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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解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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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解读
全面深化改革
王小广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研究员
大家好,今天由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这个话题。
这部分将讲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全面深化改革的难点或新突破,这是一个对改革的总体把握,因为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这样一个重大设计与部署,那我们也已经有两年时间了,这是第二年,推进的情况如何?
特别是2015年改革有哪些突破,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改革的重大难点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
是这两部分。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难点和新突破
第一部分,全面深化改革难点和新突破。
这一部分将讲三个内容。
第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难点分析,我们的难点到底在哪些方面,当然总体来讲都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在三中全会上有一个概括性的表达是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和关键时期,是这么一个分析,这是第一部分,我们将难点问题做一个梳理。
第二部分,改革关键年2015年的突破在哪些方面,这里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我们也作一点梳理。
第三部分,我做个人研究,改革发展提出一点建议,第三部分是建议,是这三部分。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难点分析
第一个问题,全面深化改革的难点分析。
改革主要是按照三中全会的表述,是“五位一体”的改革,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这五环。
今天主要是讲经济,涉及到一些社会和生态,政治与文化,由于时间有限,加上我个人的研究,这些方面涉及的不是很多,我主要是涉及到经济发展、经济改革领域,所以重点讲经济改革,涉及到一些社会改革。
而经济体制改革,按照三中全会的说法是分成两大块,一个是宏观领域,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一个是微观经济体制改革。
我将它概括为宏微观一体化的改革,这个改革与过去不同之处在于经济改革也是全面改革,过去的改革都是一些从易到难、重点突破的一个个方面,这次改革最大的特点是全面性,经济体制改革宏微观一体化的推进。
那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概括为这几个方面:
一个,政府改革进入深水区。
政府简政放权,这两年做的事情非常多,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政府改革,改自己,壮士断腕,断自己的腕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政府掌握着很多资源和权力,这些权力一抓上手之后要放并非容易,所以它进入一个深水区。
政府简政放权,特别是下放和取消一些审批权,这个进展在两年时间已经完成了任务,当然它还有一些比较难啃的骨头还未完成,还需进一步地深化,深水区已经有破冰之旅。
宏观改革的第一个难点,从现在来看,政府做得是比较好的,这个深水区已有重大突破。
第二个宏观体制改革的难点是财税体制改革,是最难啃的骨头。
三中全会提出了财税体制改革的定位是现代财政制度,现代财政制度即现代的公共财政的构架,此构架中,过去的财税体制改革,早期是测算财政,后来为了调动地方积极性,为分税制改革的一些方面,主要还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但促进经济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更重要的,要强化公共事务,公益性,做一些公共产品的供给,即公共财政。
财政还兼顾了收入分配的调节的功能,财税体制改革,现在的财税体制是经济发展、公共产品及调节收入分配的综合这几大功能,这样一个制度是现代的财政制度,比实际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所以财税体制改革里有很多的需要啃的骨头。
最大的难点是,财产税的改革,即不动产税,房产税的改革是动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这个改革具有非常大的阻力。
还有一个是公共融资的改革。
公共融资的改革,在过去,特别是在上一个刚过去的高度繁荣期的时候,我们的增长主要是靠地方融资平台,公共融资平台,建立很多融资平台,特别是在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把这个平台建得非常大,所以里面存在很多不规范和风险,现在才开始有所暴露。
当然,2015年有1万亿可以转化,作为一个长期的贷款,有这样一个防范风险的措施。
