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摄影真谛最近的.docx
- 文档编号:26775860
- 上传时间:2023-06-22
- 格式:DOCX
- 页数:11
- 大小:26.81KB
离摄影真谛最近的.docx
《离摄影真谛最近的.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离摄影真谛最近的.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离摄影真谛最近的
“离摄影真谛最近的”
现代中国画家陶冷月(1895―1985)早年曾习西画,深谙景物造型与明暗光影的处理,后以结合了西画技法的独特手法绘制银月当空的夜景山水画,铸成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
陶冷月自陈,他希望在自己的绘画创作中,“力求综合古人之长和吸收西画光影明暗和透视之法,试创新中国画”(《自传1956》,陶为衍编著《陶冷月年谱长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
《陶冷月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下文未标注出处的引文均出自该书)。
不为人知的是,画家陶冷月还是个热心的摄影爱好者,身后留下了大批的摄影作品,数量达近八百张之谱。
虽然他的绘画声誉远播国内外,但其摄影实践却不为人知。
不过,陶冷月是一个有存档意识与习惯的人,因此他生前拍摄的照片及部分底片被悉心保管了起来。
时至今日,在他的后人的努力下,终于得见天日。
一、陶冷月个人摄影小史
从现存作品看,陶冷月的摄影活动始于一九二三年,《年谱》记载就在那一年他购入了摄影器材。
那时他正好处于在绘画上自创“新中国画”的阶段。
此时的中国摄影,也进入到广泛接受、追求西式绘画(以油画为主)表面效果的画意摄影(Pictorialism)风格的阶段。
在当时的中国摄影刊物与展览中,主流多为呈朦胧态的画意摄影作品,明快呈现现实的摄影作品属于极少数。
但是,作为画家的陶冷月的摄影追求,并没有受当时的摄影主流思潮的影响。
他从画家的立场出发,出于一己需要来掌握摄影技巧并摄取各式景象。
从他最初拍摄的照片看,可知他基本上服从的是摄影的观看法则与成像原理,对自己拍摄的照片不做“手脚”,使其具“画意”效果,体现了一种硬朗的现实主义态度。
在民国时期,已经在画坛拥有影响的陶冷月,有不少机会旅行各地。
在饱览祖国的山川形胜的同时,他也热衷于把眼前所见风景拍摄下来。
这些风景照片成为他所遗留的照片中的最大宗。
这一现象,也符合他作为一个山水画家的职业身份与美学兴趣。
其实,在当时的画家中,关注摄影的记录功能,甚至自己持照相机出游的例子已经不少。
如,与陶冷月曾有同事之谊,且交往颇多的画家黄宾虹,在以“颀厂”之名为高剑父、高奇峰兄弟于一九一二年创刊的《真相画报》所写的《真相画报叙》一文中,就明确表达了他作为一个画家对于携照相机出行的向往。
在此文中,他说自己“尝拟偕诸同志,遍历海岳奇险之区,携摄影器具,收其真相,远法古人,近师造物,图于楮素。
足迹所经,渐有属豪,而人事卒卒,未能毕愿,深以为憾”(黄宾虹《真相画报叙》,《真相画报》1912年6月21日第2期)。
黄宾虹此文表明他明确认识到了摄影的力量。
一九三二年中秋节,陶冷月与黄宾虹不期而然相遇于永丰轮。
两人同船入川途中,黄宾虹想来一定会见到陶冷月以照相机拍摄沿途人文风景的景象。
而随着个人绘画事业的顺利发展,作为中产阶级一员的大学教师,陶冷月在经济上日渐宽裕,终于可以购入产于德国的高级照相机并携照相机出游。
