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官杨维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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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官杨维骏

1.好官杨维骏

1.1.一位有良心的好官——杨维骏

12月17日，89岁高龄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用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其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

此举受到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一位处长的责怪。

杨维骏自称，因自己多次递交群众的信访材料，有人托人转告再瞎管闲事，小心灭口。

现在社会想这样的官员已经很少了，少得几乎是绝迹了。

建国初在毛主席的果断措施下，像这样的官员还是比较多的，作风也比较严谨，那时的官几乎是与人民打成一片。

但是现在像这样的好官几乎是没有了，有的话也是凤毛翎角，没有人会知道，在一个随大流的社会，当不作为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时，当堕落腐化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时，那没就算你的政绩做得再好，再得民心，你也没有出头之日，别人也就不知道，好的事迹不能得到大范围的推广。

大凡有个性的官员、有思想、有作为的官员都是为人民着想、为人民谋幸福，不想与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这就直接导致了那些真正的好官员基本上是不出名的，除非有良心的媒体人或媒体去追踪报道，而且他们在事业的过程中处处碰壁，因为这些人的出现会破坏或损害那些人的既得利益，甚至还会使他们有牢狱之灾，因此好的官员、真正的官员都是得民心，但是在官场上都是处处受气，他们可以为民众谋取幸福，但是却看不惯某些官员的作风，这遭到贬谪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这位89岁的老人在农民上访了几百次后还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不禁毅然决定出马，替他们讨还公道。

有人问他做着公车去上访，是不是有太招摇了，老人的回答是：

我的车是政府配的，也就是人民的，拿车来为人民做事是在正常不过了，难不成只拿它来游山玩水，到处旅游？

老人的行动很好的像我们传到了这样的一个思想，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思想，这种思想与理念不光是靠说的，而是靠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在问及老人时，目前有那么多的上方强拆事件，你能够管得过来吗？

老人表示现在只能拼自己有限的能力，能帮一件是一件，目前导致这种状况主要的还是体制问题，对此老人也只能是摇头叹气。

“体制”这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老得我们都不想去说了，但是没有办法，制度是这样，你不能去改变什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去做好自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周围的人，期望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为这位老爷爷的行动感到自豪，我尊他是新世纪里最可爱可敬的人，也正是有了这些人，社会才残存仅有的一丝温暖，星星之火，可以以燎原，愿这希望之火可以永远传递下去。

我想这不仅是我们所有人的心愿，也是老人的心愿。

1.2.白恩培举报者杨维骏——叫板省委书记的党外高官

“以一人之力”将白恩培拉下马的说法或许夸大了，但退休省部级官员敢于实名举报，仍属官场异数。

“世道变了，是非颠倒了，干好事反而变成奇怪的了。

”

一位维权者来电说，自己那事儿要走法院解决。

老人提高嗓门冲着话筒说：

“只有一条路，给中纪委写信举报。

”他更相信纪委，而不是法院。

这几天的昆明，阳光很好，吹着微风。

92岁的杨维骏坐在朝南的会客室里，不时接各地的来电。

有农民请他帮忙维权，还有些是老友的道贺。

2014年8月29日，中纪委发布消息，白恩培落马。

在大同小异的报道里，这位云南省政协前副主席成了“凭借一己之力拉下大贪官”的斗士。

而老人只是淡淡地表示乐观其成，“这才开始”。

在过去几年里，杨维骏一直坚持实名举报当地官场的各种贪腐和官僚问题，2010年他因带着农民上访事件扬名，2013年又因一封在网上实名举报白恩培的信件再度引起舆论关注。

多位云南老干部谈及杨维骏，尽是溢美之词：

执著，有勇气，“身上有革命年代过来的老干部的硬朗、直接的风格”。

还有人说他像“举着长矛的堂吉诃德”。

“我就是一个异类，常常不合时宜。

”这位“曾与蒋介石斗争到底”的老革命说，“现在这个世道完全变了，是非观念颠倒了，好像是干不好的事才是正常的，干好事反而变成奇怪的了。

”

客厅沙发后面的白墙上，挂着杨维骏自己写的诗：

“冬去春来往又还，沉浮世上哪能完。

人生百岁如弹指，轻看浊流心自恬。

”

“反正我有机会就提意见”

