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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本位现代学徒制论文
学校本位现代学徒制论文
摘要:
毕业生的专业和综合素养能否适应企业对于不同层次技能人才的需求,取决于培养单位对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的预测和把握能力,企业作为用人单位在这方面的市场敏感性要远远高于职业院校。
人才最终为企业所用,企业也更有动力将毕业生工作后的表现以及整个行业反馈的信息调整应用于在校生的培养,从而更满足行业发展变化。
正如苏黎世大学教育经济学系教授乌席·巴克斯-盖勒讷所说的那样:
“瑞士职业教育成功的秘诀,在于由企业、政府和学校三方紧密合作的学徒制教育模式。
而只有企业最了解它所在的行业需要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学徒,这样才能保证学生的就业。
”
学徒制的特点之一就是“学校+企业”的“双主体”合作教育模式,在各国学徒制的形成和发展进程中,因教育环境及学校和企业分工、管理机制、控制能力等差异造成主体发挥作用不同,又逐渐形成了学校本位的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本位的现代学徒制。
这也是目前国际上常见的两种学徒制形式:
学校学徒制和企业学徒制。
学校学徒制是指以职业院校为主导,更多承担学徒制培养任务,联合企业参与实践培养的形式开展的现代学徒制;企业学徒制是指以企业为主导,更多承担学徒培养任务,联合职业院校参与理论培养的形式开展的现代学徒制。
在目前的试点和探索阶段,确定在学徒制的实施过程中哪一方起主导作用,关系到我国学徒制今后的路径选择和制度设计。
一、国外关于学徒制类型的研究
(一)加拿大生活水平中心的研究
2005年,加拿大生活水平研究中心(CentrefortheStudyofLivingStandards,简称“CSLS”)对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等国的学徒制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根据运行机制的不同,将学徒制分为北欧系统(NorthernEuropeanSystems)和盎格鲁撒克逊系统(Anglo-saxonSystems)。
北欧系统可以被概括为“需求引导型(Demand-led)的产业共识机制(IndustryConsensusMechanism)”,德国、丹麦、奥地利、瑞士等属于这一类别。
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在“需求引导型”的准市场机制中,有关学徒制的立法较为完善,有法可依,企业参与学徒制的热情较高,用人单位以及学生对学徒制都比较认可,表现为企业在学徒培养过程中发挥更多主导作用。
盎格鲁撒克逊系统可以被概括为“供给引导型(Supply-led)的准市场机制(Quasi-marketMechanism)”,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属于这一类别。
在“供给引导型”的准市场机制中,企业表现则恰恰相反,企业依靠政府给予的利益或屈从于政府的强制政策手段来参与学徒制,表现为参与学徒制的积极性较低,表现为学校发挥主导作用。
(二)英国学者斯蒂德曼的研究
类似的结论还见于英国学者斯蒂德曼(HilarySteedman)的研究。
斯蒂德曼按照学徒制融入全日制教育结构的程度以及企业参与学徒制的责任感高低两个方面将现代学徒制分为“高企业合作与低学校整合型”学徒制和“低企业合作与高学校整合型”学徒制两个类型。
该研究在研究分类和结果上与CSLS的研究相似,都透漏着一个根本原因,即在共同培养技能人才的现代学徒制中学校和企业谁起主导作用。
分析CSLS以及斯蒂德曼对学徒制发展类型的差异性研究,可以得出两条结论:
第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传统在一个国家学徒制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
不同國家因其国情不同,发展过程中显现出不同的结果,即导致学校和企业在现代学徒制实施中发挥的作用不同;第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强度关系着一个国家现代学徒制的发展路径选择。
企业参与学徒制的意愿强则企业为主导方,企业参与学徒制的意愿低则学校为主导方。
确定这种主导作用,对于确定现代学徒制中是学校本位还是企业本位,以及相关的制度设计,是十分必要的。
二、影响现代学徒制主体作用的因素分析
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水平和教育状况不同,自然形成了多种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如德国“双元制”模式、澳大利亚“TAFE”模式、新加坡“教学工厂”模式。
我国职业教育改革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但是学徒制主体的确立涉及到多个因素,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等等,国情不同,所以不能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学徒制模式。
(一)与文化、经济、教育传统相关
现代学徒制如何开展与一个国家的顶层设计有关,但作为一种制度,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又难免受到该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影响。
德国、瑞士普遍有重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历史传统,职业教育占据“半壁江山”,教育立法完善,企业发展较为成熟,技能型人才普遍受到社会重视,企业参与学徒制的积极性较高;英国、澳大利亚这样职业教育传统较为薄弱的国家,还处在学徒制的新兴发展阶段,政府放松过程管理、严格结果控制,为鼓励更多的企业和学生参与到现代学徒制中,政府给予开展学徒培训的企业和教育机构更多的教学自主权;而瑞士多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在硬件和师资上都难以满足培养行业通用人才的需要,由此催生了瑞士“三元制”中的第三元(产业培训中心)的产生和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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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我国情况,第一,教育部门影响力大。
