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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俄罗斯通过广州开展对华贸易问题探究
历史上俄罗斯通过广州开展对华贸易问题探究
柳若梅
[内容提要]俄国与地处华南、1840年以前中国“一口通商”重镇的广州相距甚远。
17世纪末俄国才对广州有了明确记载,随着对广州对外贸易重要性认识的加深,到18世纪末,俄国开始积极策划通过广州开展对华海上贸易,销售俄属美洲出产的毛皮和海产品,并进行了初步尝试,直到1858年签订中俄《天津条约》,俄国才获得在广州等地通商的权利。
但由于1867年俄将阿拉斯加等地出售给美国,加上其他海上运输通道的开通,广州在后来俄国对华贸易中渐渐变得可有可无。
[关键词]俄国广州海上贸易[中图分类号]K5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1094(2011)03-0077-06中俄两国相邻,俄国与中国的蒙古地区、黑龙江流域早有往来。
“俄国的外交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尽可能地接近这个亚洲邻邦,并同它划定比较有利的边界和建立活跃的贸易关系。
”[1]在中国地大物博的美名传到俄国之后,地处海疆的广州便成为俄罗斯同中国展开贸易的梦想之地。
然而事实是,地处华南、1840年以前作为中国“一口通商”重镇的广州,与俄国相距甚远,但是,俄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对来华贸易充满了渴望,广州这个早期中国海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自然也引起俄国的关注。
俄国对于广外旧岸的认识和利用,历经300年:
17世纪末开始对广州有明确的记载,18世纪末的时候对这个口岸城市充满了向往,1858年获得在广州的贸易权,但此后广州在俄对华贸易中的地位却逐渐下降。
一、17世纪以前:
从一无所知到明确记载
俄国曾经是一个以商业为国家发展推动力的国家。
公元862年,发起于诺夫哥罗德的罗斯人与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方民族,在自北方的瓦兰到南部的拜占庭的贸易过程中发展起来,建立了罗斯国家。
直到1240年鞑靼蒙古统治罗斯以前,贸易一直是罗斯国家的经济命脉。
摆脱蒙古人桎梏后,罗斯国家与西欧和中亚的贸易联系日益密切。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商品的国度早就为俄国人所知,中亚各国的商人在公元10世纪前后就把中国的丝绸传到了俄国。
15世纪中亚的国际性贸易中心为中俄两国商人提供了直接接触的机会。
16世纪,俄国更多地接触到中国商品,1557年伊凡四世出征的战服——无领袍就是用中国黄缎缝制的[2]。
1587年,俄国设立了托博尔斯克市作为联系西伯利亚事务的中心城市。
16世纪末,俄国己成批地输入“中国布匹”[3]。
1668~1669年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得·戈杜诺夫(ПетрГодунов)以问答的形式编写了《中国及远方印度通报》(《ВедомостиоКитайскойземлеиоглубокойИндии》)[4]一书,书中的被询问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布哈拉、吉尔吉斯、卡尔梅克、俄罗斯等地的商人,该书偏重于介绍外国人在中国经商的情况和可能性,但其中并无中国各地的具体信息。
从17世纪起,俄国多次向中国派出使团沟通关系,希望与中国建立稳定的贸易联系,并在中国全境自由贸易。
1656年,携带俄国沙皇致中国皇帝国书的巴伊科夫使团到达北京,与中国商讨“双方互相来往并自由贸易,并通过贸易各自得到盈余和利益”[5]是使团出访的主要目的。
此时俄国对于中国及其城市还缺乏了解,“中国和中国城市怎样”是俄国沙皇希望巴伊科夫了解的重要问题之一。
巴伊科夫使团虽到达了北京,但因与中国朝廷在上呈国礼、觐见中国皇帝等方面的礼仪问题不能达成一致,双方不欢而散。
巴伊科夫所了解到的只是,“中国都城有很多外国人法兰西人、波兰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
他们各自信仰自己的宗教,他们的教堂用石头建成,式样各不相同。
他们的神像画在木板上,有主宰一切的上帝的神像,有圣洁的圣母的神像,有约翰先知和天神的神像。
还有十二名圣徒的神像,只是神像上没有题词”[6]。