现根据《年谱》,在此简略梳理陶冷月的出行与他的摄影实践的关系。
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二年间,陶冷月曾任长沙雅礼大学美术教授。
在一九二五年赴长沙接妻儿回苏州时,他故地重游,并且拍摄了一组长沙的照片。
这组照片,因为每张照片上都留有他自己的拍摄年份以及精心设计的图案化签名,因此在事隔八十多年后,成为确认长沙的城市记忆的重要依据。
一九二七年,陶冷月应邀赴南京作画,其间得暇游黄山与扬州,并且在南京与黄山等地拍摄了一些照片。
一九二八年,他与暨南大学同事邓胥功同游常熟虞山并拍摄照片。
一九二九年,在河南中山大学(现河南大学)讲学期间,陶冷月游历河南开封等地,拍摄了不少照片。
一九三二年秋,应国立四川大学教育学院讲学之邀,陶冷月赴成都。
在入川途中,陶冷月写生摄影并举。
一九三三年,在出川途中,陶冷月也仍然写生摄影不辍。
此行所经之处为四川、湖南等地,正当壮年的陶冷月登上南岳衡山,乘兴展开拍摄,留下大批风景照片。
同年,他在出游庐山时也拍摄了一些照片。
一九三五年,陶冷月又赴浙江海宁观潮,并以手中照相机记录了壮观的海宁潮。
一九三七年八月,陶冷月应邀赴雁荡山避暑。
此行他拍摄了雁荡山风景照片达五十一幅。
在他的摄影生涯中,此行或为最后一次携照相机出游。
一九三七年的雁荡山之行后,抗战军兴。
遍地战火中,爱国知识分子陶冷月无心也无法出游。
二、“眼”之凿凿―作为记录与
记忆的手段的摄影
陶冷月对于自己的绘画作品的管理井井有条。
除以文字方式详细记载作品信息的《冷月画识》之外,他还给作品拍照存档。
如他的终生好友郑逸梅在《陶冷月与新中国画》一文中所指出的,“冷月很重视他的作品,每出一画,必摄影以留痕迹,且记在簿册上,这幅画的尺寸怎样,题款又怎样,画归什么人,都录存以便他日的追检”。
除了记录自己的画作外,他还保存了多次在各地举办个展时的现场照片。
这些照片,既是有关他个人艺术活动的重要记录,也为研究民国美术史上的美术展览形态与艺术制度空间的演变等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显然,他对于作为一种记录手段的摄影是有着明确的认识并且能够善加运用。
陶冷月拍摄的许多照片,由于记录了许多细节,在经过了历史的动荡与变迁之后,这些由细节构成的画面,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后人据以考察拍摄当时历史情境的弥足珍贵的视觉文献。
比如,在拍摄于苏州石湖的名为《横塘亭子桥》的照片中,面向来往船只的桥墩上,贴着香烟品牌“哈德门”的广告招贴,由此可见当时烟草广告的泛滥及无孔不入。
桥墩既是广告揭布的空间,当然也成了公共告示的传播空间。
又如,在他拍摄的《横塘彩云桥》一照中,此桥桥墩上,就张贴有“胥门大日晖桥开河筑坝船不通行”的文字告示。
在此告示边上,还依稀可见张贴过的其它告示的痕迹。
在江南水乡作为交通手段的桥梁,在民国时期就如此自然地成为传播商家与公家信息的载体。
而这是我们在画家陶冷月的照片中所发现的。
在另外一张由他拍摄的苏州市街的照片中,由中英文两种文字写就的店招“INTERNATIONALRESTAURANT万国春番菜”,“眼”之凿凿地告诉我们民国时代苏州的繁华与开放。
而一张名为《洞庭湖远眺岳阳楼》的照片,不仅给出了从水面上看过去的长沙岳阳楼的身影(笔者推测,这是陶冷月从在洞庭湖里行驶的船上拍摄的),同时也因为一同摄进了沿湖建筑的参差轮廓而勾勒出了当时城市的“天际线”。
我们还发现,在沿岸鳞次栉比的中式建筑后面,正有一幢西式楼房探出头来,打破了整体沉闷的天际线。
这样的画面分明告诉人们,这是一个中西文化并存与竞争的时代,即使在内地情况也是如此。
