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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宝的再认识
“萨宝”的再认识
在当今的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萨宝”是个历时甚久却又并不冷门的论题,而一旦提及“萨宝”,人们几乎都会立即联想到古代中国的祆教,亦即与源自西亚的琐罗亚斯德教有着密切渊源关系的拜火信仰,因为“萨宝”似乎被公认为祆教的一个教职。
然而,我认为“萨宝”在中原地区,实际上只是一个世俗性官职,与之密切相关的,并非祆教,而是以粟特人为主要成份的“西胡”移民团体。
兹就此观点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看法,作如下论考。
一.关于“萨宝”的原始记载和学术讨论
在古代的汉文史料中,“萨宝”一词出现的频率其实并不高,而明确作为一种职官称衔的“萨宝”,更是屈指可数。
《隋书》在叙述北齐的官阶时,载云:
“鸿胪寺,掌蕃客朝会,吉凶吊祭。
统典客、典署、司仪等署令、丞。
典客署,又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
”[1]在谈及隋代的官阶时,说道:
“又有流内视品十四等:
……雍州萨保,为视从七品。
……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
”
《旧唐书》记载唐代的职官时,也提到了萨宝:
“流内九品三十阶之内,又有视流内起居,五品至从九品。
初以萨宝府、亲王国官及三师、三公、开府、嗣郡王、上柱国已下护军已上勋官带职事者府官等品。
开元初,一切罢之。
今唯有萨宝、祆正二官而已。
又有流外自勋品以至九品,以为诸司令史、赞者、典谒、亭长、掌固等品。
视流外亦自勋品至九品,开元初唯留萨宝祆祝及府史,馀亦罢之。
”《通典》也提到了唐代的这一称衔:
“视流内:
视正五品,萨宝;视从七品,萨宝符祆正。
……视流外:
勋品,萨宝府祓祝;四品,萨宝率府;五品,萨宝府史。
”
显而易见,这里所言的“萨甫”、“萨保”、“萨宝”,指的是同一种官职,对此不必赘言。
另外,正因为同一官职而具有若干种发音相近的异名,故有充分的理由将此称衔视作非汉语的异译名。
对于这点,也是毋庸置疑的。
迄今所见,将“萨宝”作为具体官衔而加以介绍和解释的汉文史料,似乎仅此而已。
从这几条史料中,我们可以得到的最确切的信息是:
第一,这是中原王朝的一种官职。
第二,这种官职不但设置于京邑,也设置于其他州。
第三,这种官职的品级在隋代为“视从七品”和“视正九品”,在唐代则为“视正五品”。
那么,“萨宝”与祆教的关系,又是来自何种信息呢?
显然,不外乎如下数点:
甲.《通典·职官二十二》在提到“萨宝”后,紧接着提及“萨宝符祆正”,并且随即对“祆”作了一段比较详细的注释:
“祆,呼朝反。
祆者,西域国天神。
佛经所谓摩醢首罗也。
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咒诅。
贞观二年置波斯寺。
至天宝四年七月敕:
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
爰初建寺,因以为名。
将欲示人,必修其本。
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
天下诸州郡有者,亦宜准此。
开元二十年敕:
末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
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
