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小说的对抗现象的诠释与思考.docx
- 文档编号:26750371
- 上传时间:2023-06-22
- 格式:DOCX
- 页数:8
- 大小:24.91KB
迟子建小说的对抗现象的诠释与思考.docx
《迟子建小说的对抗现象的诠释与思考.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迟子建小说的对抗现象的诠释与思考.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迟子建小说的对抗现象的诠释与思考
迟子建小说的对抗现象的诠释与思考
以描写温情著称的迟子建笔下,人的对抗情绪却随处可见。
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擅长描写故园父老的大爱、大美以温暖人心的迟子健之笔下,人的对抗情绪竟是随处可见。
终究是什么原因导致迟子建于她的小说中以温情包裹对抗?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因为它涉及许多深层的文化因素。
然而,当我们翻检迟子建小说,对抗情绪扑面而来,使得我们再也不能对此回而避之了。
研究迟子建小说,思索这位女作家的文学理想,我们不得不全面思考这个问题所代表的哲学意义。
本文以迟子建中短篇小说为例,拟从其所描写的对抗现象之类型及其发展,于对抗情绪中显示对压抑人性的社会文明的批判和对人的诗意地栖居之生命境界的追求等方面对此作出剖析。
一、对抗之类型及其发展
一是决裂性对抗,以《雾月牛栏》、《岸上的美奴》等为例。
《雾月牛栏》充满着人生的况味,以人生文学的悲悯同情意义,得到盛誉。
在小说中,为了凸显故土乡亲们趋美向善的情怀,作家有意淡化人性的丑恶,隐去人性的龌龊,甚至把致人于灾难性生存处境中的冷峻事实――一个悲剧的真相,也要以爱和美的光芒覆盖。
但这个事实却无法被掩饰,在小说中,最能引人深思的,就是由这一悲剧真相所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决裂性对抗。
在一个雾月里,继父与自己的女人尽情欢娱的隐私被继子宝坠所偷窥,继父一气之下向继子挥出了一拳。
这一拳,把聪明伶俐的宝坠打成了弱智儿;也就这一拳,让宝坠与继父乃至所有的人的关系出现永不和解的迹象:
宝坠从此坚持住牛屋,要和牛住。
对此,继父悔恨难当,他想尽办法来弥补自己的过失,但直到他为赎罪而死,宝坠也并不原谅他。
而且,宝坠的这种对抗情绪并没有因继父的离世而烟消云散,反而是漫延开来,成了他对所有人的一种抵触与疏离。
宝坠是失忆了,成了一个畸异人物,但他对人生的矛盾并没有采取一种逃避超脱态度①,在他没有解决人生矛盾的能力与意愿时,他以一种本能的方式――一个孩童的任性作最温和的对抗:
誓不与人亲近,尤其是曾经伤害过他的成年人。
我们可以在他回忆时的痛苦与无助中,在他对生活发出的嬉笑所暗含的嘲讽中,看到这个傻子内心的独立与坚持,对抗不可消除。
失忆,令他无法触摸悲剧的真相,但这也只能妨碍他的精神成长,不能阻止他的对抗。
不能愈合的创伤已把宝坠放逐出了人的世界,他只能与牛共处,与牛为亲。
这是作家写得最生动、最彻底的一次对抗。
《岸上的美奴》中写美奴与母亲的对抗令人惊悚。
只因为发了疯的母亲喜欢与语文老师白石文交往,招致了乡里人们的种种非议,令美奴深感痛苦和耻辱,增加她生存的艰辛,于是在一个夜晚,她将无辜的母亲推入了江中。
在杀母亲前,美奴已陷入了极度的孤独与痛苦之中,她想:
谁最该死,谁最迫切需要死,结果她的意识烘托出一个人,令人毛骨悚然,自己惊出一身冷汗。
这心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陷入了困境的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前的心理是一样的,痛苦、无助,也极端、血腥。
其他的如《秧歌》中美丽的女艺人小梳妆在真爱不可得时,她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红颜老去的生命;拉黄包车的李老头,为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而自杀。