杨维骏和白恩培没共事过。

2001年10月，55岁的白恩培从青海省委书记转任云南时，杨维骏已经离休快3年。

不过，新省委书记甫一上任，就被这位退休老干部紧追不舍。

二人第一次见面，是这年的省委老干部座谈会上，白恩培到任没几天。

杨维骏给白恩培提了一些有关城市发展的意见，但几次三番，没有得到回应。

后来，在云南省“两会”上，杨维骏又追问白恩培“是否有下文”，也没得到明确答复，几次下来，杨维骏“就不问了”。

“我知道他是敷衍我，就这样了。

”此后，杨维骏对白恩培的印象就“不太好了”。

白恩培履新后的重要决策之一，是提出昆明市“一湖四片”的城市开发，围绕滇池造城，打造大昆明，“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

”当时中央提出“又好又快发展”，“好”字优先，但白恩培的态度，是“快”字优先。

很多专家和老干部不免担心，太快会出问题。

杨维骏是其中态度鲜明的反对者之一。

为了尽快推进落实，白恩培召开了省委省政府联席办公会议，又让昆明市规划局召开了一个专家听证会，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

杨维骏不服，觉得听证会上请的专家结构有问题，缺少真正持反对意见者。

他去找时任省政协主席：

“政协是民主监督，是不是开个会？

”政协主席随后召集昆明市规划局来汇报情况，但杨维骏还是觉得，这是在敷衍他，“避免政协跟省委唱对台戏”。

不过经此一事，杨维骏得到了省委有关领导的主动关注。

一位新上任省领导就曾带着秘书前往他家探望。

他们聊了大概20分钟。

“我还想找4个专家，请你安排半天时间，咱们好好深入探讨一下。

”杨维骏说。

领导点头记下，同行的工作人员说，“我们领导最爱听取不同的意见。

”

快到中秋节，这位领导让人送来两盒月饼。

杨维骏有些失望，他等到的就是这个结果——“两盒月饼”。

白恩培在云南当了近十年省委书记。

杨维骏说，后来老干部座谈会缩小到党内召开，作为党外人士，他就被排除在外了。

不过，只要有机会，他就不放过。

2008年之后，因为接到群众反映的拆迁纠纷问题，杨维骏写成材料，带到了2009年的新年团拜会上。

他原本想当面交给白恩培。

但到了现场后，担心单独递交起不到效果，就趁对方上台讲话之际，将材料分发给与白恩培同坐主桌的省委常委，人手一份。

这一招后来见效了，但有人对杨维骏说，白书记很不高兴。

还是2009年，杨维骏又接到一个线索，省内的兰坪铅锌矿被四川老板刘汉以10亿人民币控制了近六成股权。

而据他了解，这是亚洲最大的铅锌矿，曾被估值价值5000亿人民币。

“这不是贱卖嘛！

”杨维骏又坐不住了，他将问题整理成材料，并指出可能跟白恩培有关，交给了彼时正在云南进行巡视的中央纪委、中组部第二巡视组负责人。

杨维骏在云南官场“红了”，一些老干部称赞他勇敢，也有人劝他注意安全。

曾担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义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我曾不止一次劝他，有些事情，不要管了，不要太累了。

”

有一次杨维骏到王义明家做客，杨维骏的夫人也曾私下里跟王义明说：

“我劝他不听，你再找时间劝劝吧。

”王义明再劝，杨维骏却回道：

“你才是息事宁人。

”

杨维骏知道，铅锌矿一事的解决，不在一朝一夕。

而他强烈反对的造城运动，正轰轰烈烈进行着。

昆明市还提出了“全域城镇化”的新思路。

到了2011年8月3日，“历时4年之久上百人参与”的《滇中城市群规划（2009-2030）》正式发布。

昆明将加快构建以“一湖四片”、“一主四辅”为骨架的区域性国际城市新格局。

杨维骏看到这些，就跑到市委老干部局的一个会议上说：

“大昆明是错误的，区域城镇化更错误。

”主持会议的一位负责人说：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

杨维骏也习惯了：

“反正我有机会就提意见。

”

“只剩下他一人，继续举着长矛，冲向风车”

1922年出生在昆明的杨维骏，在家排行第五。

父亲是滇中名将杨蓁，同盟会成员，曾担任孙中山大本营高级参谋等职。

杨维骏三岁时，父亲被人杀害。

少年杨维骏被家人送到上海读书。

他自言在家仇国恨中长大，从小性格比较直，敢于批评。

因为参与成功策动了军阀卢汉起义，1949年后，杨维骏仕途平坦，一度担任省政协副秘书长，直到1959年因拒绝揭发曾共事过的“右派”社会学家费孝通，自己也被打成右派。

