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文化观及其现代意义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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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文化观及其现代意义1
孔子的文化观及其现代意义
孔子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古典思想家,他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把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加以系统的理论说明,提出"仁"的理念,高扬仁爱与和谐的思想,用以提升和深化已有的礼乐文化,使礼乐文化进一步成为礼义文化,即成为既重外在行为规范又重内在道德自律的文化,在这种文化影响之下,中国成为讲文明、守信义的礼义之邦。
由于有仁爱的思想,礼义文化便具有了人道主义精神。
由于有贵和的思想,礼义文化便具有了伟大的平等和宽容的精神。
孔子的精神为中华民族内部多民族文化的蓬勃发展和不断融合,为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大规模交流和互补,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中国文化能有后来那么丰富多采的内容和博大精深的境界,与孔子仁爱贵和思想的引导是分不开的。
一"和而不同"的理性精神
孔子文化观的最大特色之一是主张多样性文化之间的和谐。
孔子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①"和而不同"这一理念的最初要求,是在有道德的君子之间建立一种彼此尊重个性和意见的健康关系,后来便扩大运用于一切人际关系和各种文化相互关系之中,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原理,它随着儒学地位的提高,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实际影响。
(一)从"和同之辨"到"同归殊途"
"和"的概念以及它与"同"的概念的区别,在孔子之前已有思想家论述过,并且是当作一种哲学概念看待的。
《国语?
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史伯的话说?
quot;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
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成百物。
"任何事物都是众多的成分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只有一种成分,便不可能产生新事物,这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意思。
"以他平他"的"平"乃指平衡,不同性质的事物之间形成一种平衡,这就是"和"。
"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它是丰富的具有生命活力的。
而单一的事物相加,即"以同稗同",事物既不会发展,也不能持久。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众多器具,都是金、木、水、火、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结合而制成的。
史伯在这里强调?
quot;和"的两个规定性:
一个是事物的多样性,一个是多样性之间的互补。
《左传》记载齐国政治家思想家晏婴在讨论君臣关系时再一次阐述了"和"与"同"的区别,指出"和"必须是多样性事物之间形成的和谐,而不是简单类同,如同美食,必有多种原料和调料,加以烹调而成,彼此"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就是补充味道之不足,冲淡味道之过强,达到适度可口。
"和"又如同音乐,必须有"五声、六律、七音"以相成,"疾徐、哀乐、刚柔"以相济,才能形成富于变化、优美动听的乐章。
君臣之间,应该?
quot;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
臣对君不能一味服从,要有批评有建言,拐?
返闹髡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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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福?
共徽?
返闹髡偶笆本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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獠沤芯?
贾?
汀H羰浅级跃?
荒苎蕴?
拼樱?
秃帽?
quot;以水济水",不会有美味,又好比"琴瑟之专壹",不会有音乐,所以简单的同一是不好的②。
从史伯和晏婴的"和同之辨"中可以看出,在孔子之前中国的思想家已经明确从宇宙观上肯定了事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但不强调多样性事物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强调它们之间的互补与和谐,这是中国贵和文化的特色。
孔子正是把前人"和同之辨"提炼为"和而不同"的做人原则。
他还说过:
"君子周而不比"③,"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④。
"和而不同"与"周而不比"、"群而不党"有相通的含义,都要求君子在坚守自己的道德原则的前提下与别人团结相处。
"同"、"比"、"党"三者有一个共同的性质,就是不讲是非、言论一律,这是宗派主义集团具有的特点。
《中庸》还讲过"君子和而不流",要求有道德的人实行有原则的人际和谐,不与歪风邪气同流合污。
总括起来说,孔子"和而不同"的理念,包含如下四个原则:
第一,自立原则,每个人都要坚守自己的信念和个性;第二,差异原则,要承认人们的思想观点总是千差万别的,这是常态;第三,互尊原则,要尊重别人的意见,理解其中的合理因素;第四,和谐原则,事情可以相异相成,或者相反相成,也可以并行不悖,尽量避免冲突和对抗。
由此可知?
quot;和而不同"的理念是理性的、文明的和开放的,它与文化专制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惟我独尊"、"强人从己"、"舆论一律"、"排除异己"是格格不入的。
受孔子"和而不同"思想的影响,《周易?
