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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陆犯焉识研讨实录
北京大学“陆犯焉识”研讨实录
书籍:
《陆犯焉识》严歌苓/作家出版社/2011电影:
《归来》/导演:
张艺谋/原著:
严歌苓/编剧:
邹静之/2014编者按:
《陆犯焉识》是严歌苓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创作史上具有颠覆性意义的转型之作。
出版之后,引起了广泛关注。
著名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和其博士生龚自强、丛治辰、马征等人一起,对此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讨。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磨难史——《陆犯焉识》研讨实录(上)陈晓明:
严歌苓近年来在大陆出版多部长篇小说,不断地得到影视界的青睐。
但文学界对严歌苓的关注显然还显得不够充分。
如今是人们对文学界发生的任何的事件都无动于衷,或许对严歌苓的泰然处之也不奇怪吧。
但严歌苓的小说确实写得有特点,有力度和独到之处。
严歌苓的小说思想直接尖锐,技巧性很强,语言精致而有韧性。
她一直关注女性的命运,此番出版《陆犯焉识》,以她的祖父为原型,写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经的磨难,写出他们性格与心理的弱点,写出他们成长付出的惨重代价。
要说当代小说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前有王蒙先生的《活动变人形》,后有严歌苓的《陆犯焉识》,二部作品前后相距近二十多年,可以看到中国当代小说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的认识所发生某种变化,也可以看到中国长篇小说艺术上的不断伸展的特点。
固然,这都是作家个人的艺术努力,似乎无关乎集体的经验,也无关乎一个时期的文学的特点,但一个时期的文学,总是由相当多的个别经验汇集而成的。
因此,放在当代小说的更广大的语境中来讨论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可能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
下面由龚自强先做中心发言。
龚自强:
我的发言题目是:
《接近丰富与复杂的历史场域——论作为“后伤痕文学”的》。
严歌苓新作《陆犯焉识》(以下简称《陆》)承续了其一贯的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文革”历史不懈书写的热望,再一次将目光投向波澜壮阔的中国20世纪历史,写出了“政治统帅一切”的二十世纪中国的风云变迁、历史因缘。
更为重要的是,严歌苓着重从政治与人生的碰撞的角度书写历史,政治是作为必要背景去叙写,从而能够在政治的严苛境遇下,去看待人性的变异与坚持,情感的冲动与麻木,人世的悲壮与渺微,写出某种超政治超历史的沉重和深刻。
对于处身大时代压力下的日常生活和人物内心世界、尤其是对存在的持续的、精神性的挖掘,使得严歌苓笔下的政治与人生不再具有单义性、明晰性,而是现出了政治、人生、人性、知识、情爱等等的复杂内涵和丰富多义。
这就使得这部被普遍视为“她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创作史上具有颠覆性意义的转型之作”的厚重之作,在“讲述话语的年代”里的繁复喧哗中,能够接近或趋近丰富与复杂的历史场域。
《陆》讲的依然是一个“伤痕故事”,可是他将这个“伤痕故事”讲得如此“现代”,如此贴近历史的内在脉搏和生命律动,揭示出如此之多的历史细节,如此让人震惊!
它有力地提示我们注意如下问题:
“伤痕文学”之后,“后伤痕文学”如何叙述“伤痕”?
从某种意义上说,“伤痕”的意义在于“叙述”的意义。
“话语讲述的年代”恒定不变,是一个巨大的可以任何方式给予其意义的“底板”,“讲述话语的年代”则瞬息万变,时刻准备赋予此“底板”以相应的意义。
严歌苓在21世纪的今天重写“伤痕故事”,意义何在?
作为一个旅美作家,其国族认同是否潜在地决定了她书写“伤痕故事”的诉求?
作为一部有浓烈家族史意味的小说,家族的记忆、个人的伤痛是否参与并进而影响严歌苓叙述上的“包容”之预期?
是什么导致了这次重写?
