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是个复杂的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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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是个复杂的人
王蒙是个复杂的人,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
而在别人的眼中,他又是什么样子?
一个学生说:
他太严肃了,见到他时感觉他从来没有笑过。
一位学者说:
王蒙是个幽默的人,和他聊天总是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王蒙说自己的一生扮演了多种角色。
实际上,在别人的眼中,王蒙亦是一个多面的人。
作家眼中的王蒙
铁凝(中国作协副主席):
王蒙是一个丰富的,复杂的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综合性的,不单是小说方面,还有诗歌散文,比较文学以及古典文学研究,表现在齐头并进的多个方面及前沿地带。
他作为前辈给我的突出感觉是学习,这看上去是一个简单的词,但其实不然。
贾平凹在一个场合说过:
我是一个农民。
王蒙就说如果任何人都给自己一个定义的话,我想我自己是一个学生,这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让我对他充满敬意,因为这绝不是虚假的谦虚。
这要比他说自己是一个学者来得真切。
历经苦难后永不言败的激情、活力、情感、智慧、燃烧,这些词用在他身上并不过分,这些都是令人感佩的。
张炜(山东省作协主席):
用一个词来形容王蒙的创作道路就是“风雨兼程”,他是新时期最活跃的、始终处在生长攀登状态的一个代表,这是作为作家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他的创作在内容上,既有一种触动感情的自由抒发,也有对文学创作道路上的思考。
从对王蒙文学研究中,我们可以派生出不同的切入点。
周大新(河南作家):
王蒙作品中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就是通过文字透露出来的文学内涵和语言感受。
文学的内涵或许需要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和人物苦难的理解,而他的小说在语言上则有一种震撼力,就好像集束炸弹轰炸带给人的感觉。
张宇(河南作家):
讨论王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是如此复杂的一个人,光看他的称谓就有着许多的不可思议,既是作家,又当过官,甚至还当过生产队的队长。
学者眼中的王蒙
严家炎(北大教授):
王蒙在新时期文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最有激情、最有创造力的作家之一。
从文学技巧上来讲,王蒙是中国作家中最早尝试意识流小说的人,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写作技巧的开拓者。
看王蒙的小说可以发现,他的创作类型非常多样,除了意识流小说,他的传统类型小说也写得很有新意,像《活动变人形》之类,可以称之为“诗情”小说。
到80年代末,在王蒙的文学创作中又增加了荒诞作品、寓言类作品以及幽默类型的小说。
他的这些作品给中国新时期文学所带来的影响不是一般的,而是产生了深深的烙印。
我从50年代开始读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就开始喜欢上他的作品,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时尚与流行,而王蒙当时的作品就写出了我们那一代年青人的心中所想,表现出了当时年青人的青春气息。
作为一个作家,应该了解他所在社会的真实,通过文字来表达出他的思想。
作家不一定都是思想家,但他们的作品中不能没有思想,这种思想是在关切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命运的基础上产生的。
而王蒙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在80年代提出了“FAIRPLAY(公平)应该实行”,要知道,当时社会上还是鲁迅的“FAIRPLAY应该缓行”思想占据主流,一个人只要被批判就会被划为敌人,只有检讨权而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力,因此出现了许多不公正的社会现象。
当时王蒙先生提出来这个问题,可以想见这要有多大的勇气,而这个问题的提出对社会的进步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后来他还提出过“学者型作家”,发动了人文精神的讨论,这些都表现出一个作家的责任。
黄维睴(香港文学评论家):
