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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五十年足够了下1论文
五十年足够了!
(下)
(1)论文
无论如何,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每个人都一样。
发展意识形态随着万隆计划一起矢折了。
通过结构调整计划将外围国家重新买办阶级化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世界银行将其资源的三分之一用于所谓的部门调整计划,它是对在西方七国集团和美国政府卵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坚持的战略的必要补充。
然而,世界银行的历史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主义计划的扩充历史紧密相联。
我们知道,在欧洲重建中,华盛顿通过管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直接掌握了银行的角色。
没有人知道在欧洲复兴发展银行(EBRD)创立之后是否会在东欧发生某种类似的事情。
只是在后来的麦克纳马拉时期(1968--1981),世界银行才扩展成现在的规模,同时世界体系也正进入危机。
各种高质量的研究对世界银行的干预作了评估,有全面研究,有部门分析,有个案研究等。
这些作品从来没有经世界银行发表过,它拒绝自我批评的原则,宁愿自吹自擂。
偶尔也有一些让人吃惊的宣言,如我们要做新的事情、消灭贫穷(原文如此!
)等,但从来没有对过去进行自我批判,也没有真正创新的行动。
幸亏有那些花费心血去调查银行所做所为的那些批评家,我们才知道世界银行从来都和华盛顿的战略决策保持一致,甚至对流行于白宫的风尚都随时时刻紧跟。
银行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和私人资本(跨国公司)进行竞争或存在冲突的公众机构。
相反,它把自己看作是支持私人资本对第三世界进行渗透的执行者。
由它帮助贷给资金的工程为器材设备供应商打开了巨大的市场。
最大的阴暗笼罩着这一领域,但人所共知,这些市场对跨国资本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利润特别大。
银行的运作成本远远高于那些由国家当局或多边、双边互助机构(尤其是东方集团国家)所施行的类似项目的运作成本。
阿斯旺大坝工程可为例证,大坝由苏联援建,成本远低于世界银行的预测。
诸如此类的成本超支使低息贷款的好处不再明显。
世界银行的介入和矿业跨国公司的关联密切。
银行对国有化风险提供某种形式的保险,并通过承担基础设施项目(公路、电力、矿运铁路、港口)间接补贴矿业公司。
在农业部门,世界银行致力于摧毁农民生活的自治权,通过支持各种形式的信贷打破农民的紧贴生存线的经济,通过著称于世的绿色革命促进农村的社会分化。
在其他领域,银行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以增强第三世界经济的依赖性融合。
它还系统地促进对公路的利用(与利用铁路相反),以打开石油出口市场,促进石油依赖性(这恶化了许多国家的贸易赤字)。
它促使穷国滥采森林以供出口,而不顾给生态环境带来何等骇人听闻的破坏,也不顾给国家及其未来带来多大毁灭。
另一方面,世界银行对工业化的贡献自始至终是微乎其微,即使是对象南朝鲜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现在世界银行赞扬南朝鲜,而南朝鲜的成就正是因为它拒绝了世界银行的训诫(向外国资本开放工业、放弃补贴本地经济等)。
当然,世界银行的全球战略是明确地和统治世界的资本的战略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在1980年以前还是以后,它都没有关心过现在被称为穷人的状况。
它也从来没有关心过环境,无论在这个问题上它有多少花言巧语。
世界银行总是支持对公共土地的有系统的毁坏以及森林的滥采,而以生态平衡和绝大多数公众的福利为代价。
更有甚者,世界银行一方面装作非政治化,一方面却总是对与华盛顿及其盟友紧密结盟的政权表现出偏爱--蒙博托、马科斯、皮诺切特、苏哈托或者马库特大叔〔TontonsMacoutes,美国支持下的海地杜瓦利埃独裁政权的军警暴徒--译注〕,而不去过问什么民主的问题,也不去管它们如何腐败,以及在此条件下介入的无效性。
在其历史的某一时期,世界银行为了抵制计划意识形态,运用一种基于项目分析的反意识形态。
这一理论并不那么强有力。
影子价格的使用没有多少意义:
只有当控制价格和财政补贴时,它们才能影响决策,而这又与它们所支持的教条矛盾。
而且事实上,对非熟练劳动力设定零影子价格只是用来作低工资政策的借口,换句话说,制造贫穷而不是消除贫穷。
同时,世界银行还进行了学术文体的游戏。