”此外,在“视流外”类的职官中,接连提到“萨宝府祆祝”、“萨宝率府”和“萨宝府史”。
乙.《旧唐书·职官志》谈到,开元时所保留的五品至从九品的“视流内”官职“唯有萨宝、祆正”二官,而流外自勋品至九品的保留官职中,也只有“萨宝祆祝及府史”。
则是同时并提“萨宝”与祆教的职官。
可以认为,正是因为《通典》和《旧唐书》同时提及“萨宝”与“祆”,遂使后世的人们认为,“萨宝”即是祆教的宗教职位。
作如此理解的现代学者为数不少,例如,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陈垣就说:
“萨宝,及萨宝府祆正、萨宝府祆祝、萨宝率府、萨宝府史,皆唐朝特为祆词所设之官。
”显然认为,萨宝只是“祆祠所设之官”,那么,其职能和品级,至多只是祆祠的最高负责人。
又,龚方震说:
“萨宝的地位也有高低,有的属流内,有的属流外,此外尚有萨宝府祆正、萨宝府祆祝、萨宝率府、萨宝府史等官职,都职掌管理祆祠及其教徒,萨宝率府是护卫萨宝出入的长官,萨宝府史是萨宝府的文书。
”则也是将萨宝视作管理祆祠及祆教徒的最高长官。
至于国外学者,也多持类似看法。
例如,八十年前,着名的美国汉学家劳费尔曾对“萨宝”作这样的定义:
“在西安负责波斯宗教之事务的官员的称衔,该官职可以追溯到火祆神祠设立的时代,约在公元621年。
”尽管汉文资料清楚揭示,“萨宝”之职并不限于西安一地,并且其始设年代也远在唐初以前,但是劳费尔此语足以表明,他断定“萨宝”乃是纯粹的祆教教职。
然而,也有少数学者对“萨宝”一职的纯粹宗教性提出过质疑,较早者当是日本学者藤田丰八。
他说道:
“根据以上略说伊兰系诸国与北魏之关系观察,予辈对于萨保一名,是否为伊兰语之对音,更是否为祆教之教长,不无可疑焉。
……又观隋、唐间萨保府之官制,据《隋书·百官志》及《通典·隋官品令》,中央雍州有萨保,地方诸州,胡人二百人以上居住之处,有品等较下之萨保。
就此‘胡二百户已上’一语观,不仅为宗教之事,当更职掌胡人统治一切之事务也。
……若是以观,文武百官中之萨宝府长官之萨宝,终难单以宗教上之首长目之也。
……实质伊兰系之民族,即刑事上之裁判等,亦于祆祠内行之,此事可据《隋书·西域传》‘康国’条载:
‘有胡律,置于祆祠,决罚则取而断之。
’即了然矣。
可见旅居中国内地者,置萨宝府于祆祠内,以萨宝为首领,而行一般民刑上之事务。
如是而观,最初为唐代,置萨宝府于祆祠内,府中除祆正、祓祝外,复置文武诸官,其事可以明矣。
”
而近年的中国学者,也有持类似观点者。
例如,姜伯勤对此有一段颇为合理的考论:
“萨宝府首先是一个政事机构。
……其职务其实是伊兰系胡户聚居点上的一种政教兼理的蕃客大首领。
由于萨珊波斯社会中教士为四大社会等级中的第一等级,昭武九姓粟特诸国祆祠有审判权,故颇有政教结合倾向。
故作为‘大首领’的萨宝兼理民事与宗教也就顺理成章了。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萨宝是大首领而不是单纯意义的教职。
”
事实上,此前的学者对于“萨宝”是否为纯粹的宗教职务一事,并未予以很大的关注,有时即使有所辨说,也只是顺便提及,迄今似乎未见专门对此论考的文章。
相比之下,对于“萨宝”之语源,却讨论得更为热烈一些。
大体而言,有如下几种说法。
较早的一种观点是认为“萨宝”乃是叙利亚语“sâbâ”的音译,义为“长者”。
例如,戴孚礼持此说,伯希和则从之。
[10]此说在当代不乏赞同者,例如,龚方震便倾向于这一说法,他在谈及《法显传·师子国》之“其城中多居士长者萨薄商人”一语的句读问题时,说道:
“此名似应读成‘城中多居士、长者萨薄、商人’德微里亚之说较可取,他以为萨薄是叙利亚语Saba的音译。
所以我们认为可读成‘长者萨薄’;古代中东的村落都由saba来管理,我国景教碑叙利亚文诸僧名录中有一僧西蒙,他的职称就是saba。
为什么师子国中会出现这一叙利亚语名称呢?