系辞下》就学术文化上百家争鸣的现象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它说:
"子曰:
天下何思何虑?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系辞》作者坚信人类终有一天会实现没有压迫、剥削、战争、犯罪和各种不合理现象的普遍幸福太平的大同世界,但是各地区各民族选择的道路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俗话说?
quot;条条道路通罗马",也就是殊途同归的道理。
在思想界,看起来众说纷坛,那么多学派和理论,其实基本原则是相通的,这就是所谓的"一致而百虑"。
反过来说,也不要由于目标一致而抹杀道路的多样性,也不要由于基本原理可以相通而取消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因为只有途殊才能同归,只有百虑才能一致,在这里,"一"与"多"、"统一"与"差别"是相反相成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真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统一关系。
《周易》的上述思想,在西汉被史学家司马谈引用作为指导思想来总结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六大学派,即:
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指出六家各有所长,亦皆有所短,不可互相取代,它们?
quot;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⑤。
就是说六家之要旨都是为了治国兴邦,不过各有自己特殊的思路,就看人们能否真正理解它们罢了。
东汉时班固作《汉书?
诸子略》,在六家之外又列出纵横、杂、农、小说四家,共成十家,亦引《易传》殊途同归论,认为诸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
从此以后,殊途同归论就成为开明人士对待不同思想文化的基本态度,形成一种宽容的文化传统。
(二?
quot;和而不同"来于仁爱忠恕之道
"和而不同"的理念不是孤立的,它是孔子仁爱忠恕之道的表现和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提倡仁爱,人应先从爱家庭做起,推而广之,爱他人,爱社会,他希望实现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⑥的理想社会,使天下成为一个大家庭,"四诲之内皆兄弟也"⑦,彼此团结友好地相处。
为了落实仁爱的原则,必须实行忠恕之道,即一方面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⑧,这便是忠;另一方面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⑨,这便是恕。
忠恕之道即是主张帮助人关心人和尊重人体谅人,它是人类一切道德行为的基本原则。
每个人都是在爱中诞生和成长的,人的幸福离不开彼此的关爱,所以爱心是人性的一部分。
孟子说?
quot;爱人者,人恒爱之"",墨子说:
"兼相爱,交相利"11;反之,害人者,人恒害之,兼相害则交相损。
虽然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同时存在着利益和观念的矛盾,但这些矛盾是局部的和暂时的,从根本上长远上说,人类的利益和目标是一致的。
但是,只有忠道,即关心人、帮助人,够不够呢?
孔子认为不够,还必须有恕道,即体谅人、尊重人。
因为人群是千差万别的,有等级、族别、国家、性别、辈份、职业、信仰、性情、年龄、爱好等等诸多的差别,每个人和别人都有所不同。
个人和群体的合理愿望与思想都应当得到尊重,而爱是不能单方面强加于人的。
凡有真爱的人,不仅能有爱他人的炽热感情,而且还要有理解他人、平等待人的理性态度。
"和而不同"的原则是忠恕之道在人际关系中的体现,一方面要提倡人际之间的和谐、和平、合作、协调、团结,反对互相伤害;另一方面要承认差别、彼此尊重,求同存异、优势互补,不强人所难,不整齐划一,这是人际关系的良性状态。
从根本上说,孔子和儒家的仁爱忠恕之道与和而不同的理念,都是来自博大宽厚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周易?
乾卦?
象》说: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
象》云: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quot;,人要效法天地的榜样,像天地那样,生养、包容、覆载万事万物。
《乾卦?
文言》说: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系辞上》说"易"的道理"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灰?
quot;。
天地之道有阴阳、刚柔、四时、五行的变化运动,而人们对天地之道的认识往往是"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各有其合理性又各有其片面性,所以有德者应该有综合包容之心,才能全面体察宇宙的真理。
《中庸》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如日月之代明。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
quot;。
孔子和儒家总是在追求如同天地那样广大无边的精神境界,认为这种天地境界是最高的,认为万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它各自的位置和价值,各家的观点也都有它各自的合理性和作用。
世界是多姿多彩的,真理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可能趋同,也不应该对抗,良性的关系只能是和平相处,互容互补。
这种宇宙观对中国人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三)"和而不同"来于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
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理念,有一个重要的民族史背景,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处和互动的国家。
当代社会学和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提出"多元一?