从总体上看,这种游戏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它们总是旨在为统治资本的战略制造合法性。
有一个例子就够了。
在一本写于1965年的关于象牙海岸的书中,我预测到1985年时会产生系统的阻塞,以及外债问题。
世界银行当然是支持对象牙海岸的新殖民主义战略的,它发现有必要用比我多五十倍经费的研究来回答我的研究,今天细读它那个研究,会令任何人耻笑的。
这里所考虑的所有发展基金机构以及实际上更重要的双边援助基金只构成了资本市场的一小部份,一个虽不可忽视却很小的部份,即使我们只是论及流向第三世界渠道的资本。
这一市场可分成两大类:
寻找生产性投资的资本市场(矿业、石油和能源、农业、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建筑业、旅馆、旅游以及其他服务业),和寻找短期金融投资的游资市场。
对于美国、日本以及在次要程度上的欧洲,这第一类市场的规模是不可忽略的,特别是在七十年代尤其如此,当时再配置活动正在高潮。
然而欧洲更倾向于在比它落后一步的周围地区(意大利、西班牙等)投资,而不是那些直接依赖的地区。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的,这解释了洛美公约(EEC-ACPassociation)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通过支持传统的初级产品出口(农业和矿业)以及歧视工业化的政策,这个公约对非洲的灾难和后来这一大陆的边缘化、第四世界化负有显著的责任。
游资市场从七十年代起,就大大超过了生产性投资市场,它对第三世界的兴趣不高,然而必须注意到,第三世界的许多地区(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所积累的资本中的很大一部份是这一市场所为,这要归功于金融和银行系统的自由化和全球化(但东亚和东南亚、印度试图抵制这种趋势)。
另一方面大多数游资从一个金融大都市漫游到另一个金融大都市以寻找投资机会,而很少光顾第三世界的金融体系。
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事情也许正在起变化,那里也许会变得对资本具有吸引力。
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过于强调这一事实,而从不提起另一个事实:
这里所谈的绝大多数资本流入采取了金融投资形式,而不是在生产领域中投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况正是如此)。
在上述条件下所达到的脆弱的外部收支平衡使我们无法把这一运看作是可持续发展的起点。
关贸总协定,亦即贸易的管理者,提供了规则体系的第三个维度。
关贸总协定所遵循的原则是开放和自由贸易:
促进多边(而不是双边)交换,禁止有利于国内生产者的歧视,也禁止出口者的侵犯性行为(倾销),减少关税,禁止其他形式的数量限制(公开形式如配额,不合理的卫生或管理规则掩盖下的不公平作法)。
关贸总协定的支持者把他们的主张建立在一个简单然而是错误的观念上,即自由贸易有利于贸易扩张,而反过来又有利于增长。
历史并没有证实这些看法的正确性。
贸易的扩张,尤其在二战后,与其说是这一时期强劲增长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本质上这是由前面所提到的三部份组成的体系的子系统所导致的)。
在二战后的开始几年里,尽管有高关税和其他形式的贸易保护,国际贸易增长很快。
随之而来的体系危机则导致了世界贸易的衰退:
贸易增长率从七十年代的7%跌落到八十年代的4%,尽管关税在降低,贸易自由化措施在推行。
总的来说,历史事实根本没有显示出自由贸易和商业扩张的正相关关系(即后者是前者的后果,而非相反),同样,增长的阶段和各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或自由贸易也没有相关关系。
尽管如此,下面结论也是正确的:
经济增长易于引发自由贸易政策,而贸易保护主义常常是对危机的反应。
自由贸易的提倡者乞灵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著名定理来支持他们的主张,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定理,由高关税所导致的消费者的损失,大于受关税保护的生产者受益值和政府所收的关税值的总和。
进口配额则被认为更为糟糕,因为它们使国家失去了进口关税。
这种演示,当然意味着一个不真实的完全竞争的世界,还有,它建立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
历史表明,由生产效率增长带来的收益远远高于那些通过即使是最佳的竞争优势所获得的收益。
历史还表明,相对价格并不决定于市场,而是在供求关系之外,决定于生产在其中进行的社会条件。
