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大型纪录片《汉字五千年》文字版 第七集 浴火重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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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大型纪录片《汉字五千年》文字版第七集浴火重生
纪录片《汉字五千年》
第七集浴火重生
1860年,历时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结束。
在与英、法两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清政府首次明确承认“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并且承诺在官方文书中,不再用“夷狄”来称呼西方人。
条约中对于中外文字也有明文规定,“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具有五千年生命历程的汉字,就在这种极为屈辱的情况下,与养育它的民族一起,开始了栉风沐雨的现代之旅。
【汉说文殊死也】
公元1867年,大清同治六年,这一年由春及夏,北京城“天灾”不断,春季大旱,瘟疫流行。
阴历六月初十,黄沙遮天蔽日,紫禁城内有两个时辰几乎昏暗如黑。
一时间人心惶惶。
按照传统的认识,天灾都是由人祸引发的。
候补直隶知州杨廷熙上奏折说:
“天象之变,必因时政之失,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同文馆之设,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
”同文馆的性质,相当于今天的国立外语学校,设立外语学校和气候异常,显然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它是导致“天灾”的原因呢?
梅兰芳的老师齐如山,早年曾是“同文馆”德文专业的学生,他的《回忆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人们的情绪。
“馆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学生,因为风气未开,无人肯入。
大家以为学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
”
几千年来,华夏文明从来没有遇到过真正的挑战,【唐乾陵陕西乾县】即便在普通百姓心目中,也充溢着强大的民族自信心,历代王朝一直以“朝贡”来理解国际交往,作为天朝上国,它从来不操心与外夷沟通的事情,那是朝贡者的责任。
天朝没有了解夷文夷语的义务。
而此时,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下,唯我独尊的汉字同那个懦弱的王朝一起,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进入人类不同文字相互交流的平台。
1861年一月十三日,恭亲王奕昕上了一份奏折,请求设立同文馆。
其中提出,如果想了解各国的情况,必须得先熟悉它们的文字,这样“方不受人欺蒙”,“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各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着共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
然后,从八旗子弟中挑选几个十三、四岁以下,天资聪慧的儿童来学习。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沛】
当时上这份奏折的目的是,希望晚清政府在和西方打交道的时候,要有外语人才,要通过学好外语避免在对外交往中受蒙蔽。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奕昕已经同英、美等西方国家有了很长交往的经历。
但是在奏折中,却把英语和美语列为两种不同的语言,从这里可以看到,清政府当时大多数高级官员,对于国外或者说对世界的局势还是非常地陌生。
1862年六月,同文馆正式成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学堂,同文馆的第一批学生只有十名八旗子弟。
由于奕昕认为,各夷以英国为强悍,俄国为叵测,而法美从而阴附之。
所以,在此后三年时间里,同文馆以只学言语文字,不准传教为条件,聘请英国传教士教授英文。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迟云飞】
稍后一点,1866年,恭亲王奕昕就奏请同文馆里边设一个学天文算学的地方,所谓天文算学要一些什么人来学呢?
就是当时在科举上已经有了相当功名的一些读书人来学习。
这一项建议看来十分合理的要求,却在朝野上下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奕昕上奏折的第二天,同文馆大门上就出现了“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的揭帖,揭帖显然是出自读书人的手笔。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开玺】
因为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学习孔孟之道,读孔孟之书,学习孔孟之道。
现在让这些人去学习外国的一些文学,一些科技,当时他们叫“奇技淫巧”,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对于中国孔圣人的一种侮辱,也是对于中国儒学的一种侮辱。
1867年阴历而月二十六日,当时的“士林领袖”、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大学士,同治皇帝的师傅倭仁,上奏章公开驳斥奕昕的主张。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开玺】
他认为,立国之谋,尚礼仪而不尚权谋。
根本之道,在人心而不在技艺。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只要中国的国民,大清国的国民,都能够激发忠君爱国的忠信的气节,那就可以抵御外侮,而不必向外国学习,尤其是不必向外国学习一些制造枪炮船舰的具体的技术。
在奏折的最后,倭仁痛心疾首地表示,即使万不得已非学不可,也不能由科举出身的秀才举人们去学。
因为鸦片战争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知的愚民有半数受到蛊惑,全凭读书人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
现在让国家培养的栋梁之才去向洋人学习,“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
倭仁上疏十八天之后,1867年阴历三月初二,奕昕向皇帝上奏折,不点名地斥责倭仁等人,“空言塞责,取誉天下”。
他特别提到,七年前,当英法联军兵临城下,京师危在旦夕之时,士大夫们“非袖手旁观,即纷纷逃避”。
这无异于指斥倭仁为“空言误国”,的无能之辈。
倭仁真的是一个无能的人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迟云飞】
倭仁这个人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人,他是一个蒙古八旗的人。
但是也考取了科举的进士,就是科举里面的秀才、举人、进士,最高的就是进士,他的传统学问是,特别是宋明理学,非常有造诣,所以号称“理学大师”。
以中国传统的价值基准来衡量,倭仁凭借自己的能力突破科举难关,并成为朝廷重臣,无疑已是优秀的人才。
那为什么倭仁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呢?