也可能是一些叙利亚人东来贸易时,一部分人在师子国留了下来,就是《法显传》中所说的‘诸国闻其土乐,悉亦复来。
’”[11]
另一种看法是将“萨宝”视作中古波斯语“šaθ-pāv”或“xšaθ-pāv”,而该词又可追溯至古波斯语xšaθra-pāvan”。
[12]其意思是“地区的保护者”,即,xšaθra义为“权力”、“领地”,pāvan义为“保护者”。
此词的梵文同义词为kşatrapa,乃是“总督”之义。
此说的倡导者为劳费尔,但是鲜见响应者,尽管就它与“萨宝”的对音而言,还是比较吻合的。
现代学者比较普遍接受的一种说法是,“萨宝”源自梵文的“sārthavāho”,义即“商队之长”或“商主”,且和见于佛经中的“萨薄”乃是同名异译。
藤田丰八首倡其说:
“至此,予辈以为萨宝不外即梵文sārthavāho对音也。
在《贤愚经》中,有萨薄一语。
……在此,中国译文中,见有萨陀婆诃之‘商主’说明,盖不外乎梵文之sārthavāho也。
然则萨薄即萨陀婆诃之省略,其为sārthavāho之音译,殆无疑义可言。
……普通译sārthavāho为商主,乃‘队商之长’或商贾之义也。
原来,此语由sārtha与vāha之二语相合而成。
Sārtha者,乃商贾或巡礼旅行之一队,乃队商、兵队、群众等之意,即有权力或有富力之谓也。
Vāha者,即引导之意。
然sārtha为商主或富商,今犹存于Urdu语中。
是以予辈以为萨宝或萨保,不过为此萨薄之一种异译耳。
”[13]
当然,有的学者虽然并未否认“萨宝”之原义为“商队首领”,但却并不认为这一汉名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译自粟特文“sārthavāk”。
例如,谢弗说道:
“在入居唐朝的外来居民中,来自伊朗的居民占有重要的地位,唐朝政府甚至专门为伊朗居民设置了‘萨宝’这个官职来监管他们的利益。
萨宝的字面意思是‘商队领袖’。
”他在注释中则称:
“‘Sārthavāk’是个粟特字,它显然相当于汉文的‘萨宝’。
此据迪恩1961年2月12日的私人通信,而迪恩的说法则是根据贝利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着作。
”[14]
杨宪益曾经力排众说而独创新说,认为萨宝之语源即是印度神只湿婆的梵文名Sarva:
“我们又知道此后婆罗门教的主要支派湿婆崇拜自汉魏以至隋唐时代曾遍布中亚细亚,甚至波斯的东部人民亦信奉湿婆教,此有近世的考古发掘可资证明。
在东方湿婆崇拜则远及于阗龟兹一带,如前所述在东方的湿婆崇拜当名为Sarva,此名当即这萨宝的原字,Sarva一名可湿婆又可指崇奉湿婆的僧侣,故此与中文的萨宝意义完全相合。
Sarva译为萨宝亦合于唐代音译的原则。
祆即天,故祆祠亦即天祠,天祠亦即婆罗门教,此有早期佛经及佛国记西域记等记载可以为证。
”[15]此说虽有独特之处,但似乎未见唱和者。
二.“萨薄”的剖析
在上文所引的“萨宝”语源的诸说中,“源自梵文sārthavāho”之说最为可取,而在汉文佛经中经常见到的“萨薄”一词便是“sārthavāho”的汉译名。
所以,为了确定中原王朝之官职“萨宝”的真正职能,首先必须了解“萨薄”的具体含义。
1.萨薄是远程商团的首领
我们粗粗翻检一下佛经,便很容易得到一个印象:
“萨薄”多是利用海道进行远洋贸易的商团首领。
例如,《贤愚经》有一段文字描述道:
即白和上:
“先所见者,是何女人?