评价一个作家无外乎从其艺术性和技巧性两方面。
从艺术性上来说,王蒙的作品与时代息息相关,在他的作品中写尽了人生百态;从技巧性上来说,他的意识流小说创作在大陆开风气之先,尤其是在语言运用上,不论是严肃类型还是幽默类型,都可谓炉火纯青,所以有人称之为“语言集束炸弹”的说法。
我对王蒙的评价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
一个是“博”,一个是“新”。
之所以称之为“博”,主要在于王蒙涉猎的范围比较广阔,这恐怕得益于他的学习。
就像他提出的“作家学者化”,一个作家可以有很有才华,但如果不从其他的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才华很快会被用尽。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有的作家可能会创作出一两部不错的作品,但他没有深厚的基础,也就没有创作后劲。
而王蒙却是老而弥坚。
“新”是指王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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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眼中的王蒙
郭静(海大中文系学生):
我很喜欢王蒙的作品,自从他担任我们院长后,看他的作品就更多了。
我看王蒙的作品,是从中去寻找一些历史的足迹和投影,从这个角度入手,我一直在阅读他的作品,并逐渐开始敬佩他的思想和精神。
我感觉支撑他坚持不懈创作的动力源泉,是他对祖国的爱,就像他自己说的:
母亲有打他孩子的时候,但终会在本质上疼爱他的孩子的。
对于处于青年时期的我们来说,从王蒙的执著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其中感触最深的是如何更有效的利用生命和时间,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意识。
另外,还有他在逆境中乐观向上的精神,如果生活中有了困难,我们的抱怨和不满不会对此有任何的改变,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调整自己,克服困难。
我想这些对我们的人生成长都是最宝贵的经验。
王大鹏(海大中文系学生):
我不喜欢王蒙的那些意识流小说,反而是更喜欢他那些传统的小说,就是故事性强,有情节的那种吧。
除了他传统写法的小说,我还喜欢他的一些哲理文章,那是只有经历过人生风雨的老人才有的语言,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宝贵的启示。
某种意义上说,王蒙对于我们来说是“过去式”了。
现在我们周围同学愿意看的书,都是一些大众文学,而王蒙文学并不是大众文学。
对于王蒙的评价,我觉得在这次研讨会上有些学者提得有点过,像有位老师提出“王学”的建立,我觉得就不是很恰当。
王蒙文学是不是可以称得上“学”,我觉得一定要用时间来考验,像我们现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大家的评价,比如鲁迅、梁实秋、沈从文等,和前些年就不太一样。
现在大家都知道“红学”,但《红楼梦》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二百多年,这期间有无数的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才有了“红学”的诞生。
而我们如果现在对王蒙这么早的就下定语,眼光肯定会有偏颇。
再经过一百年、二百年的研究,如果王蒙文学创作真得可以称得上是“学”,再提“王学”也不迟。
文/本报记者赵笛图/本报记者邢志峰
从《围城》到《活动变人形》
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写中国传统文化,写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织,很容易让人想到钱钟书先生的《围城》。
《围城》在新中国走了一条“出口转内销”的曲折道路,直到改革开放好几年了才被国内读者认可重视。
在国内接受和《活动变人形》的发表差不多时间,因此两部作品就有了更大的可比性。
相信王蒙在写活动变人形之前读过《围城》,也说不定还受了钱先生作品启发影响呢。
虽然说两部小说有着不小的相似性,可是读完了你还是会发现很多的不同之处。
作者选择的时空背景,主人公的身份特征,所要表达的主题,以及两个作者的行文用语都有着很明显的区别。
先看一下作者选择的时空背景。
“抗战”是两个作者的共选,他们都选择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时空作为故事发生发展的“场景”,而且人物的活动范围都很大:
《围城》:
国外——上海(乡下-上海)——内地——香港——上海——内地(可能)
《活动变人形》:
国外(藻)——北京(乡下-北京)——胶东——北京——解放区——北京如此大范围的活动也暗含了主人公命运的波折,而《活动变人形》的时空却更加延展到了解放后,改革开放后。