在此追问下,严歌苓所说的《陆》的写作的艰难也许就不是一种自谦或个人广告,而是一种确切可感的此时此地的真实体验——无可否认,《陆》的文本十分复杂,亦不乏矛盾与暧昧之处。
因此,我愿意相信严歌苓所说的艰难,进而我相信正是这份写作的艰难造就了小说的对于丰富与复杂的历史现场的逼近。
我的报告意欲从以下三点考察作为“后伤痕文学”的《陆》——它们本身的交相缠绕似可证明我们关于历史的铁板一块的想象和既定认知其实并不可靠,而可能是一种对历史的遮蔽。
这三点是:
一、政治与人生的互渗:
政治制衡下日常生活、平常人生的执拗;二、史的冲动与情的纠扯:
大历史还是小情感?
三、被囚禁的自由与遭阻断的情爱:
自由与情爱的双重悖谬。
第一点。
《陆》的封面印有“当政治与人生相遇,孰是孰非”这样的字眼,提示读者该书的主要关注点。
政治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要制衡因素,主导着20世纪中国的大历史进程。
陆焉识的大半辈子都是在政治的钳制下生活,小说通过对陆焉识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活的逼真展示,以陆焉识为透镜的中心,最大程度地将政治的严酷性状绘出来。
首先,小说写出了政治对于人的戕害——精神的和肉体的。
其次,小说写出了政治对于人性的扭曲。
最后,小说写出了政治对于人的信仰层面的影响。
可以说,政治的气息及其压抑力量在小说中是无处不在的。
在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少有不经政治渗透和改造的现实。
然而,日常生活以及伦理规范在另一极依然显示出自己执拗的对于政治的反抗力。
无论是陆焉识在小说开头“父女之情”的显露还是恩娘熏染下的陆家精致而有情调的家风的叙写,以致由陆焉识在冯婉喻和恩娘之间的左右为难而自然生发的张爱玲式的情爱纠葛等,都说明彼时彼刻人生与政治的平行开展。
因而,小说在此显露出第一层的丰富与复杂。
“后伤痕文学”依然要决绝、严正地控诉恐怖的政治及其对人世的伤残,较之于“伤痕文学”批判政治的直截了当,“后伤痕文学”由于有了相当长的时空距离的间隔,更由于对历史有了深入一些的理解,它对待那段“伤痕”的把握就相对理性和有包容性。
小说中,政治能量是充沛的,人生的激情也丰足。
如果说这里有着元尽的纠结与矛盾的话,也可以同时说这才是历史现场的接近于真实的“声音”。
试想,非如此的纠结与矛盾,如何能够呈现、最大可能地呈现政治与人生的互渗的千般景象、万种风光?
历史的现场毕竟并非如“伤痕文学”所出示的那样泾渭分明、黑白立显,而是有着诸种逼不得已的微妙音速、细微情景的在场,有着被历史裹挟的无力和无奈的因由,而所有这些又怎能“一言以蔽之”!