”目连
答言:
“汝欲知者,是舍卫城大萨薄妇。
容貌端正,夫甚爱敬。
尔时萨薄,
欲入大海,贪恋此妇,不能舍离,即将入海,与五百估客,上船入海。
时
妇常以三奇木头,擎镜照面,自睹端正,便起憍慢,深生爱着。
时有一大
龟,以脚蹋船,船破没海。
萨薄及妇、五百估客,一切皆死。
……”[16]
这里所言的萨薄“与五百估客,上船入海”云云,显然表明此“萨薄”是同船的“五百估客”的首领。
同经卷八的描述更为清楚:
广行宣令,告语众人:
“我今躬欲入海采宝,谁欲往者,可共俱进。
我为萨薄,自办行具。
”于时
国中,有五百人,闻是令已,佥然应命。
即办所须,克定发日。
[17]
这里的“我为萨薄”一语,十分肯定地显示,“萨薄”乃是一种身份和职位,而在这段文字中,则体现为航海大船的船主以及这五百人的首领。
至于“入海采宝”之语,不过是经海道进行远洋贸易的另一种说法而已,故这“五百人”也就是“五百商人”。
更有《佛说兴起行经》中的一段文字,清楚表明“萨薄”即是远洋贸易商团的“贾客主”:
佛语舍利佛:
往昔无数阿僧只劫前,尔时有两部贾客,各有五百人。
在波罗柰国,各撰合资财,欲严船渡海。
装束已讫,解系张帆,便引而去。
乘风径往,即至宝渚。
渚上丰饶,多有衣被饮食、床卧坐具,及妙婇女,
种种杂宝,无物不有。
一部贾客主语众人曰:
“我等以资财故,勤身苦体,
渡海至此,所求已获,今当住此,以五乐自娱。
”第二萨薄告其部众:
“此
间虽饶众宝,五乐、婇女、衣食无乏,不当于此久住。
”……第一萨薄闻
天女语已,敕其部众:
……第二萨薄,还告其众:
……[18]
显而易见,引文中起初使用的“一部贾客主”一名,即是下文的“第一萨薄”;所谓“第二萨薄”也就是另一部“贾客主”。
所以,“萨薄”等于“贾客主”是毋庸置疑的。
而这些“萨薄”即是商船的船主,也是十分明显的。
然而,也有少量例子表明,陆路队商的首领亦被称之为“萨薄”。
下面所引者便是一例:
佛告阿难:
乃昔久远,无量无数阿僧只劫,此阎浮提,五百贾客,共
行旷野,经由险路。
大山谷中,极为黑暗。
时诸商人,迷闷忧愁,恐失财
物,此处多贼,而复怖畏。
咸共同心,向于天地、日月、山海、一切神只,
啼哭求哀。
时萨薄主愍诸商客迷闷之苦,便告言曰:
“汝等莫怖,各自安意。
吾当为汝作大照明。
”是时萨薄,即以白氎自缠两臂,酥油灌之,然用当炬。
将诸商人,经于七日,乃越此暗。
时诸贾客,感戴其恩,慈敬无量。
各获
安稳,喜不自胜。
佛告阿难:
“尔时萨薄,岂异人乎?
我身是也。
”[19]
这里所言的萨薄,是佛的“前身”,并为五百贾客之首,显然没有疑问。
而这一商团“共行旷野,经由险路”,则表明走的是陆路。
在上面所引的诸例中,萨薄率领的贾客都为数“五百”,显然不是一个真实的数字,而是佛经中通常用来指称数量较大的一个数字。
亦即是说,作为“萨薄”,他所带领的商人,决不是寥寥数个,甚至也不是十多个,而很可能是数十个。
至于其贸易行程,既然要“备船”而“入海”,则当多为远程的海外贸易,而非短途的国内贸易。
即使经由陆路,如上例所示,商团走过中途的一个“大山谷”,也要“经于七日”,足见亦属长途贸易。
尽管佛经故事多有虚构成分,但是其素材必定具备现实生活的基础,却毋庸置疑。
至此,我们似乎可对主要见于南亚次大陆的“萨薄”的身份作如下定义:
通过海道或陆路,进行远程贸易的较大规模的商团的首领。
所以,他与一般的商人有着相当的区别:
无论在财富拥有方面,还是在社会地位方面,抑或在领导才能方面,前者都远胜于后者。
2.萨薄的职权与资格
姜伯勤曾对萨薄的职责作如下的描述:
“看来,‘萨薄’是由国王批准的外出搜求宝货的贾人首领,其商侣用募集形式招来,出发时由国王、群臣送行。
充当萨薄须垫支一定的预付资本。
‘为萨薄法,当办船具’,‘尔时萨薄以三千两金,千两办船,千两办粮,千两用俟船上所须’。
”[20]