因而,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通过双重要素贸易条件的恶化,既表现为、也必然导致外围国家的处境悲惨,因为劳动报酬分配远比生产效率分布更为不平等。
我甚至可以说,这种内在于两极化的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现象,不仅是以往贸易的特征(中心的制造业产品和外围的初级产品的交换),而且也将是未来贸易的特征,在未来的贸易中,工业化的外围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而中心国家行使他们的五种垄断力量。
第三世界政府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
其理由是很容易理解的:
对那些已经进入工业时代的国家,进入北方市场不仅是可能的(它们有竞争力),而且是至关重要的(支付它们的技术进口等);至于那些仍在出口初级产品的第四世界国家来说,他们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但也许会有所得到。
这种外围国家买办资产阶级所具有的典型的短见,总是压倒长期考虑的远见,而这种远见,只存在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激进派别(即以社会主义著称的派别)中。
虽然第三世界政府支持自由主义原则,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
尽管关贸总协定的词藻非常华丽,实际操作远远不是遵守这些原则。
事实上,世界规模上的真正的自由贸易的规则是在1975年由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以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名义加以具体化的。
这项计划包括:
(1)向南方工业品的出口开放北方市场(北方以从关贸总协定的规则中去除纺织品作为答复)。
(2)改善热带农产品和矿产品的贸易条件。
(这将是保护环境的好方法,但关贸总协定对此保持沉默。
)(3)提供获取国际融资的更好途径(关贸总协定对此的答复是,使银行规则更加自由化,从而使资本从南方流向北方更加容易)。
(4)建立技术交换的更加正常化的条件。
(关贸总协定的答复是以知识产权的名义加强技术垄断)。
众所周知,国际经济新秩序计划基本上被北方国家所一致拒绝了。
同时,我们有了关贸总协定。
最初的谈判--肯尼迪回合,然后是结束于1979年的东京回合,几乎完全围绕于逐步削减关税的主题。
在最初期(1945-1947),关税被公认为几乎高不可逾:
欧洲平均关税为40%(分布相当平均),美国的平均关税也大体相当(只是高低不同,因为要确保受威胁部门有几乎绝对的保护)。
我前面说过,这些惩罚性关税并没有严重约束贸易的增长。
从1953年到1963年,贸易的年平均增长为6.1%,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只有4.3%。
在乌拉圭回合中(刚刚于1993年12月结束),西方列强追求一些共同的目标,同时也试图协调它们之间的某些分歧。
说清楚这一点很重要:
在这件事情上,所有西方列强的共同点是对第三世界的鲜明的敌意。
乌拉圭回合的真正目标是阻挡已工业化的第三世界的竞争,甚至不惜以牺牲神圣的自由贸易原则为代价,来增强统治中心的五种垄断势力。
在这一领域,正如在任何领域和任何时候一样,流行的是双重标准。
我将提出下述观察作为证据:
(1)由关贸总协定所监管的贸易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7%。
最主要被排除的有纺织品(这个暂时的排除由多种纤维协定所规定,已经原封不动有二十五年!
),农产品(包括和温带国家出产的油竞争的热带油),矿产品等。
作为补偿,发展中国家被准许相互给予某些优惠条件--一个完全微不足道的让步。
(2)第三世界国家用以要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遵守竞争规则、维持国家发展的手段:
要求在生产中的最低限度的国产化率以及最低限度的出口额等条款,正在受到攻击。
跨国公司寻求的,不是(通过出口)竞争,而是增强它们在当地市场的垄断位置,关贸总协定恰在这时出现在那里,来帮助它们解决这个问题。
在乌拉圭回合中插进的著名的贸易相关投资准则(TRIM)的逻辑就是绝妙的例证。
(3)借助贸易相关知识产权(TRIP),一场进攻战开始了,这场进攻战不是为了增强竞争,而恰恰相反,是为了增强技术垄断力量,当然,这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为代价,它们获得所需技术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渺茫了。
关贸总协定力图在此条目下列入的贸易秘密,难道不是把我们带回到300年前的重商主义的垄断贸易时代吗?
