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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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分析

2004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分析

经济稳定回落　税改考验政府

——2004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分析

天则所•中评网　张曙光　高辉清牛犁

内容提要：

2004年的中国经济波澜起伏，有惊无险，一季度过热，二季度紧缩，三季度回落，全年GDP预计增长9.3%，而股市却出现反经济增长的倾向。

随着政策效应的继续，今年的经济运行将呈现稳定回落态势，既有通缩的危险，又有通胀的威胁，也许后者大于前者。

保持政策稳定，加快改革步伐，既非一帆风顺，更非只说不做，统一税制就是对政府治理的一大考验。

一、总量态势

1、GDP增速前高后低，工业增长稳步回落

2004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出“前高后低”的特点，前三季度GDP分别增长9.8%、9.6%和9.1%，第四季度增速继续稳步回落。

预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9.3%左右，与上年大体持平。

2002-2004年季度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2004年，在投资高速增长、外部需求强劲以及消费需求回暖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工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1-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8911亿元，增长16.8%，增幅与上年同期持平。

但是，高能耗、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不大。

2、物价上涨呈倒U形，通胀在可承受区间

2004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出现快速增长，特别是7至10月连续5个月超过了5%的增长，使得人们普遍增加了对通货膨胀的担忧。

其原因一是粮食及食品涨价，二是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飙升。

最后两个月涨幅明显回落，11月上涨2.8%，12月上涨2.4%，人们对通胀的担忧有所缓解，全年预计CPI同比增长3.9%左右，通货膨胀水平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2003年以来月度CPI增长率

3、劳动力需求增长较快，就业压力依然较大

2004年二季度以来，城镇就业有所增加，三季末，全国城镇单位有从业人员10944.3万人，比上季末增加48.4万人。

总体来看，解决900万新增就业的目标可以实现，但是，由于我国每年有大量新增劳动力，而且大学扩招后毕业人数明显增加，2004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签率大约为73%，比上年低10个百分点，可见，就业压力依然较大。

4、外汇储备继续大增，“双顺差”的格局依旧，

2004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6099亿美元，同比增长51.3%，增幅比上年末提高10.5个百分点。

全年外汇储备比上年增加2067亿美元，同比多增899亿美元。

其中，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600亿美元，同比增长13.3%；全年实现贸易顺差超过300亿美元，增长25.6%；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继续保持“双顺差”的结果。

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以及国际游资的热炒，致使“热钱”大量流入，占了新增外汇储备的一半以上。

由于央行的干预，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12月末为1美元兑8.2765元人民币，与上年末基本持平。

二、因素与结构

1、投资增速明显回落，消费市场逐步升温

2004年一季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7.8%，创近年投资增速新高。

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提高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项目资本金比例，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加强信贷投放管理，全面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对投资过快增长起到抑制作用，增长速度逐季回落，第二季度为31%，第三季度为29.9%，11月份为24.9%。

1－11月份，城镇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9274亿元，同比增长28.9%。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28362亿元，增长23.8%；房地产开发投资10738亿元，同比增长29.2%。

在投资增速放慢的同时，随着居民收入增幅提高，消费的增长加快，投资与消费不协调的状况得到初步缓解。

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48687.6亿元，同比增长13.2%，比去年同期提高4.3个百分点，是近年来增长水平比较高的。

消费结构继续升级，服务消费发展迅速，住房、汽车、通讯及新兴消费增速较快。

2004年各类投资朋度累计增长率

2、进出口继续高速增长，贸易盈余超过预期

2004年，我国对外贸易保持连续第三年超高速增长，进出口总值达11547.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5.7%。

其中出口5933.6亿美元，增长35.4%；进口5613.8亿美元，增长36%，全年实现贸易顺差319.8亿美元，尤其是最后两个月实现的顺差高达200亿美元，占全年顺差的六成以上，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去年的对外贸易呈现两大特点，一是一般贸易进出口快速增长，加工贸易进出两旺。

具体情况是，一般贸易进出口分别为2482亿美元和2436.2亿美元，增长率分别为32.3%和33.9%。

加工贸易进出口分别为2217.3亿美元和5497.2亿美元，分别增长36.1%和35.9%。

二是与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全面快速增长。

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双边贸易总额达1772.8亿美元，增长33.6%；美国位居第二，双边贸易总额达1696.2亿美元，增长34.3%；日本紧随其后，双边贸易总额达1678.7亿美元，增长25.7%。

此外，与香港、东盟的双边贸易总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分别为1126.7、1058.8亿美元。

