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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革命阅读资料
《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
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
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
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曰须言之有物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
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
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
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 《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此吾所谓情感也。
情感者,文学之灵魂。
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 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
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
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夐绝千古也。
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
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
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未矣。
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
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
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
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
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
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
此文之进化也。
试更以韵文言之:
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
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
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
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
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
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
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
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
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
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
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
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
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游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
《三都》《两水》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
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
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
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
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
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
前见国会开幕词,有云:
“于铄国会,遵晦时休。
”此在今日而欲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证也。
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
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逼真赝鼎”而已,文学云乎哉。
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
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
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
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
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
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
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
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游》《石头记》。
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
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
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
三曰须讲求文法
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
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
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
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此殊未易言也。
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日“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
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
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唱之文。
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
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
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
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冯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
其不能为贾生、王某、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
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磋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憎厌。
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
今试举一例以证之: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
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
幺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
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
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
“翡翠线”,“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
“丁字帘”,“幺弦”,皆套语也。
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
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
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吾所谓务去滥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
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
其用滥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
八曰不避俗语俗字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参看上文第二条下)。
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
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
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
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
)当是时,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
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
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
文则有《水游》《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
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
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
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
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乃有“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
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
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
路得(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
英法诸国亦复如是。
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
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
造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
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几发生于神州。
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土,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
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
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
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游》《西游》文字也。
结论
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
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题,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
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有研究之价值。
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
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民国六年一月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
曰,革命之赐也。
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
近代欧洲文明史,直可谓之革命史。
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
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氵于);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
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
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
承其流者,两汉赋家,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此贵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
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然希托高古,言简意晦,社会现象,非所取材,是犹贵族之风,未足以语通俗的国民文学也。
齐、梁以来,风尚对偶,演至有唐,遂成律体。
无韵之文,亦尚对偶。
“尚书”、“周易”以来,即是如此。
(古人行文,不但风尚对偶,且多韵语,故骈文家颇主张骈体为中国文章正宗之说。
〔亡友王无生即主张此说之一人。
〕不知古书传钞不易,韵与对偶,以利传诵而已。
后之作者,乌可泥此?
)
东晋而后,即细事陈启,亦尚骈丽。
演至有唐,遂成骈体。
诗之有律,文之有骈,皆发源于南北朝,大成于唐代。
更进而为排律,为四六。
此等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极其长技,不过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以视八股试帖之价值,未必能高几何,可谓为文学之末运矣!
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朵之习,风会所趋,乃南北朝贵族古典文学,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
韩、柳、元、白,应运而出,为之中枢。
俗论谓昌黎文章起八代之衰,虽非确论,然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
吾人今日所不满于昌黎者二事:
一曰,文犹师古。
虽非典文,然不脱贵族气派,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其结果乃造成一新贵族文学。
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
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钞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
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
以此二事推之,昌黎之变古,乃时代使然,于文学史上,其自身并无十分特色可观也。
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
此妖魔为何?
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
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儿不为国人所识。
若夫七子之诗,刻意模古,直谓之抄袭可也。
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誉墓,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
每有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甚么。
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西江派”者,山谷之偶象也。
求夫目无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
文学之文,既不足观,应用之友,益复怪诞:
碑铭墓志,极量称扬,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丧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岐黄”,即曰“著手成春”;穷乡僻壤极小之豆腐店,其春联恒作“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此等国民应用之文学之丑陋,皆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阶之厉耳。
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
以何理由而排斥此三种文学耶?
曰,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
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
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公同之缺点也。
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
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
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
予受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倍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
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
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
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原载1917年2月1日“新青年”2卷6号)
《人的文学》
周作人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
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新旧这名称,本来很不妥当,其实“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
”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
要说是新,也单是新发见的新,不是新发明的新。
“新大陆”是在十五世纪中,被哥仑布发见,但这地面是古来早已存在。
电是在十八世纪中,被弗兰克林发见,但这物事也是古来早已存在。
无非以前的人,不能知道,遇见哥仑布与弗兰克林才把他看出罢了。
真理的发见,也是如此。
真理永远存在,并无时间的限制,只因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离发见的时候尚近,所以称他新。
其实他原是极古的东西,正如新大陆同电一般,早在这宇宙之内,倘若将他当作新鲜果子、时式衣裳一样看待,那便大错了。
譬如现在说“人的文学”,这一句话,岂不也像时髦。
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
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入兽道鬼道里去,旁皇了多年,才得出来。
正如人在白昼时候,闭著眼乱闯,末后睁开眼睛,才晓得世上有这样好阳光;其实太阳照临,早已如此,已有了许多年代了。
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
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
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
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
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
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的悲剧。
自从茀罗培尔(Froebel)与戈特文(Godwin)夫人以后,才有光明出现。
到了现在,造成儿童学与女子问题这两大研究,可望长出极好的结果来。
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
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
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
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
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
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
其中有两个要点,
(一)“从动物”进化的,
(二)从动物“进化”的。
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
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
凡有违反人性不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
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
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
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
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
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
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
肉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
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质以救灵魂。
所以古来宗教,大都厉行禁欲主义,有种种苦行,抵制人类的本能。
一方面却别有不顾灵魂的快乐派,只愿“死便埋我”。
其实两者都是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活。
到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
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
英国十八世纪诗人勃莱克(Blake)在《天国与地狱的结婚》一篇中,说得最好:
(一)人并无与灵魂分离的身体。
因这所谓身体者,原止是五官所能见的一部分的灵魂。
(二)力是唯一的生命,是从身体发生的。
理就是力的外面的界。
(三)力是永久的悦乐。
他这话虽然略含神秘的气味,但很能说出灵肉一致的要义。
我们所信的人类正当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
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也便是指这灵肉一致的人,无非用别一说法罢了。
这样“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
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
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
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
第一,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
换一句话,便是各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存。
第二,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
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
富贵的人虽然觉得不免失去了他的所谓尊严,但他们因此得从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岂不是绝大的幸福么?