《鸭如花》中的钟如雷,当他诗意的生活理想得不到时代的理解时,他也以自杀的方式表示他与时代生活的决裂。
二是克制性与妥协性的对抗,以《白银那》、《逆行精灵》等为例。
在《白银那》中,百年不遇的大鱼汛令全村人兴奋而忙碌,可在丰收后,当家家都需要大量的盐以防止鱼腐烂时,小村里马家开的唯一一家杂食店却盐价暴涨。
乡长劝说,村民愤怒,马家儿子绝食抗争。
对此,操控盐价的马家夫妇也痛苦,但为了报复村民昔日的见死不救消除没有钱的痛苦,他们没有作出让步。
乡长的妻子卡佳为了护鱼只身上山取冰结果命丧熊掌之下,她的死使白银那的村民与马家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一场恶战即将开始。
虽然,在卡佳的葬礼上,马家夫妇不由得号啕大哭,其哭中有着深深的悔恨之意,但村民尤其是卡佳的儿子并没有放弃复仇的念头,这时乡长王得贵陡然站了起来。
他说的那番朴素之至、感人至深的话化解了危机:
卡佳最不喜欢在别人认错后还怪罪人家,我也是一样;他还针对儿子说,尤其是你,你妈妈向来是与人为善的。
善良与宽容使得王得贵忍着丧妻之痛,坚强带着包括马家夫妇在内的白银那村民,从一场严重的人性危机中胜利走出。
《逆行精灵》中的黑脸人,满怀着对哥哥的仇恨,气势汹汹地乘车进城杀兄。
可路上的滞留使他有了思索的时间,当他正在仇恨、亲情与道义之间徘徊时,同行客车里的人尤其是那位安详的孕妇身上所呈现的人性美,使他杀人报仇的意志消退。
当夜晚在旅途中的小站里聆听到充满人间至爱的音乐时,心灰意冷的他又有了重新生活的渴望,于是从不流泪的他竟悄然落泪了。
其他的如《青草如歌的正午》中陈生与镇政府的对抗,《清水洗尘》中天灶与奶奶等人的对抗等,亦属此类。
诸如此类的对抗,都是能控制得住的对抗,它总会在某种善或爱的情感的浸染下,由刻意的冲动变得理性和克制,结果是对抗情绪消退,人与人之间出现新的和解并走向和谐。
三是逃离式对抗,以《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鬼魅丹青》等为例。
相对于前两种对抗而言,这是一种最为消极的对抗,是应该对抗的主体自动放弃了直接对抗的权利,他们把对他人与社会的仇恨用生活假象屏蔽起来,选择在无法言说的痛苦中参悟人生或走向自虐乃至死亡。
如《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我、陈绍纯和蒋百嫂的对抗。
我的魔术师丈夫被郊区的菜农撞死了,我悲痛欲绝。
但我却没有追究这个凶手的责任,反而是冷静地听他诉说自己的悔恨,并对他寄予深深的同情。
本来应有的对抗情绪,只化作了对菜农的丝丝怨恨和觉得分外委屈,然后就只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
为了排遣内心的痛楚,我想逃离此地,去三山湖旅游,去搜集民歌和鬼故事。
酷爱民歌的中学教师陈绍纯在文革期间因朋友揭发蒙冤受批,被打折了腿和肋骨,他们还把他整理的民歌撕成碎屑,勒令他吃下去,他像一头忍辱负重的牛一样,把那些纸屑当草料一样嚼掉。
此后,他再也记不得那些民歌的歌词了,但唱民歌却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
这种只有旋律没有歌词的歌唱,成了他对抗那个荒谬社会的最强音,唱民歌可以宣泄他的不满和痛苦,唱民歌成了他逃离苦难记忆的唯一方式。
没有经历苦难的人是不喜欢听他的歌的。
家人不允许他在家唱,他的画店周围的人都怕听他唱歌。
但我和蒋百嫂却喜欢听他唱歌。
我不辞劳苦找寻和乞求他为我唱民歌,那歌声让我觉得自己沾染一身雪花的清芬之气,所以,我听了还想听。
陈绍纯说,在乌塘,最喜欢听他歌的就是蒋百嫂。
蒋百失踪后,蒋百嫂特别爱听他的歌声。
她从不进店里听,而是像狗一样蹲伏在画店外,贴着门缝听。
她来听歌,都是在晚上酒醉之后。
有两回他夜晚唱完了推门,想出去看看月亮,结果发现蒋百嫂依偎在水泥台阶前流泪。
这凄惨的歌声在小说里成为逃离对抗者泣血灵魂的短暂栖息之所。
蒋百嫂深爱丈夫,却选择了一种残忍可怕的方式作为丈夫的最后归宿。
在一次矿难事故中,蒋百成为第十个被找到的矿难者。