【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徐建新】
有一位日本学者曾经指出,在1750年那一年在中国出版的出版物,比当时西方出版的书籍的总量都要多。
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他们穷极一生,都倾心于研究经、史、子、集之中,来寻求对人生的理解和对社会问题的解答。
两千年前,正是这套方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大汉王朝,华夏子民的荣光一直延续至今。
一百年前,正是这套方法,缔造了欣欣向荣的“康乾盛世”。
清王朝的版图扩大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大规模。
基于这样的经验,倭仁和他所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当时的立场,有相当合理的成分。
但显而易见,传统的思想方法难以面对现实的世界。
1867年阴历三月二十五日,在自己的府邸,恭亲王奕昕当面和倭仁发生了争论。
【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郭方】
奕昕的反驳就是,我办同文馆,为的是富国强兵,你这一套礼仪和道德如果能富国强兵,那就请你来办。
回来甚至上奏到西太后,请倭仁统管同文馆。
结果,倭仁听了,被这一将,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这好认输败下阵来。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沛】
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的西方,已经不再是我们历史上常常碰到的,像游牧民族等等这样一些势力,西方已经是经过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成长起来的,现代化的一个新的势力,无论在政治体制上,在经济体制上,在军事制度上,可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当然,倭仁从这个古籍,从外面这个的政治文化中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
几千年来,承载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汉字,突如其来地面对了比自己强大的文明,不论愿意与否,使用汉字的人们,不得不抬眼看世界。
来自西方的语言、文字,就像一面镜子,汉语和汉字第一次有机会,从另外的角度端祥自己。
这一对比,不仅是汉字命运大转折的前奏,更是文明命运大转折的前奏。
汉字,中华文明面临数千年未遇到的历史洒变局。
【唐广韵途道也】
1895年,在天津的一条名叫大狮子的小胡同里,白洋水师堂总办严复正夜以继日地翻译一本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英国论文集。
官居四品的堂堂水师学堂校长,如此面对夷字夷语,当然需要卓越的勇气年超乎寻常的眼界。
那么,这样一种跨时代的伟大见识为什么会在严复身上体现出来呢?
1840年,在称霸全球的野心勃勃推动下,英国军队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沉醉了数千年的田园梦,被永远地击碎了。
就在这次刻骨铭心的战争中,两广总督林则徐深刻感受到英夷水师的威力,【林则徐故居福建福州】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现代海军的构想,但道光帝在奏折上的朱批却是“一片胡言”。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推】
林则徐是当时最开放的,但是当他的幕僚跟他建议,我们跟英国人打仗,只要准备一些长竹竿就行了,为什么呢?
