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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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1
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
(1)
【内容提要】头下制度是辽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对头下制和头下军州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内容涉及头下制的渊源,头下的形态和性质,辽朝头下军州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以及头下军州的制度层面的诸问题,并对文献和考古材料中所能见到的头下军州作了较为系统的考证。
作者认为,头下制渊源于北方民族,与唐代的头下户无关;头下军州制度早在辽朝建国之初就已创立;金朝既不存在头下制度,也没有头下的概念。
【关键词】头下投下头下军州头下户
头下制是契丹王朝颇具特色的一种民族文化,历来深受辽史研究者的关注。
然而由于史料的过分匮乏,迄今为止,人们对这种制度还了解甚少。
如果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丰富我们有关辽朝头下制度以及头下军州的知识,并有助于加深对于这个北方民族王朝的历史特性的理解,那将令我感到十分欣慰。
“头下”一词的语源及其语义,是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
王国维在谈到元朝的投下时,谓“此语本出契丹”,[1]亦即认为“头下”是契丹语的译音。
陈述先生也倾向于“头下”为译音说,并推测它源于夫馀语。
据《后汉书》、
《二国志》等典籍记载,夫馀诸族以六畜名官,部落首领有
“马加”、“牛加”、“猪加”等称号,其官名后所缀的“加”字,汉义为“王”、“首领”,陈述先生认为“加”可能就是“头下”二字的合音,且进而推论说:
“头下之初义为王,
亦即首领,……继则用以名私甲、私城,犹言部曲也”。
[2]
关于元代的“投下”,学者们也就其语源进行过很多探索。
虽然元人记载中已有“投下”即“爱马”的说法,但仍有一些日本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试图从蒙古语中寻找
“投下”一词的词源,[3]他们的意见不为学界所认同。
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看法是,“爱马”是蒙古语“ayimaq”
一词的音译,而“投下”则是它的意译;蒙古语中的“爱马”,其本意是部、部落,引申为军事游牧集团或王公贵族的封地
封民。
[4]
此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头下”的语源可能出自汉语。
宋代文献中往往用“头项”一词来指称兵马单位,故陈述先生又怀疑辽之“头下”或者本为汉语。
[5]周良霄先生
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他在谈到元代“投下”的语源时说:
“在早期的蒙古史料中,我们找不到‘投下’或‘头下’一词。
这里似乎也证明,投下、头下是一个汉语词,义即‘头项之下’。
”[6]
由于对契丹语言文字的了解十分有限,直到今天,学者们仍难以对“头下”一词的语源及语义作出确切的论断。
关于“头下”的语源,我认为王国维的判断是正确的,即它是契丹语的译名。
源于夫馀语说纯系一种猜测,并没有什么语源学和历史学的依据,故很难令人相信。
源于汉语说则迹近附会,尽管彭大雅《黑鞑事略》有称蒙古“投下”为“头项”的例子,但正如王国维指出的那样,彭大雅所说的“头项”实际上是“投下之音讹”,并不能证明汉语中的“头项”一词与契丹人和蒙古人所说的“头下”有何渊源关系。
至于“头下”的语义,则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不过我想蒙古人既然以“投下”作为“爱马”一词的意译,那么契丹语中的
“头下”理应与蒙古语中的“爱马”语义相同或相近;但是,在我们从契丹语中发现“头下”的词源之前,这也仅仅是一个猜测而已。