姜氏之所以认为萨薄“是由国王批准的外出搜求宝货的贾人首领”,并且“出发时由国王、群臣送行”,是因为上引《贤愚经·大施抒海品》有这样一段叙述:
“广行宣令,告语众人:
‘我今躬欲入海采宝,谁欲往者,可共俱进。
我为萨薄,自办行具’。
于时国中,有五百人,闻是令已,佥然应命。
即办所须,克定发日。
日到装驾,辞别趣道。
王与群臣,并其父母、诸王、太子、臣民之类,数千万人,送到路次,各赠妙宝,供道所须。
啼哭断绝,于是别去。
”诚然,这里有“王与群臣”“数千万人”为大施送行的辞句。
然而,稍微检看上下文,便知这并非惯例,而是一个特例。
因为在这则故事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背景介绍:
“有大国王,领阎浮提八万四千小国八十亿聚落。
王所住城,名婆楼施舍。
于是城中,有一婆罗门,号尼拘楼陀,聪明博达,天才殊藐。
王甚宗戴,师而事之。
八万四千诸小国,悉遥敬慕,瞻仰所在,四远贡献,遣使咨承。
略而言之,如奉大王”
而大施即是这位婆罗门的独生爱子。
显然,大施的父亲本来就是国王之“师”,并且深得四方人民的爱戴,以至其社会地位与国王相仿。
此外,大施正是由于大量施舍穷人而耗尽了万贯家财,所以才想“入海采宝”,以求取更多的财富来施舍穷人。
易言之,他是为了整个国家和天下穷人才为萨薄而赴海外的。
那么,这样一位“帝师”和“无冕之王”的爱子要为了举国人民的幸福而远赴海外赚钱,国王和群臣、百姓为之送行,岂不是完全合乎情理吗?
所以,“出发时由国王、群臣送行”,决非施之于每个萨薄的惯例,而只是仅此一见的特例。
此外,“由国王批准”云云,也查无实据。
民间赴海外经商的团体不可胜数,似乎没有理由要获得最高统治者的允准才能成行。
至于萨薄必须承担的职责,则从《贤愚经·勒那阇耶品》的叙述中可获得一定的信息:
当于
是时,有众贾客劝进萨薄,欲共入海。
即答之曰:
“为萨薄法,当办船具。
我今穷困,无所复有,何缘得从?
”众人报言:
“我等众人,凡有五百,开
意出钱,用办船具。
”闻是语已,即便许可。
众人投合,大获金宝。
尔时萨
薄以三千两金,千两办船,千两办粮,千两用俟船上所须。
馀故大有给活
妻子。
[21]
由此可以得知,通常说来,既任萨薄,就得负责为整个商团提供进行旅行的交通工具,以及旅途中所需的粮食等日用品。
不过,这可能只是不成文的惯例,而并非正式的书面“法律”。
即就这段引文而言,也可以看出,若萨薄在经济方面一时拮据,只要商团成员相互体谅,物质设备也可以用“合资”形式解决。
所以,萨薄的担任者,不仅仅在于他有比较雄厚的财力,可能更取决于他的声望和能力,因为他必须能够“服众”,并且有足够的知识和智慧,带领其商团在漫长的岁月里克服种种困难,取得预期的成果。
易言之,他必须是一种“领袖式”的人物。
佛经的无数寓言式的故事,或显或隐地揭示出了这类信息。
例如,上引《贤愚经·大施抒海品》之萨薄大施,便是一个深得人民拥戴而极有声望的人。
《贤愚经·勒那阇耶品》的萨薄勒那阇耶也是极孚众望者,故而诸商人主动筹资置备船具,拥戴他为萨薄。
而在《佛说兴起行经》卷上的那则故事中,正是由于“第二萨薄”的远见和坚持,整个商团才在洪水到来之前准备好船只、食品等物,及时脱难,并满载而归;而“第一萨薄”则由于自己的决策失误,导致了本身和整个商团遭受灭顶之灾。
又,《贤愚经·五百盲儿往返逐佛缘》则展示了萨薄在危难时刻身先士卒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杂譬喻经》也记载了一位“救苦救难”的萨薄:
昔有五百贾客,乘船入海,欲求珍宝,值摩竭鱼出头欲食众生。
时日
少风而船去如箭。
萨薄主语众人言:
“船去太疾,可舍帆下沉。
”辄如所言,
舍帆下沉,船去转驶而不可止。
萨薄主问楼上人言:
“汝何所见?