历史本身是复杂而丰富的,《陆》逼真地再现了政治与人生互渗的具体状况,以及二者各自的丰富性。
在这样的视野下:
政治极其残酷,但又是历史本然的彼时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生极其悲惨,但又一直保持那种生活的热望和勃勃生机。
第二点。
陆焉识是一位世纪老人,一世纪以来的历史大事在他的身上得以汇聚,折射呈现。
尽管不能说“史诗性”是《陆》的追求,但叙述一段历史的渴望和冲动,在严歌苓这里,确实十分强烈。
从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人寰》等作品中也可以看出她对于历史叙事的偏爱。
《陆》起码写了三种历史:
陆家家族史,知识分子精神史,20世纪中国历史。
然而,史的冲动固然成为事实,作为明确的追求和意图,在小说中却依然可以看到史与情的冲突、争斗、纠缠不清。
这是《陆》第二层的丰富与复杂:
史的冲动与情的纠扯,大历史与小情感的互相交织以致难分难解,在加强二者联系的同时,也在见证着二者的分裂与错愕。
严歌苓笔下的历史现场没有走向单一和简化,而是有着无限丰富和复杂的彼时氛围、气场、风味。
历史是由具体的个体组成,历史的大是大非无法脱离每一个体的恩恩怨怨的牵扯和渗透。
历史与个体——个体最为有力之处在于其情感特质——的共处与其说是明白晓畅的,不如说是多义混杂的。
在我看来,这样的多义混杂庶几可以接近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场域。
作为“后伤痕文学”,《陆》没有单纯出示大历史的固有法则及其不可阻挡的惯性和力度,它同时给出了个人的存在尺度——情。
历史与个人、史与情的互渗和难以剥离的历史事实使得作品骤然打开一个宽广的空间。
通观小说,情的分量委实不轻,不仅有陆焉识的两段露水情缘的书写,更有陆冯旷世之恋的浓墨重彩;不仅有男女爱情的铺张,更有市井细民的家常感情的抒发;不仅有正常的情感,更有畸恋和非法之情的披露。
第三点。
陆焉识追求的是一点“淡淡的”自由,其追索之路却最终证明着自由的悖谬情景:
自由就是不自由,或者说在不自由的情形下,却有最大程度的自由;同样,冯婉喻这个纯情之人的情爱实践却只是狂放的空想这样的事实确证着情爱的悖谬情景:
情爱就是空缺的情爱,或者说只有在想象中才可实现的情爱成了最为动人的情爱。
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第三个层面的丰富与复杂。
“后伤痕文学”虽延续“伤痕文学”的相关主题和批判指向,新的主题和批判指向的开拓才最终使得其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文学都应关注当下世界,所有对历史过往的文学意义上的重述都是在对当下发言这一前提下才获致其深意,然而无论是述古还是叙今,文学在讲述一段故事、叙述一段话语的同时,不探触到存在的层面大概难达艺术的高地。
如果说“伤痕文学”的重大意义在于与当时的社会思潮的恰好吻合,因而推动社会思潮的积极发展的话,“后伤痕文学”则开始试着摆脱或者跨越这些社会面向上的“倾诉”,走向对于存在的探察。
在陆焉识的个体生命中,自由的追索之路最终是因为其对存在之痛的深深触碰才引人感叹,而冯婉喻的情爱想象亦是因为走人对情爱的存在论意义的揭示而引人深思。
无疑,《陆》在对于人之存在情景的逼视中进入了对于存在困境的探讨论域。
这一论域必定充满复杂与无尽的况味,但由此确乎引领我们走向丰富。
固然《陆》有一些缺陷,比如过于传奇化的人物经历的细节等,但它的探索和前进毕竟预示了“后伤痕文学”的一种可期待的光明未来。
陈晓明:
刚才龚自强做了中心发言,还是把握得很全面、很到位。
严歌苓有一点很独特,就是她的小说总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故事核。
她知道她要讲一个什么故事。
比如《第九个寡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个公公在儿媳妇的地窖里藏了几十年,藏到头发都白了。
《小姨多鹤》是一个日本留在中国的少女,居然成了一个中国东北男人两个妻子中的一个。
故事核本身就非常离奇,它是小说的要害。
我们中国很多长篇小说难以构成的原因就在于作者不清楚它的故事核是什么。
你看好莱坞每一部电影,不管怎么离奇,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故事核。
这个核一定是有内爆性的。
而《陆犯焉识》的故事核就是一个做了犯人的男人,曾经忽略了他妻子的存在,只有当他成为犯人时才回想起妻子的好和美,但多少年之后他回到家,这个妻子不认识他了,这是关键。
作为一个故事来说,这是有惊人之处的。
这部小说最后的谜底是什么呢?