作者写了历次的政治变动,把时间拉的如此大就是为了更好地刻画人物形象,表现主题。
下面就试分析这两方面。
倪吾诚和方鸿渐在家庭出身,知识背景,性格特征,人生遭遇,等方面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都是地主出身,都出国留学,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文明,回国后与各种传统力量发生了各种矛盾冲突,在社会上的处境极其狼狈,甚至于走投无路。
细说来,倪吾诚却又“更甚之”。
在他看来中国必须接受发扬西方文明,相比较于方鸿渐的“鸦片梅毒”他真正的学到了“先进的东西”。
他回国后边执着地追求他心目中的“科学与文明”来,正是这些不切实际的追求造成了一系列的矛盾,造成了他人生的悲剧。
王蒙更进一步地让倪吾诚“接受了”革命和新政治。
倪吾诚对革命的“热情”是他对“科学与文明”追求的继续。
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命运多舛,可是他却笃信“真理”,不忘理想,至死无怨,甚至纯真虔诚到了真假不分,美丑难辨,是非不认的程度。
这些都是他“自找的”,如果他不这样可能会生活的很安定。
他不象方鸿渐那样是被各种矛盾卷来卷去,是被动的无奈。
主人公形象刻画是为了表达主题的需要。
很显然,《围城》是在写“人生”,而《活动变人形》是写“社会”。
虽然王蒙也写了中国出传统知识分子、中西文化等问题,但是他更直接地把“问题”摆出来,他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更关注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的中国的前途命运。
较之于《围城》来讲《活动变人形》的主题更复杂、更加面对现实了。
《围城》可以在古代发表,可以在近代发表,也可以在现当代发表,甚至还可以在将来的任何年代发表;可以在中国发表,也可以在外国发表。
它是“普遍的、一般的”,而《活动变人形》具有特殊性。
尤其是它写了“生活在外国的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生活在外国的外国人和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这几种不同身份的人,写他们对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看法,这使得小说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这可能就是“学者”与“小说家”的区别:
学者站在高出别人的地方最能看清世界,而小说家只有在人群里钻久了才会来“灵感”。
除了以上几点外,在叙事和语言运用上《活动变人形》也迥异于《围城》。
《围城》采用“全知全述”的方式,除了个别心理描写外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叙述。
而《活动变人形》却采用了多种人称相互穿插叙述的方法,而且作者很谨慎地运用了“意识流”的写法,尽管不太“地道”,但还是使小说的现代色彩加深了。
还有就是《活动变人形》里滥用了议论。
《围城》里的议论是尽人皆知的,那是作者智慧灵光的闪耀,他总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来几句最需要的议论。
《活动变人形》里面的议论却到了滥用的程度,小说好象是作者在进行的讲演,就连年幼的倪萍、倪藻也是时常大发感慨,这里露出了作者过分雕琢的痕迹,使小说语言的艺术性降低了一个层次。
这或许也是王蒙与钱钟书的又一个区别吧。
不知道从《围城》到《活动变人形》的变化,是时代变化的影响还是作者对小说认识的差别的影响呢,可能兼而有之吧。
王蒙
一种冲动被压抑在心底,变成一根弦,一拉拉过了五十年。
我相信这根弦时常被作者在无人的角落轻轻弹拨。
否则它不能保持如此柔韧,且发出震颤人心的声音,而早已僵死,泯灭于岁月的消磨之中。
看王蒙的文字如听琴弦上的流水行云,感触颇多却难以道尽其丝丝微微的妙处,我这里仅从个别强音为基点写下些粗浅的想法。
冲突与共存
《活动变人形》中的主人公倪吾诚的家庭生活被三个女人所围绕:
妻子姜静宜、妻子的姐姐姜静珍和岳母姜赵氏,另外他还有一个女儿倪萍和一个儿子倪藻。
这看来就颇不平衡的关系中经常不断地爆发出激烈的矛盾与纷争。
这种纷争以倪吾诚与姜静宜的夫妻矛盾为中心,辐射向所有家庭成员。
其实矛盾和纷争存在于很多家庭,不仅仅是夫妻之间,还有子女同父母之间的斗争。
喜欢或不喜欢、满意或不满意某件事、某个人,这些都源于价值观的不同。
知识背景和年代背景的差异造就出不同的价值观,不同价值观支配下的精神以及行为冲突难以避免。
然而冲突尽管存在,却很少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即家庭的分崩离析。
绝大多数的人们仍然默默地共存着。
或者说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共识,人们才冲突不断,否则只需要直接走人了事。
年幼的子女无法离开父母除了血缘亲情外,生存资本即金钱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为离开了父母无处安身无法温饱,求安逸的本能使得他们只能委曲于父母的看护范围之内。