”“我见
上有两日出,下有白山,中有黑山。
”萨薄主惊言:
“此是大鱼,当奈何哉!
我与汝等,今遭困厄。
入此鱼腹,无复活理。
汝等各随所事,一心求之。
”
于是众人各随所奉,一心归命,求脱此厄。
所求愈笃,船去愈疾,须臾不
止,当入鱼口。
于是萨薄主告诸人言:
“我有大神,号名为佛。
汝等各舍本
所奉,一心称之。
”时五百人俱发大声,称南无佛。
鱼闻佛名,自思惟言:
“今日世间,乃复有佛,我当何忍伤害众生?
”适思惟已,即便闭口。
水
皆倒流,转远鱼口。
五百贾人,一时得脱。
[23]
从这则貌似荒诞的故事中,我们至少可以粹取出两条比较真实的信息:
第一,萨薄通常都具备丰富的航海知识,他应该是指挥航海的最高权威。
第二,商团在旅途中遭受意外灾害时能否脱难,往往取决于萨薄的智慧和专门知识。
除上引诸例外,他如“即便唱令,告众人言:
‘谁欲入海,采大珍宝。
我为商主。
’众人竞集,共作要誓。
入于大海,各获珍宝,皆安稳还。
”[24]“佛在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
时彼城中,有五百贾客,欲入大海,采取珍宝。
时彼商主,选择族望,娉以为妇。
”[25]等等辞句,都展示了商主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声望、财富和知识等。
总而言之,至少佛经中所见的流行于古代印度的“萨薄”,应是货真价实的“商主”,并且多为进行远程贸易的商团的首领。
那么,它是如何演变成中原王朝的“萨宝”的呢?
我们可以较有把握地说,这应该主要归功于粟特人的传播。
三.从“萨薄”到“萨宝”的演变
我们可以断言的是,中原的“萨宝”名称源于粟特人所传播的“萨薄”称衔;而该称衔的内涵在传播过程中逐步发生了变化;实际上,中原王朝的“萨宝”称衔与祆教并无必然的关联。
1.粟特人将“萨薄”名称带到东方
粟特人特别擅长经商,并在公元第一千纪频繁地东来,活动于中原地区,这已是世所公认的事实。
所谓“粟特”,是沿用《魏书·西域传》中提到的位于“葱岭之西”,并且“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的“粟特国”之名。
据现代学者考证,此即古代西方文献中的Sugda或Suguda、Sugda或Sucda、Sogdiana,以及Swgd、Sugd、Sgwd、Sgud等。
当代英文则称其地为“Soghd”,其民为“Sogdians”。
而在古代汉文史料中,此族尚有“属繇”、“窣利”、“速利”、“孙邻”及“苏哩”等异名。
不过,在汉文史料中,更多地不是直呼“粟特人”,而是以“昭武九姓”称呼之。
这一名称见于《隋书·西域传》,它说“康国”国王本姓温,早先居住于祁连山以北的昭武城,嗣后因遭匈奴攻击而西迁,遂度越葱岭而定居下来。
王室的各支后裔均在康国附近建立政权,为了纪念其源流,故各国都以“昭武”为姓。
所以,凡以“昭武”为姓的民族,都被目之为粟特人,而查检史料,“昭武”之姓有康、安、鏺汗、米、史、何、乌那曷、穆、漕、曹、石、火寻、戊地、东安等十四国。
鉴于古代汉人多以域外政权之“国姓”为该国居民个人之姓,故诸如康、安、米、史、何、穆、曹、石等姓的域外人,往往被视同于粟特人。
至于粟特的地理范围,虽然历来中外的各种记载说法不一,但是大体而言,若将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泽拉夫善河流域为中心的一块地区以及锡尔河北的塔什干周近地区纳入“粟特”的范围之内,则与事实相去不远。
这块地区不大,然而由于它处于古代各大文明交通的要枢上,故而使粟特人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向外发展的优势。
粟特人的流动性极大,他们所显示的最大特点是善于经商,而在此同时,也很热衷于吸取各地的文明而为己用,并且再将其传播至其他地区。