这真可说是二十世纪的新福音了。
只可惜知道的人还少,不能立地实行。
所以我们的在文学上略略提倡,也稍尽我们家人类的意思。
但现在还须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
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
但要森林盛,去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
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
墨子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便是最透彻的话。
上文所谓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
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耶稣说,“爱邻如己”。
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
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
人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
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饿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
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
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项,
(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
(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
这类著作,分量最多,也最重要。
因为我们可以因此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
这一类中写非人的生活的文学,世间每每误会,与非人的文学相溷,其实却大有分别。
譬如法国莫泊三(Maupassant)的小说《一生》(UneVie),是写人间兽欲的人的文学;中国的《肉蒲团》却是非人的文学。
俄国库普林(Kuprin)的小说《坑》(Jama),是写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龟》却是非人的文学。
这区别就只在著作的态度不同。
一个严肃,一个游戏。
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或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又多带些玩弄与挑拨的形迹。
简明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
材料方法,别无关系。
即如提倡女人殉葬--即殉节--的文章,表面上岂不说是“维持风教”;但强迫人自杀,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也是非人的文学。
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地极少。
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
现在我们单从纯文学上举例如:
(一)色情狂的淫书类
(二)迷信的鬼神书类(《封神榜》《西游记》等)
(三)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
(四)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
(五)奴隶书类(甲种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乙种主题是神圣的父与夫)
(六)强盗书类(《水浒》《七侠五义》《施公案》等)
(七)才子佳人书类(《三笑姻缘》等)
(八)下等谐谑书类(《笑林广记》等)
(九)黑幕类
(十)以上各种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
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
这宗著作,在民族心理研究上,原都极有价值。
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
但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
倘若懂得道理,识力已定的人,不妨去看。
如能研究批评,便于世间更为有益,我们也极欢迎。
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道德问题方面很广,一时不能细说。
现在只就文学关系上,略举几项。
譬如两性的爱,我们对于这事,有两个主张。
(一)是男女两本位的平等。
(二)是恋爱的结婚。
世间著作,有发挥这意思的,便是绝好的人的文学。
如诺威伊孛然(Ibsen)的戏剧《娜拉》(EtDukkehjem)《海女》(FruenfraHavet),俄国托尔斯泰(Tolstoj)的小说AnnaKarenina,英国哈兑(Hardy)的小说《台斯》(Tess)等就是。
恋爱起原,据芬阑学者威思德马克(Westermarch)说,由于“人的对于我快乐者的爱好”。
却又如奥国卢闿(Lucke)说,因多年甚的进化,渐变了高上的感情。
所以真实的爱与两性的生活,也须有灵肉二重的一致。
但因为现世社会境势所迫,以致偏于一面的,不免极多。
这便须根据人道主义的思想,加以记录研究。
却又不可将这样生活,当作幸福或神圣,赞美提倡。
的色情狂的淫书,不必说了。
旧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我也不能承认他为是。
又如俄国陀思妥也夫斯奇(Dostojevskij)是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
但他在一部小说中,说一男人爱一女子,后来女子爱了别人,他却竭力斡旋,使他们能够配合。
陀思妥也夫斯奇自己,虽然言行竟是一致,但我们总不能承认这种种行为,是在人情以内,人力以外,所以不愿提倡。
又如印度诗人泰戈尔(Tagore)做的小说,时时颂扬东方思想。
有一篇记一寡妇的生活,描写对的“心的撒提(Suttee)”(撒提是印度古话,指寡妇与他丈夫的尸体一同焚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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