他说一观察下来,英国人的关节是不能弯曲的,是直的。
所以打仗时候把他拨翻在地,他就爬不起来,然后束手待毙。
是这样的林则徐觉得有道理,还居然向道光皇帝提出这个建议来。
所以当时林则徐虽然比较开放,也没有摆脱中国这样传统授予他的条件。
十五年后,英法侵略军再次从海上进攻,最后直入京城。
在圆明园痛苦的哀号声中,迟钝的满清政府开始意识到近代海军的威力。
以往“以夷制夷”的国策被“师夷长技以制夷”所取代。
从从19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清政府考虑仿造或向西方购买军舰,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此时距林则徐提出的建立近代海军的建议,已过去了整整二十年,,而就在这二十年间,蒸汽舰已经开始取代帆舰,西方的海军又有了飞跃性的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开玺】
洋务运动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起中国自己的一套军事工业体系或者民用工业体系,那么同时又要派遣留学生,包括架设电线,解决通讯问题,修建铁路,解决交通运输问题。
还要兴建新式海军抵御外侮。
那么实际上洋务派,它搞洋务运动一个根本目的,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要求富求强。
严复成为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的第一批学员,【福州船政局旧址福建马尾】当时船政学堂开设的课程有英文、算术、物理、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等。
在这里,严复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并开始学习英文。
第二年,二十三岁的严复作为首批海军留学生中的一员,进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
他的同学中,还有日后成为著名海军将领的邓世昌、刘步蝉等人。
【天津博物馆研究员林开明】
他在国内受的教育是封建的那种科举教育,《四书五经》这样的科举教育,但是一到外国,接触了西方的一些著作,资本主义民主的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哲学思想,这下对他的触动很大。
1879年,严复以优异的成绩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回国不到一年,即被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李鸿章罗致麾下,先后担任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和总办。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完全西式装备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北洋海军提督旧址威海刘公岛】严复的同学邓世昌、刘步蝉也以身殉国。
【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
后来更不行了,跟日本打仗打败了,这个给中国震动太大了,这个向来看不起日本,日本的文化是我们传过去的,它把我们打败了,这个震动很大。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迟云飞】
包括了清政府很高层的官员,比如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这些人,过去我们相学了洋枪洋炮,大军舰,武器制造。
这些东西我们都有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在战争中就失败了呢?
我们差那些呢?
差什么呢?
失败是无法回避的血淋淋的现实,看来构建富强的国家,仅有“坚船利炮”还远远不够。
那么中国落后的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所有志士仁人的目光急切地投向了我们的近邻日本。
【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教授水野明】
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学西洋,它三十年就把西方的大枪、大炮、造船拿过来,一下子就把中国打败了。
西方的科学已经几百年了,它三十年就把它拿过来了。
中国文化几千年,它三百年都拿过去了,这个民族厉害啊!
它要学你很快。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1898年,严复历时三年翻译的《天演论》一经面世,立刻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梁启超读了《天演论》后感慨道,“夫竟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进步立止也”,他认为,正是由于从秦汉以后,“一统垂裳”的社会结构,中断了竞争,因而妨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造成今日中国社会的贫弱与停滞。
北洋水师在大海中覆没,传统王朝的威望,传统政府的威望,在龙的土地上覆没了。
有识之士开始面向西方世界,寻找救国强国的方略。
从1900年开始,短短十年,至少有一千五百九十九种介绍西方思想、政治、文化的书籍,被翻译成中文。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对外国文字的大规模翻译,除了佛教典籍之外,尚无先例。
任何文字都是文明的载体,汉字一旦开始与别的文字大规模交流,就不仅仅是文字间的相互转化。
当前所未有的信息、思想注入汉字时,这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便不再是被动地承受,而是要主动地迎接了。
【汉说文同合会也】
公元1905年9月2日,一纸诏书把十万读书人金榜题名的理想化为泡影。
这一天,慈禧太后颁布政令,废除在中国运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
由此,中国历史走进了一个新的分水岭【进士题名碑北京孔庙】。
仅仅在四年前,1898年10月9日,11月1日,慈禧太后还曾两次发布谕令,中止维新变法中,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
为什么垂帘听政的老佛爷会出尔反尔呢?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沛】
中国的政治统治结构,应该讲是一个闭合的金字塔结构,皇帝、贵族、官员和平民。
如果没有外力入侵,这个体制在当时的农业社会里面,可以保持一个相对的和谐和稳定。
那么,科举制度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如果废除了科举制度,那么这样一个新的体系,将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把儒家文化挤向知识体系的边缘。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结构里最重要的“粘合剂”,可能会慢慢地干枯了。
关于科举制度的废除,为难的并不只是慈禧,早在清朝初期康熙皇帝已经意识到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
并于1663年废止八股文考试【康熙废八股文考试诏书】,但在三年后,在大臣们的强烈要求下,康熙皇帝又恢复了八股文考试。
而这一次;连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们也前来敲响丧钟。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实权官员递呈《请废科举折》,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
“洋务运动”的失败,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满清政权处于崩溃的边缘。
面对日益恶化的政局,已经没有人能作出理性地分析。
1905年科举制度终结,六年后大清王朝终结,“金字塔”的砖块在滑落。
科举一经废止,儒家思想不再是统治中国社会的核心,各种新思想如同雨点般无遮无挡地击打在传统中国的躯体上。
于是,新一种危机随风而来。
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新政的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这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
废科举是为中国的各类人才的选拔成长扫清了障碍,这是它的优点,主要值得肯定的。
但是问题是废了科举以后,怎么样才能真正有利于人才的成长跟选拔,当时还来不及制定制度。
因为废科举的同时是应该兴教育,办新式学校。
但是这个过程,中国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迟云飞】
这新教育也有一些新问题,新学堂和留学教育培养了大量的新式的知识分子,新式的知识分子比过去在科举体制下面,旧式书院培养的人要多得多,可是现在社会上由于经济的发展还不是那么快,就没有能够给他们提供那么多的就业和工作岗位。
那么这样一来,他们就陷入了一种很尴尬的境地。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表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这是洋务运动的主将李鸿章晚年的一段话。
虽然他的言论不排除有推卸责任之嫌,但这段话也道出了,清末士大夫们的失落和无奈。
现在破烂不堪的纸房子,终于现出了原形。
但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破房子的性质,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中国无关。
中国的前途究竟在哪里?