是失忆。
失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爱情的悲歌在这里。
但是爱情的悲歌只是一个结构,一个故事核,它整个包裹在政治当中,用来爆破的是一个政治的历史——关于政治的记忆和失忆的历史。
自强的文章,我先说一点意见,就是你的“矛盾和暧昧”这个题目,我觉得本身太暧昧。
从解构主义的角度看,任何文学作品本身都是矛盾和暧昧的,因此才可以解构。
我建议你不一定要用“矛盾”、“暧昧”这些词,这等于你没说,没有点出要点。
仅仅归结出它有矛盾和悖论,这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要说清楚构成矛盾和悖论的要点是什么,为什么,这才是你要穿行的路线。
另外,你提到“政治的是非与人生的是非:
政治与人生的碰撞”,这二者为什么对小说来说是矛盾和暧昧的?
这并不是问题:
小说里政治的是非和人生的是非就是纠缠在一起,通过书写政治的是非来瓦解人生的是非;或者说通过人生的是非揭示政治的是非。
这部小说在这方面我认为没有问题。
如果你是从肯定的角度揭示它,确实,它在这方面表现比较出色,这是可以的;如果从怀疑的、否定的、批评的角度,我觉得你并没有提供合理的强有力的批评。
龚自强:
我所说的矛盾和暧昧并不是一个负面的判断,我是说它大概是这样一种交缠的状态。
不是说它交缠起来就不利于双方的表达,我是觉得情的渗透更利于史的特征陈晓明:
史一定要有情的介入,否则就变成历史作品了。
它是文学作品,这类文学作品又是中国二十世纪所特有的,写政治的历史对人的历史、对家庭的历史的一种侵犯。
所以它必然是史和人、和人情的交缠,这是它的故事决定的。
如果在西方,写一个人坐在床边想一个上午,就可以构成一部小说。
但是在中国必须借助历史。
关于你提到的“价值的虚无”,为什么是一种消极性?
我觉得虚无未必就是消极的。
在德勒兹看来,尼采的虚无就是一种肯定性,就是巨大的肯定性。
有时候要看是在哪个意义上虚无。
比如《秦腔》,它虚无之后否定的恰恰是那种平庸无聊的价值,无用的价值,应该撕毁的价值。
虚无是什么?
因为最高价值贬值,历史才产生虚无。
虚无根本的含义是什么?
在尼采那里,上帝都死了,还有什么价值?
那些价值是虚假的价值,所以恰恰是虚假价值的虚无。
我们这一点要清楚,不能一说解构了,拆解了,哎呀就不得了。
你说退守民间是一种规避,这种说法我也不一定同意。
退守民间怎么是规避呢?
张炜的几部作品,像《我的田园》、《忆阿雅》等等,其中标榜的民间性不应该肯定吗?
那么我们要高扬什么东西呢?
高扬启蒙?
那个才是积极的?
我觉得这也很难说。
你所说的“形式拓路的逃逸和精神借力的乏力”,这些归纳我也都表示疑虑。
我们能借什么力啊?
文学作品有一种精神上的强力就正确吗?
就高大吗?
就强大吗?
我是怀疑的。
文学作品就是弱者,就是弱者的叹息,就是失败者的悲悯。
它是非常无力的。
那些小的叙事本身也是一种大的叙事:
我们都认为小的东西没有意义,恰恰在我们这个时代,小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我们存在的经验。
李泽厚所说的启蒙与救亡这种宏大的东西,在中国民族危机的时期,有它的历史合理性,这我也同意。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漫长的时期里,我们是意识形态化,被假大空的价值所控制。
这是我们文化致命的问题。
所以我对于自强的几点归纳还是有一点疑虑。
包括自强追问说冯子烨到底失去过什么?
