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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传承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祖先所创造的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
她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
但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应该与时俱进,不能一成不变的传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始终拥有健康的传统文化。
可是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的传统文化。
燃放烟花爆竹的利:
1:
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风俗,燃放烟花爆竹可以增添喜庆气氛,增加年味。
;
2:
对于一些利益集团来说,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管理,有着相当大的利益空间。
燃放烟花爆竹的弊:
1:
燃放烟花爆竹,特别是针对于城市这种高密度居住空间来说,是绝对污染环境的;
2:
烟花爆竹的燃放,销售,保存,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严重的会危害到公共安全和人身安全。
10多年来,出于环境、安全等因素,中国共有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深圳、福州、南京、长沙、苏州等282个城市禁放烟花爆竹。
但是,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没有鞭炮的新年如同烧菜没放盐———寡淡乏味。
中国的酒桌文化:
为什么不喝酒就是不给面子?
在座的各位有觉得喝酒舒服越喝越想喝的吗?
可能有,但应该不多。
酒有悠久历史劝酒自古有之
在中国,酒的历史几乎与人的历史一样久远。
早在汉字成熟之前,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
很多典籍中都有关于酒和饮酒文化的记载,酒文化深入中国人的血脉深处,影响深远。
《诗经》中有20多处提到酒,酒被赋予了礼仪、社交、休闲等含义,体现了特定的宗法秩序以及人伦关系。
还有很多典籍专门讲酒,如西周的《酒诰》,西汉的《酒赋》《酒箴》,东晋的《酒诫》和初唐的《酒经》《酒谱》等等。
可见,酒很早就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与酒文化一样久远的是劝酒文化。
中国古代的餐饮担负着极为重要的社交功能,所以延宕的时间较长。
唐代的宴会一般从上午开始,一直持续到黄昏,算来不下七八个小时。
清朝时期,很多公家买单的宴会甚至持续三五天,这些既是社交活动,也是政治活动。
贯穿宴饮活动的,除了丝竹歌舞外,就是酒。
中国早期的劝酒风气源自各种持续时间很长的宴会。
一顿饭吃这么长时间,话题必然枯竭,干喝也无趣,于是便发明了各式各样的劝酒技巧。
严格地说,劝酒源于敬酒,而敬酒是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旧俗。
敬酒是有社会等级区分的,臣敬君,子敬父,弟敬兄,下级敬上级,晚辈敬长辈等。
敬酒首先是下对上的互动,相对没有强制性。
但,上对下的互动,可称作回敬,也可以是主动敬,就有了极大的强制性。
最早的劝酒多来自上对下的敬酒。
尤其是从家过度到国,这种伦理慢慢变成了政治强制力。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政治语境下的强制性劝酒案例,有些妙趣横生,但也有很多案例异常残忍,让人毛骨悚然。
打杀胁迫劝酒的极端
三国魏晋时期,中国喝酒风气很盛,而劝酒风气更盛。
《三国演义》里的张飞就是十足的酒鬼。
自己喜欢喝酒,更喜欢劝酒。
每次召集军官喝酒,都要大家一口闷。
谁不喝,就打谁一百军棍。
下属曹豹不会喝酒,张飞大怒,要打他一百军棍。
众人求情,张飞才抽他五十鞭子了事。
相对于张飞,刘表算是比较温柔的,曹丕在《典论》里记载,刘表大宴宾客时,身边放一根长木棍,木棍的顶端安放一枚长针。
如果哪位宾客喝多了,爬到桌底下睡觉,他就拿针扎人家屁股,扎醒后命其继续喝。
如果说张飞、刘表的劝酒更多属于个人行为,而曹操、孙权等人的劝酒就有了很强的政治含义。
据《三国志》记载,张绣投降曹操后,曹操很高兴,开宴会请大家喝酒。
曹操在前面敬酒,典韦拿着大斧子紧随其后。
曹操向谁敬酒,典韦就拿着斧子向谁行礼。
那架势的潜台词是:
“你喝不喝?
不喝爷爷砍了你”。
相比曹操,孙权也没好哪儿去。
在一次宴会上,孙权逼大家喝酒。
虞翻假装喝醉,倒在地上,当孙权要离席的时候,他爬起来就要溜。
孙权大怒,拔剑就砍。
要不是身边人拉住,虞翻的脑袋就落地了。
曹操向谁敬酒,典韦就拿着斧子向谁行礼。
那架势的潜台词是:
“你喝不喝?