这两个“骨头”,财产税与公共融资的改革,一增一换,增是过去没有税,不征税、免税,现在要征税,这个事情当然难,但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实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包括建立一个社会财富可持续增长,驱动创新,财产税制度太重要了。
公共融资平台的改革的方向是一种换(转换),并不是取消它,而是转换,是需要通过别的方式来代替它,消除它的一些风险,要转换成另外一种方式,通过公共融资,债券市场的发展,发债、专项债券,今年财税体制改革里面专门有一项合理的、适度地发展,增加专项债券的发行,这是一个换的问题。
一增一换。
那财税体制改革,包括税收又是减免,大家就乐意,但又增又换,这就不容易。
所以,难就难在增与换,都是改革里最难的一个部分。
这是讲宏观体制改革的第二块,财税体制改革。
第三块,金融改革。
金融改革有很多事要做,国内来讲,我们的金融企业与机构银行等都具有垄断性,很多是行政垄断,而非自然垄断,是政府管制的。
中国利率市场化,中国的金融的产权所有制占的结构,混合所有制在金融行业的话,非银行金融的还好一些,银行金融完全的混合率很低,这是国内。
那国际上要搞金融国际化、汇率市场化,汇率放开,人民币可兑换,这样的改革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金融改革是一种风险和创新的一种平衡,处在一个高难状态。
里面你改,会有风险,特别是人民币可兑换资本项完全放开的话,那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国际经济的影响就非常直接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危机与外汇体制具有很大的关系,它具有脆弱性。
像1997年的泰国,亚洲金融危机是因为泰铢大幅贬值。
这次俄罗斯也是卢布大幅贬值,这导致了其经济增长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与冲击。
所以,金融改革是一种风险和创新的平衡点的把握,这是比较难的,这是宏观体制改革的难点。
第二点,微观体制改革的难点。
微观,企业和市场,这是微观的。
难点包括这几个方面:
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目前具有很大分歧。
有人认为国企改革不是产权问题,或不是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退出,甚至这些观点在一些方面还成为主流。
但有人认为,市场竞争的领域是要让国企退出来,当然退出的过程可以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退出,但它必须退出来,竞争性行业要完全地尽快地减少国有资本的比重,在一些隆重的行业,公益性的部门,那国企应作为主力,这是一种标准的市场经济制度的观点,但目前具有很大的分歧,所以我们不能退出来,退出来会造成一些问题。
这是国企改革的难点,它也是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这是现在要强调分类改革,国有企业是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功能,社会功能,甚至中国的国企里面还有许多国家政府的政治的功能,它要有一个分类的改革方式,这是一个难点,因为现在理论上还不同意。
过去把小的国有企业,把一些一般性的竞争性的行业、国企的企业全部退出来,他们共识比较多,现在已经动了一个关键部分,很多的大行业,石油、石化,银行也是一个竞争性行业,很多行业都是竞争性行业,但现在国有经济的控制力非常强,达到80%至90%,甚至更高的状况,所以改革里还有一个产权的变化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难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许多争议,共识还未完全聚焦的这种情况。
第二个,资源品价格改革进入攻坚期,资源品价格是全部放开,按照三中全会的说法,垄断性的环节,基础的公益部分,公共的这些部分可以实施价格管制,其他的都要放开让市场。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它体现在价格上,也体现在所有制上,即国企改革中,资源品价格进入攻坚期,现在进展还是很好的。
现在重点是电力改革,资源品价格资本接近完成,特别是煤炭,电煤和市场煤,现在电煤已经取消了,现在主要是电力、电气、水价等这些方面的资源品,现在基本按照阶梯的价格来做一个调整。
包括原油、成品油价格的调节机制、市场形成机制,现在已经比较规范化了,该涨就涨,按照一定的期限,该跌就跌,当然中间有几次没跌,因为提高了税,所以这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现在环保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提高资源品的税收,特别是增收,提高原油税,这可以节约资源,油价太低会浪费油。
资源品价格目前的共识比较多,进展也比较好。
第三个,关于价格的难点是服务价格改革是一个重点。
过去我们对此不太重视,好像价格就是商品价格、工业品、农业品价格,现在95%、98%都不是管制了,我们只剩下几种资源品,价格改革好像就剩下这一点,现在来看并非如此。
我们的管制,服务的管制差不多是全方位的,各种教育、医疗、运价等服务品的管制是很多的,但这一次发改委也在开始清理和加快服务领域的价格,因为中国的服务业的发展前景非常大。
现在2014年,我们的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占比是48.2%,连续两年高于第二产业,出现一个拐点,那这个拐点以后的上升空间非常大,会达到50%的比重,服务业的增加值可以达到60%,还有达到70%,甚至70%以上,接近80%,这个空间非常大。
那服务业的障碍是什么?