在北京,巴伊科夫使团与1654年7月到达北京的荷兰人相遇[7],但“俄国人不懂欧洲话,欧洲人也不懂俄语”,使团中没有会讲拉丁语的人,双方没能进行深入的交流,由于巴伊科夫本人的文化素养不高,因此对于天主教传教士和商人往来中国之事并不了解,对于与欧洲往来关系密切的广州也没有丝毫的了解。
1670年,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军政长官阿尔申斯基派涅尔琴斯克十人长米洛瓦诺夫携3人出使中国,他们在北京“会见了3名希腊人,这些人是从海路到达中国的,他们己在中国住了将近17年,并在自建的石头教堂里自由信奉基督耶稣教”[8]。
从此,俄国人开始知道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但详细情况尚不了解。
对于西欧与中国贸易的情况也不太清楚,因为其后米列斯库出使中国时的使命中,有需要了解“西欧或者其他遥远国家的商人是否常到中国”的内容[9]。
1675年,在俄国供职的罗马尼亚籍外交官米列斯库受命出使中国,这是俄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规模庞大的外交使团,使团的任务包括:
“请求允许两国商人自由往来于双方国境”,“尽力探明一条可通往俄国的较近的路线,特别是水路(经由大海或江河)”。
可见此时的俄国尚不知中国的陆上和沿海边疆状况,对于欧洲与中国的贸易也不甚了解。
米列斯库通晓拉丁文,到达北京后,耶稣会士南怀仁成为米列斯库与清廷沟通的翻译。
通过与耶稣会士的交流和阅读耶稣会士的著作,米列斯库将他对中国的了解写成《中国漫记》[10]一书,“在第四十九章,中国第十二省——广东省及其大小城市”[11]中介绍了广东的地理位置、辖区、人口、钱粮、自然条件、物产、城市特点、城市管理、居民习俗、信仰等。
书中写道富饶的广东省位于海边,所以到处是海港和无数的海船。
辖域内有10个大城市和?
3个小城镇,著名的海港澳门不算在内。
据户口册记载,本省有483300户人家,118000[12]男丁,每年缴纳的赋税有:
27300普特盐,大量关税不计在内。
一切人的生活必需晶在这里应有尽有,人工制造的或天然的珍贵物品俯拾皆是。
虽然这里并不都是平原,也有山区,但能生长各种粮食作物,而且一年两熟,这里没有冬季。
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这个省有“三怪”:
冬无雪,树常绿,人吐血。
这里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雪,什么是冬天,树叶终年不落:
这个省的人吃一种槟榔叶,使口水变红,整个印度都有这种习惯。
让我们看看这个省输出些什么货物,都是一些贵重的优质物品:
黄金、无数宝石、珍珠、丝绸、铅、汞、铜、铁、榛子、各种香木。
他们制造枪炮的铁是如此之硬,以至他们的枪炮从不会炸裂,而只会像蜡一样地熔化,不会伤及打枪的人。
这里生长各种鲜果,特别是印度水果,如橘子、柠檬、枸橼,还有一种柠檬大如人头,味如柑橘。
他们用这些果树花制作一种香水,清香扑鼻。
他们习惯把柠檬挂在屋里,保存一年。
他们也榨柠檬汁。
这个省的居民十分灵巧,模仿能力很强,无论什么外来的产品,他们一看就能仿制,如纺织丝绸、镀金。
他们从葡萄牙人那里学会用大米做一种像玻璃的透明纸,没有我们的玻璃那么坚硬,但十分优良。
他们也学会了制造大钟,不过尚未学会制作手表,他们还会做金链条、精致的盒子。
所有这些东西的售价都极其便宜。
皇帝在这个省专门派了副都督,因为这里远离京城,而且靠海,经常受到盗贼的海陆包围。
这位都督不仅管辖这个省,还管另外一个省,但不住在省会,而是住在两省交界的一个城市,在省会住着的是管辖大海的官员。
……本省省会、本省第一大城市广州府,因其规模之大、居民之多、建筑之精美而遐迩闻名,包括郊区方圆24俄里,辖域辽阔。
同时,城市离海岸不远,由于河网密布,大船一直可以驶入城市,城里商人众多,云集了大量货物和财富。
府城内辖15个小城镇,葡萄牙城市妈考(澳门)不算在内……到这里来的不但有葡萄牙人,印度人等也到这里采购各种货物。
集中在这里的船只密如森林,真是富不可言……广州有许多天主教修道院和一个天主教堂,里面住着许多中国教徒,许多耶稣会士,在这里传播天主教教义。
从这里运往中国各地,或从这里转运日本岛和其他国家的货物都需缴纳关税。
这里生长一种树,名为“铁树”,因为本质坚硬而沉重,放到水里便下沉。
用这种木料可以制作各种坚硬的器具。
高山上居住着一个至今不曾归顺汉人的民族,还有些山在海中,犹如海岛。
有一岛名珊瑚岛,在这一带海中曾发现了一枝红珊瑚。
这一段关于广州的记述,虽然不尽全面,但却是俄国人了解广州的基础。
俄国气候寒冷,一些地区属终年冻土带,广东四季温暖,农作物一年两熟,俄国人对之充满向往。