后来在费孝通帮助下，摘了右派帽子的杨维骏重新恢复了统战部副秘书长职务，并出任省政协副主席。

“我很高兴，过去提多少建议，人微言轻，得不到理睬，现在在这个位置上提出建议，至少总会得到答复吧！

”

此外，他还当选了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3年至1988年）。

不过，好景不长。

一次，在参加云南省组织的全国人大代表视察中，他们接到某金银首饰厂经理的举报：

一个女港商以次充好，将不合使用的旧机器设备高价引进给该厂，有关部门层层开绿灯，这位经理抵制，竟被上级主管部门以不称职为由撤职，而女港商从中捞了一大笔。

杨维骏等人经过调查，掌握了确凿证据，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调查。

他没想到的是，这得罪了省里某位领导，案子则不了了之。

在下届出席全国人大的云南代表中，许多代表继续留任，杨维骏落选。

他认为受了此事影响。

当时改革开放伊始，许多政府机关竞相办公司，中央作出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

云南省成立了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

省长任组长，省政协也需要有人出任副组长，时任省政协主席刘树生推荐了杨维骏。

在清理整顿公司工作中，杨维骏结识了一些“党性强、刚正不阿的党员”，比如时任云南省纪委副书记罗运通、昆明市检察院检察长丁允中、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仁信等。

杨维骏在自传中提及了他的这些官场知己。

丁允中在当地以执法铁面无私著称。

在华宁县任公安局长时，县委书记的女婿涉嫌贪污，依法应逮捕法办。

但这位官家女婿当时住在省委大院岳父的家中。

省检察院领导叮嘱丁允中：

“你可不能去书记家中抓人啊！

”

丁说：

“我有办法。

”

他派人守在省委大院门口。

这位女婿一走出大院，就被抓了个正着。

正在外地的县委书记打电话问：

为什么抓人？

丁允中说：

“有确凿证据，是依法逮捕。

”

后来丁允中退休时，杨维骏送了一首诗给他：

“为正纪纲心力焦，威权门下不弯腰。

君虽告老心难静，伏案犹挥正纪刀。

”

杨维骏敬佩的同僚还有徐仁信。

有一次，昆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议某事，时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仁信认为不符合人大组织法，提出反对。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称，此事经过了省人大同意。

徐仁信又去了省人大，和一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争论起来。

事后，那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

徐仁信这人好拗！

徐仁信同样是解放前的老革命，退休时只是厅级干部。

杨维骏写了一首诗相赠：

“利禄功名尽可扔，是非曲直必分清。

任凭常有笑君拗，偏作权奸眼里钉。

”

南方周末记者向两位云南省老干部求证，得知这些官场轶事“确实属实”。

如今丁允中和徐仁信，也都近90岁。

杨维骏期望南方周末记者去找他们聊聊，但他们的衰老远比他想象的更快，耳聋。

徐仁信的女儿已经60岁，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只剩下他（杨维骏）一人，继续举着长矛，冲向风车。

”她说，父亲虽然时有老年痴呆的表现，但有时提到杨维骏，还是会说：

“佩服。

”

1993年杨维骏退出政协副主席一职，1998年又从民盟相关岗位上离休。

此时，在美国留学并就业的儿子，来信要杨维骏夫妇去美国探亲。

这趟探亲之旅变成了工作考察。

杨维骏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写了六万字的《美国社会动态侧记》。

他在观察美国社会的同时，思考着国内的问题。

比如，他提到，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普遍遵守商业信用，说谎被认为是很不光彩的事。

但联想到国内，“官场上，假产值，假成绩，假报表，假统计比比皆是；有些人口头上马列主义，一肚子封建主义。

讲真话的人不是没有，可往往遭排挤打击”。

南方周末记者问，离休之后，还跟官场的人有交往吗？

杨维骏说，有时省委老干部局组织老干部，去调查、参观，在一起也很少谈政治，就是旅游观光。

这天，一位画家找到杨维骏，自称很敬佩他，想为其画一幅画作：

“杨老你属相是什么？

”杨维骏笑着说：

“属狗。

”

“只有给中纪委写信一条路”