不喝爷爷砍了你”。
图片来自网络。
中国历史上逼酒最绝的算是西晋的石崇。
据《世说新语》记载,石崇经常宴请达官贵人,并且喜欢劝酒、逼酒。
他的绝招是,让家里养的美女给客人敬酒、劝酒。
如果哪位客人没喝干美女敬的酒,他就吆喝家丁,把美女的人头割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客人碍于人命关天,不得不多喝,直到酩酊大醉。
后来在东晋担任大将军的王敦偏不信这个邪,无论美女怎么劝酒就是一滴也不喝。
石崇毫不犹豫地连续杀了三个美女,以逼迫王敦喝酒。
酒是政治液体本就是政治统治的道具
酒为政治而生自古为官方把控
上文提到的极端劝酒案例多发生在政治语境下。
因为从被发明那一刻起,酒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政治液体”。
酒具有让人亢奋的性质,在远古时代属于奢侈品,用于祭祀、庆典、战争等隆重场合。
古时候,酒被誉为通神之物,属于“圣液”,与国家大事紧密相连。
作为超自然的之物,酒一开始是给祖先、神仙享用的。
周公颁布的《酒诰》明确指出,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们饮用,而是为了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严厉禁止酒会、宴饮,违令者处死。
中国的礼仪很多源于祭祀,而酒一直是祭祀中最为重要的道具之一。
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很多礼仪就是来自酒文化。
《周礼》中,对祭祀用酒有严格规定,用“五齐”、“三酒”共八种酒。
在原始社会,主持祭祀活动的人多为巫师,权力很大。
后来演化出了“祭酒”等官职。
最早有关饮酒的礼仪与规定是出自帝王家,有着极强的政治含义。
酒一开始就被统治阶层把控,慢慢演化出一系列的礼仪,以便让统治更为庄严和牢固。
所以,酒的生产也是受官方把控的。
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惯例是,高度垄断酒类的生产、销售、拥有、使用等。
每个朝代都有管理酒类的机构,被称为“酒政”。
周有酒正、汉有酒丞、齐有酒吏、梁有酒库丞、隋唐宋有良酿署。
未经官方允许,私自酿造、贩卖酒类会受到严厉处罚。
直到现在,中国还有一个叫做“酒类专卖局”的行政管理机构。
这就是为什么当代中国会有“国酒”、“国宴用酒”等专称。
茅台之所以被赋予了如此高的政治含义,与中国历代政府对酒类的管理与控制传统有关。
政治统治的道具并非大众饮食文化
现代人谈到的酒文化更多是饮食文化中的酒文化。
其实,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酒文化与饮食文化并没有关系。
早期酒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与祭祀、庆典等礼仪结合紧密,是属于皇家与当权者的上层文化。
酒的稀缺性与神秘性,为各种仪式做点缀,用庄严与宏达的场面诠释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在集权的君主政体下,权力高度集中,得到权力的一方极为恐惧失去权力,于是便编制了各种礼仪,举办各种活动,以便维护自己地位的正统与神圣。
早期酒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与祭祀、庆典等礼仪结合紧密,是属于皇家与当权者的上层文化。
图片来自网络。
由于国家政权对酒的高度垄断,所以早期的饮酒也被列入政治活动的内容之一,并非现在意义上的饮食文化。
酒是奢侈品,是稀缺资源,唯有皇室与贵族才可以享有。
而皇室与贵族的宴饮行为多披着政治的外衣。
酒的这个性质决定了它不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消费品,所以酒文化一开始就与政治相融合。
饮酒礼仪的庄严,形式的高雅,场面的庄重,都成了政治的道具。
从后期演化出来的酒器可以看出,形状大小无不象征着权威。
酒文化的扩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随着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发展,慢慢自上而下渗透。
统治集团形成的政治性酒文化慢慢向社会各阶层蔓延,影响深远。
从最初的政治统治道具,到普通大众的消费品,酒与酒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深入到中国人心中。
可以说,当代的酒文化是古代政治文化演化过来的,有着政治强制性的阴影。
这是中国酒文化与其他国家酒文化最根本的区别。