在出游时,陶冷月也充分发挥摄影的纪实功能,将当地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景象摄入画面。
比如,在开封拍摄的一些照片里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开封,他拍摄了多张驴粪车的照片。
从本质上说,摄影是一种“志异”的手段。
摄影的“志异”功能深深地吸引了他。
比如,他的照片中存有大量的行驶于各地江湖中的舟船。
如果仔细审视,就会发现,各地舟船,因其功能以及水域甚至是文化的差异而有着五花八门的丰富。
同一事物的各“异”其趣,激发了陶冷月的拍摄兴趣,并且长期积累之下形成了他的摄影的一个主题。
如果我们把这些照片罗列起来的话,就会发现他的摄影所“志”舟船之“异”是如此的丰富。
三、“留影累累”―摄影作为一种
身份认同与社交方式
在陶冷月的摄影实践中,摄影作为一种建立与确认身份认同的手段,以及作为一种社交手段,也被他运用得较充分。
据《年谱》记载,陶冷月有机会与友人出游时,会携自备照相机出行并且欣然为大家拍照。
这样的事例,可以他与画家黄宾虹、王云僧、钱云鹤等人于一九二八年在无锡梅园的合影为证。
作为星社一员,陶冷月在与星社成员一起出游时,也常常欣然为大家拍摄照片。
一九二六年五月六日,星社成员出游苏州天平山。
作为星社的活跃成员陶冷月,带了照相机,为大家拍照留念。
此事在周瘦鹃的发表于同年五月十六日的《上海画报》中的《天平俊游记》中有记载。
于一九二二年在苏州成立的星社,为一当时主要活跃于苏州、上海一带的知识分子结成的文学社团。
其成立初期,已经包括寓沪成员,后因部分人员陆续向上海流动,雅集多在沪滨举行,而星社的影响就此也在沪上彰显。
星社成员性格多彩,趣味各异。
如一九三七年七月四日在上海南市半淞园举行的“趣味展览会”上,有人将“炮弹破壳一,配以红木座”展出,此举显然有达达主义的现成品(foundobject)之风,也可见此团体成员之艺术趣味的不拘一格。
在星社之前,当时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恐怕是成立于一九○九年的南社。
南社社员在雅集时拍摄合影照片以为见证则成了惯例。
虽然与南社的文学旨趣并不相同,但在聚会时与聚会后拍摄各种照片和合影这一点上,后来者星社与南社可说如出一辙。
星社在举办雅集或春?
时,也多有留影之举。
星社主要成员、笔记掌故作家郑逸梅曾说,星社“月一雅集,留影累累”。
星社成员主要为当时社会上的中上层知识分子与旧文人,他们的经济状况大多不差,于摄影这一新型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形式并不见外。
或者说,摄影与他们社交生活的胶着度相当高。
比如,在“星社持螯会”上,有人会拿出“南湖船娘小影”而证明大家所吃螃蟹来自嘉兴南湖。
而在星社成员中,擅长摄影者也不乏其人。
星社中,至少有郭兰馨、徐涓云、范君博、陶冷月、薛逸如、丁悚等人都是摄影爱好者。
这些来自不同行业的社会人士,经常会在星社活动中以摄影服务社友。
比如,一九三六年,在星社十周年活动中,有新入社成员郭兰馨自发为大家摄影留念。
可见摄影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为一与他们的社交活动与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时尚,并且也成为增进交流、加深友情的媒介。
现代性以一种有趣的形式在他们的文化与社交生活中蔓延渗透开来。
陶冷月也与星社中的摄影爱好者如丁悚等有较深入的交往。
一九四五年,与丁悚有相同摄影爱好的陶冷月,就曾经送他画作《眉案长春》,贺其嫁女。
