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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人才
道德:
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與規範,具有認識、調節、教育、評價以及平衡五個功能。
道德由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決定,並為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服務。
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級具有不同的道德觀念。
道德往往代表著社會的正面價值取向,起判斷行為正當與否的作用,然而,不同時代與不同階級,其道德觀念都會有所變化。
人類的道德觀念是受到後天一定的生產關係和社會輿論的影響而逐漸形成的。
從目前所承認的人性來說,道德即對事物負責,不傷害他人的一種準則。
人性:
就是在一定社會制度和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它從根本上決定並解釋著人類行為的那些人類天性。
我說才能比道德更重要,並非等於說可以缺德!
德與才,即使二者都很重要,還是可以分清哪一個更重要。
人性是真實的、自然的、永恆的,在人性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人們無法用人性來指責別人或讚賞別人,也無法用人性來自我標榜。
道德是虛幻的、人為的、易變的,在道德面前人被分成三六九等,所以人們可以用道德來指責別人或讚賞別人,也喜歡用道德自我標榜。
把人性問題道德化,是小題大做。
把道德問題人性化,是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
幾千年人類的文明史,人性並沒有發生過絲毫的變化。
不分種族,不分地域,不分年代,恰恰是統一的人性把我們每一個人完完整整地定格成一個人。
只有在人性這個層面上,人人平等的普適法則才有了最堅實的基礎;只有在人性這個層面上,不同的人才能真正地理解對方;也只有在人性這個層面上,那些優秀的文化作品,才能打動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
沙士比亞的戲劇經久不衰,“哈姆蕾特”、“李爾王”、“威尼斯商人”、“訓悍記”等等作品創造了一個個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影響了東西方一代又一代的人,正如他自己所說:
我不能改變人性,我只是把人性刻畫出來呈現給你們看。
金庸先生一生寫了14部武俠小說,我認為其中最出色的一部當屬《笑傲江湖》。
因為這部作品對人性刻畫得最深刻、最真實。
聰明耿直且心懷正義的令狐沖,滿嘴仁義道德而內心卻極其陰險歹毒的嶽不群,走火入魔卻也情深意重的東方不敗,目空一切卻能在地牢隱忍多年的任我行,這一個個人物觸動了多少讀者的心靈?
一部作品,通過對人性的真實刻畫,能讓越多的人從中找到自己影子,就越成功。
但凡服務於政治宣傳的作品,無法真正深入人心,不會長久;但凡執迷於道德高調的作品,也無法真正深入人心,同樣不會長久;只有真實刻畫人性的作品,只有尊重人性的作品,才能真正深入人心,才能長久。
人性是那樣穩定,是那樣強大,凡是與人性發生碰撞的,不論經歷過怎樣的波折,最終都要給人性讓路,所謂的道德也不例外。
試想,儒家文化傳唱的郭巨“埋兒救母”這種滅絕人性的“孝道”怎能行得通?
封建時代為婦女制定的不但要“從一而終”還要裹上“小腳”的這種違背人性的道德要求如何能有生命力?
“無私奉獻”這種違背人性的教條如何深入人心?
過去,我們中國社會還一度把同性戀和婚前性行為也看成是道德問題,當然現在還這麼認為的就少多了。
在與人性較量的過程中,道德節節敗退,道德所固守的陣地也越來越小!
現代管理是建立在“人性本惡”的假設基礎之上的,德在管理上只能當“情話”說說,不可當真。
大家都清楚,管理上,會計和出納必須分開,這叫不相容職務的分離。
任何一個人,無論他的德如何可靠,都不可以兼當會計和出納。
就是這樣一條簡單清晰的管理原則。
在道德方面,道德能把人分成三個“級別”,即缺德、不缺德和高尚。
絕大多數人都被放在“不缺德”這一級別,而這一級別又很不穩定,想著自己應該很“高尚”,可是隨時都有可能輕易就被別人打入“缺德”的級別,好危險。
即使你有幸被某些人劃入“高尚”的行列,可是仍有可能同時還被另一些人認定為“缺德”,好鬱悶。
所以,顛來倒去,都是缺德、不缺德和高尚這三樣,好乏味!
在才能方面,人與人又有多大不同呢?