按规定矿难死人数超过十人必须上报。
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矿上领导与蒋百嫂达成了某种秘密协议。
自此,蒋百在乌塘神秘失踪了,不能入土为安的他只能被装入冰柜永锁在家中一间小屋里,从此蒋百嫂的生活也堕入了地狱,她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下,在充满肉欲片刻欢娱和自我践踏中,逃离她需要对抗的现实:
对抗强权政治,对抗貌似强大的王书记。
又如《鬼魅丹青》(2009年4月发表于《收获》)中卓霞、齐向荣、蔡雪风等人的对抗。
卓霞恨刘良阖时,只是把房门的钥匙给换了,以隔离的方式表示她要逃离的决心,以逃离的方式表达她的拒绝和反抗的姿态。
齐向荣对丈夫刘良阖的出轨行为表示愤怒,但她并不敢与丈夫公开决裂,也不敢公开报复她的情敌卓霞,而是躲在自己的卧室里披头散发地大喊大叫,画鬼斩鬼,故意制造那个地狱来威慑丈夫。
蔡雪风的对抗最为可怜:
她爱丈夫,但不能与丈夫相厮守,眼睁睁地看着丈夫与别人偷情、生孩子;她喜欢孩子,却不能生育孩子;她是为别人而活。
她在极度压抑的状况下逃离真实生活,回避到一种凄惨的幻想之中,与假想的丈夫和孩子诉说情怀。
以上三种类型的对抗现象基本上是循着对抗程度由深而浅,由重而轻的思路不断发展的。
这显示了作家温情地抒写人生的创作理念在不断地加强,唯温情,成了她心中最有价值的情感类型。
这为我们剖析其抒写对抗原因提供了方便途径。
二、抒写对抗原因之探讨
其实,对抗情绪是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只要生命存在,世界就会充满意志的冲动和碰撞。
但迟子建笔下的对抗现象与别处的对抗现象不一样。
她笔下的对抗不是剑拔弩张的,而是充满温情和伤怀之美的。
她让我们看到的对抗悲剧,是人生琐碎的纠葛,是平凡现象中的动静,这悲剧通常不喊叫,不呻吟,只是沉默,在沉默中对抗着。
在这些平静的叙事与淡淡的哀愁中,我们看到有一个悲悯的微笑的影子在;在悲悯的微笑中,我们看到了生命存在的严峻与荒诞,看到了人类存在之悲悯的无法回避。
如果我们以生态美学的观点去审视,会发现作家如此抒写对抗的真正原因所在。
生态美学是20世纪后半期哲学领域进一步由机械论向存在论演进发展的表现,它实际上是一种在新时代经济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关人类的崭新的存在观,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是一种新时代的理想的审美的人生,一种绿色的人生。
而其深刻内涵却是包含着新的时代内容的人文精神,是对人类当下非美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改变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更是对人类永久发展、世代美好生存的深切关怀,也是对人类得以美好生存的自然家园与精神家园的一种重建。
{2}迟子建小说正是从时代和谐思想和人文思想的制高点出发,在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动态和谐的生态审美境界中,展示出新文学生态生命审美系统,通过描写温情而伤怀的对抗现象的产生与消除,期盼能达到人的内外关系的谐和,以此来把握住这个系统独特的生态、生命核心及其多样化特征,再从视界融合的关系本体中,以其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为生态生命的凝聚体,从发展中把握文学有机整体的动态和谐的生态审美生命。
对迟子建来说,这种设想已成为一个随即可以运用操作的史论架构,作为诗性构想,作为一种追求,这反映到她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上,最重要的就是注重人的人性、诗性,即从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人个体的丰富复杂性上呈现出适者生存,美者存的生态审美理念来。
何为适者生存,美者存?