陶冷月与星社之外的成员当然也有各种交往。
而在这种交往中,也经常会有摄影的介入。
据《年谱》记载,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日,时值盛夏,陶冷月至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战”说的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家中观赏昙花。
他当场速写与摄影双管齐下,记录“昙花一现”的难得景象。
此时,写生、摄影与社交这三者已是浑然一体。
三个月后,毅然奔赴国难的蒋百里将军病逝于广西。
更有趣的是,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在由中国画会发起的赏樱会上,画家钱化佛别出心裁,请《申报》摄影记者为陶冷月与美术史论家俞剑华、学者马公愚三人摄一合影。
钱化佛以陶、俞、马三姓为谐音,命名此照为“盗御马”照。
此时,陶冷月是作为被摄对象在画家们的社交中被“合影”了。
摄影,尤其是合影这一形式,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确认自我身份与相互关系的手段。
合影作为一种确认群体归属感的视觉形式,也为社会各方人士所广泛接受。
在各种群体活动后,合影作为一种仪式性的活动往往会作为“压轴戏”被要求“上演”,而且,拥有合影的活动似乎更能够证明此一活动的圆满举行。
而许多人还因为分属不同的“朋友圈”,因此会在不同圈子里展开交往。
而合影则成为相互间确认属于某个社会群体与阶层的身份的手段。
在陶冷月存留后人的众多合影照片中,就出现有同学、同事、知识分子以及家人等不同的圈子组合。
一九四九年后,陶冷月虽然努力进取,以图适应新的社会,但因不能卖画谋生,因此只能进入公家单位任教。
随着处境逐渐转恶,结伴出游并且以摄影助兴的事于他来说几乎绝迹。
一九五八年,陶冷月被所在单位五爱中学打成右派分子。
时任中学教师的他,工资从中教三级降为五级,月薪自一百零七元降至八十三元。
因家中尚有六个子女还在读书,因此他的收入不敷家中支出,无奈之中只得变卖家产以充抵日常开支。
在将家中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售尽后,连长年爱用的全套高级摄影器材也不得不悉数出售。
这些器材当中,包括他早年爱上摄影时购买的两架德国相机,以及三角架、曝光表、闪光灯等设备。
虽然生活境况如此不堪,老友间的相会仍然时有发生。
而合影这种方式仍然成为相互取暖、共同见证人生的特别方式。
一九六四年,可能是政治气氛稍为有了舒缓,星社老友二十二人在上海的老字号新雅酒家为周瘦鹃、郑逸梅与陶冷月三人贺七十岁生日,在聚餐后,他们一起合影留念。
顺便说一句,四年后的一九六八年,不堪凌辱与迫害的周瘦鹃在苏州自沉井底。
同年(1964年),陶冷月就学过的江苏两级师范学堂的本科第一届同学,又举行了一次聚会。
他们先在位于淮海中路襄阳南路口的襄阳公园里的茶室品茗,然后共赴位于陕西南路上的美心酒家聚餐。
聚餐结束后,大家又一同至淮海中路上的淮海照相馆合影。
十一年后,一九七五年,陶冷月与本科第一届同学再次聚餐并合影。
没有了照相机的陶冷月,只能以合影这种方式重温与享受与同学友朋的长年温情。
四、陶冷月的摄影美学贡献
陶冷月对于摄影的贡献,不仅与其作为画家的创作实践有着某种关系,同时也为丰富民国摄影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特别之处在于,他没有刻意要在摄影上有所作为,但却因为对于摄影的真诚爱好,不期而然地通过自己的摄影实践对于摄影作出了独特贡献。