我国传统上一直尊师重教,教育部门掌握着教育资源分配的命脉,在协调其他政府部门以及政策引导等方面无疑比企业管理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以及行业协会拥有更多的权利和资源;第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低。
我国市场经济还处于初级阶段,企业总体规模小,发展不稳定,大部分企业在维持日常运转方面已经殚精竭虑,难以腾出人力和空间接纳学徒教育,这种情况下就难免出现企业热情不高的现象;而职业院校掌握着办学话语权,又进一步削弱了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学校热、企业冷”的现状至今没有多大改观;第三,试点中已基本明确学校的主导权。
对正在进行的学徒制试点来说,职业院校已经显现出较高的热情和主动性;在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关系问题上,主管部门及职业院校沿袭传统习惯,将现代学徒制作为校企合作办学的一种新型模式来看待。
(二)与人才市场供求有关
如果人力市场供应充足,人力成本低、人才流动大,企业就只需要付出较小的代价就可以从庞大的人才市场中选出合适的人才,或者招聘人员经过简单的业务培训就可以上岗,那么企业就不需要再花费较大的人力物力去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才,企业参与学徒制的积极性就不高。
反之,人才市场供小于求,人少岗位多,人力成本高,就业难度小,人才流动性小,企业招聘难度大,或者随着科技水平越来越高,企业的技术性岗位对员工个性化和全面化的素质要求增加,一般高校培养的毕业生难以满足企业要求,那么企业就对按岗所需培养人才兴趣就大,参与学徒制的积极性就高。
(三)与管理体制相关
我国推行学徒制改革目前还难以摆脱学校主导的现实状况,还有一个体制原因在于教育部只能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要求职业院校推广学徒制,而无权要求不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企业参与学徒教育;而现行的有关职业教育及学徒制的制度和管理办法对于企业也没有强制约束力,无法调动企业积极主动参与学徒制。
由于管理体制不同,对于国外的成功经验,我们只能借鉴而无法复制。
在学徒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教育部门仅凭一己之力显然无法改变学校热、企业冷的现状。
破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法律上赋予相关部门(可以是教育部门,也可以是新成立的第三方)主导学徒制的权利,从而协调教育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改变单个部门力所不及的窘境,破解学徒制发展的体制障碍。
(四)与行业协会是否成熟相关
在德国,组织现代学徒制的第三方独立机构是行业协会,这是德国双元制顺利实施和推广的一个重要保障。
行业协会负责制定专业人才培养和考核标准、审核职业院校和企业资质、制定课程标准以及组织职业資格考试、认定职业资格,还会定期帮助学校培训师资。
现在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出现了第三方独立机构,它们承担起联系企业、学校与学徒的职责,为校企合作架起桥梁;或是直接担负起学徒的培训任务。
但我国目前尚未形成“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环境。
缺乏一批成熟、独立且受到社会认可的行业协会,甚至不少地区、行业没有设立,短期内行业协会还难以承担这样的重任。
基于上述分析,从文化教育传统、人才市场现状、行业协会发展以及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等多个方面分析,我国更倾向于实施“供给引导型”或“低企业合作与高学校整合型”学徒制,当前要实施企业主导的现代学徒制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制度设计上还是要以学校为主导。
三、我国实施学校本位学徒制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近年来,各地职业院校开展的各种形式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取得了不少的实践经验,学校因其传统优势、求生存谋发展的现实之需在学徒制实施中表现出明显的兴趣。
由上及下分析我国目前的国情、行情以及校情对现代学徒制进行研究分析,在现代学徒制发展的当前阶段应该明确学校的主导地位,走学校本位的现代学徒制发展之路。
(一)学校具有主导学徒制的优势
1.育人是学校的职责所在
从属性上说,企业和学校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结构、不同利益追求的社会组织。
学校作为公益单位,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不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会把学生利益放在首位,不片面满足单个企业的要求。
与企业的逐利性不同,学校成立之初的天然属性决定了其更加关注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率,更关注学生成长。
2.参与学徒制已成为学校求生存的现实之需
推动经济发展,满足企业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是职业院校的本质工作。
但是,受中国传统文化“重道轻器”的影响,社会人才评价体系倾向于研究型人才,不少人认为职业教育是“次等教育”,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一直较低。
其次,高考人数逐年降低,在生源压力下,各院校之间竞争加剧,越来越多的职业院校不得不寻求变革,为了生存,职业学校普遍表现出对现代学徒制的强烈兴趣,期望借助学徒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高专业声誉、打造专业品牌,在人才市场和教育市场谋的一席之地、站稳脚跟。
再者,一种新制度的推行必须有一个重要的主体担当,在当前企业参与热情不足、教育经验缺乏、难以担当重任的情况下,以学校为主导更符合学徒制发展的实际需求。
(二)企业主导学徒制面临现实障碍
1.企业参与学徒制意愿不强
我国制造业整体水平不高,人力供应相对充足。
现实情况是,经济实力较强的大企业一般较容易招聘到优秀的员工,上岗培训制度也较为完善,不需要特别通过学徒制来培养员工。
而中小企业在自身规模以及人才需求有限的情况下,参与现代学徒制的难度也较大;没有法律法规强制企业接纳学徒,政府又没有足够的经济补偿引导企业接纳学徒。