关于其他方面的描述:
丰富的物产、高超的手工业技艺、丰富的商品,甚至原本是欧俄赴华必带的礼品——大钟,广东人也已经学会自己制造,这些信息更强化了俄国人来广州贸易的想法。
河网密布,交通发达,意味着这里是重要的中心城市,基辅公国、莫斯科公国的兴起,无不是有赖于其一度处于贯通的贸易路线的枢纽地位。
天主教的传教点、贸易需缴纳关税,为俄国展现了同广州展开贸易的人文条件和相关制度。
这些信息对于一直希求同中国建立稳定贸易联系的俄国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719年,俄国商务委员会在给赴华的伊兹马伊洛夫使团的训令中提到,要力争使“俄国人在任何时候均可自由携带差役、资财、货物进入中国沿海和内河各口岸,不得阻止,而且人数也不受任何限制”[13]。
俄国对于1725年赴华的萨瓦·拉古津斯基)使团再度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俄国商务委员会还命萨瓦“查明广州城市情况,因为广州和中国其他所有城市相比是最便于通商的,对俄罗斯尤为方便,因为可随时经水路来往于北京和广州。
因此急需查明此条水路的运费如何”[14],他的回复是,“关于由北京到广州每普特的运费是多少,经广州运往北京的有哪些欧洲货,进行贸易的都有哪些民族的人等。
我也将尽到自己的职责去打听清楚;据我所知,迄今为止,除葡萄牙人外,别的欧洲商人都禁止前去北京;而准予在其沿海口岸经商的也只限于那些早己同他们订有通商条约的国家的商民;至于是否准许俄罗斯到其沿海口岸去,对此,我不仅要通过别人去打听,而且如果中国人不加禁止,我也可派专人去切实地看看,并将其所见所闻详细地记载下来[15]。
至此,广州已经明确地成为俄国理想中的对华海上贸易地。
二、18~19世纪:
俄国周密设想并初步尝试通过广州开展对华贸易
17世纪,没有到过广州的米列斯库所记述的还只是一些间接得到的信息,从18世纪末起,则有俄罗斯人亲身踏上了广州的土地,并传奇性地突破了清政府规定的中俄交往只在朔方北国的框框,满载两船中国货物安全返回俄国。
俄国在最初与中国建立起直接联系时,就希望深入了解中国。
当时的中国以出产金、银和其他种类的贵重商品著称于俄,俄国把中国看成其未来的巨大市场。
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前,俄国派往中国的正式使团[16]全都“兼携方物贸易”[17]。
官派商队也都获利颇丰,高者竟达300%,而私人商队更是不计其数,直到1698年第一支国家商队赴华前,俄在华贸易的商人一直以私商为主[18]。
1698年俄国政府颁布了《关于对华贸易的一般规定》,宣布国家将每两年派一支国家商队前往北京,坚决杜绝私商经年不断地前往中国,造成北京俄货激增、价格跌落的现象。
同中国进行贸易,要“有利于陛下的财政和全俄罗斯的人民”[19]。
1706年,又颁布了《关于对中国进行私人贸易的规定》,规定“嗣后不论任何人,若仍携带任何商品前往中国,则应毫不姑息,处以死刑”[20]。
国家牢牢地控制了对华贸易。
1725年6月率俄国使团赴华的萨瓦·拉古津斯基“曾经运用自己的全部智慧不遗余力地争取能在中国全境自由通商”,但俄国希望在陆路与海上同时与中国展开贸易的想法仍旧未能实现。
与俄国比邻而居的欧洲,利用航海大发现打开了对华贸易的新世界。
“从1514年葡萄牙人第一次侵入中国沿海到18世纪末这一时期,欧洲国家从陆地和海上围绕中国布下了一个包围圈。
”[21]16世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中国领海上为实现与中国贸易的目标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并最终取得成功。
1699年,以印度为基地的英国经过几度周折与广州建立了正常的商业联系,一跃而成为对中国贸易的大国。
法国于1698年成立了科尔伯特的中国公司,开始了同中国的贸易,接着瑞典和丹麦的商船也来到了中国,到了18世纪后期,美国人也跨太平洋开始加入了对华贸易的行列。
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最主要的港口,1757年被乾隆皇帝钦定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
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直接和间接贸易额持续增长,商品品种越来越多。
至于中俄贸易最为重要的俄国商品毛皮,在18世纪后期的中国市场上,欧洲诸国也与俄国展开了竞争。