众所周知,头下制度仅见于契丹和蒙古两朝,但陈述先生曾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看法。
淳熙四年作为宋使张子正的随员到过金朝的周輝,在他此行留下的行记《北辕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十六日,至邯郸县。
路逢一细车,盖以青毡,头段人家也。
‘头段’者,谓贵族及将相之家。
”
陈述先生认为这段文字中的“头段为头下之讹”,他的推论是:
“疑头段者为‘头叚’之讹舛。
周氏原文当作‘头叚不作‘头段’。
头段者则传抄或版刻之误,而头叚者则头下之同音异译。
……辽所谓头下军州即宗室外戚大臣所建之军州也,反之则称其建军州之宗室外戚大臣曰头下,实甚自然
之事。
金沿辽旧,故犹以头下谓贵族将相之家。
‘叚’、‘下'
音同,‘叚’、‘段’形似,故误为头段也。
”[7]陈述先
生的这种推测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可,蔡美彪先生在《元代白话碑集录•济源十方大紫微宫圣旨碑》的一条注文中如是说:
“‘头下’或写作‘投下’,……辽、金两代均有此制。
”[8]张博泉先生也在《辽金“二税户”研究》一文中这样写道:
“辽、金、元三朝都有头下,金代称之为‘头假’,其详细情况史无记载,但它在金代不是作为一种特定制度而存在。
”[9]需要指出的是,陈述先生推测“头段”为“头叚”之讹,乃是因为“叚”、“下”音同的缘故,而张文却将“头叚”误会为“头假”,不知“头假”与“头下”何干
在我看来,陈述先生的上述假说颇有斟酌的馀地。
首先,
不能不佩服在陈述先生的怀疑之中所表现出来的深厚功力,我逐一查对了《北辕录》的各个版本,发现涵芬楼本《说郛》中的“头段”一词,在《历代小史》、《续百川学海》、《碎
锦汇编》和宛委山堂本《说郛》四个本子中确实都作“头叚”;
《古今说海》本作“头”,“”也应是“叚”字的异体。
但即便如此,我仍觉得陈述先生的上述假说很难成立。
按
“叚”,《广韵》古疋切,见母马韵,显然与“下”字读音风马牛不相及;又《集韵》异读何加切,匣母麻韵开口二等,而“下”字《广韵》胡雅切,匣母马韵开口二等,两者相较,韵部、等呼虽同,但韵类不同,一为平声,一为上声。
其次,
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既然是一个译语词,而且宋人也早已习惯于“头下”或“投下”的译法,为何周煇却偏要用“叚”这样一个有异读且又十分偏僻以至于在《广韵》中都查不到与“下”相近的读音的字这不符合翻译的常规。
再说涵芬楼本《说郛》是《北辕录》的最佳版本,切不可轻易对“头段”一词加以否定;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金代文献中可以找到金人使用“头段”一词的证据。
《大金德运图说》收录的宣宗朝讨论德运的案牍中,有四处地方使用了“头段”一词:
贞祐二年正月尚书省札云:
“明昌四年十二月^一日,奉章宗敕旨‘本朝德运仰商量’,当时本部为事关头段,呈乞都省集省、台、寺、监七品以上官同共讲议。
”又云:
“缘事关头段,自章宗朝选集众官,专委讲究,前后十年,才始奏定。
”同一省札引承安五年章宗敕旨云:
“商量德运,事属头段,莫不索选本朝汉儿进士知典故官员集议。
”又贞祐二年二月省札曰:
“奉圣旨‘本朝德运公事教商量’事,缘为事关头段,拟乞选官再行详议。
”[10]从这几段话的文意
来看,“头段”当为“紧要”、“贵重”之意。
周煇《北辕录》谓“头段人家”指“贵族及将相之家”,也正是此意。
可见“头段”应该是流行于金代社会的一个汉语词,它与辽之“头下”并不相干。
总之,根据我对金代文献的了解,我认为金源一代既不存在头下制度,也没有头下的概念。
除了“头下”的语源之外,关于头下制度的渊源问题,
也存在着某些分歧。
自王国维以来,不管是认为“头下”一词源于契丹语者,还是主张源于夫馀语、蒙古语、汉语者,有一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都不否认它是来自北方民族的一种制度。
而向达先生在50年代末编写的一份《中西交通史教学大纲》中却提出一种新的看法:
“敦煌发现的卷子中常见头下户、团头的名称,这就是《辽史•地理志》和《食货志》所说俘掠来的人口,又名投下,即是一种奴隶。
”[11]
李锡厚先生受此启发,近年撰文重新探讨了头下制度的渊源问题。