3、财政增收创历史新高，企业效益增势良好

受进口高增长及其价格上涨、企业效益好转以及居民收入增长加快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财政收入继续高速增长。

2004年，全国共入库税款25718亿元（不含关税和农业税收），同比增长25.7%，增收5256亿元，总收入和增收额双双实现历史性突破。

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达19%，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

2004年，由于价格上涨、三大需求强劲，企业实现利润大幅增长。

1-11月，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163.01，比上年同期提高15.51点。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018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8%。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494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9%；股份制企业4902亿元，增长41.1%；集体企业446亿元，增长29.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3098亿元，增长25%；私营企业1059亿元，增长41.3%。

分行业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实现利润166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7%；钢铁行业911亿元，增长66.3%；建材行业345亿元，增长48.7%；有色金属行业利润246亿元，增长71%。

新增利润前五大行业分别是石油开采、钢铁、化工、电子通信、煤炭，占整个工业新增利润的56.7%。

4、货币供应趋大幅放缓，贷款明显趋紧

在央行紧缩政策的作用下，货币供应量快速回落，贷款明显趋紧。

2004年12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25.3万亿元，同比增长14.6%，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9.6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分别低于原定调控目标3.4和4.4个百分点，既说明原定目标偏高，也表明紧缩可能有点过度。

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2.1万亿元，同比增长8.7%；全年累计净投放现金1722亿元，同比少投放746亿元。

12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余额为18.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

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17.7万亿元，同比增长14.5%。

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2.26万亿元，比预期调控目标少增3400亿元。

金融机构外汇贷款余额为1354亿美元，按可比口径增长12.5%，增幅比上年同期低14个百分点。

全年新增外汇贷款171亿美元，同比少增116亿美元。

2003年以来月度货币供应量增长趋势

5、货币市场运行良好，市场利率基本稳定

2004年，银行间票据市场成员达到1027家，各类金融机构共发送回购和转贴现报价4761笔，累计金额20678亿元。

除1月份受春节因素、4月份受中国人民银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因素的影响，银行间市场利率水平较高外，全年市场利率基本平稳。

12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2.07%，比去年同期低0.1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1.88%,比去年同期低0.29个百分点。

2004年，银行间外汇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了38.32%,其中成交美元2044.11亿、港币244.91亿、日元1349.63亿、欧元1.86亿，同比增长分别为38.35%、31.44%、77.21%和-37.37%。

全年清算本外币资金共49324笔，折合人民币76778亿元。

人民币兑美元和港币汇率相对稳定，兑欧元和日元汇率波幅较大。

6、股市大盘惯性下跌，创下多年来新低

四季度，深沪股市维持下跌走势不变。

10月8日上证A股指数1464点开盘，12月31日以1330点报收，创下近55个月以来最低收盘，下跌9.1%。

深市成份A股指数的开收盘分别为3774点和3271点，下跌13.3%，也接近四年半来最低点。

全年深沪两市共发新股98支，筹集资金353.5亿元，创1997年以来最低点。

B股市场基本上丧失了融资功能，与此同时，大量企业境外上市。

三、政策及效应

2004年，中国的经济运行可以说是波澜起伏，有惊无险。

第一季度投资过热，增长过快，第二季度紧急收缩，加强调控，第三季度景气回落，矛盾缓解，全年GDP增长9.3%左右，消费物价上涨3.9%，外汇储备超过6000亿美元，国际收支状况良好，但就业压力依然较大。

从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因素来看，投资逐季回落，仍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消费增长加快，改变了近几年低迷的格局；对外贸易超高速增长，且持续数年并不多见。

总体来看，过去的一年还是不错的。

回顾和分析上年的经济走势，自然是要总结经验教训，进而判断和预测今年的经济发展。

基于2004年的情况，有人认为,2005年，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面稳中趋缓，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情况相对较好，而政策面则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主要是担心紧缩过度。

有人则认为，由于有关当局已经感到去年紧缩过度，政策面会进一步宽松，而基本面的压力则在增大，除汽车有可能在下半年进入新一轮景气循环以外，其他产业可能都会走低；如果基本面走低，政策的作用就很有限。

其实，基本面和政策面都有改善的余地，也有恶化的风险；二者又密切相关。

第四季度，特别是最后两个月的价格明显走低，11月份上涨了2.8%，12月份上涨了2.4%，相当于前三个月的一半左右，再加上对政策紧缩的过度担心，有人认为今年的主要危险是通货紧缩。