甚至讨论这一题目的语言也不是中性的。
我们不再说知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而是当有人去获取知识时却说他是盗窃!
这种政策有时近乎下流:
例如,关贸总协定为保护医药部门垄断者的巨额利润,想要禁止第三世界生产便宜的药品,而这些药品关系到许多人的生死。
(4)在主流媒介忙于声明反对腐败时,关贸总协定却要禁止第三世界国家雇用检察人员监督西方出口商索取的价格,通过非法转移资本,任意定价可以为腐败和逃税提供最理想的机会。
(5)主张为西方银行的保险公司的活动打开市场的攻势,意在加速资本从南方转向北方。
亚洲反对这样做。
但它能抵抗多久呢?
关贸总协定所谓支持公平竞争的声明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关贸总协定完全是跨国公司的顺从的奴仆。
众所周知,它是所能想象中最不透明的机构,它在国际商会(最大的跨国公司的俱乐部)阴影下秘密地谋划。
因此,毫不奇怪,关贸总协定公然无视可持续发展的有关问题,这些问题只是在其他场合才得到讨论。
它同样无视环境,它以牺牲未来为代价,反对对矿产工业的任何控制。
关贸总协定力主的反调控很显然是以彻底取消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管理空间来服务于跨国垄断者。
和关贸总协定反对第三世界的共同战线相比较,主要西方列强在协定上的内部份歧,不加夸张地去看,则不如主流媒介所宣传的那么重要--这些主流媒介在其他问题上却保持沉默。
事实上,许多这类寡头竞争者之间的冲突都由市场分割或自愿出口限额等友好安排解决了--这些都和自由主义贸易的信条完全矛盾。
另一方面,其他的冲突给美国提供了公开表现其傲慢的机会:
(1)美国、欧共体、日本在农业补助金上的冲突(包括在布莱尔厅(BlairHouse)协定之中)是最为人所熟知的。
实际上,目前欧共体国家通过和世界农产品市场价格脱钩的办法,实现了农产品自给有余,甚至已经能够出口,但欧共体却禁止第三世界国家采用这种办法。
同样无庸置疑的是,日本和南朝鲜试图通过保护它们的稻米生产者来维持农产品的自给自足。
然而,美国的农业补贴远在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之前就存在了。
(2)围绕诸如航空一类的所谓受补助部门的矛盾,集中在给民用航空的公开补助上,而无视通过军事项目支持美国航空工业的巨大的隐性补助。
(3)在技术领域,美国总是以国家安全名义保留保护自己的权利,但它总是要求别的国家对其技术间谍活动敞开大门。
在这一领域的抵制行为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并会导致美国以著名的超级301和301特别条款名义下进行报复的威胁。
然而,由于关贸总协定直接代表的是跨国公司而非国家,在这些领域的矛盾并不象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反对国家。
在多数情形下,每个国家内部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国家内的特殊利益集团对关贸总协定有关问题持支持或反对的相互矛盾的主张。
三、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当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不可否认,它在最近这一时期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再有,这种国家间经济联系的深化发生在积累的危机期,这一时期战后繁荣已经转变成停滞。
资本统治集团根据其利益已经对新的形势做出了回应。
这一回应能够持续下去吗?
危机会得到正确处理而不至于加剧混乱和崩溃的危险吗?