宗法与权力高度异化的人际情感
从家到国家庭伦理不过是政治的预演
上文指出,酒文化源于政治文化,是传统社会政治统治的道具,后来下移到社会普通大众生活中。
这个过程极为漫长,但也影响深刻,最终高度异化了中国人的人际情感。
在中国,除了皇家法律系统外,社会与家庭的伦理和礼仪也具有高度的强制性。
宗法社会下,每个人在家中、社会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以等级来区分,社会上并没有平等的大多数。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数是不对等的,所有不对等的关系之间一旦互动,就会产生强制性。
家庭伦理、社会伦理都是这样。
所谓“国家”不过是“家”向“国”的延伸,“家”是“国”的迷你版。
两者不过是换了身衣服,内核还是一样的。
国家讲究的秩序与原则,反映在家庭里,就是家庭伦理与礼仪秩序。
普通百姓的酒桌文化不过是宫廷、贵族酒桌文化在老百姓身上的体现罢了。
酒文化带来的规则与礼仪,折射了尘世间的游戏规则,为整个社会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撑”。
传统社会的酒文化与人的身份、地位、权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始终闪烁着强制与被强制的关系。
席位的秩序,器皿的多寡,摆设的位置,与当事人在社会上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完全吻合。
家庭酒桌上森严的等级,以及严格的长幼尊卑,最直观地反映出当事人的血统、地位、权力。
其中隐含着当事人对食物占有的顺序、数量、权力的多寡等。
在家庭中坐错位置,是极为严重的失礼行为。
很多人在步入社会之前,要通过家庭环境反复演练,直到完全明了其中的规则,以便进入社会后,都能够对号入座。
这些都是潜在的规则,所有人都遵守,但全都心照不宣。
家庭酒桌上森严的等级,以及严格的长幼尊卑,最直观地反映出当事人的血统、地位、权力。
图片来自网络。
政治潜规则蔓延到社会各角落
家庭规则与社会规则合流,上升到政治高度,就是政治潜规则。
这种潜规则告诉我们,人要时刻守规矩,找准自己的位置,不可乱说话,不可乱做事,不可乱动,不可乱想。
人在踏进社会之前,已经被这套思想完全禁锢了。
“规矩”与“礼仪”的背后是不平等,是专制权威,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所以,在喝酒的过程中,如果有权力、地位不对等的关系,就会有强制性的劝酒或逼酒。
对位高的人来说,这是彰显权力的机会,对位置低的人来说,不喝就是不懂规矩。
你不尊重别人的位置与权威,也就相当于不给别人面子。
在中国,面子是典型的权力产物。
这种权力可以是政治权力,也可以是隐形的权力,比如年龄、职位、身份等。
所有不对等的关系,都会产生面子。
所有不对等的敬酒、劝酒、逼酒都是潜在的权力在起作用。
所以你不喝就是不给人家面子,不尊重别人的权力与地位。
这种观念深入社会所有的阶层,内化为中国人的文化性格。
即便是国际化的今天,这种文化性格也依然在中国血脉深处,时刻发挥着巨大的威力。
面子的权力属性在政治潜规则中尤为明显。
宋仁宗年间,王安石与司马光同在包拯手下当差。
有一天,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拯很高兴,请同僚们喝酒。
王安石与司马光坐在一块,但二人平日里都不喜欢喝酒。
因为顶头上司包拯劝酒,所以司马光硬着头皮喝了几杯。
当包拯给王安石敬酒时,无论他怎么劝,怎么说,王安石就是不喝。
这事把包拯弄得极为尴尬,当场下不了台。
包拯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王安石作为下属,竟然公然违抗自己。
这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但王安石却违法了大家普遍遵守的政治潜规则。
劝酒文化是糟粕解决应从体制着手
劝酒文化毒害社会风气
在当代中国,劝酒文化并没有随着中国的国际化而有所收敛,反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上升而越来越严重。
越是靠近政治权力的地方,这种风气越严重,反而是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这种风气相对弱一些。
如,河南、西安等传统政治中心,以及北京及其周边的东北、山东、河北等省市地区,劝酒、逼酒的风气极为盛行,因为逼酒构成刑事犯罪的不胜枚举;江浙岭南一带,劝酒风气相对弱很多。
与古时候一样,现在的敬酒、劝酒也都是具有强制性的行为,多发生在官场、商场。