基于上述原因,企业普遍对职业教育缺乏热情和主动性,这是我国开展学徒制的最大障碍。
2.企业主导学徒制的制度障碍
实施企业为主导的学徒制,离不开政府对企业的制度性引导,同时还需要整个行业重视对学徒制培训合理的扶持和帮助。
但是,目前我国还缺乏能够激励和保障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学徒制的顶层设计。
而且,在教育体制改革、职业院校大多转为地方独立办学的情况下,在负担职业院校原有的教育经费外,再增加扶持企业发展学徒制的专项资金,对地方政府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因此,实行企业为主的现代学徒制的时机尚未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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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校本位的转型成本低
任何制度变迁都需要耗费巨大的经济成本,现代学徒制的构建亦不例外。
在现有的学校职业教育体系中,实现向学校学徒制的转型,其制度成本可能低于向企业学徒制的转型。
在近年的职业教育改革中,为适应人才市场的发展需要,职业院校不断探索“2+1”、顶岗实习、“订单式”人才培养、“双证融通”等教学模式,并初步建立了适合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方案和管理制度;而现代学徒制作为校企合作进一步深化的新形式,培养过程中融合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订单培养、双证融通等多种因素,学校多年积累的职业教育办学经验为递进到学徒制积累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在以往的校企合作过程中,企业多作为辅助对象存在,承担部分实践教学任务,在教学安排上较为被动,更缺乏学生管理经验,在向学徒制模式转型的过程中,无疑需要更高的人力和时间成本。
(四)利于与更高学历(位)接轨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毕业生主要是大专学历,不能获得相应学位,造成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视。
与职业教育改革协调发展,现代学徒制也终将发展成为一个终生学习的体系。
因此,适时打开学徒制的上升渠道尤为重要。
将学徒制与基础学位挂钩,在职业教育的本科、研究生阶段推出与之相适应的高级学徒制,授予学士、硕士学位证书,使学徒制的培养模式具有可持续性,提高学生、家长、用人单位以及社会对学徒制的认可。
目前,职业院校负责颁发学历、学位证书,在未来与更高学历的对接上,学校相对更具有优势。
(五)先入为主的情感习惯
学校具有多年招生高中应届毕业生的工作经验,从方便招生的角度来说,由学校负责招生以及组织入学问题更为便捷、高效,学生首先进入学校、吃住学习在校园,先入为主的对学校产生感情并认可,所以由学校主导学习阶段的安排问题更符合学生的情感需求。
四、未來趋势——建立现代企业学徒制
学校学徒制是一种当下的现实选择,虽然不比企业学徒制更贴近实际需要,但现阶段学徒制试点应适应职业教育发展现状,首先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
从长远发展考虑,最终还是应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逐渐从学校主导的现代学徒制转向企业主导的现代学徒制,最终建立企业本位的现代学徒培训体系,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一)企业是职业教育最好的教学场所
知识的意义连同学习者自身的意识与角色都是在学习者和学习情境的互动、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
信息化和自动化程度的飞速发展对员工的职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工作中的感触和体验、创新思维,只能在真实的工作环境和持续性的工作过程中获得。
也就是说,你要掌握的技能未来将应用在什么工作环境,你就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境中学习这些知识,而单纯的学校教育模式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理论学习脱离实践的弊端,难以适应现代企业对全能型人才的需求。
学习是一个社会性的过程,渗透在特定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
企业现有的生产设备和企业师傅无疑是最好的职业教育资源。
把学与用结合起来,让学生像师傅一样进行思考和实践。
(二)企业对人才市场的敏感性高
毕业生的专业和综合素养能否适应企业对于不同层次技能人才的需求,取决于培养单位对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的预测和把握能力,企业作为用人单位在这方面的市场敏感性要远远高于职业院校。
人才最终为企业所用,企业也更有动力将毕业生工作后的表现以及整个行业反馈的信息调整应用于在校生的培养,从而更满足行业发展变化。
正如苏黎世大学教育经济学系教授乌席·巴克斯-盖勒讷所说的那样:
“瑞士职业教育成功的秘诀,在于由企业、政府和学校三方紧密合作的学徒制教育模式。
而只有企业最了解它所在的行业需要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学徒,这样才能保证学生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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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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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试点该往何处去[J].重庆高教研究,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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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学徒制构建的制度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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