他的基本观点是,“头下不是契丹固有的制度”,而是渊源于中原汉族社会。
根据他的解释,唐代头下户的概念,是把若干人户团结为团、保等组织,为首者称团头、保头,其下属即谓之“头下户”。
北京图书馆所藏三件敦煌寺院借贷文书中,就有“团头”、“头下户”、“头下人户”等字样,这是寺户中的一种连保借贷组织。
李锡厚先生认为辽朝的头下制度即源于此,契丹军事贵族团结被俘掠的汉人建为汉城,并将他们编制为团,设团头进行管辖,于是便把团头下的汉人称为头下户。
根据这种解释,他对辽朝的头下军州也作了新的定义:
凡是由俘户构成的州,不管其隶属关系如何,均应视为头下州;也就是说,头下州和汉城基本上是一个概念。
[12]
上述观点恐怕很难引起学者们的共鸣。
在我看来,唐朝的“头下户”与辽朝的“头下”一词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前者是汉语词,而后者是契丹语的译音,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就像葡萄与葡萄牙毫不相干一样。
辽朝的头下,
《辽史•地理志序》亦作投下,宋代文献中头下、投下兼用,元朝则多作投下,用唐朝的头下户如何去解释“投下”一词既然头下和投下可以通用,就证明它是一个译语词。
李锡厚先生对辽朝头下户的解释,是在假定头下制度源于唐代的前提之下,基于唐朝头下户的概念而进行的一种推断,并没有什么史料凭据。
他对头下军州的解释更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因为这种说法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头下军州必须具有私城的性质,这在辽代文献及考古材料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关于契丹头下制度的早期形态,宋琪的如下一段记述常为人们所引用:
“晋末,契丹主头下兵谓之大帐,有皮室兵约三万,皆精甲也,为其爪牙。
国母述律氏头下谓之属珊,属珊有众二万,乃阿保机之牙将,当是时半已老矣。
南来时量分借得三五千骑,述律常留馀兵为部族根本。
其诸大首领,有太子、伟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苔、五押等,大者千馀骑,次者数百骑,皆私甲也。
”[13]虽然宋琪所说的是
太宗时代的情形,但皮室军和属珊军早在太祖建国之初就有了。
当时从皇帝到宗室大臣,契丹军事贵族们都拥有一支被称为头下兵的私甲,而他们所拥有的私奴则被称为头下户。
估计至迟到遥辇氏时代的后期,已经有了头下兵和头下户的概念;陈述先生认为,迭剌部实际上就是遥辇氏的头下。
[14]但由于当时契丹尚未建立城镇,所以头下城的出现是比较晚的事情。
唐朝末年,日益强大起来的契丹族屡屡南下侵扰汉地,并以俘掠的汉人建置城寨,这些早期的城寨大都隶属于各级军事贵族们,这就是头下城。
《辽史•地理志序》在解释头下州的缘起时说:
“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也说:
“是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
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
”一般认为,太祖伯父于越王释鲁在祖州附近建置的越王城,是见于文献记载的最早的一个头下城。
《辽史•地理志》曰:
“于越王述鲁西伐党项、吐浑,俘其民放牧于此,因建城。
”其时约为九世纪末叶。
契丹建国后,宗室、外戚所拥有的头下城,凡由朝廷赐给州、军称号者,便成为头下军州。
《辽史》是这样解释头下军州的:
“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
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馀不得建城郭。
朝廷赐州县额。
”[15]
头下军州制度始创于何时,《辽史》中缺乏记载。
《辽史•地理志》曰:
“川州,长宁军。
太祖弟明王安端置。
会同三年,诏为白川州。
”《太宗纪》亦云:
会同三年八月戊申,
“以安端私城为白川州”。
岛田正郎据此认为:
“白川州是有明确年代可考的、建置最早的头下军州,头下军州制度的创立恐怕也距此不远。
”[16]这种说法今天已成为学术界的
定论。
[17]
然而,根据辽代石刻材料所提供的线索来看,头下军州制度的创立远早于太宗会同三年。