不同可大了。
首先,這才能分專業門類。
如果說誰有才能,那大多是指在某個專業門類的才能。
在當今社會分工越來越多、越來越細的今天,能讓人表現出才能的專業門類早已經遠遠超出360行,有些是我們想像不到的。
一個人在某個專業門類裏是庸才,在另一專業門類裏很可能就成了技壓群雄的高手。
早已聞名全國的智障人舟舟,以他那無與倫比的模仿音樂指揮的才能震驚中外。
看來,對於任何人的才能,我們不應輕易說有沒有,實際上關鍵在於有沒有被發現。
在同一專業門類裏,才能也分高下多個級別。
所謂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大多是這種情況的。
就拿圍棋選手來說,分職業和非職業,職業選手還分為九個段位。
這還不算,還會根據職業選手的比賽成績得出他們的等級分,這等級分可以把幾百名乃至上千名選手排出名次。
所以,在才能方面,人的區別呈現出五彩繽紛的變化,有趣得多。
所以,涉及人的不同表現,道德給人的展現空間要小很多,而才能給人展現的空間要大得多!
認定一個人的才能更多的是依靠一些客觀的指標,其過程主觀的成份比較少。
而道德這太主觀,太易變。
也許你的上司在你的心目中一直屬高尚級別,可是一個小道消息就足以使你把他從高尚打成缺德。
也許在這件事上顯示此人很高尚,而同時在另一件事上則又顯示此人很缺德。
涉及與環境的關係,才能與道德有所不同。
可以肯定的是,一個人的才能完全是這個人自身的特徵,或者說一個人的才能完全是裝在這個人的頭腦裏的。
靜態地看,一個人的才能與此人身外的環境關係不大,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天生的成份。
只是才能的發揮和積累與環境有較大的關係。
從與環境的關係這一角度對照來看道德,儘管很少有人真的認為道德有天生的成份,但確有很多人認為,一個人的道德應該也是此人自身的一種特徵,或者說一個人的道德似乎應該完全是裝在此人心中。
在多數的的觀念中,一個人是否有道德,似乎與環境關係不大,尤其是一個成人、一個在道德上已經“定型”的人,他是否是所謂好人就與環境的關係不大了。
其實,這種觀念很不可靠。
歷史上有個典型的真實故事很能說明這一點。
裴矩一生跟隨過北齊、隋文帝、隋煬帝、宇文化及、竇建德、唐高祖、唐太宗,共三個王朝,七個領導,在每一位領導手下混得不錯。
他看出隋煬帝好大喜功,提議並親自主持了多項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深得隋煬帝賞識。
裴矩還唆使隋煬帝發動了討伐遼東的戰爭,戰爭打了很久,戰事也不順,耗費巨大,最終導致隋朝滅亡。
根據裴矩的這些表現,他是典型的“佞臣”,屬於有道德污點的人。
按照今天企業招聘的觀念,很難想像哪家企業敢用裴矩這種人。
然而,裴矩後來還是被更“牛”的唐朝接納了,成為唐太宗手下的民部尚書。
唐太宗非常痛恨官員貪贓受賄,為了考察官員們的德行,他暗中派人故意向一些官員行賄,其中有一名掌管門禁的小官接受了一匹絹。
唐太宗非常氣憤,執意要殺掉這名受賄的官員。
而裴矩卻出面勸阻:
“此人受賄,理應受罰。
可是,陛下您是故意引誘別人犯罪,如果這樣就把他殺了,恐怕不符合用禮儀道德教化人的原則。
”唐太宗大為感慨,還特意召集一些大臣說:
“裴矩敢於當面向我表達不同意見,而不是心存不滿卻一味地在表面上順從我。
如果大家都能向裴矩這樣,還要我擔心天下不會大治嗎?
”裴矩本是前朝的“佞臣”,到了唐朝卻成了敢於直言的“忠臣”,對於這一變化過程,司馬光在《資質通鑒》裏有這樣的評論:
“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
”
看來,人的道德與具體環境有著很大的關係。
臺灣明基集團的創始人施振榮在談到員工的德與才時曾說過:
對企業來說,員工的才比德更重要,員工的德與企業文化有關。
要說德與才哪一個更重要,還有一個考察角度。
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無德有才的人比有德無才的人更危險,前者會給公司或他人造成更大的損失。
這種似是而非論調很容易迷惑人。
葛洲壩工程是一項巨大的水利工程,在我國水利建設史上留下了最多、最典型的故事。
當初,關於這項工程的上馬與否就有過激烈的爭論,最終還是以時任湖北省省長張體學等人為代表的“上馬”派勝利了,工程於1970年12月被正式批准上馬了。
具體負責這個工程的張體學還親自向周恩來總理立下了“軍令狀”:
“如果葛洲壩出了問題,我就把腦袋掛在天安門城樓,向全國人民謝罪!