酒桌上的劝酒、敬酒、罚酒把人际关系搞得极为复杂,处处险象环生。
为了混迹这些酒场,中国人练就了虚伪、阴险、狡诈的应对手段,做出了很多极为庸俗的行为。
很多人牺牲自己的健康,以获得别人的肯定与认可。
原本简单的人际交往,因为特殊的酒文化搞得复杂难测。
现在意义上的敬酒与罚酒,政治强制性弱了,但却内化为中国人的价值、习俗与习惯。
敬酒成了对他人的尊重,不接受就是瞧不起人。
如果不回敬更是没有教养的表现。
既然成了习俗,人们也就习惯了,习惯了就成为社会规则。
很多人即便是不能喝,碍于所谓的习俗、习惯,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
整个社会风气因为这种敬酒、劝酒的习俗,搞得乌烟瘴气。
是经济政治行为应从规范上梁开始
即便是当代中国,酒与酿酒产业依然是政府把控的产业。
当代酒文化有着政治的烙印。
改革开放之前,酒还是奢侈品,要凭粮票领取。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酒才慢慢进入平常百姓的生活中,成为普通的消费品。
由于需求旺盛,中国酿酒业发展迅速,现已成为世界头号产酒大国。
很多地方将酿酒当场支柱产业,如中国最为贫穷的西南地区占据中国白酒市场三分之二的份额。
从世界范围看,文明程度相对高的国家,酒的市场占有率则相对低,所以中国的酒产业折射的是中国现代文明的落后。
敬酒成了对他人的尊重,不接受就是瞧不起人。
图片来自网络。
酒的消费与酿造一样,也有政治烙印。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饮酒风气,是从体制内蔓延出来的。
体制内出于政治活动的考虑,有特供酒。
酒一直在“三公”消费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体制内的喝酒、劝酒、逼酒与古代没有区别,是强制性的行为。
再者,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业行为与政治有着难解的关系。
当代的酒文化更多是从官场到商场,再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一路蔓延下来。
当代劝酒文化是传统社会酒文化的变体,是强制性的政治行为内化到普通大众心中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
这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或曰一种政治。
只要酒的“政治液体”身份还在,酒桌的“权力场”还未消除,敬酒劝酒的习俗也会一直持续下去。
中国的红包文化,
该给谁红包?
红包里要包多少钱?
收了人家的红包怎么还?
每到春节,对一部分人群来讲,上述问题成为压在心头的“三座大山”。
“我去年春节后一共买了5扎共50个红包,到现在只剩下4个了。
”昨日,家住武昌工程营社区的白领陈小姐向记者感叹,过去一年用掉了46个红包,想来有些恐怖。
(2月15日《长江日报》)
因为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或者收入较高,走到哪里都有人领着小孩儿来拜年,所谓的拜年恐怕要打个问号――到底是拜年,还是心里想讨个红包?
因为没有经济势力派发红包,过年不回家,加入“恐归族”,红包在有意无意的绑架人们的生活。
碍于“面子”,一次聚会发红包花了7700元,一年用掉46个红包,一年的收入也用去了一大截,对普通工薪族而言,这是个沉重的负担。
因为派发的红包金额不一样导致亲戚猜疑,引发家庭矛盾,“红包文化”已经彻底走样。
客观而善意的看,农村人拉着孩子拜年变相讨红包,或许有这样那样的原因。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村经济落后,农民收入不高,孩子生活艰难。
这些可以通过平时媒体的报道可以略约知道一二。
比如,农村孩子上学没有午餐;冬天,农村孩子衣着非常单薄;农村孩子因为家庭经济拮据或家中有人生大病而辍学;等等,诸如此类,十之八九希望“体面”的亲戚给孩子派个红包,让孩子高兴高兴,甚至借机解决燃眉之急,是情有可原的事。
但不论贫穷与富裕,也不论门庭是否对等,不论是谁,不论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倘若把红包金额大小记在心里,相互攀比,或者把收获红包当成另一种生财之道,客人派的红包金额高就高兴,派的红包金额小就闹意见,并以此衡量自己在亲戚心目中的地位,以此打量自己与亲戚的亲疏冷热关系,这种心态是值得反思的。
红包的本意是对孩子表示把祝福,希望红包给孩子带来好运,而不是生财之道,也不是衡量关系的介质,怎能对客人派发红包斤斤计较呢?