由迟子建小说对对抗现象抒写的状况来看,只有不受社会理性所约束的儿童是适者,是美者。
因为只有他们在作出决裂性对抗后,能好好地活下来。
如宝坠,如美奴。
这首先是从一个反讽的角度,以受社会文明教化了的成年人在决裂性对抗中的毁灭性收场或在其他类型对抗中的艰难与不幸,对压抑人性的社会文明作出批判。
《雾月牛栏》中继父的过失及其死亡,始作俑者便是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父权意识。
对宝坠,他本是第一次见到这孩子时就喜欢上了他,但当继子偷窥了他的隐私并发出谑笑般的询问时,为了维护作为父亲的尊严,他举起了拳头。
继父生活在一个闭塞得只有原始气息的山村里,他应该不懂得什么是父权意识,但因为生长在传统父权文化积淀浓厚的环境里,长期的熏陶感染、潜移默化,已使他具有了体现父权意识的思想和行动。
继父临死时来到牛栏前,认为牛栏是造成悲剧的罪魁祸首,想用生命的余力砍掉牛栏以泄愤,但牛栏何罪之有?
真正有罪的是他潜意识中丑陋的父权意识,是这种意识策动了暴力,摧毁了一个孩子的健康,也让他这个成人在不可补偿、永难救赎的凄惨境况中快速走向死亡。
所以,在面对这样的悲剧,面对这样总是以丑陋的形式咄咄逼人地出现的人性灾难时,我们感受到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恐惧或者震惊,而是应当重新认识社会历史对弱势群体深重的负债。
《鸭如花》中钟如雷的死,揭示了文革极左思潮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戕害,他的痛苦和死亡,重复了中国社会一个古老的悲剧:
父母之命的老式婚姻对风花雪月的纯粹爱情的扼杀。
《白银那》是以一场人性危机的描写直逼人性的龌龊之处,表现出扶危济困、邻里互助的传统美德同市场经济下的商业原则的尖锐矛盾,并喻示着艰难的心灵超越。
《鬼魅丹青》中以蔡雪风等人的悲剧,批判了伪善之丑陋人性对真、善、美的摧残。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陈绍纯、蒋百嫂的悲剧,皆为所谓政治文明中的强权或霸权主义以及拜物教对人性的摧残。
有学者说,人类只要是社会性的,就存在着权力与人性的异化问题,这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只具有引人进行深入思考的魅力。
{3}迟子建小说所描写的对抗现象中涉及的社会性问题也富有这种魅力。
因为这些作品是一盏盏智慧明灯,它们那不灭光芒能映照出我们的失误和伤痛,能激起切实的救治行为。
作家正期待着这切实的救治行为能改变人类当下非美的生存状态。
其次,抒写对抗是为了彰显人对诗意地栖居之生命境界的追求。
温情的迟子建可称得上是一个博大的诗人,她能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4}。
所以,在面对那些对抗着的不幸的生灵,她几乎是含着热泪,要为本性无辜的人们寻找一条走出困境的路。
于是,我们发现,在批判压抑人性的社会文明的同时,作家把自己的笔触转向描写诗意的儿童与田园生活。
在《雾月牛栏》中,小说开端突如其来,从事实中腰剖白,已变成傻子的宝坠栖息在暗夜的牛栏。
对常人来说,这是何等的孤独、凄清和痛苦。
但正当我们这些常人流泪哀叹人生之大不幸时,却又惊喜地发现宝坠的牛栏生活充满诗意。
他可以感受到牛的问候与善意;他可以欣赏到梅花朵朵清幽,能在牛的啃草声中感觉草的柔韧性和纯度之好;还能很有诗意地做出伸手抓雾的动作;他可以自由自在,永远率真、任性。
《岸上的美奴》中的美奴,是一个向往诗性生活,富有人性的孩子,她总爱到岸上去看江水、看渔船、看鱼,总想往天边的霞光中添些文字,听到老师胃里发出咕噜声就为其提供治疗方策和药物又巧妙地隐蔽了自己,她还对食言者、告密者表示轻蔑。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有人能理解她独自承受来自同学、邻居的哄笑、造谣、辱骂的痛苦,能给她温暖、爱意和必要的帮助,这个心地善良、懂得感情的孩子会有一种怎样的诗性生活!