quot;的理念12,用以表述中华民族的民族格局,是十分深刻的,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所谓"多元",是指民族众多、文化各异、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所谓"一体",是指各民族之间有共同的文化基础,有共同的历史经验,相互渗透和依赖,不可分割。
这个理念不仅是现代的,也符合中国的古代史。
考古学和历史学都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是多元起源,又不断向中原地区汇聚,又从中原地区不断向四周辐射的过程,它既是多元的,又是有中心的。
历史学也说明了,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国社会就是在多民族互相接触、混杂、冲突和交融中发展的。
作为中华民族这个集合体核心的华夏族,它本身就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
尔后的汉族仍然不断吸收各少数民族的成份,才会形成人口众多、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庞大族群,在各民族间起了凝聚和联络的作用。
华夏族以农业为主,它的农业文明和礼乐文化推动了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而少数民族的游牧文明也给华夏族社会注入新鲜血液,使之不断更新。
孔子虽然注意"夷"(指当时少数民族)和"夏"(指当时处于主导的华夏族)的区别,然而这个区别并不在血统,而在文化。
只要能推行当时先进的礼乐文化,便属于"夏",拒绝礼乐文化便是"夷"。
儒家推崇的圣王并不一定是华夏族,如孟子所说:
"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
quot;13大舜和周文王原是少数民族,他们由于推行礼乐教化,被儒家推尊为圣人。
孔子先人是宋国贵族,乃殷人之后,他却以复兴周礼为己任。
所以中国古代文化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民族协和的观念占主流,民族仇恨的情绪不容易发展起来。
再者孔子的时代,与民族相联系的地区性文化正在形成。
例如邹鲁文化、燕齐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各有不同特色,彼此又不断交流吸收,相得而益彰。
孔子所在的鲁国保存周礼最多,而老子所在的楚国则巫史文化比较发达,管仲则在齐国开创了德、法并重、义利兼顾的东方文化。
民族和地区之间有冲突有战争,但共处和融合是主流。
中国人长期生活在多民族文化和多样性地区文化的不断交流、沟通、互动之中,习以为常。
它为孔子"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提供了社会历史根据,使这种文化观易于被人们接受,易于传承和推广。
(四)孔子文化观中的消极因素
任何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孔子也不例外。
孔子虽然眼界开阔,虚心好学,然而他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仍然是周礼文化,而他又恰好生长在周礼最为发达的鲁国,从小受周礼的熏陶,对周礼产生一种特殊尊祟的感情,不免把周礼作为衡量文化优劣的主要标准,这就使孔子的文化具有某种狭隘性。
孔子说: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14他认为社会和个人要达到完美必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5,礼就是立国之道,成人之则。
凡是与周礼不合的文化形式,他都是加以排斥的。
例如郑国的音乐比较自由、新颖,他就说:
"恶郑声之乱雅乐也"16,所谓雅乐就是正统音乐如《韶》、《武》一类。
孔子还说: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17因此他的教育主要是礼教,不赞成在尧舜之道以外去寻找学问,所以说:
"攻乎异端,斯害也己。
"18他提出"异端"的概念,用以与仁礼之道相区别,认为钻研异端邪说,必有祸害。
由此可知,孔子虽然主张文化包容,但不等于无所不包,他有自己的是非标准,这本来无可厚非。
可是若把礼教作为惟一的是非标准,而拒绝其他的学说,便有可能通向文化专制的道路。
孟子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思想中"匹夫不可夺志"19的人格独立精神,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0的大丈夫气概;另一方面他淡化了孔子文化的宽容精神,反而放大了孔子排斥异端的思想,以孔子之道的捍卫者自居,把当时与儒家同时流行的墨家和杨朱学派看作是异端邪说,加以猛烈攻击,说: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21他对杨、墨两家的批判显然是偏激的不合实际的,而且为后来儒家后学树立了一个"独尊孔子、排除异己"的典型形象,消极影响也是巨大的。
二孔子文化观的历史实践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在战国后期成为显学,在汉代及其以后,它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础和主干,不单支配着民间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成为官方学说,对国家的文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所以孔子的文化观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思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它也是一种历史实践,是活生生的实际经验。
我们可以用历史来检验孔子文化观的成败得失,使我们对孔子文化观的长处和不足有更为透彻的了解。
(一)"黄老之治"与"独尊儒术"
汉初文帝、景帝时代,国家推祟黄老思想,文化环境比较宽松。
所谓黄老思想,就是兴起于战国、发展于汉代的一种新的道家思潮,其最大特点如司马谈所说:
"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22,也就是能容纳各家学说,特别是能吸收儒家的思想。
在黄老思想指导下,汉初的文化界比较活跃,各家思想均能正常流行。
最典型的表现便是《淮南子》一书的出现。
该书由淮南王刘安主编,由众多不同学派的学者集体分工合作写成的,书中有道家、儒家、法家、墨家、阴阳五行家等诸家的思想,它是汉代学者对古代文化的一项大规模的汇集和总结。
其《齐俗训》提出一种博大宽容的文化观,认为"物无贵贱,因其所贵而贵之,物无不贵也",它认为天下万物,各有其性,各有其用,不可替代:
"天地之所覆载,日月之所照*,使各便其性,安其居,处其宜,为其能。
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如"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迫速",应该"各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使其各得其所。
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应当予以尊重,"入其国者从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讳,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进,虽之夷狄徒倮之国,结轨乎远方之外,而无所困矣"。
《淮南子》是如何对待诸子百家的呢?