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陈万墓志》,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年卌,奉大圣皇帝宣命□□从故国舅相公入国。
寻授圣旨,除豪刺军使。
……年五十五,皇帝知司徒战伐功高,改军为豪州,除司徒为刺史官。
”[18]豪州为头下军州,《辽史•地理志》“头下军州”条记载说:
“壕州:
国舅宰相南征,俘掠汉民,居辽东西安平县故地。
”此壕州即豪州之误。
[19]据阎万章先生考证,《陈
万墓志》所说的“国舅相公”和《辽史•地理志》所说的“国舅宰相”,都是指的述律后弟北府宰相萧阿古只;《辽史•太
祖纪》神册二年三月有“以后弟阿骨只为统军,……东出关略燕赵”的记载,阎万章先生认为陈万可能就是阿古只此次南侵时被俘入辽的,《墓志》所谓“奉大圣皇帝宣命□□从故国舅相公入国”云云,实乃“国舅宰相南征,俘掠汉民”的饰词,此年陈万39岁,与《墓志》所说的40岁稍有出入,许是《墓志》小有差错。
[20]根据上引《陈万墓志》可知,
陈万在神册二年入辽后不久,就被任命为豪刺军使,显然,豪刺军是萧阿古只的头下军,而陈万则是以萧阿古只私奴的身份担任这一职位的。
至陈万55岁时,即太宗天显八
年,辽朝改豪刺军为豪州,也就是将头下军改为头下州,仍由陈万任州刺史。
另外一件可举以为证的石刻材料,是出土于1983年的
《张建立墓志》。
该《墓志》谓张氏为平州卢龙人,“奈边境多虞,因滋向化,身浴沐先皇眷泽。
遍历诸难后,任榆州刺史、兼番汉都提辖使。
天显五年十月十六日染疾卒于公府,春秋四十有七”。
[21]榆州为头下军州,《辽史•地理志》云:
“榆州,高平军,下,刺史。
……太宗南征,横帐解里以所俘镇州民置州。
”据邓广铭先生考证,横帐解里即宋琪在《平燕蓟十策》一文中提到的麻苔,亦即太祖弟剌葛之子耶律拔里得。
[22]张建立大概是在太祖时被解里俘掠入辽的,后来遂以解里家奴的身份担任其头下州榆州刺史,于太宗天显五年卒于任上。
故榆州之赐额建州,应该是天显初年的事情。
综上所述,创建于太祖神册初年的豪刺军是目前可以知道的最早的头下军,而创建于太宗天显初年的榆州则是有据可考的最早的头下州。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
辽朝的头下军州制度,早在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初就已创立。
辽朝究竟建立过哪些头下军州这是一个值得考究的问
题。
《辽史》卷三七《地理志》“头下军州”门中仅列出以下16个头下军州:
徽、成、懿、渭、壕、原、福、横、凤、遂、丰、顺、闾、松山、豫、宁。
此外在《地理志》五京州县和《圣宗纪》中还提到以下7个头下军州:
贵德州、双州、白川州、榆州、乌州、宗州、全州,大概是因为这7个州后
来大多因故而被籍没,改隶于五京州县,所以没有列入“头下军州”门中。
除《辽史》之外,《契丹国志》卷二二《州县载记》中也列有“诸藩臣投下州二十三处”,即微、濠、驩、卫、荆、问、随、和、澄、全、义、遂昌、豫、员、福、荣、唐、粟、黑、河、茂、麓、宗。
首先需要考察这条史料的。
根据我在点校《三朝北盟会编》时查考的结果,发现《契丹国志》卷二二《州县载记》的内容全都抄自《会编》卷二一所引《亡辽录》。
但问题是《亡辽录》的这条事目,《会编》诸本均作“下州二十三”,并无“投”字,据我估计,可能为明人妄删。
《契丹国志》系元人所作,元人自然不会对投下感到陌生,故抄引《亡辽录》仍作“投下州”,而明人则不然,明人不谙辽制,加之又有好改古书的恶癖,盖误以为“投”字系衍文,故率尔涂乙。
我可以举出一个旁证。
《契丹国志》卷二三“兵马制度”条,系抄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
自明以后诸本均误作“部下”,但北京图书馆藏元刻本《契
丹国志》却不误。
盖明人不知“投下”为何物,故臆改为“部下”耳。
以《会编》所引《亡辽录》与《契丹国志》对校,其列
出的投下州只有21个,与其总数不符,所缺荆、和二州,显系脱漏。
此外,两书所记州名还有某些出入。
微州,当据
《亡辽录》改作“徽”;问州,当据《亡辽录》改作“闾”;粟州,当据《亡辽录》改作“肃”。
卫州,《亡辽录》误作
“衡”;全州,《亡辽录》误作“金”;当据《契丹国志》改正。
员州,《亡辽录》作“圆”;唐州,《亡辽录》作“康”;黑州,《亡辽录》作“里”;两者必有一误。
