亡。
那些保持敏锐感受性的人,都会发现同情所有动物的需要是自然的。
这种思想就是承认:
对动物的善良行为是伦理的天然要求。
[5]其二,神性的张扬。
返视中国当代文学,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在现代性的目标导引下,文学主潮基本上是对理性的张扬。
这样的作品不胜枚举,建国后的红色叙事作品中充溢着英雄主义的乐观基调就是鲜明的存在。
新时期以来,由于现代性的期待被重新树立,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文学中,认识世界与控制自然和文化环境的理性能力备受推崇,这不仅体现在改革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之中,即便是王蒙的所谓的东方意识流小说,如《春之声》、《夜的眼》、《蝴蝶》也同样是根植于对理性价值的确信之上。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毅然的《摇滚青年》为代表的现代派小说开始意识到理性秩序对人的压制,但此时的人仍然是一个理性的主体,只是刻意强调和凸显了现代性的其他维度,如自由、平等及自我意识。
因此事后被诟病为伪现代派,乃是学理之中的事了。
而汉族作家的边疆小说却多有对非理性的神性世界的叙写,他们无意在小说中诠释这种神秘力量的来源和出处,而是把它看作对内地世界那无所不在的理性的反拨和颠覆,对边疆一种古老的精神存在和思维方式的坚定持守,由此对当代小说长期以来唯理性至上的价值取向形成一种对抗。
正是边疆的神性书写,给当代文学带来的是不可小觑的改造和提升,一方面它丰富了当代作家观照世界和人生的审美视角,另一方面为当代文学提供了超越现实和理性层面的另一种价值取向。
他们对神性张扬,要么直接原生态叙述理性无从解释的自然或生命现象;抑或精彩塑造许多先知先觉的具有预测能力的神秘人物形象。
这些异乎寻常的、凭依理性无力解释的自然或生命现象或者神秘人物,于他们的边疆小说而言,则变成了建构边疆灵性勃郁的全息世界的一种值得歌赞的神秘情调与文化特质。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叙述了我能够怀孕与水狗有关,我制止了丈夫猎杀水狗妈妈,因为我想到还没见过妈妈的小水狗睁开眼睛,看到的仅仅是山峦、河流和追逐它们的猎人,一定会伤心的,此后不久,等待了三年的新的生命气象终于降临我的肚腹。
这种被理性嗤之以鼻的朴素信念,却传达出边疆少数族群不同于内地的宝贵的生命态意识:
人护佑弱小的动物,动物的神性会给人带来福祉。
红柯的小说具有浓郁的神性色彩,笔下的人物充满着神奇性、梦幻性,《西去的骑手》中的马仲英是神话中的不死鸟,多次死而复生,幻化成了一匹大灰马,《金色的阿尔泰》中的营长长成了一棵树;姜戎的《狼图腾》中毕利格老人总是料事如神;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妮浩能预测生死、祈雨灭火。
这些具有神性色彩的人物,跨越了理性话语的逻辑,取消了过去惯常的迷信或曰蒙昧的叙述指认。
如果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大量作品曾经一度激情招募理性精神,那是对理性所伴附着的进步精神的急迫寻求,体现了一个时期人们对现代性的热切渴望;那么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小说对神性如此的链接,则是对现当代文学笃信理性至上的一种反拨,标示着作家对神性的消解与人的堕落的忧患,他们试图借助边疆的神性文化实现对现实的理性秩序的拒绝,从而展示汉族作家面向边疆文化寻求生命个体觉醒与自我救赎的生命形态和轨迹。
三、审美气象的异质焕然边疆的文化相对于文化中心而言,毫无疑问,是一种边缘文化。
边缘文化作为处于高度文明中心的边缘区域的文化,国家权力的控制相对薄弱,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与自己独立的历史和传统,富有生机勃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当汉族作家来到边疆以后,边疆文化特有的质素给长期处于中心文化区域的他们带来了强大的冲击波,边缘的粗朴、原始、单纯、人性的健朗、生命的雄强给他们以震惊体验;自由的心态和奇崛独特的自然人文风貌亦给他们带来了令人迷醉的审美光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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