《汜论训》认?
quot;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这其实就是《周易》提出的殊途同归论的思想。
《要略》用历史的眼光分析秦以前文化史上诸子百家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各自不同的作用,肯定各家皆有其特定的价值。
它认为《淮南子》的宗旨是"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不能"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而必须"与世推移",适应变化了的时代。
可知《淮南子》是主张在文化上既综合前人的众多成果,又进行开拓创新,是相当开明的23。
但是好景不长。
汉王朝在武帝统治时期日趋强盛,文化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
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央帝国实行君主专制政体,需要有一个集中统一的思想作指导。
而《淮南子》主张松散而开明的君主政体显然不符合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意愿,所以刘安将《淮南子》献给武帝,武帝并不采用。
不久,大儒董仲舒应武帝之问而对策,说?
quot;《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24这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这一政策体现了孔子孟子排除异端、惟行礼教的思想,为汉武帝采用,儒学从此登上官方学问的宝座,成为全社会独一无二的指导思想。
儒学所阐述的礼治之学,强调君臣、父子、夫妇的主从关系,符合宗法等级社会稳定秩序的需要;儒学所阐述的忠、孝及五常之德,也是家族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具有普遍意义;儒学所确定的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人生目标,给那个时代多数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既切近现实又崇高远大的理想信念,所以儒学能够成为官学,被定为一尊,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社会道德的加强和理想信仰的建立,并不必然要求思想文化上单一化、政治化。
儒学成为官方学问,固然借助于政治力量,扩大了影响,同时也由于政治的过分介入而功利化;并且由?
quot;百家争鸣"的结束,缺少了学术的竞争、比较、批评和挑战,儒学的学术生命也容易萎缩,而这一切在东汉末年都发生了。
儒学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外在权威,却逐渐丧失了人们内心的敬仰,因此"独尊儒术"的政策不能够再维持下去。
(二)"夷夏之辩"与儒、佛、道三教合流
印度佛教于两汉之际(即公元前后)传入中国,而兴起于汉末三国时期。
道教孕育于两汉,亦兴起于汉末。
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儒学的相对衰落而腾出了巨大的社会精神生活空间,使佛、道二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机会。
而儒学的衰落正?
quot;独尊儒术"所造成的恶果。
以儒学为正宗的中国政治家和思想家,在进行文化战略的思考时又重新回到孔子"和而不同"和《周易》"殊途同归"的思路上。
当然,政治界、思想界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尤其在对待外来佛教文化的态度上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
一种强调文化的民族性正统性,坚持"夷夏之防"和维护正统、排斥异端的观点,主张反佛、排佛;一种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阐扬孔子和儒学的"和而不同"的宽容精神,主张敬佛、容佛。
这两种态度都与儒家的传统有关,问题在于应当发扬哪一种传统,淡化哪一种传统。
这是历史上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第一次大规模的交会,它考验着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吸收能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思想界就佛教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
反佛的一方提出"夷夏论"、"神灭论"和"害政论"批判佛教。
夷夏论者认为佛教乃"夷狄之术",它提倡弃亲出家,追求涅?