当子女长大成人,有了足够的经济基础之后,对于父母权威的认同便大大降低。
我们的主人公倪吾诚对静宜的依赖除了他自己经济状况窘迫外,孩子们明显站在母亲一边的态度同样对倪吾诚有着扼喉的作用。
因此虽然明显从精神上鄙弃妻子,倪吾诚却没办法轻易离开这个家庭。
反观姜静宜对丈夫倪吾诚同样诸多不满,但传统观念所谓嫁鸡随鸡,丈夫虽然不成器但总比没有丈夫强。
尽管委屈重重,心里仍然希望丈夫浪子回头,跟自己好好过日子。
这种令双方都感到压抑的焦灼状态保持到倪吾诚偷偷找律师咨询离婚的事被揭发。
最后静宜在筵席上对他的控诉,以及赵尚同当众的三个巴掌才使倪吾诚和家人都得到了快速的解脱。
他上吊,没有死掉,但获得了他早就向往的离开的自由。
说到自由,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人的自由并不在于人可以支配别人,而只在于人可以逃避别人的支配。
正是人的这种自由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为一种“冲突”。
一个人似乎总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小天地,为别人所无法进入,这使得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人与人无法结为一体,即“他人是地狱”。
此外,由于小说中特殊的时代和人物背景,倪家的矛盾和冲突,又明显带着中西方文化的分野。
且矛盾之激烈并非见只于墨守陈规的姜家母女同喝过洋墨水的倪吾诚之斗争。
倪吾诚其自身也存在着矛盾。
(矛盾不和谐的双方同样处于冲突中的共存状态)因为缺乏实质性的精神基奠,倪吾诚只是学到了西方精神之皮毛。
他从西方学到的、接受的文化观念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腔调及做派,这就使得他在回国后的现实生活中不断陷入困境。
倪吾诚竭力把西方礼仪灌输给具有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意识的家人,他“讲欧洲,讲日本,讲英美,讲笛卡儿和康德,讲人不应该驼背讲晒太阳对人有好处,讲不是妓女的女人也可以跳舞,讲不但应该刷牙而且可以并应该早晚各刷一次牙┅┅”然而他不考虑对象是谁,他们生存在怎样的伦理环境下?
仅看如此表面化的说教加之本身的不良状况缺乏说服力,便足以使得教化的结果只能是徒劳无功,家庭成员间关系恶化。
“每个人都可以说是由三部分组成。
他的心灵,他的欲望和愿望,他的幻想、理想、追求、希望,这些是他的头。
他的知识,他的本领,他的资本,他的成就,他的行为、行动、做人行事,这些是他的身。
他的环境,他的地位,他站立在一块什么样的地面上。
这些是他的腿。
这三者和谐,能大致调和,哪怕只是能彼此相容,你就能活,也许还活得不错。
不然,就只有烦恼,只有痛苦。
”活动变人形,拍拍脑袋,转转身子,动动腿脚,倪吾诚究竟何许人也?
他夸夸其谈,不顾实际。
处处显示自己的博学,显示自己的文明,却洋相百出。
讲课没头没脑,东一榔头西一锤椎,敲得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出生在陶村孟官屯的倪吾诚,出国留洋的倪吾诚,两个互相排斥的影子同时映射在倪吾诚的身上。
口口声声批评中国人的愚昧落后,自己却常常在最关键的时刻想起并且实施他平时谓之愚蠢丑陋的举动。
在受到诘问无言以对时,他的脸上会自动出现陶村人标准的茫然麻木的神情在遭到女人们围攻,无奈之时,他“灵机一动,无师自通地想起了孟官屯——陶村一带的男人对付女人的杀手锏来了,他大喝一声:
我要脱裤子了!
边说边做状。
三个女人立刻落荒而逃,追也追不回来了。
他笑了,他感到一种报复的快意。
”他的愿望超出了脚下立足的社会环境,超出了本人资质能力范围,只能是个人的幻想。
假如把倪吾诚看成一个活动变人形,他也只能是个令人发笑的不和谐的人形。
欺骗与自欺
如果说姜家三母女是以谩骂、诅咒、孤立为武器向倪吾诚进行攻击,那么倪吾诚的应对措施便是欺骗。
他在家中三个女人加两个孩子的包围之下,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
当人处于劣势的时候,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使用欺骗这种工具帮助自己。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摆脱劣势转而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正如很多动物利用伪装欺骗其它动物,达到保护自己,躲避危险、利于攻击、引诱可食物或吃掉可食物的目的。
人类的欺骗是为了自己能更好地生存和生活。
当静宜为了家中开支不足跟倪吾诚展开斗争时,当他下意识地拿出自己的印章后,忽然从妻子发光的眼睛里看到了休战的希望。
原本无意识的动作立刻转变成有意识地迎合,欺骗不知不觉从此产生。
想想当我们发现被人欺骗总是只顾着痛恨他人,这种痛恨的情绪抑制了我们深入反思。
事实上任何欺骗的种子能在你身上结果都是建立在自欺的土壤里。
人若不是自欺自骗,谁又能骗你呢?