身处一条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的大船上,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开始了艰难的求索。
1917年2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倡废除文言文,使用白话文写作。
一时间石破天惊,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胡适讲话录音】。
胡适认为,西方早在“文艺复兴”时,也都进行过“文学革命”。
当时,欧洲各国放弃了古老的拉丁文,改用新兴的市民语言。
这不但造就了现代意大利语、英语、法语和德语,而且使文字真正成了表达思想的工具。
【美国昔林斯敦大学教授周质平】
接下来有陈独秀先生的《文学革命论》的发表,陈独秀先生的文章是比较激烈,说要打倒“山林”的文学,要打倒贵族的文学,要建立贫民的文学。
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的。
而且“文学革命”这四个字,其实胡适自己并没有用过这四个字,他还是用比较谦虚的,把它叫作“刍议”,就是说是一个不成熟的意见。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列强的巨大压力,一直处于“救亡图存”的风云中,民族自信心低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文言是半死的文字”,“文字革命”这样动人的口号,的确具有摧枯拉朽的功能。
在众多的评论中【胡适口述自传打印稿】,最让胡适“受宠若惊”的的来自一位古文大家的赞赏,这位名噪一时古文大家,就是当时正担任北大教授的钱玄同。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教授何成轩】
钱玄同当时思想上属于复古派,辛亥革命以后,他还认为清朝已经被推翻了,应该恢复汉族的古制。
1912年他担任浙江省教育司科员的时候,他还穿上“深衣,玄冠”上下班,别人看起来都有点古怪,像个出土文物。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告恢复帝制。
1917年,又发生张勋拥戴溥仪复辟的闹剧。
这一系列事变使钱玄同大受刺激,中国的贫弱显然不是通过推翻某一个皇帝就能解决的,【钱玄同故居浙江湖州】很可能一切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
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钱玄同谈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乐宁】
在当时,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大家都觉得好像中国文化的积弊,中国社会的很多毛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旧文化。
而旧文化之所以能够这么顽固,毒孽之所以这样之深,是因为汉字。
所以要想扫除旧文化,要想使中国人们精神面貌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应该从废掉汉字入手。
【瑞典汉学家教授罗多弼】
当时中国文化的文字语言,是一种许多方面真的非常死板的文言文,在受教育的时候,当时的学生小孩,他们也学的文言文,不是一个让他们随便发挥他们自己的本事的语言,相反,他们就一定要效法,也模仿前人所说的。
当时的文化领袖们,几乎都在这里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
陈独秀说:
“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蔡元培称:
“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改用拉丁字母了”;而鲁迅则写道:
“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能自己死”。
【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许嘉璐】
汉字适合我们的语言,这些是经过八十年,人们才慢慢了解了,你让我们的先驱者们,应该说伟大的先驱者们,在那个时候,要用笔战斗的时候,去这么深入研究,太难为前人了,不应该责怪。
同时也正是因为他们当年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促使后人不断地思考探索研究,转了一圈,才对我们的汉字有更深入的了解。
1931年9月26日,第一次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在海参崴举行,大会以瞿秋白撰写的《中国拉丁化字母》为基础进行讨论,提出“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大众的工具之一”,大会确定汉字改革的方针是“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
此后,民国政府也作过种种简化汉字和汉字拼音化的努力,但时局动荡,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百姓,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无法具备,所谓的文字改革也不过是社会天空飘过的云朵。
而汉字真正面对大众,成为大众的文字,还要等待另一个时代的来临。
【汉说文归女嫁也】
1949年10月1日,汉字以待罪之身进入新中国。
一个月前,就在人们沉浸在对新中国的憧憬之中的时候,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特意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再次提出来了“文字改革”的建议。
10月10日,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任常务理事会主席,此时距新中国建立仅仅过了十天。
【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