”就是這位張體學,以荒唐透頂的“三邊政策”(邊施工、邊設計、邊勘探)指導葛洲壩前期工程的建設,導致工程危機四伏、險象環生。
工程被迫於1972年底停工,耗費2億6千萬人民幣就這樣買了一個教訓。
張體學並沒有掉腦袋,而被推倒重來的葛洲壩工程還是由當初反對上馬的林一山挑起了重擔。
至今都沒有誰會懷疑當初力主葛洲壩上馬的如張體學這樣一些人的道德,可是這些人的所體現出的“才能”的的確確給國家造成了難以想像的損失。
其實,企業裏類似的情況更常見。
每年世界各地都有為數不少的大公司的高官被董事會炒掉,大都是這些高官業績不理想甚至因決策失誤而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
我曾聽過這樣一個案例,國內一公司聘請了一高管,上任後就力主上馬一套ERP系統。
折騰了一年,花了一千多萬,安裝了這套系統的公司處於騎虎難下的局面,公司上下怨聲載道,這位高管也幹不下去了,只好留下ERP那個爛攤子辭職走人。
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那位高管有道德問題,而那家公司也承認,高估了那位高管的能力。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企業也好,組織也好,如果在能力方面看錯一個人,將會造成極大的甚至是難以想像的損失,輕者損失資金或財務,重則危及人的生命,就象一起起因工作疏忽造成的空難那樣。
反對者會拿911說事,他們說如果恐怖分子不發動襲擊就不會有911。
事實上,根據美國獨立調查委員會完成的911調查報告,在911發生前,美國政府至少有10次以上的機會可以避免911的發生,而大都是因為所謂的“疏忽”錯失良機。
要說要說德與才哪一個更重要,還有一個考察角度。
有些人在道德上有疑點,卻擁有重要而超常的才能。
敢於重用這些人,不但是值得嘗試的,有時更是必要的。
前段時間熱播過的電視連續劇《暗算》,是根據小說《絕密701》改編的。
小說《絕密701》又是根據真實故事完成的。
就說破解“光密”那段吧,電視劇裏把黃依依還適當美化了一些,在小說裏,這位從美國回來的數學女博士,純粹就是一個在兩性關係方面相當開放、相當隨便的人,這在我國60年代的環境裏,更是難以接受,對於一個從事極其特殊(破解敵方電臺密碼)、極其嚴肅、極其保密工作的701這樣一個機構來說,更是不可想像。
而701的安副院長就是看中了黃依依的才能,忍耐了黃在生活上的放蕩,頂住了來自各方的壓力,對她大膽重用,並始終相信她的能力。
最終證明,安副院長“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心胸和膽識是完全正確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在這個世界上,比缺德更嚴重的是缺才。
如果真的出現了很嚴重的缺德,一味用道德高調進行譴責不如用有效的才能來制約缺德行為的發生。
四、“道德掛帥”的魔障
我相信,適當地探討環繞問題的文化背景,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搞清楚問題答案的意義。
德與才,哪一個更重要?
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是明確的、簡單的。
可是,在我們這樣一個擁有厚重歷史的國度裏,一個簡單問題的簡單答案不是被扭曲成“博大精深”,就是被扭曲成“玄之又玄”,要麼就是被扭曲成“禮儀廉恥”。
與此問題有關的一個很重要的文化背景是,兩千多年來,我們這個社會長期被“道德掛帥”的魔障所籠罩,涉及對任何事物的評價,無視真偽之別,忽視對錯之分,卻極端注重在道德方面的好壞之爭。
“道德掛帥”有三種顯而易見的表現。
表現一:
道德高調氾濫。
道德高調自古就有,“溫、良、恭、儉、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言”,“內聖外王”,“以德報怨”,直到如今類似“向某某學習”等等句式。
這些教導人人都爭當孫子的道德高調氾濫,佔據了主流話語空間,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民眾對事物實質的探求。
我曾在網上與幾位培訓師有過爭論,爭論的焦點是:
對學員來說,培訓師的那種特質是最重要的?
與我爭論的那幾位培訓師堅稱,培訓師的道德(人品)是最重要的。
他們的理由有二,一個理由是道德(人品)是做人的基本要求,連人都做不好,還怎麼做***?
另一個理由是培訓師為人師表,必須以德服人,云云。
我反問他們,學員們聽培訓師講生產管理或行銷管理的課程,還會在乎這位培訓是否包養二奶這種問題嗎?