另一方面,自己都不愿相信,又怎么骗得了别人呢?
每个人都以欲望来生活,任何欲望都是对真相的掩饰、对事实的歪曲。
所以不论持有任何欲望都是一种自我欺骗。
“自欺”是萨特哲学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是指一种事实上意识到自己是自由地而又逃避自由的态度。
自欺不是指欺骗,欺骗是清楚地知道真象,而把真相掩盖起来。
而自欺则似乎不知道真象,因此,自欺很像真诚。
但自欺不是真诚,真诚是的确不知真象,或根据自己明白把握的真象行事。
自欺则总是使事情处在若明若暗、不明不白的模棱两可的状态。
在必须选择的事情面前,取自欺态度的人不说不选择,也不再焦虑中作出选择,而是将选择不断向后推,这是一种最不负责任的态度。
在倪吾诚的人生账册里,有一些说了数遍该请而迟迟不得请的饭局,有对对妻子一而再的忏悔约定,还有对于国家民族命运凄凉的漠视。
倪吾诚面对难题时的态度很明确,在“饱受问题的折磨之后认定,他可以不管这些问题,因为他管也管不了,因而这些问题对于他实际上也就不存在。
”他将事情延后的态度是一生的,直至晚年瞎眼瘸腿的状态下,仍不忘将其贯彻至终。
他所有对于未来的抱负,对自己还未曾开始的伟大事业的展望都只是对别人尤其是对自己的欺骗。
再来回顾倪吾诚假死前的那段心声:
不再有、不再徒劳、不再盼望,不再痛苦。
看来倪吾诚骨子里一生都只在痛苦地逃避。
他追求自由幸福,然而他不了解,自由意味着责任,他逃避了责任,真正的自由又如何获得?
倪吾诚,终究一事无成。
[转贴]中国语境中的个体叙事——评王蒙《活动变人形》
中国语境中的个体叙事
——对王蒙《活动变人形》的一种解读
郭少周
引言
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大家,王蒙的创作深刻地体现了中国某段时代的社会精神。
在《活动变人形》中,他以独特的文化视角以及新颖的艺术手法,表现出了超越出同时代作家的先锋性和前沿性。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通过对倪吾诚的婚姻及人生的失败的的描写,思考了中国文化在面对以发达的经济作为后盾的西方文化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表达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历史责任心。
如果我们说五·四运动时期的那一批前辈们重在介绍西方强势文化、暴露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到这两种文化将如何融合的话,那么王蒙就开始在思考文化融合时的可能产生的冲突了。
两种文化的冲突的力量作用在那个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人们,于是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在这里我打算将用个体的思想来深入地分析这种悲剧的来龙去脉,同时也是借助这部作品来展示阐述现代社会下我们所应该追求的个体精神。
一、人生的无奈
《活动变人形》讲述了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半知识人(我觉得倪吾诚还不够资格称为知识人,所以以半知识人称之)在旧式家庭中的苦闷、游移和迷惘,向往西方现代文明而不可得,一生挣扎而终无所获。
倪吾诚出生在近代社会革命风云突起的时代中,五四的思想开始逐渐深入人心,倪吾诚从九岁起开始上洋学堂,从小就失眠开始思索人生存的意义,而且还能无师自通地反对缠足,对佃户谈论国父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教导,评说迷信活动并扬言要砸掉祖宗牌位,(也许血液里继承了他祖父的思想)是一个很有现代思想的年轻人。
然而另外一方面,倪家是生存在孟官屯的穷乡僻壤里,这是一块“羊巴巴蛋上搓脚”、“打死老婆”“再说个”的土地,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这里封建宗法势力封建思想依然浓重,人们思想落后而又固执、粗野,视野狭隘,倪吾诚的母亲为了留住儿子的心,竟引导自己的儿子吸鸦片,还试图给他说给老婆来保住自己的儿子的命。
这两种相冲突的思想观念下,倪吾诚还是无力形成一种独立的人格精神,未能真正地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这就注定了他在未来与旧文化斗争中必然失败,也注定了他人生的必将无所作为,在虚有的幻想中走完他失意的人生。
倪吾诚的人生悲剧是从他不自主的婚姻开始的,他无时无刻不在试图着走出这个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个囚笼的婚姻,但是由于他自身的软弱,他只能是越陷越深。
我们已经说过,倪吾诚是一个具有初步的现代民主意识的人,他从来都不隐讳自己向往自由的愿望,他热爱生活、向往文明,对落后的、肮脏的、非人性的生活深恶痛绝,看着自己的儿女不能过上一种文明的生活而深深地感觉到痛心。