我们的确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还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不认识字,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的先进的国家,不能有那么多的文盲。
那么多的文盲,你要用很长的时间来扫盲,那么国家发展就太慢了。
所以当时希望用一个方法,很快地使多数人能够受到文化教育,所以把希望寄托在文字改革上面。
1951年,毛泽东主席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应该说,关于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先进与落后的评价,是那个时代世界语言学界的共识,毛泽东只是接受和表达了这一共识。
但是,革命领袖的巨大影响力,使汉字拉丁化直接来到了社会实验的田头。
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作了文字改革的专门报告,谈到汉字未来的命运时,他曾说过,“关于汉字的前途问题,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谈,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任务的范围。
当前确定的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
”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
当时的语文学家,把文字改革的进展分成三个阶段,是一个进化的三个阶段,最古老的,最落后的的文字,是所谓叫形意文字,第二种叫意声文字,第三种才是拼音文字,也叫字母文字。
那么从这样一个系列,可以看到文字的进化过程,它是一个逐渐地淘汰的过程。
而西方的文字就处于一个先进的状态,而中国古文字被认为是落后状态。
如果中国要迅速地赶上西方,也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就必须从文字入手,拿文字开刀。
值得欣慰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选择了一条最理智,同时也是切实可行的文字改革方案。
正如著名作家茅盾所希望的,“至少我们的孙儿、孙女这一代,能够两条腿走路,听报告做笔记,用拼音字母写,会比汉字写得快。
如果可能,还能用上拼音字母的打字机,这样该是多么幸福呢。
”
从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
但对于古老的汉字而言,多了拼音字母的注释,相当于多了一枝掌握汉字的拐杖,至于英文打字机的使用所带来的文字效率问题,英文极少直接交流,所以还无法对汉字产生影响。
汉字真正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
1979年,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教授,应邀去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香江的繁荣,令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感慨万千。
但就在会议期间,一位外国专家公开宣称,只有拼音文字才能救中国,因为汉字无法进入计算机,这让钱伟长教授的情绪跌到了谷底。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常务理事教授张普】
中国话说,什么事太难了,我们说比登天还难。
法国人要说什么事太难了,就是“CeatChinoin”,它的意思是,这是中文,这是汉字,太难学了。
我们跟日本专家在一起,我们都属于汉字文化圈,所以它的那个汉字也是需要编码。
我们曾经在一起交流,当时日本人就说,汉字进入计算机的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全世界的文字进入电脑就都解决了。
1946年,世界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很快计算机技术在西方社会得到迅猛发展和普及。
1979年,国门大开,有识之士突然意识到未来必将是计算机的时代。
改革开放的领航人邓小平也不失时机地指出,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
但由于当时所有的计算机软件,都是用拼音文字设计和编写的,只能处理拼音文字。
所有,在全球竞争的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前景如何,汉字似乎成了关键。
1980年,中国汉字拉丁化的权威刊物《语文现代化》丛刊第一期宣告,“方块汉字在电子计算机上遇到的困难好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衰老病人,历史将证明,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
半个世纪前那场废除汉字的狂潮,似乎风云再起,而这一次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更有扑面而来的信息时代推波助澜。
汉字真的成了振兴中华的绊脚石了吗?
1981年6月27日,钱伟长教授发起成立了中国中文信息研究会,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于电脑汉字输入法问题的研究,并亲自设计了“钱氏汉字电脑输入法”。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常务理事教授张普】
我们中国中文信息学会成立的时候,除了钱伟长先生他是理事长以外,还有一个副理事长支秉彝,他是在文化革命期间,在牛棚里面,在茶杯盖上,研究汉字编码。
他别的书不能看,要了一本《新华字典》,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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