更有一位培訓師,在網上強烈呼籲廣大培訓師要不斷修煉“大愛”的信念,說培訓師因職業特殊而需要擁有更多的愛心。
這種論調一下就讓我聯想到一些邪教的歪理邪說。
我覺得,呼籲培訓師們加強課程創新、拒絕剽竊他人成果會比宣導空洞的“大愛”更有意義。
我總想,在我們這個社會,對於任何一項工作,如果要人們說出幹好這項工作最重要的條件,那很多人的習慣性反應往往就是道德。
我曾指出,在日常話題中唱這種道德高調,是出於三種心理背景:
一是為了掩飾其成就的空洞,二是為了掩飾其學識修為的淺薄,三是為了顯示他自己“很道德”。
表現二:
道德標籤亂貼。
由於道德高調氾濫,就使很多民眾習慣性地亂貼道德標籤。
就像大家經常見到的,為數不少的人總喜歡給別人的觀點貼上(主要是負面的)道德標籤,並進而指責對方的“態度”或心理動機,於是人身攻擊就來了。
不久前“品三國”的易中天和“水煮三國”的成君憶在一電視節目裏坐到了一起,可是那成君憶一上來就指責易中天給曹操“翻案”屬於“道德感”有問題,甚至指責易中天“傷害別人的靈魂”,云云。
那天成君憶的表現恰好印正了已顧著名作家王曉波在《道德與論戰》中的觀點:
在我們這個社會,本來是爭論誰對誰錯,常常演變成爭論誰好誰壞。
人們把過多的精力用在亂貼道德標籤上,不但會破壞正常的探討氣氛,更會抹殺追求真理的努力。
需要強調的是,人們不但習慣於給別人的觀點貼上道德標籤,也喜歡給自己的觀點貼上道德標籤,當然是高尚的道德標籤。
比如以辱罵別人賣國以彰顯他自己很愛國,以指責別人自私以彰顯他自己很無私,以痛斥別人陰暗以彰顯他自己很光明,等等
表現三:
道德言行分裂。
前兩個表現必然引出這第三個表現,即長久以來我們有很多國人的道德在言行上是分裂的,而且是習慣性的分裂,以至於這些國人自己也不大容易察覺。
先看看我們的千古“聖人”孔子是如何“分裂”的。
李敖大師曾就《論語》中的記錄這樣評價孔子的言行:
雖然孔子之言遍天下,但是孔子之言見諸行事卻是困難的,即使孔子本人,他奔波一輩子,又被困又挨餓,最後還是不能得君行道。
至於他的人生箴言方面,合乎人情而能行得通的,也不算多。
它們許多都是空洞的、拿來說說的,並不能真的去實行。
例如“三年之喪”,孔子的幾個學生以外,據我所知,只有清初的顏習齋徹底實行了,徹底實行的結果是大病一場。
又如“溫、良、恭、儉、讓”,甚至孔子本人,都不能算是這種人物:
呼號鳴鼓攻人,且以杖敲人膝蓋,這哪里是“溫”?
騙蒲人,見南子,這哪里是“良”?
使孺悲尷尬,這哪里是“恭”?
不吃這個、不吃那個,這哪里是“儉”?
捨不得賣車葬顏回,這哪里是“讓”?
故孔子的許多教條,並不是時時可行、事事可行、人人可行,不可行而硬要行,於是只好言行不一,人格分裂。
我們的千古“聖人”尚且如此“分裂”,那我們這些今人又如何呢?
餘秋雨老師在鳳凰視衛“秋雨時分”節目裏曾講過他親身經歷過的一個故事幾年前的一天,我應邀參加一個有關重建當代公民道德的座談會,很有趣,有幾所大學的人文學科的教授參加。
其中有兩位中年教授的發言讓人一聽覺得高不可攀,他們提出,當代中國青年的道德風貌應該是漢代儒生、魏晉高僧加英國紳士,把這三種人品風貌結合起來。
對此,有三位白髮蒼蒼的老年教授強烈反對,他們主張,當代中國青年的道德風貌,還是應該以現代革命戰爭年代的英雄烈士作為基準。
他們的發言使我再一次看到了自己告別已久的高校文科教授的水準,至少是部分水準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還注意到了他們的一些舉止細節。
他們中有兩個人遲到了,進來的時候快步走到主持會議的領導人面前熱烈地握手,但是他們完全不在意當時正好有人在發言,被他打斷了。
這幾位教授都是抽煙的,在會議中間還隔著桌子把香煙丟來丟去,而小小的會議室裏還有不少女士在裏邊。
我還甚至於發現,在散會的時候坐電梯下樓,他們在進電梯的時候也沒有掐滅香煙。
這次會議以後我想了很久,漢儒、高僧、紳士、英雄、烈士,全被裹卷在他們隨口吐出的煙霧裏邊了,再也看不清面目。
這不是他們的言行不一,而是中國文化的習慣性分裂。
抬頭談天,似神似仙;下腳入地,似寇似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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