87岁的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马鸣庵曾在省政府办公厅工作过，对杨维骏很佩服。

在他看来，其他老干部一旦离休，大多安于现状，做个老好人，而杨维骏依旧像个“刺头”，坚持帮人维权和举报。

其中，2010年12月的“公车上书”事件，将杨维骏推向了舆论高潮。

那一次，他开车带着12个上访的失地农民，去省政协上访，一间一间办公室去敲门，却一个人都找不到，“明显都在躲”。

后来，省政协一名处长找到杨维骏说，你开着政府配车带农民上访，不太合适，杨维骏反问：

“难道政府配车只能用于游山玩水，不能为民请命？

”

事后，杨维骏感到现实中维权太难，开始学着开博客，将举报信发上网，以获得关注。

他给自己的博客取名为“直言”。

那次“公车上书”，杨维骏曾打算请马鸣庵一起前往，因为此前他看过马写的一些有关时局的观感，“尖锐，深入，是一路人”。

马鸣庵没有去，“我觉得他搞不出什么名堂来。

”

2012年，昆明下辖的晋宁县广济村等13个村委会因为征地问题的维权画面在网上流传，2013年，更曾有过一次村民“万人集会”。

村民代表王春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3年3月，杨维骏主动打电话声援，并告诉他们，要依法依规维权。

此后每次联系，杨维骏会将他获得的最新的政策法规告诉这些农民。

后来杨维骏亲自参加了农民们的一次集会。

据媒体公开报道，时任晋宁县委书记一早来到杨维骏家，希望他不要去，但杨维骏反驳，“作为公民，我为什么不能参加？

”

最终，县委书记的态度从劝阻变为“多去指导”。

杨维骏要从家中赶往约30公里外的广济村时，被告知“不能送他”，政协给他配的公务车只能在昆明市区跑，不得出城。

不过杨维骏最后还是设法从友人处借得一辆车赶到了会场。

省部级老干部的到场，让农民们士气大振。

后来，村民带了些农副产品上门拜访，杨维骏坚决不收，称这是共产党的作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这样略显古板的语言，让王春云等人十分佩服。

“这个人就是耿直，不圆滑。

”马鸣庵说，但他一直不看好杨维骏的举报和维权。

“我说你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你电话有监听，有人跟踪，要小心。

他说，我怕什么。

”

佩服杨维骏者，不一定支持他的一些观点和做法。

比如，他更相信纪委，而不是法院。

9月1日，杨维骏在家中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第二次采访时，电话仍不断打进来，又是上访户。

一位维权者来电说，自己的事要由法院解决，被杨维骏认为太天真。

老人提高嗓门冲着话筒说：

“只有通过举报给中纪委写信一条路。

你那样做，我们就不是一路人了。

再见。

”

放下电话，他一脸愠怒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他曾是农民的总代表，到北京去，我领他到中纪委去告。

现在肯定有收买他了，他就骗农民通过法院来解决，我早就说，通过法院来解决是不可能的。

”在他看来，法院骨子里还是会袒护同级政府。

杨维骏本人也曾将举报白恩培的公开信寄给中纪委和王岐山书记。

他后来还将举报信转交给媒体记者，在记者的博客发表出来后，一时引起各方关注。

在这封信里，杨维骏指出云南有六大案件，而曾经的省委书记白恩培不能逃脱干系。

2014年6月，《财经》杂志报道了“六大案件之一”的兰坪铅锌矿案，举报人杨维骏再次得到关注，并被很多人视为他本人获得最大的一次舆论胜利。

“杨老是反腐斗士，可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义明认为，说白恩培被杨维骏以一人之力拉下马不尽客观，中央巡视组前后来过多次，应该听取了不少人的意见，另外如果没有目前的反腐大形势，情况可能也会不一样。

王义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杨维骏每天很早起床，坚持游泳，有毅力，这一点，他也用在了反腐败上。

白恩培落马后，找杨维骏维权的甚至包括了官员。

一位曾在云南省政府办公厅任职的处级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3年云南省“两会”期间，一封署名为“倒白委员会”公开信流传，因为是用省政府办公厅的信笺写的，于是他被怀疑是执笔人，后来他被追查在担任某县县委书记时受贿18万元而被判刑入狱。

如今处于假释期。

这位官员称，所谓“倒白委员会”和受贿案都是莫须有的。

“现在白恩培倒了，我想该是时候为自己申冤了。

”他想求助于杨维骏盛名。

杨维骏对传闻中的“倒白委员会”一事也很气愤，但他说需要搜集证据。

他建议，你最好还是写信给中纪委。