它当然有些体制上的,资本准入方面,更重要的,价格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你老管制它,运价管制了,里面有很多因素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所以服务价格改革应该成为价格改革,成为微观改革的一个重点,这是微观改革。
那后面还有第三、第四个关于改革方面的难点,第三点是社会改革的艰难起步。
社会改革比经济改革还要难一些,一个是事业单位的改革困难较大,首先它是三四千万人的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教育、医疗、科研院所的一些机构和公共事业单位非常地庞大,是准公务员,类似于吃皇粮的,这个改革远远没有完结,现在还未真正地破题。
第二个,服务业发展滞后与社会体制改革突破难是关联的,服务业发展,我们有潜力,但我们为什么这个潜力不能在经济新常态、经济的产业升级、经济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服务业会像工业一样地加快发展,是因为我们有很多障碍,社会体制上的障碍,社会管理,特别是社会公共服务的组织,这其中可以概括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顺远远没有结束。
三中全会讲改革的重点,特别是经济领域改革的重点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管理,社会领域的改革是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社会、市场各司其职,使它发挥各自最大化的效益。
有两句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个作用是政府这只手,现在讲的“双引擎”,有一个引擎是政府,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需要公共产品,它可以直接提供,也可以委托社会,或它很大部分是靠社会的力量,动员社会的力量,调动社会的力量来实现提供公共服务,即第三部分,非政府的营利组织,服务业发展是与这有很大关系的,这就难在社会的组织、社会的体制方面还比较封闭,管制比较多,所以要取消相关的限制,更好地理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这是关于社会改革相对经济改革来说更加滞后、更加迫切,所以在社会上,在研究的学术界有很多的观点,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应该开始更加重视社会发展、社会改革的这么一个阶段,开始逐步淡化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观点,这个观点还是比较正确的,但现在还是强调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所以这个发展要全面地理解的话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这个发展应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而它不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部分,这是社会改革,重在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这是第三个,社会改革艰难起步。
第四个,生态文明建设与资源配置体制机制政策的矛盾突出,这也是个难点。
雾霾问题怎么这么难治理,环保问题怎么这么严重,有好多人认为是环保执法不力,环保政策制定得不太好,将它归结为一个技术性的原因。
甚至许多人认为,环保问题是汽车发展太多而导致的污染,这样的认识从技术层面,从对某一个产品发展的责备是解决不了环保问题的,必须要追溯到根源。
这一次柴静关于环保的报告,它揭示了很重要的一个实际的环保问题,从要素,从导致最大的危害来讲,它的根在于煤炭的消费量太大。
中国与美国的区别,中国的GDP当然无法与美国比,现在美国的GDP是16万亿,中国2014年刚突破10万亿。
中国的能源消耗总量是2011年跟美国相当,说明中国的能源效率明显地低于美国,这是我国的能源的利用效率低、资源配置效率低,所以要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的综合效率,这是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跟西方的一个效益的差距就在于,我国的单位能耗偏高,这是一个总量的概念。
但谁更高?