那么,《亡辽录》有关投下州的记载是否可靠呢《亡辽录》全称为《金人亡辽录》,《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伪史类云:
“《金人亡辽录》二卷,燕山史愿撰。
或称《辽国遗事》。
”又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三绍兴元年四月庚辰条载:
“朝议大夫、添差通判衢州史愿直秘阁。
愿,燕山人,有学问,上召见而命之。
愿尝著《金人亡辽录》,行于世。
”史愿原为辽朝进士,宣和四年入宋,宋金和议订立后,于绍兴十五年被遣返金国。
[23]从《系年要录》的记载来看,《亡辽录》一书大概即作于辽朝甫亡之时。
史愿既为辽朝士人,他的记载必定是有所凭据的。
《亡辽录》所记载的23个投
下州,仅有7个见于《辽史》的头下军州,其馀的16个州虽于《辽史》无征,但我相信它们都是靠得住的,因为其中的几个州已经得到了证实。
如卫州,见于胡峤《陷虏记》;澄州,于《辽史》无考,据沈括《熙宁使虏图抄》,知丰州于道宗咸雍间改名澄州,而《辽史》谓丰州是耶律阿没里的头下州;义州,《辽史》未言义州为头下州,而据《创建静安寺碑铭》,[24]知义州是耶律昌允的头下州;驩州,亦《辽史》所无,1966年出土于辽宁阜新的《大辽国懽州西会龙山碑铭》,证明辽朝有懽州,考古文物工作者认为,懽州就是
《亡辽录》所记载的头下驩州。
[25]
在《辽史》和《亡辽录》之外,还有以下几个头下州可考。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云:
“抚州,下,镇宁军节度使。
辽秦国大长公主建为州。
”辽世宗长女耶律和古典和圣宗次女岩母堇都曾受封为秦国长公主,不知孰是。
又《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六下“戎狄旧地”门记载说,晖州、禄州、穆州“并曰于越王城;耶律逊宁者,虏中大将也,蕃语谓之于越王。
不知创立之因。
”耶律逊宁即辽朝名将于越耶律休哥,这三个州可能是景宗时耶律休哥以他在对宋战争中俘掠的汉民而建立的头下州。
此外,还有一条宋代史料也值得注意。
李攸《宋朝事实》卷二O“经略幽燕”门备列辽朝诸京州军,其中有“下州三十四”:
睦、集、卫、泉、宗、银、岩、慈、陈、通、化、麓、朝、长春、铃、泽、叶、严、温、润、般、兰、番、闾、
双、铁、晖、渭、还、元、福、乌、金、懿。
在这34个州
中,至少有12个是见于《辽史》或《亡辽录》的头下州,因此我颇疑心其“下州”或当为“头下州”之误。
《宋朝事实》是乾隆开四库馆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因此亦有可能是被明人删去了“头”字。
此书作于南宋初,这段记载的史料无从查考,姑且存疑。
根据上述考证结果,现将辽朝头下军州列为下表:
州名
军号
建州年代
头下主
头下户
户数
豪刺军
神册初年
国舅
俘掠汉民
不详
榆州高平军下刺史
天显初年
横帐
俘掠汉民
不详
豪州
刺史
天显八年
国舅
俘掠汉民
6000
白川州
长宁军中节度
会同三年
横帐
俘掠汉民
不详
遂州
刺史
约太宗朝
横帐
俘掠汉民
500
顺州
不详
约太宗朝
横帐
俘掠汉民
1000
贵德州
宁远军下节度
太宗朝
横帐
俘掠汉民
不详
双州
保安军下节度
太宗朝
横帐
俘掠汉民
不详
卫州
不详
世宗以前
不详
俘掠汉民
不详
原州
不详
约太宗朝
国舅
俘掠汉民
500
福州
不详
约太宗朝
国舅
俘掠汉民
300
乌州
静安军刺史
约太宗朝
横帐
俘掠汉民
1000
晖州
不详
约景宗朝
横帐
俘掠汉民
不详
禄外
不详
约景宗朝
横帐
俘掠汉民
不详
穆外
不详
约景宗朝
横帐
俘掠汉民
不详
全外
不详
统和九年
汉臣
俘掠汉民
不详
宗州
下刺史
圣宗朝
汉臣
俘掠汉民
不详
丰州
刺史
统和十三年
遥辇之后
俘掠汉民
500
抚州
不详
约圣宗朝
公主
媵臣
不详
徽州宣德军节度
圣宗朝
公主
媵臣
10000
成州
长庆军节度
圣宗朝
公主
媵臣
4000
懿州
广顺军节度
太平三年
公主
媵臣
4000
渭州
高阳军节度
圣宗朝
公主
媵臣
横州
不详
约圣宗朝
国舅
部下牧人
200
肃州信陵军刺史兴宗以前
不详
不详
不详
义州
不详
道宗以前
横帐
不详
不详
驩州
不详
道宗以前
不详
不详
不详松山州不详不详横帐不详
500
豫州不详不详横帐不详
500
宁州不详不详横帐不详
300
闾州不详
不详横帐?