我觉得问题不在这里。
因为她对冯子烨的绝情的揭露,其实还是一种政治批判。
一个儿子这么绝情,都是因为恐惧警察又会来,他在学校就会失去一切机会。
他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他却要装傻,装作没有才华。
他又担心他父亲是不是逃出来的,警察是不是又要把他抓回去,家里又要遭殃。
这一切绝情都是出于对政治的恐惧。
在那个时代有很多儿子都这样,并不是某一个人特别坏。
冯子烨虽然只是失去了女友,但是他在心理上有创伤,无形的一切对他都构成很大压力。
周志雄:
我很认同陈老师刚才说的观点,我在读这个小说的时候做了一些笔记,读几段来印证一下。
第359页有一句:
“这一个人坐牢,全家人都跟着坐无形的牢”。
这就说得很深刻了。
陈晓明:
对。
这是一点都不含糊的。
周志雄:
还有第352页,倒数第三段:
“冯婉喻一生都那么自卑,一个优美的,优秀如婉喻的女子自卑了一生,这是令人心疼的。
一切压迫了她的人和事物,甚至理想和主义,都应该对她这自卑负责。
”陈晓明:
这里批判的还不止是极左政治的迫害,它批判的是一切压迫,包括陆焉识在他得意的时候、花花公子的时候,对婉喻的那种不公。
那种文化也是中国的一种封建的、专制的文化。
周志雄:
再有一个地方非常有意思,是带有讽喻意味的。
时间是1976年11月,小说第302页到303页,当时陆焉识作为1954年肃反的老无期要被释放,在一个露天的舞台上,一群劳改犯在听劳改局领导讲话,宣布特赦令。
当时一群鸟从人们头顶飞过,洒下一堆鸟粪。
我觉得严歌苓在这个地方幽默了一把,她的意思是说这个特赦令啊就是shit,就是这么个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我注意到,这个陆焉识他到底是不是有罪的,小说的名字也是具有反讽意味的,“陆犯焉识”,其实这里边的意思也是反着的:
他是个犯人,他犯的什么罪呢?
陈晓明:
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疑问。
周志雄:
对对对。
在这个小说里边,我就找这个陆焉识到底犯了什么罪。
我把这几段找出来,非常有意思。
一个是第292页,给焉识加刑,为什么给他加刑呢,就是当时有一个叫江帆的公安局长,他出问题了,因为这个局长有问题,所以经过他手上的案子牵涉的所有的犯人都加刑,这是个很荒诞的事情。
然后是第338页,小说以他孙女的身份叙述,文中说:
“她和他哥哥从来不清楚祖父犯的什么法,只知道他是个大政治犯,够资格挨枪毙的。
后来他们明白想清楚祖父的具体罪状是妄想。
那个时候的罪状都比较抽象。
”陆焉识其实是没罪的。
第405页这一段就非常清楚了:
“几十年前陆焉识以流利的口舌为自己辩护,申斥政府随便给他加刑,并让政府的代表人在加刑后的宣判书上签名,确保以后不得再次加刑。
就是这样逻辑而雄辩的口舌招致了他的死刑。
”这个死刑是这样来的,就是辩解自己无罪带来的死刑,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小说中对政治的批判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探究小说的艺术魅力周志雄:
我觉得严歌苓讲故事的方式是很值得分析的。
在我以前所学的文学理论里面,通常认为一个故事的倾向应该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把它特别地指出来,这是恩格斯的观点。
韦勒克在《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中也说小说中现实主义的要点是非个人化,作者应完全退出作品,取消任何来自作者的干预等等。
这是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一个基本认知,严歌苓的小说则是反这个的。
在《陆犯焉识》的叙述过程中,叙述的视点、角度不断在变,这和传统现实主义叙述是有差别的。
但是严歌苓并没有跑太远,她不是走得多么远的一个先锋小说家,大体还是在传统现实主义这个圈子内。
我再从题目上说一下这个问题,这也是我看到的一本理论书上讲的,就是古典小说在小说的名字上习惯借用人的名字来讲,比如《包法利夫人》、《德伯家的苔丝》,就是把作品主要人物的名字作为小说的名字,但像《太阳照常升起》、《城堡》和《在路上》就是现代主义小说,它们的题目是有隐喻意味的。
严歌苓的小说题目《陆犯焉识》是一个人的名字,这里面还是带有古典意味,整个小说我们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很会讲故事,故事线索非常清晰,但它不是传统小说,多了多重叙述视点,叙述的顺序被打乱,回忆过去和现实故事的推进相交织极大地扩展了小说的意义空间。
我想是不是也可以套用严歌苓的一个说法,就是她一直追求一种“严歌苓式”的言说方式,这个“严歌苓式”的言说方式我认为就是西方小说的细腻,中国故事的清晰,精神分析的视野,生活细节的再现,小说叙事技巧的纯熟,特别是人称的自由转换,给小说提供了多种理解生活的可能性。
再有就是,严歌苓的小说写得好,在于她的功力,严歌苓对生活的洞察力还是很强的,这是小说家的看家本领。
《陆犯焉识》写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变化,陆焉识的命运很有戏剧性,但写的时候是枝枝蔓蔓的,有很多细碎的生活故事。
严歌苓对生活的捕捉力确实很强,进入历史的丰盈细节,小说有很多地方可读性很强,比如小说中那个刘胡子讲为什么要剃掉胡子,他说我这胡子不剃掉,“马恩列斯都留胡子,那都是反革命吗?