但现实却是这样的。
这不仅仅因为“面子”,还因为“里子”――在追求物质的时代,人们越来越注重金钱和物质利益,衡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物化,因此可以说,红包走样缘于受到过于实现主义的“物化文化”冲击,导致精神和文化的迷失,一心向“钱”看了。
看看韩国的红包文化,我们应该感到汗颜。
韩联社一项调查发现,韩国国民认为,给小学生的压岁钱,有55%的职员回答1万韩元(57元人民币)最合适。
显然,50元人民币左右的红包才真正凸显文化意义,才算文化符号,否则就是变异。
当然,中国的红包金额不断攀升,普通人感觉压力山大,与少数富人推波助澜不无关系。
其实富人帮助他人不应该坏了红包规则,玷污红包文化。
这只因有的富人太俗,当下该反思了。
中国的生养与孝顺观。
就是谈养儿防老那段,可能会有很多人不理解丁元英,比如他的母亲,大哥,因为在中国的传统观念看来,养儿防老,天经地义,但是,丁元英却说,如果说养儿防老就别说母爱多伟大了。
那是交换,……父母就是你的天然债权人……,我很赞同丁元英的话,金刚经开始讲的布施,母亲对儿子的付出也可以算是布施啊,只不过大多数的父母没有这个觉悟,认为养儿就是为了防老,如果父母都不去想养儿与防老的因果关系,儿子孝敬父母也不会有报恩的负担,父母就不再是你的债权人,金刚经说:
应无所住,行于布施。
要不住于相,布施就是布施,施者应该抱持无施的心态,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受者也空,施事也空,但是中国人受传统观念影响太深,以至于丁元英成了不孝子,他若不孝,他会把六美金都给他妹妹拿去留着父母生病时用吗,其实他才是真正的孝子。
我只知道他是我的爹,他还是谁的爹我不知道
我不是和大哥置气,是好好说的,
大哥现在说的是谈钱的事
如果我知道咱爹不仅是我爹,也是你们的爹
那就一定会想到分摊责任,否则心理就会不平衡
只要你是个人就会这么想
我和大哥都在外面
如果秋红再给父亲端茶倒水的时候也这么想
他也是你们的爹,那这碗水就端不下去了
结果就是咱爹喝不上水了
大哥说秋红照顾父母,那么遗产都是她的
那没有遗产的父母就该扔墙头上了
讲责任本来就已经错了
说孝顺再加个美德就更错了
那应该是血缘关系的本来,本该如此
孝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是美德
是非得把所有的干净地儿都弄脏了才踏实的东西
原则上说,父亲的医疗费和可能的长期医护,可能后事所发生的费用,都有我来负担,为什么原则上说呢,因为他也是你们的爹,这里面有一个感情表达的问题
如果大哥觉得秋红这两年照顾老人挺辛苦想放几个钱表达一下心情也可以
没钱的子女多了,办到哪里是哪里,尽心尽力是标准,办到什么程度不是标准
爸还在病危阶段,眼前先抢救生命,爸的左手还有反应,现在还不能确定是病危的无意识,还是植物人的无意识,不到确定是植物人的最后一刻,决不能放弃,如果过了病危阶段确认是植物人了,那就停止交费,我就把氧气管子拔了
注意,我下面说的话只针对我自己
如果我孝顺的口碑是以我父亲的痛苦和尊严为条件的话
我就真不知道我是个什么东西了
妈如果你养儿就是为了防老
那就别说母爱有多伟大了你养来养去还是为了自己,那是交换,等不等价还两说着呢
碰到我这么个不孝顺的您就算赔了
对于父母我很惭愧,也很内疚
我不适应家长里短的生活
父母也适应不了我那种生活这很矛盾
所以我一直很感激秋红和谢辉
是他们一直在照顾着老人
有很多父母,尤其是农村的父母,生养孩子的想法养儿防老,即使现在有养老保险,但是老了还的需要一个端茶倒水的人吧,一旦孩子成人了,有想法设法为子女铺好一切道路,再也不让子女重蹈自己的覆辙,一旦子女过得没有别人好,自己又会深深的愧疚。
子女孝顺父母,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都怀有深深的愧疚,因为迫于生活的无奈,常年在外,觉得对父母关心、照顾不够。
我们这个民族总是弯着腰,因为我们生来就欠了一身的债。
父母病了有兄弟姐妹的就想着怎么摊钱,可是从来没有人想想,这是我的父母,也是我兄弟姐妹的父母,这个钱应该我来出。
但是以上四点四个传统文化属于我们最常见的传统文化,再多比如教育文化
我们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是否可以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以自然为基础,尊重客观规律。
现在人口众多,鞭炮也多了,已经超出环境的承受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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