1.风景摄影之于陶冷月陶冷月作为一个山水画家,出行时为各地风景所吸引,热心拍摄各地风景是理所当然之事。
但他的风景摄影所呈现出来的摄影趣味,却与当时摄影界所推崇的美学趣味迥然有别。
如前所述,在他活跃画坛兼好摄影的当时,以都市中产阶级人士(陶本人也属此阶层)为主体的摄影爱好者当中,“画意摄影”是主流现象。
其中尤以在上海的摄影家朗静山,以其创制的“集锦照相”而享有盛名。
可以这么说,朗静山发明以“六法”为创作圭臬、通过暗室中操控各种风景片断来“经营”风景,是对于摄影所具有的“逼真”性有所不满而有的“超越”之举。
而陶冷月虽然爱好拍摄风景,但其出发点正好与朗静山相反。
他并不害怕摄影因其媒介特性而可能在拍摄中照单全收各种不理想的现实(画面)这一事实。
他是通过拍摄现实,以摄影的“写真”力量来激活自己对于创作的激情,也激发自己的通过绘画来超越现实之不理想的创作激情。
陶冷月充分相信照相机镜头的观看,不思对于照片摄得的画面再作加工。
对于陶冷月来说,他既能够通过摄影的观看来真切地了解并记录山川形胜的自然特性,也能够通过自己的绘画来更好地构建、展示自己对于理想中的山水的想象,这两者于他是并行不悖的。
2.“摄影高士图”在陶冷月的绘画中,具中国传统绘画中的高士图意趣的画面可谓俯拾皆是。
但受限于绘画制式,他的高士图画面所传达的意趣与意境均与传统趣味高度符合。
反而在他的摄影实践中,得力于摄影这一新视觉表达样式所带来的可能性,他倒是创出了蕴含某种新价值观取向与美学意趣的、可称之为“摄影高士图”的新画面。
在外出拍摄所见时,陶冷月有时会考虑到以人物点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传统绘画美学对陶冷月的摄影美学趣味的影响。
在《虞山藏海寺前拂水桥》《虞山剑门望尚湖》《万松岭》等不少照片中,都有现代绅士模样的人物作为点景人物,或持杖安坐于山径小路边,或站于高处远眺。
这些照片的画面,虽然呈现的是拍摄当时的真实情境,但画面的意趣无法不令人联想到中国传统绘画中的“高士图”。
一九二八年春天,陶冷月与教育家邓胥功(只淳)同游常熟虞山,此行拍摄了不少照片。
其中既有他拍摄的单独的古桧照片,也有他与古桧合影的照片。
同年,他还依据自己拍摄的照片,绘制了《古桧图》(见《光风霁月―陶冷月画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在画中他写道:
“古桧。
戊辰春日,与邓只淳兄同游虞山,得见于藏海寺外东南隅。
翠荫婆娑,独立危崖,不经品题,并无盛名,其树中之巢、由耶?
抑英雄之未遇于时者耶?
爰为图之,以待知音。
冷月并记于小亦吾庐。
”显然,他将此树比作遗世独立的隐逸之士巢父、许由。
在他拍摄的《虞山藏海寺古桧柏》中,他以自身的西装革履形象与参天大树并列,呈现一种新旧之间的差异效果。
而在《虞山剑门望尚湖》的画面中,山头上站着两个人,他们的脚下远处是万顷碧波。
两人中,前面一人着西装戴礼帽,拄杖作远眺沉思状,在他身后之人则穿传统长衫。
细细审视,不难发现站在前面的人是陶冷月本人,且他在两人的相互关系上具主导性。
陶冷月通过“摄影高士图”的新形式,将自己这一现代人形象以摄影纳入与固定在画面中。
在《虞山藏海寺古桧柏》《虞山剑门望尚湖》等作品中,都有摄影者陶冷月自身形象在,因此也是画家陶冷月通过摄影“高士图”的方式来确认自我的自拍摄影尝试。
而另外一幅名为《南川金佛山》的照片,照相机从洞内深处向外取景,摄影者陶冷月以影调深重的框式构图来包围起被洞外光明剪出身影的人物形象。
此人身着西服,头戴帽子,挺胸昂首,策杖站立于岩石上,欣然面对洞外的云雾蒸腾。
这种强调空间纵深感与强烈的明暗对比的处理,强烈地展示了画面中人穿越黑暗后豁然开朗的心境。
所谓的“别有洞天”之意在此油然而生。