它能更进一步为恢复增长作准备吗?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能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政策的批评分开来。
同样,代替这些政策的可供选择的建议也不能和全面的社会及政治视野分开来,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形象就位于这个视野之中。
全球化的推进并不仅限于贸易。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农业产品的一个相当大的部份--大约三分之一左右--都在世界市场上交换)。
它也影响到生产体系(以国家为中心的自主的生产体系逐渐被破坏,而被重组成全球整体生产体系的一部份)、技术(特殊的民族技术让位于普遍通用的技术)、金融市场和社会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
同时发生的一个现象,是开始工业化的那些第三世界国家也被整合。
(这种转变应归功于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和东方集团国家对万隆阵线的支持,而决不是资本扩张的逻辑,前者改变了国际劳动分工的条件,侵蚀了外围-中心两极分化的经典形式,并开始用前面提到的五种垄断力量的形式来取代那些很快就要过时的形式。
)当然,不证自明,新的全球化侵蚀着民族国家经济管理的效率。
然而,它并没有取消民族国家的存在。
因此,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矛盾,在我看来,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
其理由是,资本主义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体系。
没有社会和政治维度,它的经济是无法想像的,而这意味着国家的存在。
直到最近,资本主义的扩张建立在两个空间的恰好重合上:
即决定再生产和积累的空间与政治和社会管理空间的重合:
中央国家政府的空间造就了国际体系的结构。
然而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的特征是:
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全球化空间与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管理空间是分离的。
在这种境况下,资本统治集团的利益会要求给全球化的经济管理以优先权,而以牺牲民族国家的功能为代价。
这反映在主流媒体的大举的反国家的演说中,它们呼唤消除国家对社会的干涉,大规模的私有化等。
这些谬误的论点很容易反驳。
社会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代价高昂而且效率低下,例如美国的医疗保健比欧洲贵一倍,而质量却更差。
然而,利润却是很高的(对美国的保险公司而言)。
公众机构也许还受某种形式的民主控制,而私有化代之以不负责任的、不公开透明的私人官僚机构。
在绝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里,公众部门不仅执行地方或外国私人部门力所不及的开拓工作,而且在某些情形下,通过公众垄断代替私人垄断,为积累提供了财政支持,改善了收入分配,等等。
当然,在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万隆计划下的国有化的社会内容有其局限性。
产生的收入首先导向新中产阶级的扩张而不是普通大众。
管理也有时是低效的,既有客观原因(缺乏必要的资源以及时推进现代化),政治和社会原因(公众部门的赤字资助了寄生性质的私人部门的增长),也有政治管理上的原因(包括腐败)。
但是,从社会意义上讲,私人资本主义肯定不会更好,甚至不一定更有效率。
(研究表明,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主要工业化国家,公众部门的利润率平均来说高于西方相应的私人部门的利润率)。
因此事实上,对国家的攻击和同时宣传的赞扬民主、透明度和效率的花言巧语是自相矛盾的。
不幸的是,大量的非政府组织采用了这种观点,加入了反国家的鼓噪,而没有认识到在这一领域资本进攻的结果总是普通大众阶级的大灾难。
私有化在应付危机中扮演了一个有趣的角色,为危机所特有的过量资本提供了一个出路,这一事实很少被提及。
在我看来,这是私有化的主要理由。
但以什么为代价呢?
投入私有化的资本对生产体系的发展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因此也没有减少失业)。
这种情形下的投资回报恶化了国家能力的不平等,因而削弱了一些国家随后为减轻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进行干预的能力。
因此,将现有系统的管理精简为由世界市场管理的计划,完全是空想。
正如科斯塔斯沃哥普罗斯(KostasVergopoulos)所指出的,民族的聚合力在衰落,但这并没有被代之以世界范围内的聚合力,世界范围内的聚合力仍然无处可寻。
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样的聚合力需要一个世界政府,或至少一个在全球水平上和民族国家在其水平上一样有效力的政治体系。
国际经济机构没有填补这个空白。
正如我们所见,它们只不过是资本用来管理市场的工具。
联合国现在已经贬值了,它并没有向建立世界政治体系前进,相反,它正在这方面有所倒退。
由于认识到这一失败,沃哥普罗斯表达了对全球化以成为现实怀疑态度,这有其一定道理。
他观察到,尽管有市场的全球化,国家的宏观经济结构仍然是极为重要的决定因素。
公司之间的竞争事实上是国家之间的竞争。
他写道:
全球化的公司确实存在,但国家经济体系还没有全球化。
在此背景下,全球化增强了分化,弱化了聚合力。
因此,它仍是脆弱的。
全球化或许会被带到发生爆炸的地步,或许会演化为竞争性的区域化,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的。
全球化在停滞的背景下推进。
它是停滞的原因吗?