按照能源消耗量来讲,2011年,中国与美国相当。
假如两个国家的能源结构是完全一样的,总量一样,结构也一样的话,那天空的环境污染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国土面积一样大。
美国是937万平方公里,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最近有资料显示,美国国土面积比中国还高一点,961、962万平方公里。
说明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尽管不一样,GDP不一样,但能源消耗一样,国土面积又一样,它的天空覆盖的面积是一样大的,那其环境污染造成的总量是一样的,那它的天空是一样的,污染源是一样的话,那天空的污染程度是一样的。
但实际情况不是,中国比美国要严重得多,我国的雾霾从2012年开始爆发,之前也有雾霾的爆发,那我国比美国要高去4—5倍的雾霾程度。
美国一年中90%的天数是良好和优良的,而我国是轻度污染、中度污染、重度污染,重度污染的天数比重在不断地增加,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里面的原因,我通过比较,不用柴静的方法分析,很简单。
1988年,我国的煤炭消耗总量与美国相当,1988年美国的天空和中国的天空,除了少数个别的城市,如化工城市、重化工业的城市,就全国平均而言,我们的天空清洁程度跟美国是一样的,因为煤炭消费是一样的。
但到了26年以后,2013年、2014年我国的煤炭消耗量与美国来讲完全不是一回事,美国还停留在8亿到10亿吨,等于26年,它没有怎么增长,增长了1亿吨,那我们增加了将近40亿吨,增加了将近5倍。
所以,中国的污染问题跟煤炭是直接相关的,总量一样,但结构不一样,因为我国70%是煤炭,美国是20%不到是煤炭,全球的OECD这种国家到了70年代以后基本是反过来的,煤炭的消耗量占整个能源消耗量的30%以上,那现在很多国家在20%以下,甚至是10%多一点,日本也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它主要是靠石油。
这是能源结构问题,但这个能源结构问题,我们怎么联系到自然配置体制的关系?
跟产业结构有关,跟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关,所以有人讲雾霾问题,怎么跟体制有关系?
太有关系了。
因为体制决定了生产方式,是粗放的生产方式,那它当然跟体制有关,所以生态文明建设要解决的是资源利用方式不合理的这么一个问题,必须要去通过转方式、调结构,优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使政策更加能鼓励节约资源和能源,而不是浪费资源和能源。
汽车的消费政策都是有问题的,限行、限购的结果是大家都买更大排量的车,而国产的价值总量低的、品牌效益低的车子,现在随着汽车市场不断地增长,增长得很快,去年是超过2400万辆的这么一个规模,是美国市场的2倍,但国产的比重越来越低,现在不到30%。
因为我们的限行、限购的政策设计的时候,它是为了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但它既没有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作为中国交通拥堵的根本问题是城市规划问题,研究确定无疑的是规划的问题,不是车子多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车子比美国还是少,我们大城市比美国的大城市的车子普及率要低得多,现在普及率比较高的是北京,北京是500万辆车子,那美国的纽约也同样是2000多万人口,它是1280万辆车,是北京使用车子的3倍。
那它的交通拥堵比我们好很多,所以限行、限购的政策,一方面未解决交通问题,更重要的是它鼓励大排量的车子,豪华的车子,其实是帮助了美国、日本和德国人来占领汽车市场。
因为好不容易排队中上一个号,而且现在中签的概率也很低。
好不容易花了8万块钱拍了一个牌照,你想他会去买5—10万块钱的国产车吗?