应当指出，通缩的因素是存在的，主要是商品市场供过于求的基本态势仍然没有改变，随着粮食增产，粮价即使不遵循蛛网模型进入下降通道，升幅也会大大减小，外部需求也会随着美国提高利息和削减赤字以及国际经济的回调而减少。

但是，通货膨胀的威胁依然存在，其危险也许大于通缩。

主要依据在于，一是上游价格上涨向下游的传导经过内部消化后必然会有一部分显现出来，去年暂缓提价的水、电、油等今年会陆续出台，再加上民工荒引致的劳动成本上升；二是在需求依然旺盛的情况下，国际上能源原材料价格不会回落，再加上美元走贬，价格自然会上扬；三是社会上有大量剩余资金，不是流向生产过程，推动物价上涨，就是流入资产市场，引发资产泡沫。

有些问题也许比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还要严重，比如，为挽救破产倒闭的金融机构、落实民族政策、以及支持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央银行发放了大量再贷款，这些再贷款不要说利息，有很多连本金也收不回来，直接变成了中央银行的亏损。

这不仅是一个填不满的黑洞，而且由此流出的资金必然会对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发生作用。

在过去的一年中，货币政策的紧缩是明显的，也是必要的，特别是第四季度升息0.27个百分点的操作，应当说是一个进步。

虽然总体上看，操作的时间晚了一些，如果四月份操作，同时减少一些行政措施，也许负面作用会少一些，如果七、八月份出台，也许作用会更明显，但具体出台时机的选择还是恰当的，其在国外市场引起的反响大于国内，也说明了这一点。

最重要的是这一操作标志着货币政策从数量手段转向价格手段，是今后应当坚持的方向。

从年终的情况来看，货币紧缩有些过度，贷款明显趋紧，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2.26万亿元，比上年少增7400亿元，且主要是短期贷款。

民间借贷利率明显上升，温州地区利率超过了12%，最高达到了20%，也是一个证明。

因此，今年的货币政策趋向不是松，但不能紧，更不能过紧。

根据目前的经济金融形势和国内外的实践，货币政策操作也可以松紧搭配。

利息还可以适当提高，以改变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利差则可以缩小，而货币供应可以稍松一些，即可以在升息的同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扩大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从而使总的松紧程度基本保持不变。

从去年下半年，财政政策的转型提上了日程，开始从积极的财政政策转向稳健的中性财政政策。

但其中的变化有很多矛盾的现象，需要进一步讨论。

首先，税收增长很快，连续数年在20%以上，去年增长了25.7%，税收占GDP的比重达到19%。

税收的基础是经济，经济增长9%，再加上价格上涨，不过13－14%，二者的增速存在这么大的偏离，原因何在？

目前，我国的税收结构大致是，流转税占54.5%，所得税占22.6%，进出口税占14.4%，其他占8.5%。

其中只有流转税特别是增值税与GDP直接对应，所得税、海关代征进出口税不相对应。

所得税和关税增长较快，其中关税并未包括在上面的数据中，扣除所得税的增长仍然存在明显差距。

有人认为这种情况不正常，税务总局认为是正常的，但提供的依据还不能完全服人。

因此，组织力量对这一问题做出深入具体的研究，是必要的，既然自说自话难以释疑，何不公开支持公正的研究。

在没有搞清楚以前，有几点还是可以看出来的，一是总体税负较高，再加上重复征税，以及非税收入，政府支配的收入过多，估计在30%以上，这与体制转型是不相适应的；二是生产环节的税负偏高，且不断提高，约占GDP的18%左右，该扣除的成本没有扣全，这与效率原则相悖。

与此同时，再分配环节的税负偏低，占不到GDP的3%，又不符合公平原则。

其次，去年的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与农业税减免和财政的支持有一定关系，这只是使目前过大的失衡和尖锐的矛盾稍有缓解。

有鉴于此，有些地方今年的步子迈得更大，全部取消了农业税。

但要解决三农问题，财政上不仅是可以大有所为，而且要做的事还很多。

除了要研究如何以工补农以外，如何用税收手段调节征地拆迁，如何增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支持，也是一些重要方面。

就以基础教育而论，城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有问题也是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一些城市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不过决心不大，步子太小，而农村的基础教育却存在很大的困难。

就基础教育经费的来源结构而言，中央财政只占2%，省级财政约占11%，其余全部由县乡两级财政承担，而大部分县乡的财政是赤字，很大一部分仍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农民来承担。