不详
1000
凤州不详不详不详不详
4000
荣州不详不详不详不详不详河州德化军不详
不详不详
麓
下刺史
不
详
不
详
不
详
不i
羊
唐0
不
详
不
详
不
详
不
详
不i
羊
随
不
详
不
详
不
详
不
详
不i
羊
遂昌州
不
详
不
详
不详不详不详圆州
不详不详不详不详不详黑州
不详不详不详不详不详茂州不详不详不详不详不详荆州
刺史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和州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此表总计42个头下军州,但辽朝一代先后建立的头下军州肯定不止这些,至于没有获得州军称号的头下私城就更是无从统计了。
《辽史》卷四八《百官志》云:
“其间宗室、
外戚、大臣之家筑城赐额,谓之头下州军。
不能州者谓之军,不能县者谓之城,不能城者谓之堡。
”这段话涉及到各种头下私城的形式和名称问题,需要做一点解释。
辽朝的头下州很多都有军号,节度州自不必说,就连某些刺史州也有军号,故一般通称为头下军州,亦称头下州军。
那么,所谓“不能州者谓之军”又当作何解释上文曾谈到萧阿古只在神册初年建立的头下城豪刺军,后于太宗天显八年改为豪州,因此我估计辽初可能曾一度对某些头下城赐以军号,次于州一等,大概从太宗以后就只封赐带军号或不带军号的头下州,而不再设置这种无州额的头下军了。
“不能县者谓之城,不能城者谓之堡”,指的是没有得到朝廷承认并获得州军称号的各种头下私城。
这些头下城、寨、堡大都不见于历史记载,但也并非毫无踪迹可寻。
据宋人记载说,宋真宗咸平元年七月,“契丹于越王下五寨监使马守玉与其弟租子寨使守琛、雕翎寨使王知遇等百七十五人,挈族来归”,[26]于越王即耶律休哥,这里说的“寨”就是指耶律休哥的头下寨。
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喀喇沁旗发现的辽景宗保宁^一年《耶律琮神道碑》中,有“故太师令公授赐人户一百八十三户”的记载,碑铭最后的立碑人题名,有“马盂山庄主首李琼美、凌河庄主首李琼营”等。
[27]耶
律琮是太祖弟迭剌之孙,碑铭中说的“授赐人户一百八十三户”,就是景宗赐给他的头下户,马盂山庄和凌河庄则是耶律琮的头下庄园。
1980年发现于内蒙古巴林右旗乌苏图山的
《崇善碑》,碑文中有上后妃寨、下后妃寨等地名,而它下面的题名又大都为汉人,[28]我想这可能也是头下寨的痕
迹。
又,据《辽史•地理志》载,析津府漷阴县有延芳淀,
“辽每季春,弋猎于延芳淀,居民成邑,……国主、皇族、群臣各有分地”。
而据清人考证说:
“通州东南四十里,有村名太子府,州西二十二里,有村名大王庄。
考《金史•胥持国传》:
‘上书者言民间冒占官地,如太子务、大王庄,
非私家所宜有。
持国言:
此地自异代已为民有,不可取也务与府音相近,每多互讹。
则二村得名,当自辽代始矣。
”
[29]辽代的延芳淀正位于清代通州的东南方向,故张正明先生认为这两个村庄在辽朝可能是头下军州性质的庄园。
[30]
1979年出土的《梁援墓志》,谓其曾祖梁廷嗣因与景宗有“龙潜之旧”,景宗即位后遂以“大水泊之侧地四十里、契丹人凡七户皆赐之”。
[31]梁廷嗣被赐的土地和人户,实际上也具有头下的性质。
从另一个方面也能看出辽朝存在着大量的头下城寨。
据
《辽史•地理志序》称,辽朝总计“京五,府六,州、军、
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
但考古文物工作者指出:
“仅从考古调查所发现的辽代城址来讲,其数量超过《地理志》所列州县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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