“1778年,英国人库克率‘发现号’和‘坚定号’在诺特加湾逗留了约一个月,1779年,两船搜集到的毛皮在广州取得了惊人的高价……这些消息由于船员的回忆录或航海日记的出版迅速传播开来。
西北海岸与中国间毛皮贸易的诱人前景,使得英国人马上行动起来……此后十年内,英国人一直是西北海岸毛皮贸易的主要参与者。
1791年,法船‘强壮号’出现在西北海岸……次年,飘扬着新的法国国旗——三色旗的法国船只‘弗拉维号’来到西北海岸,它十分满意地搜集到一批毛皮,然后驶往广州。
1787年奥地利东印度公司名下的‘帝国之鹰号’也曾来到此间。
[22]”英国法国在广州与中国的毛皮贸易,对俄国在北方与中国进行的陆路毛皮贸易构成了威胁,这使得俄国更积极地策划来华进行海上贸易。
英国商船由美洲西北岸前往广州,全程往返只需5个月的时间。
俄国把从美洲获取的毛皮通过海路经由格陵兰岛?
运往鄂霍茨克,然后再从陆路运往恰克图需耗时两年多,而且每年都有不少船只失事,运送的贵重商品也因此遭受损失[23]。
从1792年至1802年,在俄国太平洋水域偷猎的英美船只达26艘[24],因此,俄国在北方与中国的毛皮贸易难以同英美在广州所进行的毛皮贸易竞争。
不仅如此,俄国开发俄属美洲以来虽然获取了大量的毛皮和海产品,但毛皮转化成食物和日用品却非常困难,当地生活用品严重不足,通过西伯利亚运来的生活用品成本高、耗时长。
所以,俄国迫切需要为其所属美洲开发海上通道以同中国在海路开展贸易活动。
俄国海军中尉克鲁逊什特恩(ИФКрузднштерн)1793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技术,1798年随英军在澳门待过半年,这使他对俄国与中国的海上贸易问题十分关注,甚至曾上书俄国沙皇保罗一世,建议组织环球旅行,满载商品经合恩角、太平洋前往阿拉斯加,卸下商品装上毛皮产品直接前往中国广州,卖出毛皮后装载中国商品,绕过非洲后返回俄国。
1803年,克鲁逊什特恩率“希望”和“涅瓦”号启程,开始了俄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环球旅行。
两船穿过大西洋,绕过南美洲南部的合恩角,进入太平洋,到达夏威夷后,分头前行。
克鲁逊什特恩带领的“希望”号于1805年11月20日(嘉庆十年九月三十日)到达澳门。
“涅瓦”号约两星期后到达黄埔港。
与克鲁逊什特恩相识的英商帮助他们找到了西成行黎颜裕做“保商”[25],并经十三行总商潘启官[26]从中协调,黎颜裕向粤海关监督延丰行贿7000西班牙币使其批准起卸货物并亲自到港量船课税。
最后,黎颜裕买下了船上的皮货,俄船得货金176605皮阿斯特(货币单位)[27],用此银通过黎颜裕购置了茶叶、瓷器、丝绸、南京棉布[28]。
时逢两广总督更迭,克鲁逊什特恩巧妙周旋,1806年2月9日,两俄船得命迅速起航,“涅瓦”号于1806年7月23日返回,“希望”号于1806年8月19日返回。
“希望”号船长克鲁逊什特恩和“涅瓦”号船长里相斯基都留下了关于广州的记录。
克鲁逊什特恩在回忆录中说广州是个巨大的贸易城市,在那里几乎可以看到全世界的人,并特别介绍了包括英国、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典、丹麦及美国人在广州的贸易状况。
他提到,同广州建立起贸易联系对俄国很有好处:
与广州贸易可以为俄国普通的居民提供廉价的茶叶,俄国普通居民如果饮用茶叶这种健康的饮料,就会减少饮用烈性酒;上中下等的茶叶进口到俄国都能有利可图,南京布、丝绸在俄国也是好卖又赚钱的商品。
克鲁逊什特恩为俄国在广州展开对华贸易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力陈俄国应该跟其他国家一样在广州开展贸易,否则经营俄属美洲的俄美公司就不可能繁荣。
“涅瓦”号船长里相斯基的回忆录详细记录了广州的综合信息[29]。
这次历险记般的在广州与中国的贸易,使广州对于俄国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了。
三、19世纪中期:
俄国对华海上贸易权的获得与俄中海路贸易
1858年签订的《中俄天津条约》第三条规定,中俄“两国旱路于从前所定边疆通商外,今准由海路之上海、宁波、福州府、厦门、广州府、台湾、琼州府等七处通商。
若别国再有在沿海增添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该条约还允许俄国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官,并规定了中俄海上贸易的其他规则。
俄国人向往在广州开展对华贸易,主要是想出售俄美公司在俄属美洲获得的大量毛皮和海产品。
1799年俄国政府所创立的“俄罗斯一美洲公司”是俄属美洲在俄国活动的主要主体,俄美公司商务代表曾在1804—1805年间随俄国首次环球旅行中的涅瓦号航行,也留下了关于广州的记录。