为什么中央财政不能多承担一些呢？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镇收入减少，而政府的管制任务并未减少，其办法一是减少公共产品的供给，二是向农民伸手，有些地方实施了乡财县管，何不进行改革，在这些地方撤销乡镇一级。

再次，从去年下半年起，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的试点已经在东北实施，由于近几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加之东北试点后实际减少的收入大约只有11亿元，加上其他减收约20亿元左右，比原先测算的55亿元要少，所以，财政部决定加大力度，从增量转型扩展至全额转型，并打算从2006年起全面实施。

这是正确的决定。

然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的进程却是一波三折。

由于并轨所引起的结构变化包含着减收的因素，财政部一直比较谨慎。

随着财政收入的较快增长，财政部决定推出这方面的改革，制定了具体方案，并提请列入立法议程。

因为，这一改变涉及到税法的修改，这是全国人大的权力。

然而，就在进行立法审议的过程中，先有商务部的官员放话反对，认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会对外商投资产生负面影响，据说，部分地方官员也持同样观点，后有54家外国在华跨国企业联手上书国务院，要求“取消对外资企业优惠政策应有一个5－10年的过渡期”。

于是，修改税法的提议不得不中途搁置，统一税赋进程的操作只好暂时中断。

我们不知道这两件事情之间有什么联系，事情这样巧合，难怪有人说，外资企业联手要挟政府，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使人闻到了一些“拉美化”的味道。

好在，前两天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发表讲话，认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时机已经成熟，主要方向依然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强调根据需要变更税法是中国的主权，外商投资应当考虑这种风险，明确表示这项改革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这样，事情又有了新的转机。

结果到底如何，也许还有一番争夺。

这是对政府治理的一大考验，人们将拭目以待。

为了推进所得税统一进程，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辩明。

对外资企业实行税赋优惠的政策是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和合理的，目的在于弥补投资环境的缺陷。

实践证明，这一政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25年的发展，中国的投资环境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善，外资进入中国早已不是考虑税收优惠，而是着眼于“抢滩”“占位”，看重的是中国广阔的国内市场和低廉的劳动成本以及中国高速经济成长带来的巨大商机。

目前，与时俱进几乎成了政府官员的口头蝉，商务部不顾时局的变迁，仍然按照一、二十年前的老黄历行事，足见其思想僵化到何种程度。

按说，从入世后的第一天起，就应当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

这是符合WTO关于非歧视性的基本原则的，而税赋上的不统一就是政府强力推行的不平等政策。

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实践反复证明，两个条件完全相同的企业，由于身份不同而带来的税赋差别，内资企业的税赋高，利润自然就少，不仅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必然竞争不过外资企业，而且人为地压低了它的市场价值，使得内资企业在与外资合资时明显吃亏。

如果再不统一税制，那就是在继续实施一种优淘劣胜的非市场规则，就是在有意抑制内资企业的发展，就是把中国老百姓创造的财富拱手送给外国人。

我们不知道对商务部官员的这种论调和行为应当如何看待，作何评说。

虽然外国在华企业可以向政府反映意见，但我们也不知道一向高喊平等竞争的外国企业，为什么要违背自己的经营理念，趟这场混水。

商务部主张暂缓统一税制的主要依据是，担心影响外资进入和进而影响出口增长，外资企业的表态有力地支持了商务部的主张。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是资金多了还是资金不足，或者说，今天我们是不是还需要那么多外资？

事实是，经过25年的发展，中国民间已经有了大量的积累，中国的投资率世界之最，我们的资金不是少了，而是没有很好利用。

据估算，居民部门拥有的资本是国有资本的2倍多，居民个人的金融资产占其总资产的一半左右，居民的储蓄早已超过了12万亿，6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没有有效利用，绝大部分存放在外国银行，或者购买了美国国债。

现在，中国对于外资的需求已经主要不是量的多少，而是质量和水平的高低，靠税收优惠只能降低引资的质量和水平，是无法吸引到高质量和高水平的外商投资的。

退一步讲，即使由于统一税赋政策的实施而使外资的进入减少10%，中国经济仍然会保持8%以上的增长。

至于外资进入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这是事实，加工贸易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早已超过50%就是证明。

但这样的引资和出口增长并没有带来社会福利的增长，反而增加了本已紧张的能源、原材料的消耗和环境负担，违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我们不知道这种无福利增加的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究竟有什么意义。