”结果就把他从二十年徒刑搞成无期徒刑,读起来给人一种历史荒谬的震撼感。
严歌苓对人生、人世的沉思和穿透,对历史细节和人物形象的把握得都非常好。
陈晓明:
严歌苓的细节是不错,但有一两个地方总觉得有一点过。
当然,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感受。
丛治辰:
我在读这本小说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类似的主题已经被写了那么多次,严歌苓还能在什么层面上写出新意来呢?
以个人历史为线索讲述宏大历史的小说已经太多了。
比如张炜的《外省书》,不但同样是以个人历史讲述宏大历史,而且和《陆犯焉识》一样,也是涉及囚犯,涉及男女之间漫长深厚的情感。
我最早接触张炜的作品就是从《外省书》开始的,当时小说中个人情感和宏大历史的纠结与对撞让我非常迷醉。
现在看《陆犯焉识》,我会很自然地与它比较,在比较当中就很容易看到严歌苓作为女性在书写此类作品时的独到之处。
张炜的书写带有典型的男性特征,他是思辨的,是追问的,而在《陆犯焉识》中,虽然书写的核心也是知识分子的创伤,但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抒情方面,在那曲绵长的爱情悲歌。
在我看来,恰恰是自强觉得暧昧矛盾的历史与情感的冲撞,能够回应我的问题:
严歌苓着力讲述的这段旷世之恋,才是这部小说迥异于其它此类小说的关键。
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在小说叙述背后严歌苓温情的女性目光。
她那么缠绵浪漫地把祖父和祖母的爱情故事讲出来,真正是一场世纪之恋,一场不断错过的世纪之恋——之所以跨世纪,就是因为错过,后来的失忆也是错过的一部分:
前半辈子自己错过了,后半辈子被迫错过了,最后又因为失忆再次错过了。
但两个人始终矢志不渝,一个人矢志不渝了一个世纪,一个人矢志不渝了半个世纪。
陈晓明:
或许你把这部小说概括为“始终错过的矢志不渝的爱”?
丛治辰:
我想我还是会从更内在的层面去概括这部小说,但是这一源于女性视角的独特架构,仍然让我在阅读中时时感动——虽然没有阅读男性叙事那样翻江倒海的快感。
小说中总是有一些闪光的细节,带来一种微妙而舒畅的审美感受。
不过我注意到的细节和刚才周老师提到的还不一样。
我更喜欢的是她对场面的描写,而不是单个句子。
严歌苓有一种调度场面的才华,场面总是写得那么美。
陈晓明:
饱满。
丛治辰:
对。
我倒是觉得这部小说在命名上寓意深远,含有丰富而多层次的追问,而这些追问都是非常现代的命题。
陆焉识这个人名本身起得非常别扭,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别扭的名字,我想很显然,其中是有意味的。
在这个名字当中插入了一个“犯”字构成小说的题目,又显然具有某种讽刺意味。
在我看来,恰恰是“陆焉识”和“犯”的组合,构成小说最内在的叙事动机和动力。
小说就是围绕着它的题目展开层层叙事,不断推动情节的,整个故事都在追问“焉识”,所谓“焉识”,就是“怎么能够认识”。
小说当中有太多困惑,而小说就是要努力认识这些困惑。
陆焉识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他的才华让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无比羡慕,他过目不忘,甚至可以在脑子里面写“盲文”,但是他的命运怎么就成了这样呢?