阿斯摩森曾很精简地概括过粟特人的这种特色:
在中亚,粟特人被认为是最卓越的商人。
汉文资料说他们热衷于贸易
和财利,这恐怕并非没有根据,因此,诸如pwrc和mr’z等粟特词汇已被突厥语所借用。
根据残存的史料,伊朗人,尤其是粟
特人,是如此出色的商人,以至令伊兰人不时参与的其他商业活动全都显
得黯然失色。
粟特人是既能享乐也能吃苦的一种商人。
诸如从敦煌和罗布
泊分布开来的往往具有相当规模的粟特的贸易移民地,当然为树立这一声
望而发挥了作用。
但是在全部这些年代里,这些商人所干的事不仅仅是兜售他们的货物,
他们也是将其他地区所有新事物带来的使者。
他们是各种宗教的贩运者,
他们在佛教的《本生经》和《出曜经》中,在摩尼教的宗教故事中,在基
督教文献中,都是十分着名的角色。
他们是如此
地着名,以至诸如商业性的称衔‘萨薄’被佛教徒
用以称呼如来、菩萨,被摩尼教徒用来称呼摩尼本人,名之为‘伟大的队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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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阿斯摩森的这一说法,似乎“萨薄”一称本是粟特人所创,正是由于他们的热情传播,才被佛教、摩尼教等宗教所借用。
我则认为粟特人所用的“萨薄”倒是源于印度的佛教等文化,而非相反。
至于他们再将此名转用于东方的摩尼教中,则不无可能。
但是不管怎样,粟特人频繁地使用“萨薄”一名,已被各种史料所证实。
关于粟特人的极大流动性和善于经商的特色,《旧唐书·西戎传》对于康国人的一段描述,被后世之人奉为经典之说:
“善商贾,争分铢之利。
男子年二十,即远之傍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
”这里的“利之所在,无所不到”一语,不但将粟特人说成是特别擅长经商的一个民族,并且是那种为了钱财而不畏劳累,不惜远走它乡的人。
如此描绘尽管有夸张之嫌,但粟特人曾经大批东来中原王朝及其周边地区的史实,却因此被充分地肯定。
总的说来,粟特人东来的最初动机是为了经商,为了赚钱,但是他们东来以后的活动却涉及到除商业以外的方方面面,诸如宗教活动、政治活动,乃至军事活动中都可以见到粟特人的身影。
有关这些活动,国内外学者已有不少研究性的论述。
[27]而粟特人活动的重要特点之一,很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即,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聚群而居,有着比较严密的组织,占据一定的地域,并且相对于当地的政权来说,有着较大的独立性。
亦即是说,他们常常形成一种自治的移居地。
可以想见,当粟特商团东来之后,只要其成员基本上还聚集在一起,那么商团首领的领导地位及其称衔大概也不会改变。
甚至在建立移居地之后,自治机构的首领也很可能仍由原商团首领担任,而其称衔“萨薄”则仍被沿用。
在此情况下,“萨薄”原有的“商主”的含义,将会逐渐演变成“行政首长”的含义。
粟特商团大批东来的时代背景,乃是该称衔出现这种传播和演变可能性的有力证据之一,而在下文,我们将提供更多的具体证据。
2.“萨薄”在高昌演变成低级行政官衔
如果说,作为“商主”的“萨薄”在东传的过程中,逐步向作为正式官衔的“萨宝”演变,那么,北朝末期和唐初高昌政权的职官便显露了这种端倪。
证据来自于高昌国的一份官方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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