暂缓税赋统一和对外资企业继续税收优惠，也不利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

因为投资增长过快是本次宏观调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而投资增长过快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以各种优惠措施招商引资的结果，包括税收减免和地价从低以及压低劳工成本等。

统一了税赋，取消了对外资的税收优惠，就建立了一种能够改变行为预期的制度安排。

立足于此，就可以抑制地方官员的引资热情，校正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

对外资企业继续实施税收优惠还有一个不利后果，即增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加剧了经济的内外失衡。

这也许是目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最大难题。

因为税赋不公，表明我们对资本流出流入采取了不对等的做法，即鼓励流入而抑制流出，这就人为地扩大了外汇供给而缩小了外汇需求。

最近，为了减缓升值压力，外管局在扩大外汇需求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允许私人财产汇出境外，允许社保基金境外投资等，但问题的要害在供给方面。

在汇率暂时不能调整的情况下，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赋可以减少资本流入和外汇供给，是释放汇率升值压力的重要措施之一。

根据以上分析，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既是税制上的前进，又有利于当前的经济运行，今年就应当及时推出，明年就可以实施。

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我们坚决支持财政部的正确立场。

四、体制分析

到去年底，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1/4世纪，然而，现在又把2005年定为“改革年”。

这表明中国的改革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一阶段至少有两个特征：

一是改革全方位推进，包括政体体制和经济体制，一切工作“以改革为主线”，二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要啃过去留下来的硬骨头。

如果不是这样，“改革年”也只能是空有其名而已。

具体到改革内容，金融改革无疑是一个重点。

金融是经济的中枢部门，是对环境变化反应最敏感的领域。

中国的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虽然年轻，却未老先衰，反映迟钝，实际上成为中国改革最落后的领域。

这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第一，风险过分集中。

在近几年企业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的比重分别为75.9%、80.2%和81%，2004年超过90%。

这意味着社会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系统。

第二，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过大。

除了四大银行由政府掌控之外，在直接融资金中，政府债券比例过高，至少在八成以上。

政府支配资源过多，必然导致资金整体利用效率低下。

第三，我国现有20多万亿金融资产，10多万亿居民储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大部分以短期存款的方式被动地存放在银行。

第四，银行资金运行形成短借长贷格局。

短期存款比重已经由1999年的54%上升至目前的61%；中长期贷款比重已经由1998年的24%，上升到目前的61%，按揭资金还款期限普遍达到二三十年。

银行潜藏着很大的危机，资本市场也走入了困境。

过去的一年，全球股市牛气不减，涵盖全球主要股市的富时环球指数上涨了12.3%，香港股市也表现不凡，唯独中国股市令人沮丧。

虽然在4月10日曾经出现过1857的高点，但年终却跌到了1330点，今年开盘再度下跌，1月6日，跌破1240点。

与此同时，政府却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大力托市。

远的不说，就在9月13日股指跌破1300点的第二天，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落实2月1日国务院曾经发布的《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通常所说的《国九条》，在此后的三个半月之内，政府和监管部门三天两头出台利好政策，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到保险资金直接入市，从股票质押贷款办法出台到分类表决制度启动，等等。

但是，股市却像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数次跌破1300点，近两天又向1200点逼近。

于是，出现了一系列反常的现象，一是股市呈现反经济增长的倾向，经济增长而股市下降，近四年来GDP增长了38.8%,而股市却从2245的最高点下跌了45%。

二是政府强调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但直接融资的比例却大幅下降，从2001年的27%下降到2003年的15%。

三是证券投资的财富效应丧失，股市流通市值从2001年的1.7万亿减少到去年的1.4万亿，扣除新股发行因素不足1万亿。

四是股市规模不断扩大，但客户交易结算资金逐年减少，目前只有2000亿，即使加上3000亿元的投资基金证券，也比2001年减少2500亿元。

如果说以前，中国股市“政策市”的特征非常明显，1994年第一任证监会主席有所谓“三大政策救市”，曾经把低迷的股市拉高；1996年底，政府又认为股市疯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股票市场”，起到了打压市场的作用；1999年，政府又通过《人民日报》拉升股市，创造了5.19行情以及其后两年的牛市。

那么现在，“政策市”的政策却失灵了，市场的实际表现却与政府的愿望和政策的趋向背道而驰，这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

本来，在十多年的政策市中，中国应当通过制度改革使政府从股市的利益相关者逐步走向一个超越利益相关者之上的监管者，从而建立起一个市场化的股票市场。

但是，我们的政府却越陷越深，其利益与股市高度相关，于是，中国股市不再是不同投资者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