我要提出一个辨证的、富有辨别力的答案:
停滞并不是全球化的直接产物,但资本全球化侵蚀了构成战后增长基础的三部份系统(西方的福利国家,第三世界民族资产阶级的万隆计划,东方阵营的苏联制度)。
更进一步,统治资本用以应付危机的政策使停滞永久化和恶化。
停滞(它已经作为世界体系的特征长达二十五年了!
)自然会导致一笔找不到生产性投资出路的巨额剩余资本。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资本对形势的反应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优先处理大量的游资。
这需要最大程度的世界金融开放和高利率。
同时,由于美国的财政赤字吸干了大量游资,使美国保持了它在世界体系中的资本输入国地位;这是它维持自己霸权的的唯一方法(强行使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维持极端庞大的军费开支)。
另一方面,这一体系无疑有下列缺陷:
(1)它没能稳定汇率,甚至在主要货币之间(美元、日元、马克以及次要程度上的英镑和法朗),因此扭曲了国际竞争的规则。
(2)它导致了世界范围停滞的恶性循环,使失业成为西方社会的永久性特征。
(3)它阻断了许多外围地区追求发展的可能性。
就第一个缺陷而言,主要决策中心(尤其是西方七国集团)正在想办法纠正或调整。
然而,由危机处理政策所带来的停滞和破坏--在后两点中得到体现,并不真正是统治资本关心的事情。
失业对没工作的人是个问题,对资本家却不是。
如果失业是维持资本的高利润率所必须,那么失业万岁!
外围国家的发展也不是资本的战略。
它们的战略是从外围国家的增长或停滞中左右逢源,准确说就是从中获利。
由于在这种形势下,那里没有什么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统治资本就从管理第三世界的债务中寻找它的利润。
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没在它的议事日程上,因为这并不是资本的利益所在。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评价危机前所执行的战略。
从1945年开始,那时还仅仅在萌芽状态的福利国家得到了有系统的扶持,不仅由布雷顿森林机构(它们在这方面的作用还非常有限),而且由国家,即西方政治体系。
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光芒终于照亮了西方政治体系的黑暗吗?
这是因为统治资本转向为社会服务了吗?
根本不是。
这是因为那时存在着共产主义的威胁。
西方政治霸权集团必须起来迎接这一挑战,而它们的确这样做了。
同样,第三世界的发展并不是由于西方精英转变成反殖民主义者:
它是由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所造成的,这些运动受益于东方集团国家的支持。
苏联制度的解体(三部份体系中的最后一个因素)改变了西方和第三世界的社会关系,这种改变有利于统治资本。
资本迅速地恢复了它的本性,抓住机会破坏西方的工人运动(通过失业)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通过摧毁发展和实施重新买办化)。
权势者对失业和贫穷发出悲叹的演讲--好象这些现象不是他们的政策所造成似的--是彻头彻尾的伪善。
国际经济机构并不对这种状况承担直接的主要的责任。
它们只是工具。
昨天,它们被设立起来为欧洲和日本的战后繁荣服务(当作为马歇尔计划和欧洲建设的一部份的深层行动正在执行时,这些机构保证汇率稳定),以及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服务(通过使它向右转,这使它更快耗竭)。
今天世界体系正准备处理危机,它们也待命服务。
在我提出的危机管理的分析中,银行的国际化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正在通过扩张它们全球化的融资活动来扩大其自治权,同时银行则受到了损害。
但浮动汇率和持续增长的大量自由资本,使银行获得机会去参与有利可图的金融投机来管理危机。
同时,银行的国际化(还有保险公司)使南方的储蓄向北方的投机性金融市场流失。
当然,所有这些都可说是骇人听闻的,有充分的理由断定:
私人资本不能代替中央银行的角色,它只能毁掉中央银行的角色,中央银行的功能必须是公众性的。
但无论上述做法多么骇人听闻,它们决非荒谬。
我们已经生活在浮动汇率制中达二十多年了。
那个被炮制出来的、将浮动汇率制合法化的新古典主义的理论阐述已经完全被事实推翻了。
经验表明,并没有什么自然的汇率平衡点,这个汇率总是或几乎总是决定着非对称的结构调整,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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