《鸭如花》中那些如花似玉的鸭子和徐五婆相依为命的情景,杀父的逃犯被枪决后其坟头上那很有诗意的一幕;《白银那》中那位咏叹酒和女人的乡长的诗意遐想;《青草如歌的正午》中陈生那一句你看人家活的所流露出对温情、诗意生活的艳羡,等等。
这些描写无不展示出一种期盼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生态审美情愫;显示出作家对回到乡村、回到童年的自然状态的急切呼唤。
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让生命回归宁静、超脱的生命自由之风格。
用海德格尔的话说,那是寻找人的诗意地栖居。
诗意地栖居是生态美学的重要论题,它是与技术地栖居相对应的存在观,主张人对自然负责,重视生活的诗意层面、审美层面和精神层面,最终达到归属大地、被大自然接纳,与大自然共存的生命境界。
这里的境界是从佛教的语言中来,其基本含义就是纯粹主观性的精神自由,在纯粹个体体验中到达外界与内心的合一,是宁静的、超脱的、恬淡的心境。
它并不涉及世俗道德的内涵,强调的是自我非理性、非功利性的心态对世界的超越,就是万物与我合一的境界。
这种境界在当下只能在儿童世界或超然物外的田园生活中方可获得,社会状态、文化状态的成人是难以企及的。
迟子建说:
也许是因为神话的滋养,我记忆中的房屋、牛栏、猪舍、菜园、坟茔、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它们无不沾染了神话的色彩和气韵。
我笔下的人物也无法逃避它们的笼罩。
我所理解的活生生的人,不是庸常所指的按照现实规律生活的人,而是被神灵之光包围的人,那是一群有个性和光彩的人。
他们也许会有种种缺陷,但他们忠于自己的内心生活,从人性的意义上讲,只有他们才值得永久地抒写。
{5}正是从这样的创作理念出发,迟子建的小说世界向我们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自然状态和人文景观,自然成了其生命哲学观的一个隐喻,象征着人所追求的诗意地栖居之生命境界。
可以说,迟子建的这种诗意描写是对生态美学观的哲学基础和文化立场的坚守,她的小说在反映当代生态论的存在观所说的部分地恢复自然的神圣性、神秘性与潜在的审美性的理论基础上,从文学创作层面上建立起了当代的人与自然以及人文主义与生态主义相统一的生态人文主义。
如此看来,迟子建是在书写对抗的基础上建构了生态人文主义文学的创作模式。
在这种模式里,对抗,成了她书写日常生活苦难的基本方式,同时,她又以这种方式书写着生命的哲学:
应该尽量地避免社会同个人、自然的对立,应该把人从压抑人性的社会文明中解放出来,实现普遍的人、完整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以达到人能诗意地栖居之生命境界。
其小说中的对抗者,一个个单纯无比,他们只是旷野中的呼喊者,社会边缘的孤独舞者,他们总是用自己的生命去维护和加强良心的呼声,诠释着人性之真与善的美丽。
这实际上又突破了当下流行的重在揭露现代生活的纷繁复杂与矛盾的思想。
从这个意义上讲,迟子建小说创作于新文学来说,已具备了很高的文化价值和深远的史学意义。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迟子建 小说 对抗 现象 诠释 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