成佛,不符合尧舜周礼之道,背离孝道,违背礼制,不适用于中华的民风习俗,因此应当加以拒绝。
这显然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文化观。
神灭论者认为人的灵魂附属于肉体,"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25,没有不死的灵魂,因此佛教所说的三世(今世、来世和后世┞只睾鸵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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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佛的一方主要不是印度僧人,而是中国的佛教信徒。
他们认为大道不分夷夏;儒学乃一国之教,而佛教乃世界之教;儒学是入世治国之教,道教是练形全生之教,而佛教练神,超出生死,是最高的真理。
南朝宋代宗炳写《明佛论》,指出:
"彼佛经者,包五典(指儒家五经)之德,深加远大之实;含老庄之虚,而重增皆空之尽",佛教在道德上超过儒学,在玄学上超过老庄,能"陶潜五典,劝佐礼教"26,所以不要把佛教和儒学、道家对立起来。
他们还认为人的精神是高超神妙的,它不会随着粗糙的肉体一同灭亡,而且儒典中有着祭祀祖先的条文,肯定鬼神的存在,所以儒家的有神论与佛教相通。
他们还指出,佛教看起来有许多地方与中国传统礼教不同,但它是修善之教,有助于巩固王权。
东晋何充说:
"五戒之禁,实助王化。
27名僧慧远指出,佛教能够拯救世人的堕落,"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缺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可以"协契皇极,大庇生民"28。
北魏文成帝认为佛教可以"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29,即佛教可以辅助法律的实行,改善人们的道德品性。
在这场辩论中,儒家的"和而不同"论与"殊途同归"论发挥了重大作用。
容佛一派都用文化宽容和多样性互补的观点来说明佛教与儒、道的关系。
慧远说:
"道法(指佛教)之与各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
"30宗炳说:
"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
"31北周道安说:
"三教虽殊,劝善义一,途迹诚异,理会则同。
"32殊途同归论开阔了人们的心胸,帮助人们克服民族、国别、地域造成的心理障碍,以理性的态度去比较儒、佛、道三教的异同,求同存异,以异互补。
经过讨论和实际考察,中国多数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孔子贵和思想指导下,看到儒、佛、道三教之间在理论上有相通之处,在功能上都能劝善化俗,而且各有特色,可以做到优势互补。
既然人们可以在中国范围之内包容诸子百家,为什么不能在更大范围内包容外国的优秀宗教文化呢?
于是容佛派战胜了反佛派,主导了多数人的思想,不仅佛教的研究和传播进一步扩大,而且儒、佛、道三教之间的吸收和融合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
许多王公、大臣、名士兼修儒、佛、道三教,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例如名士谢灵运、范泰、郑鲜之、颜延之等皆笃信佛法,又精于儒学。
名道士陶弘景兼信佛、道二教,又习儒学,著《孝经集注》、《论语集注》。
学者徐孝克在钱塘讲学,"旦讲佛经,晚讲《礼传》,道俗受业者数百人"33。
从此,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结构由两汉的"独尊儒术",转变为儒、佛、道三教鼎足而立,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在互动中融合。
这样一个有印度佛教参与的新的中国文化,内容上更加丰富广博,形式上更加多姿多彩,使中国人的理论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及文化创造能力大为提高,民众信仰选择的空间也扩大了。
(三)文化专制主义与文化开放政策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君权至上的社会。
当君王不满足于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权威而要干预思想文化的发展时,或者说当王朝用行政强制手段推行某种信仰,取消某种信仰时,政治专制主义便成了文化专制主义。
例如"三武一宗灭佛"的事件便是如此。
但这样的极端政策都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便宣告破产了。
因为它违背了和谐和宽容的传统,而这个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
不过经常有不和谐不宽容的声音特别是反佛的声音出现,但都不能成大的气候。
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唐代文学家韩愈,他写了《原道》一文,主张用行政手段消灭佛教,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34的极端方案,幸运的是他的主张没有被采纳。
唐代以后,历代政权大体上都采取儒、佛、道三教并奖的政策,鼓励儒学,支持佛教和道教。
同时也允许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在中国合法流行。
由于社会环境的宽容与和谐,宋以后传入中国的犹太教竟在不知不觉之中消弥于无形,这在世界犹太教传布史上是惟一的特例。
在开放的文化政策的带动下,儒、佛、道三家互相吸收,在理论上出现了三个高峰。
佛教吸收儒家的入世精神和道家的自由精神,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
儒学吸收佛教的主体哲学,形成宋、元、明时期的理学、心学和气学。
道教吸收佛教的缘起性空说和儒家的性理之学,形成全真道的内丹学,它们在哲学理论上都达到很高的水准。
三教各有所长,儒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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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为学者三要,所谓不知《春秋》(儒家经典)不能涉世;不精《老》、《庄》(道家经典)不能忘世;不参禅(佛教修行)不能出世。
"35表现出典型的三教合作的思想。
在主教合流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人特别是汉族民众,其思想信仰往往是三教共信或三教混杂的,其生活习俗之中,既有儒家敬天、祭祖、孝亲、尊师的礼仪,也有佛教拜佛斋僧、超度亡灵的风气,还有敬仙学道、养气画符的习惯,佛教寺庙中供养神仙、俗神和道教宫观中供养佛陀、菩萨是所在多有的。
明、清两代的通俗文学作品,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名书中,都有儒、佛、道三家的思想文化营养,人们读起来习以为常。
三教合流的思潮影响所及,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和学者也往往三教或两教兼修。
如清末改良运动代表人物康有为所设计的大同世界,寄寓着儒家的大同理想,也融人了佛教的净土理想和道教的神仙境界。
谭嗣同提出新仁学,糅和孔孟、老庄和佛教唯识学于其中。
其他重要学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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