他一定是买20万、30万的车,这才对得起这个牌照。
所以政策的扭曲,体制方面的缺陷,不去按照市场,按照价格的调节来配置,那我们肯定还是浪费资源的。
而且资源的消费者越多,能源的消费者越大,因为能源结构主要是以煤炭为重点的,所以它会大量地增加污染源,所以环保问题、雾霾问题越来越难治理,生态问题的本质还是经济上的资源配置的体制方式问题,这是第一个难点。
(二)2015年改革关键年的突破方面
第二个,2015年改革关键年,我们在哪些方面突破。
现在领域比较多,给大家列一个清单,政府改革,现在特别强调政府用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加减增长有限,但市场活力的乘法可以由一个乘数的放大效应,所以政府现在把简政放权作为激发市场活力的一个转换,但政府要做好自己的公共服务。
政府改革是三句话:
第一句话,放到位。
该放的全部放开,该市场的全交给市场,该社会的全交给社会,自己干好自身应该干的部分,这是放到位。
第二句话,管到位。
给市场放了,给社会放,最后政府的能力和存在的价值是什么,除了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外,更重要的是管理水平、事中、事后的管理水平、监管水平、市场有问题有毛病,要及时地去敢于和惩罚,有好的就奖励,要有奖惩机制,管到位。
第三句话,不任性。
不能乱管。
具体来讲,2015年,政府改革,中央很明确的是抓三件事。
第一件事,全面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
非行政许可,这在过去的很多报表、项目里叫“其它”,“其它”的篮子是无限大的,里边的猫腻很多,看得不好看的东西都放在“其它”上,那非行政许可也是这样,这个量在过去是爆发性地增长,所以我们现在叫依法行政,依法治国,那必须要政府守法,要把非行政许可的东西全部取消了,该改的改,该取消的取消,甚至有些要通过转化为行政许可,那都是可以的,但这必须规范化,这是第一个事情。
2015年以后,2016年、2017年以后,再也不应有非行政许可的“其它”这一项了。
第二件事,制定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特别是上海自贸区和三个新建的自贸区要实行全面的清单管理,全国开始推广市场准入,当然也可以从行业上入手。
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省级政府在2014年,按现在的要求和进度,2015年是省一级政府,2016年是市、县级政府,这是明确的改革目标与要求。
第三件事,政府的改革里明确强调,不任性。
对政府行为问题,作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一个亮点,即政府行为,在高压反腐,在经济转型,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这样一个状况下,政府的行为出现了偏差,有的过去是乱作为,乱作为可能很多地方还有不少继续,但更多的是不作为,不会作为,这就导致了经济转型之中,政府功能的缺失,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它是要要求积极作为,会作为,这个事情被提高到我们要解决问题的一个日程之中,即积极作为,这是政府改革。
第二个,“三个大幅”,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
大幅缩减、大幅减少、大幅放宽。
具体而言,大幅地缩减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的范围,这主要是投资审批部门,包括外资、内资,政府审批的范围大幅地压缩,95%—99%都不搞审批,核准审批是越来越少的,过去是10%,中间改成备案制之后是10%,现在10%都是多的,因为那些都是关键要害的,还要压缩,要建到5%,甚至是1%,是非常少数的那些项,国家安全、国家命脉的关键部分要核准审批。
安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这些方面一定要严格,其他的都放开。
大幅地缩小投资项目的前置审批,这很重要。
我们搞第三方评估的调研就发现,很多问题是前置审批问题,前置审批时间又长,流程复杂,其中有太多的猫腻,自由裁量权的过大,很大部分体现在前置审批上。
前置审批的关键是耗时间、成本极高,所以如何去简化其手续,让它规范化,特别是进入竞争机制,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大幅地减少投资项目的前置审批。
还有一个,大幅放宽民间资本的准入,鼓励社会资本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民间资本也要鼓励他们资本运作,鼓励他们参加各种重大的竞争性行业和公共事业发展之中,这是关于投融资体制改革,国家要求是通过“三个大幅”来体现,2015年、2016年重点是这“三大大幅”,大幅缩减、大幅减少、大幅放宽。
第三个,价格改革。
改革加快的形势不错,2015年也是物价偏低,当然现在还不是通过紧缩,这种情况下,放开价格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条件。
所以,政府工作报告讲,不失时机地推出价格改革,这里面讲的重点是政府定价,主要是服务业的。
它讲的是具备竞争条件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原则上都一律要放开。
只剩下三中全会提出的垄断性环节和重要的公共服务方面的价格管制,其他的管制全部放开,市场的监管,《反垄断法》,从这些方面去管理,2015年重点是取消绝大部分药品的政府定价,下放一批基本公共服务的收费定价权,从元月份,发改委都已经出台了一批服务的价格,包括一些支线合建的铁路项目,铁路运价都放开,要放开,这是今年的一个亮点。