如果可以有假设的话,我们可以相信如果他能找到一个能像他这样更加具有现代意识的现代女性的话,他的婚姻也许会幸福的,但是现实却是他娶了一个百分之百的传统妇女,一个已经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思想深入脑海之中,一个脚踏实地的安安分分地想做一个贤妻良母的女性,这两个基于不同文化的人的结合必然暗示着悲剧。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不能说静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她最大的特征就是有自我设计的意愿和能力。
人作为一个实在的身体存在,他/她必须以自己的身体为中心,在虚践(与实践相对)中构造一个完美的超越自身实在的理想蓝图,再通过实践实现此蓝图,这就是一个自我设计的过程。
虽然我们也看到静宜在不停地为生活而奔波,也看到她对丈夫的苦口婆心的劝导,希望能使全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我还必须清楚地了解一点,那就是个体的自我设计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特征便是独立个体的自我设计应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设计的最终归属应该回到自身上,而不是把这种自我设计寄托在他人的身上,不是寄希望别人为自己设计出理想的未来,因为此种行为便已经暗示着一个独立个体的消失了。
静宜所期待的幸福其实最终都不过只是希望丈夫能回心转意,一起经营这个家庭,她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丈夫的身上。
倪吾诚大病一场后,在师大的工作也被辞了,于是终于肯“安心”(真的安心吗?
)地回到家里,静宜不仅不伤心,反而内心里觉得高兴了,“中午,静宜用葱花炝锅煮了一碗挂面,挂面里卧了两个鸡蛋给倪吾诚补养”[1]。
在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到她其实已经把自我设计交给了自己的丈夫,而自己对前途唯一的设计便是期待着倪吾诚为其人生作设计,换句话说,她把自己的前途、希望都寄托在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丈夫身上了。
即使在最后她设下鸿门宴,当着各亲戚好友的面,声泪俱下地控诉倪吾诚的忘恩负义,其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倪吾诚能迫于舆论的压力,真心地与她好好地过日子。
静宜几乎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独立地生活,她那深入骨髓的传统妇德思想让她只能把生活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夫君的身上,而没有独立的精神,也正是这种独立精神的缺失,使得她与稍具有现代思想的倪吾诚之间的婚姻出现裂痕,并最终走向悲剧。
如果说静宜这个安分守己又缺少独立精神的人对他们的婚姻悲剧应该负一定的责任的话,那么倪吾诚对这个悲剧应该负更大的责任。
我们说过静宜只是一个很传统的的中国典型妇女,她虽然缺少独立的人格精神,但是她却一心地为这个家的幸福作最后的努力,她养育儿女,照顾因穷困潦倒走投无路才回到家的丈夫,我们是不能因为否认了她的独立人格精神而否认了这些行位对维护一个家庭来说的重要性的。
而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倪吾诚这个所谓留过洋的人时,我们发现他的个体独立性并不比静宜好到哪里去。
他从小入洋堂,后又出国留洋,受到现代思想的熏陶,然而尽管如此,他依然是没能成长成一个真正意义上具有自我设计功能的独立个体,顶多就是一个热爱的新生活的乐观主义者罢了。
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的自我设计功能便是先在虚践中构划出自己理想的超越此刻立场的新立场点,并在实践使自己逐渐接近这个新立场点,但倪吾诚只有虚践新立场的时候,却几乎从来都没有真真正正地去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在学生面前高谈阔论“我要和你们一起做出重大的激动人心的决定”[2],对妻子说自己要翻译外国书籍,然而到了老年的时候,他还自己下的结论就是:
“我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
”[3]这样一个“半个体”者,无力于践行自我设计的功能,于是对所有的追求也只不过是口头上的热情而已罢了,所有的民主、自由、尊严都在他试图享乐的那一瞬间被遗忘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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