但到了19世纪40年代,由于毛皮资源的枯竭、中国对毛皮需求的下降,俄美公司己陷入了经济困境。
19世纪中叶,英国在全球各地的贸易发展迅速,俄属阿拉斯加及周边各岛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成为英国关注的目标之一。
法国在航海贸易中也注意到阿拉斯
加的毛皮资源。
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之间,形成了对俄属阿拉斯加资源的竞争。
与此同时,在欧洲,爆发了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1854年3月,英法对俄宣战,成为俄国的首要敌人。
在北美,英国、法国的捕鲸者和猎兽者在俄属阿拉斯加活动频繁,俄国政府由于距离太远,鞭长莫及,对其进行保护十分困难。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之后,俄英关系尖锐化,俄国政府担心英国会抢走俄国在北美的殖民地阿拉斯加,便接受了美国的建议,于1867年签署条约,将阿拉斯加和北美太平洋诸岛出售给美国。
在俄属阿拉斯加出卖后不久,俄美公司关闭,期望在广州展开贸易的俄国贸易主体不复存在。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大地降低了从中国运往俄国茶叶的费用(经海路的运输费用仅为原来经陆路的1/7—1/8),于是一些俄商放弃原本在汉口建立的茶叶工厂,南移至通商口岸福州,货物经苏伊士运河进入黑海,由敖德萨运往欧俄。
但是,1877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土耳其在英法等国的支持之下封锁了黑海的出海口,俄国的海上贸易受到扼制。
1879年,俄国与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签订条约,俄国的黑海出海口情况发生变化,对华海路贸易有了转机。
1880年,俄国志愿船队轮船公司的建立,成为解决俄国海路交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起初该公司船队在敖德萨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定期航行,数年后,开始定期前往广州和上海,往来运输茶叶和其他货物。
上海是重要的转运点,而广州的货物量显然大大地低于上海、福州等口岸。
后来,俄国在远东势力的加强、轮船技术的发展,以及在远东争取利益的欧洲列强之间,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列强与中国之间关系的变化,也使得俄国海外贸易不断扩大,天津、烟台、上海等口岸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广州对俄国来说反倒成了一块可有可无的“鸡肋”。
19世纪中期广州口岸对俄国的开放,并没能使俄国以此为基础开辟出对华贸易的新天地。
争取了一个多世纪才获得的《天津条约》规定的、可于包括广州在内的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官的权利,此时对于俄国来说似乎己无大的必要,直到条约签订后21年的光绪五年(1879年),俄国才开始设立驻广州领事,由师美德(G.M.Smith)担任,此后直到1911年,俄国驻广州领事大都由外国人兼任,如1901—1903年俄国分别邀请法国驻广州领事哈德安(C.Hardouin)、祁理恒(EGuillein)、杜理芳(A.Doire)兼任俄国驻广州领事,1907年,邀请德商博古摄维赤(A.V.Bohuszewiez)兼任俄国驻广州领事,1911年,由俄国驻香港领事柯庭真(VladimirvonOettingen)兼任。
俄国费尽心机争取了一百多年才获得的广州海上贸易权,得到之后却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靳会新)
[作者简介]柳若梅,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1]Николай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Дипломадическоесобраниедел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икитайскимгосудрствами(1619-1792г).Казан,1882.中译本见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页。