还有是扩大输配电价格的改革,推进农业水价的改革,健全节能环保价格政策。
节能环保更大的是要靠市场和价格机制来起作用,价格低的,税高一点了,鼓励节约。
完善资源品价格改革,全面实行居民阶梯价格制度,所有的公共产品的资源品能源的价格改革,都是以阶梯价格制度设计,水价、电价、气价都是如此。
这是第三点价格改革。
第四点,财税体制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是要建立现代财税制度,2015年做了这几件事。
第一个,预决算公开。
预算制度改革第一条是预决算公开,公开了就好办,公开了就有比较,到底谁花了多,这就起到了一个监督作用,赛一赛清单,到底都花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你多别人少,大家都会算,所以给予了一个很大的压力,对中央和地方所有部门的预决算都要公开,除了涉密部分以外,这是非常好的,以后还包括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现在新提拔的官员都要求要核实财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力争全面完成营改增。
营改增从2011年开始,现在已经4、5年了,现在要求全部完成,以后没有营业税这一说了,只有增值税。
还有一个改革,转移支付制度,支付制度是增加一般性的转移支付,减少专项性的转移支付,专项性的转移支付就是“跑部跑委”、“跑部钱进”,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按照一个标准,人大审议的一个方案,最后该拨给哪个城市,拨给哪个省,哪个地方,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这就是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更重要的是上面切下来,而不是你去跑,你去游说,那里边的行走的空间巨大,导致很多的扭曲,所以财税体制改革的难点,难在财产税,难在公共融资体制的改革,但今年在这三个方面要有重要的一些突破。
金融改革在后面重点讲,这里简单提一下。
在第二个部分关于改革就专门讲金融改革。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了这几个今年改革比较重要的部分。
一个是民营银行成熟一家批准一家,不受限额,这是一个开放的,当然这个量现在是很少的。
第二个,推出存款保险制度,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框架。
关于金融改革讲的时候会重点讲这些方面。
第三个,适时启动“深港通”改革,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去年搞了一个是“沪港通”,主要是加强与香港资本市场的联系,打通内地与香港的市场,也是给香港发展稳定加一把力,所以要求今年要“深港通”启动,实行股票发行制度的改革,审批制改成注册制。
发行制度的改革,这是重大的体制改革。
金融改革就这几个方面。
第六个,深化国企国资改革。
国资国企改革,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没有特别新的内容,还是讲“稳步推进,准确界定,部分国有企业功能分类推进改革。
有序实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电力、油气等体制改革”,这是国有企业总体对于重点行业的一些要求。
第七个部分,户籍制度改革。
我在年前作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政策分析的时候,我曾有这么个预期,2015年因为是一个改革的深化年和关键年,改革的关键年在改革上有一个突破是户籍制度改革有突破,户籍制度改革在2014年底,在11月中旬,国务院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曾开了一次动员会,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之后不到一个星期,11月21号的时候,国务院出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是划分城市规模的一个标准,什么是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什么是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一共分七个档,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是分成四个档,小城市和建制镇户籍制度全部放开,中等城市是有序适度放开,大城市是设置一定的标准和门槛,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是限制,分类改革,四种类型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按照这个标准。
所以,为什么2014年没有推?
是因为标准没有出来,到底100万人口的城市到底是算大城市还是中等城市?
现在是算中等城市。
那100万以上到300万,300万到500万,500万以上到1000万,再1000万以上,这是不同的,越往上它就越限制,现在我们把这个门槛是抬高了,把大城市的门槛抬高了,也就降低了户籍制度改革的门槛。
户籍制度放开的力度假如按照原来的城市标准的话,那样我们明显的是放得更松了,把城市标准提高了,其实是把门槛降低了。
户籍制度改革是2015年的重头戏,这是第二部分,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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