这一兼具乐观主义与坚定意志的人物形象,或许正是陶冷月为创“新中国画”而长期艰苦跋涉终见光明的自我写照。
3.陶冷月的上海风景除了拍摄山川胜景,现存陶冷月拍摄的照片还展现出他对于都市的观看兴趣。
虽然都市景象的照片在他拍摄的照片中所占比例极小,但这些照片至少证明,他尝试过以摄影的眼睛来面对、观看都市景象。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他拍摄过苏州的街头景象,除此之外,他也拍摄了一些上海的市街景象。
这些照片正好与他的风景照片构成了对极。
他以较低也较开阔的视角拍摄了闹市街头人力车与汽车并行的景况。
而在另外一幅照片中,他从较高的视点拍摄了现代百货公司“先施公司”门前人来人往的熙攘景象。
而将要冲出画面的电车,更给画面增添了强烈的现场感。
此外,他也大胆尝试拍摄都市夜景照片。
由于电灯的发明,现代生活中,夜晚如同白昼已非虚言。
在一张他拍摄的夜景照片中,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由电灯连缀而成的“大减价”三字分外鲜明,充分展示出现代都市商业的发达。
在当时,胶片的感光度并不高,拍摄夜景在技术上也是一种挑战。
而陶冷月却有兴趣尝试,说明他有通过摄影再现都市夜生活的兴趣。
他的这一夜晚拍摄尝试也让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创造“自然”的山水画家,陶冷月的摄影观看也并不排斥作为“文化”景象的都市夜晚。
4.摄影语言的高超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说,陶冷月要在摄影中表现“美”是不在话下的。
因为他所受的美术训练与绘画实践足以使他把握好画面,画面不“美”也难。
但是,如何掌握并凸显摄影所特有的媒介特性与表现力,于他却是新的挑战。
他拍摄的《常熟方塔》,就是将摄影之美演绎得炉火纯青的佳例。
在拍摄时,陶冷月把握好时机,将行走中的黑影的人物置于传统建筑的白墙映衬中,很好地平衡了影调的黑白关系,传统绘画中的“计白当黑”原则被他运用得淋漓尽致。
同时,他也以垂直方塔的静止反衬人物的水平移动,又以方塔的高大雄伟与相比之下显得弱小的人物形象来形成一种视觉上的强烈对比,使得画面结构张弛有致。
这张照片透彻地反映出陶冷月对于摄影所具有的独特表现方式的体悟非常之深。
陶冷月的绝大多数风景照片的拍摄视角相对周正平稳,但有时也会因为所处拍摄位置的关系而获得了视角较为极端、因而在视觉上别开生面的景象。
比如,一九三二年拍摄于川江边上的《泄滩纤夫》,就从俯视的角度,展现了船工们为使船行过浅滩而齐心协力的情景。
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要比当时居北京的摄影名家张印泉的拍摄于一九三五年的摄影史名作《力挽狂澜》更早。
这张照片呈现了陶冷月关注民生的现实感,同时也表明他的审美观中由摄影所体现出来的现代主义意识。
没有照相机在手,他的这种现代主义意识或许就无从展示。
5.陶冷月的摄影观在陶冷月晚年,他还曾应上海广告包装设计师、摄影家倪常明(1923―1983)之邀,于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中秋日为其摄影集题词。
题词如下:
“题倪常明黄山摄影集:
云气漫山山接天,天高吸息惊帝筵。
我来祝融峰头大呼来海若,海若闻之幻丘壑。
由来造化之妙妙神通,华岱黄山俱溟漠。
文成大块凌遥空,拔空朵朵青芙蓉。
芙蓉如面不可写,卓哉意象超鸿蒙。
余于癸酉季春尝登衡岳,观云海于祝融峰顶,白云浩荡,畅快心胸,曾作《云海图》题诗记之。
今观常明同志黄山摄影集,不仅技术高超,取景神妙,而云雾?