[2]ФехнерМВТорговляРусскогогосударствбсострамиВостокавⅩⅦвекеМ,1956.C75-76.
[3]关于中俄早期贸易,详见宿丰林:
《早期中俄关系史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ДолговСоведомостиоитайскокземлеиглубокойИии,C116.1899.(戈杜诺大写的这部书经多尔戈夫整理于1899年出版后始受关注)。
[5]苏联科学院远东所等编: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l卷,第1册,第228页。
[6]苏联科学院远东所等编: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2册,第275页。
[7]在程绍刚译注的《荷兰人在福尔摩莎》(台北联经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页)一书中也提到,荷兰人“到京前四个月,由100人组成的莫斯科使团浩浩荡荡地赶到北京,也还没有受到接见”,“因为莫斯科的使节执意不在藏有皇帝和这个国家实物的宫殿前屈身行礼,而且坚持要把他们的书信当面交给皇帝,结果一无所获,被赶出京城”(见该书第487488页)。
[8][俄]尼古拉·班蒂什一卡缅斯基: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第34页。
[9]苏联科学院远东所等编: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1册,第516页。
[10][罗马尼亚]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
《中国漫记》,蒋本良、柳凤运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
原书完稿于1677年,书名为《天下第一洲——亚细亚洲,位于此洲的中华帝国及其各省市》该书稿自从上交俄国外务委员会后便被当做国家机密束之高阁,直到1910年才在俄国喀山公开出版。
不过,目前在俄罗斯的档案馆中保存了17世纪和18世纪留下的该书的抄本四十多种,说明了当时俄国社会对中国的兴趣。
[11][罗马尼亚])ga-&·斯帕塔鲁·米列斯库:
《中国漫记》,193~194页。
[12]原文如此。
《中国漫记》第49章有关注解对此曾有解释。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在其著作中称,士兵的数目不统计在内。
[13][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第4页。
[14]同上。
[15][俄]尼古拉·班蒂什一卡缅斯基: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第479页。
[16]此间派往中国的使团有三,即抵京时间分别为1656年的巴伊科夫使团、1670年尼布楚军政长官阿尔申派出的米洛瓦诺夫使团和1676年的斯帕法里使团。
[17]何秋涛:
《朔方备乘》,畿辅通志局清光绪三(1877年)版第37卷。
[18]关于中俄早期贸易情况,参见宿丰林《早期中俄关系史研究》,第116~133页。
[19][法)加斯东·加恩:
《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3页。
[20]同上,第305页。
[21][英]赫德逊:
《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96页。
[22]蔡鸿生主编:
《广州与海洋文明》,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246页。
[23]ПасецкийВИИванФедоровичКрузештернМНаука1974.C.17
[24]БеспрозванныхЕЛПрамурьевсистемерусскокитайких
отношеикⅩⅧ—серединаⅩⅨB..M·,наука1983.C.128.
[25]Крузенште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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