他怎么就成了“陆犯”呢?
陈晓明:
应该号召大家都来谈一谈:
陆犯怎么认识他犯人的身份?
陆犯本人能够理解自己的历史吗?
他能够认得出他自己的爱情,认得出他的妻子吗?
或者从冯婉瑜的角度看,她又认得出陆犯吗?
有好多角度可以探讨。
刘月悦:
而且里面有四五次提到他的面目怎么样改变。
每次逃出来以后、或者过了多长时间以后因为很多很多的经历就改头换面了,变了发型啊蜕皮啊洗掉污垢啊等等,一直有这样的描写,所以说严歌苓是非常有意识地去描述“焉识”的。
丛治辰:
所以我就抓住题目这四个字来解读这部小说。
先把“犯”字搁置等下再说,仅“焉识”就有太多层面可以谈:
首先是看历史如何作用予个人,我们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个人在大历史当中的遭遇;其次是从个人看历史,陆焉识面目的变化,时代加诸个人的磨难碰撞,其实映射了时代的变化;而跳出历史和个人的二元关系,我们又何妨单看陆焉识这个人?
这个陆犯是如何不断加深对于外在世界和自我的认识呢?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完全可以把这部小说看作一部成长小说,它讲述了一个束缚在旧家庭套子里的十六岁少年,如何突然有一种担当,并像被讲过无数次的故事那样,挣脱了旧家庭漂洋过海。
在异邦他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留学生,回来他面临着家庭的烦恼、工作的压力、战争的侵袭,一直到后来政治的洗礼。
在他的一生当中,他虽然历尽波折,但是始终保持着一个最基本的冲动,那就是“追求自由”。
但他又不是那种理想主义者,他非常踏实也非常睿智地知道:
自由是相对的,他决定让渡出一部分。
但是他的让渡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当他决定不让渡的时候他就非常顽固。
他的追求、让渡、不让渡,其实是非常理性的,他在非常理性地追求自己的人生。
求知,这本来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本能嘛。
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成长史。
但是妙的是,这个知识分子不是一个人在成长,他是跟整个社会一起在成长,并且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地互相碰撞。
结果,他总是错过——不但是和他的感情错过,而且和历史,和他命运中太多东西错过。
他追求自由,所以出国,可是出国之后他发现他要背负更多东西;回国了他也不开心,他本来以为可以过隐士的生活,发现也不能;他本来应该老老实实回家他却又不回家,把图书馆当做自己的卧室;打仗了,他的体验跟一般人又不一样,别人觉得打仗是一件很惨的事情,他却觉得是一次放假;“放假”的时候他就谈恋爱。
我倒是不同意自强说他这段感情就是为了性,我觉得他不是单纯把念痕看作是性的对象,他还是有感情的。
但是他自己也摸不透自己的感情,他觉得应该算是爱,但又发现不像是爱。
他本身就是一个糊涂人,总是跟自己的认知错过。
他想要追求某种认知,可是偏偏不给他这种认知。
最大的错过当然是跟婉瑜的错过。
可以爱婉瑜的时候没有爱,不能爱的时候却又爱了,一直到最后的失忆,没有办法了。
再就是他跟社会主义体制的错过。
他以为社会主义体制是他心目当中那个样子,后来发现还有另外一面,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怎么能接受的一面。
他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太倔强。
但是有些事情不是他一己任性能够改变的,他一定要去对抗,结果当然很惨,一直惨到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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