迦唬?
深得画意,叹观止矣。
爰录旧作俚句题之。
乙卯中秋,陶冷月时年八十有一。
”(手稿)
这首诗乃陶冷月昔年登衡山时所作,现被移用于为倪常明黄山摄影集的题词,也是现存他唯一有关摄影的文字。
的确,无论是作为画家还是作为摄影家,陶冷月都有权对于曾经在民国兴盛过一阵的“黄山影像”发言。
他本人早在一九二七年就拍摄过气势雄伟的黄山。
因此,他的这篇题词既是对于倪常明拍摄黄山的鼓励,也是拍摄过重峦叠嶂、云蒸霞蔚的黄山影像的陶冷月的有关“黄山影像”、风景摄影以至摄影的夫子自道。
我们现时暂时无从查找倪常明的黄山摄影,但除却陶冷月对于黄山(衡山)景象的诗意描绘,可以认为他对于倪常明的黄山摄影的基本评价可概括为:
“技术高超,取景神妙”,且最终达到“深得画意”的境界。
虽然此评价看似片言只语,但我们或许也可将此视为陶冷月对于自己的摄影实践的基本要求,而且是已经无奈放弃摄影之后回头对于自己的摄影实践的精练概括。
结语
与绝大多数摄影爱好者迷恋摄影器材的日新月异的更新而频频更换器材不同,陶冷月是一个只关注观看与记录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的摄影爱好者。
因此他不以器材更新为乐趣,而是只以观看为乐事。
在他身上,摄影这一爱好体现为一种精神性活动,而不是为物(摄影器材)所役的物质性活动。
从摄影史看,陶冷月的追求目标正好与当时开始出现的“反画意”的现代主义摄影美学观与努力方向不谋而合。
在他的摄影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摄影取向很明确,那就是让照片像照片而不是像画。
他的这些照片,放进当时中国摄影史的脉络中看,反而是丰富了现代主义这个面向上的创作实践。
这是陶冷月于摄影史的意外贡献。
陶冷月终其一生是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摄影上的成就只是业余水平。
罗兰?
巴尔特曾经如此评论业余摄影爱好者:
“业余爱好者通常被说成不成熟的艺术家:
一个不能―或不愿上升到专业水平的人。
但是,在摄影活动领域里却相反,达到专业顶峰的往往是业余爱好者:
离摄影真谛最近的,正是这种没有上升到专业水平的人。
”(罗兰?
巴尔特《明室:
摄影札记》,赵克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至于“摄影真谛”为何,巴尔特说得非常明白:
“摄影的真谛很简单,很平常,没有任何深奥的东西:
‘这个存在过。
’”(同上书)证之于陶冷月拍摄的照片,我们可以说,其实这些照片最终都是在向我们大声疾呼:
“这个存在过”,我,陶冷月,看见过。
目前没有记录发现陶冷月与民国当时颇为活跃的摄影社团有来往,也没有材料告诉我们他通过什么媒介、如何吸收摄影的知识与了解摄影的发展历程。
因此,作为一个爱好摄影的画家,陶冷月的摄影爱好不受既有摄影社团的美学规则与竞争原理所限,因此不存在他追随某种潮流或者曲意逢迎某种摄影美学趣味的情况。
他有着自己的志业,他的拍摄只是服从于自己作为一个现代文人画家对于山川形胜的观看与记忆保存的兴趣与要求。
因此,这样的不以摄影求“功名”的爱好,反而因其爱好的纯粹而可以做到“无求品自高”,最终还可在长期探索中形成自己的个人特色。
不受摄影功名(在他当时,或许就有种种摄影社团的比赛)的诱惑与比赛格式的干扰与束缚,陶冷月反而可以更自由地看,更明确地记录自己所要观看与所要记忆的,因此最终达到了“离摄影真谛最近的”高度。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摄影 真谛 最近
![提示](https://static.bdocx.com/images/bang_tan.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